本辑内容仍然丰富，朱佳木在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口述史学的重要性；何兆武和李小江的文章分别谈到口述历史的人民性和个性化的特点；何方讲述了张闻天建国之初开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事业的故事；梁培宽回顾了乃父梁漱溟先生的人生追求和毕生探索中国问题的经历；《启功先生访谈》则记录了启先生临终前对民国时期北京画学会的回忆，是极难得的历史记录。

给“口述历史”定性定位，最好的名称就是借用我国传统的史学典籍的一种称谓：《实录》。“口述历史”只应该严格地规定为对于当事人(亦即口述者)亲历而非传闻的如实记录——实事实说。真实性，是“口述历史”的灵魂。本书记录了以20世纪这一百年革命当中一些老同志亲历亲为的史事，这些珍贵记忆作为了现在要作的“口述历史”的主题。

编者的话

卷首语谈口述历史

评议与思考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

——在“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

开幕式上的讲话

历史中“人”在哪里

——关于“口述历史”的跨文化对话

名流青史

梁漱溟：执著探求人生问题和中国

问题的思想家

周有光访谈录

归去来兮

——东北抗日义勇军老战士谷梦麟访谈

逝者留声

启功访谈

——民国时期北京画学研究会及

北京传统画坛情况

赤安(三边)事变

沉浮跌宕爱同一生

——我的父亲包尔汉传奇人生的一些经历

苏尤木乌依古尔·沙依然口述

长卷先睹

上海市委平反王申酉冤案的前前后后

跟随张闻天在驻苏联使馆工作

百姓沧桑

胰岛素研究：1966

“勤行”的手艺

一位老神父的自述

钻石婚

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知道他的下落

——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之一

俞秀松夫人访谈录

西南联大琐忆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

我非常高兴能参加“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非常高兴能和史学界的同仁们一起探讨口述史这门当今备受学术界关注的学问。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论坛的东道主扬州大学表示衷心感谢，向扬州大学的师生们致以良好祝愿!

十多年前，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时，为了撰写老一代革命家的年谱，曾经拿着录音机，采访过一些知情的老同志，整理过访谈笔记，有的还经被访谈人审阅后发表过。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从事口述史工作；即使后来知道了口述史是一门新兴学科，但究竟什么是口述史，自己仍然不甚了了。只是因为这次应邀来参加口述史论坛，临时抱佛脚，现找了一些有关的书和文章学习，这才对口述史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

究竟什么是口述史呢?据我所知，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我认为，从广义讲，所谓口述史应当是指历史工作者利用人们对往事的口头回忆而写成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有着悠久口述史传统的国家。孔子著《春秋》，就运用口头传说追述了唐、尧、虞、舜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大量引用口述史料，从而使笔下的秦始皇、荆轲、陈胜、刘邦、项羽、韩信等等人物显得栩栩如生。但是，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之上的，而传统口述史的致命弱点恰恰是，或者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述某种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的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的科学性。因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人类发明了录音机，以后又发明了录像机时，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历史工作者利用现代声像技术手段访问历史口述者以保证口述史料不失真的方法。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史，正是这种由史学工作者与口述者合作的建立在录音、录像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口述史。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口述史学，也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无疑，这个意义上的口述史和口述史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与国际史学界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合作的不断深入，和录音、录像设备的日益普及，现代口述史也逐步发展起来，并有不少成果相继问世。例如，扬州大学立足本地，开展了有关辛亥革命和扬州人物的口述史实践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和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也在对近现代国共两党人物和思想文化界名人，以及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问题的研究中，进行了口述史的有益尝试。但从整体上看，我们无论在口述史实践还是口述史学科建设方面，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因此，由史学界召开这个口述史的高级论坛。回顾和展望中国大陆的口述史工作，交流近年来口述史工作的经验，研究口述史的学科分类和学科建设问题，讨论并设法制定口述史的工作规范、标准和原则，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我国的口述史发展及其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口述史是建立在口述基础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为了保证口述本身的真实性，口述者的口述无论是以人物，还是以事件，还是以专题为中心，都应当是他的亲历、亲见、亲闻，就是说，应当是“活史料”。显然，这一要求在古代史研究领域是无法做到的；就是在近代史研究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难以满足。相比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以及地方志当代部分的编修，恰恰是最适宜运用口述史方法的领域；同时，历史研究和地方志编修中的当代部分，也是口述史最能大显身手的时段。因此，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地方史研究。以及地方志编修的学者，应当高度重视口述史工作，并和口述史学的研究者密切合作，共同推动口述史学科的发展。

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一种成果形式，也是一种新的理念。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这种新的史学理念，特别适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大家知道，国史研究是从中共党史研究中分离出来的，国史研究离不开党史研究。但是，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无论在研究范围上，还是在研究重点、角度上都有很大不同。国史不仅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参政党的关系史，而且要研究其他参政党本身的历史；不仅要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而且要研究国家政权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教育史、军事史、民族史、宗教史、社会史、体育史、卫生史、灾害史等等，甚至还要研究民间风俗、服饰、饮食、居住、交通等百姓日常生活变化的历史：不仅要研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策过程，而且要研究各级政府是如何组织实施这些决策的，各族人民又是如何在这些决策的指导和影响下从事各自工作的。国史研究的这些特点使它相对党史研究来说，更加需要通过开展口述史来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活跃自己的研究思路，并弥补史料之不足，丰富写作之内容。

任何一门学科，只要它是科学的，就必须有自己的学术规范。现代口述史作为历史科学的分支学科，自然也有它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学术规范。例如，口述史工作计划的形成，访谈者与访谈对象契约的签订，访谈前的研究准备，访谈中的录音、录像技术要求，访谈后的记录整理补充，口述档案的存放、保管，口述史成果的发表形式，以及著作权的归属等等，都需要有一套为学术界公认的规则。这方面，是不分中国和外国，也不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大半个世纪中形成的口述史工作的有益经验，我们可以也应当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们同时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我国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自己优秀的治史、修史经验，在口述史的学科建设过程中，我们也要充分吸收和利用这笔丰富的民族遗产。另外，口述史既然属于史学范畴，它就和其他史学分支学科一样，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由于口述史主要适用于当代史研究，因此，它与现实的距离较近，政治性也更强一些。我们在开展口述史工作和进行口述史学科建设时，更要注意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始终站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要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遵守党中央有关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的决议、决定。文字史有文字史的缺陷，口述史也有口述史的缺陷。我们无疑应当重视口述史，但也应当防止不恰当地夸大口述史的可信性和作用的偏向。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学术性和政治性的统一，牢牢把握正确的学术方向，努力使口述史工作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口述史工作和口述史的学科建设就一定会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就一定会拥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同志们，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时间虽然比较晚，但它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十分重视对口述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并陆续发表和出版过一些口述史的成果。我们为能和在座的史学界朋友们结识，共同研讨口述史的学科建设而深感荣幸。我们非常愿意在今后和诸位继续就有关口述史学的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而不懈努力。

最后。预祝论坛获得圆满成功，祝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身体健康，事业有成!P3-7

历史是指人类过去所发生过的全部活动，所以它理应是包罗万象的。故而一部翔实而完整的历史著作，也应该是包罗万象的。但这一点在事实上却又难以做到。重构过去的全部，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像是画家那样，即怎样以他的画笔表现出自然界所呈现在他面前那片良辰美景的精髓。不过这里面更多地却是他本人的创作和他个人的领会。

人们通常所谓的历史往往是指写了出来的历史著作，人们的历史认识是从历史书里得出来的。但是书并不等于就是历史本身。它并不能就使读者了解历史本身究竟是怎么回事。历史事实被翻译成了文字，而文字总是由人想出来并写出来的，它并不等于历史事实本身。这里既有作者构思的局限性，也有读者解构的局限性。凡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件，读到别人的文字表述，总会感到不可能与自己的亲身的感受完全吻合。

尤其应该注意到：历史书总是由胜利者一方所写的。如果是由失败者的一方来写的话，那必然会大有不同。一个历史学家总会有其局限性，所以总不可能了解历史真相的全貌。他的理解和表述总不免受到他个人的种种局限性的制约。所以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文学要比史学更为真实，因为文学更能揭示并表现人生的真实。历史学家刘知几就认为应该由私人而不应由官方来修史。官方修史是为了美化官方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主持修史的学者既然是官方的代表，所写出来的也必定是官样文章，其目的并不是要使人认识事情的真相，而是要人们认同官方统治的伟大、光荣与正确。这就是读野史要比读正史更能使人窥见历史真相的原因，也是野史价值之所在。

野史既是个人自己亲身的见闻，其可信度自然要超过冠冕堂皇的官方说教。野史或出自当事人亲自的手笔，或则是别人访谈的记录，后者即是口述历史。口述历史往往比当事人的回忆记录更有价值。其所以可能如此，就取决于访谈者本人的水平。法拉奇(Fallaci)女士是一位当今极负盛名的意大利女记者，她最当行出色的本领就是擅长提一些涉及要害的问题，使受访人无从回避。她访问邓小平时，就问：开会时，你是总坐得离毛泽东远远的，是吗?邓小平答道：是的。她接着问：为什么?邓小平答道：我不喜欢他那家长制的作风。试想：如果是邓小平写自己的回忆录，他或许就不会提到这一点了。正是由于访问者的另一个角度，所以有时口述历史的价值或许更高于自传。

二战以后不久，就出版了许多当事人的自述，也包括有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日记和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长齐亚诺的日记。其目的当然不是刻意要宣传法西斯主义，而是要为历史保留下来原始材料。当事人的说辞必然有其多方面的重大局限。首先，他不可能公正地看到当时的全貌，所以必然是片面的、零碎的。其次，当事人必然要受到自己认识的局限和思想与感情的支配，所以就不可能完全正确乃至完全不正确。第三，为了美化自己或推卸责任，总会有某些隐瞒或歪曲、粉饰或维护，故而免不了说假话。即是如此，这却仍然不失其为第一手资料。因为在某个问题上，他为什么要说假话，这个假话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这些本身就都是第一手的资料。那和官方史家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而编造或歪曲史实，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口述历史既然是当事人的口述，所以总归不失其原始史料的价值。

历史是亿万人的共业，不是伟人个人的记功碑，而更应该是芸芸众生的生活与思想的记录。一切正史都只着眼于伟大人物的伟大事迹；一切正史都只着眼于少数人的丰功伟绩，而忽视了作为历史主人的亿万人民的真实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口述历史的对象不单是伟人，而且有平凡的草民百姓，这使读者更能贴近并领会活生生的历史及其活生生的社会内容。了解芸芸众生的苦难与欢欣，才可能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历史绝非仅限于伟大的帝王们的神功圣德的记功碑和颂圣诗而已。

上世纪多年来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教授一系列口述历史著作的问世，大大有助于开拓口述历史这片广阔的新天地。他对胡适、顾维钧、李宗仁等人一系列的口述历史，不但使读者有恍如直面其人的感受，而且充分反映了记者本人的亲身感受及看法，使读者多了一个参照系，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为一般历史著作所看不到的，从而有助于读者开拓新思路和新视界。近年来我国也陆续出版了不少口述史，但显得支离零散，缺乏完整的、系统的构想。即如对“文革”，目前在校的青年学生已茫然无知，更没有任何亲身的感受；即使听人讲起来，也仿佛有点像是在听天方夜谭，难以相信世界上还居然真有过那样的事。不过，对于年龄大的过来人而言，则今天所见之于文献记录的，还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我们今天可以花费若干亿的人民币来修一部清史，是不是也可以、或者应该以相应的投入来搜集(且不谈编纂1当代史的资料呢?其“文革”距今已三四十年了。再过三四十年，恐怕没有可能再有什么亲身经历的人了。二手、三手的传闻，总不如第一手的资料翔实可靠。为什么不去及时抢救，眼看着文物的消亡呢?

每个人都有其亲身经历的历史，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留下来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感谢当今科技的进步，我们今天已经有条件能够更方便地进行口述历史的工作了。谨祝能有更多、更好、更真实的口述历史来取代以往某些存在歪曲与伪造的历史著作，还历史以其真正的面目。真实能给我们以智慧，以免重蹈过去的愚蠢、无知的覆辙，这应该是我们所期于今天的史学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