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需。这套“人文译丛”收入西方极具价值各种译著，主要有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基督精神与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等，其中有译有评，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本书是丛书之一，阐述了现代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如商品化与降商品化、计划与行政理性、福利开支与财政危机、合法性与效率、自由民主内容与形式的分离等。

本书从分析危机、矛盾、效率和福利国家等概念的涵义入手，围绕着“资本主义不能没有福利国家，但资本主义又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的核心为观点，深刻地阐述了现代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如商品化与降商品化、计划与行政理性、福利开支与财政危机、合法性与效率、自由民主内容与形式的分离等。

中译者序言

第一章 现代福利国家的矛盾

第二章 国家理论论纲

第三章 自由民主内容与形式的分离

第四章 危机管理的危机：政治危机理论的要素

第五章 “不可能管理性”：保守危机理论的复兴

第六章 社会政策与国家理论

第七章 合法性与效率

第八章 政治文化与社会民主党的管理

第九章 竞争性政党民主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

第十章 消费政策中的替代性战略

第十一章 欧洲社会主义与国家的作用

第十二章 福利国家与社会主义未来的反思

译名对照表

二战以来，福利国家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主要和平原则。这一原则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组成：首先，风险是市场社会的典型特征，公民将遭受风险之苦并由此产生特定需要，而国家则负有为他们提供援助和支持(不管是用钱还是用物)的明确义务，并且这种援助是作为公民的合法权利而提供的。其次，福利国家建立在正式承认工会作用的基础上，包括集体谈判和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的作用。福利国家这些结构性要素被认为具有限制和减少阶级冲突、平衡不对称的劳资权力，并因而超越毁灭性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它们是前福利国家，或者说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最为典型的特征)的作用。总而言之，在战后时期，福利国家作为社会矛盾的政治解决方式受到广泛的赞誉。

直到最近，不论是发达福利国家(如英国、瑞典)的政治精英，还是尚未形成这一原则的国家的政治精英，他们的思想似乎都完全聚焦在福利国家上。对后者来说，如美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不是福利国家是否合乎需要的疑问，也不是其功能是否必不可少的问题，而是建立福利国家的速度和方式问题。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种情况都还一直如此，很少例外。然而，以此为转折点，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和平原则本身被作为怀疑的目标、批判的对象和政治斗争的核心了，这种一度得到最广泛接受的问题解决机制，现在自身变得有问题了。无论如何，对福利国家及其未来的那种无可置疑的信心现在都已迅速消失。我将以这些怀疑和批判作为我们论述的开端，以对下列事实的观察作为起点：在战后的欧洲社会，那种几乎得到普遍接受的、用来创造和平与和谐的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却成为新的矛盾和政治分裂的源泉。

从历史的角度看，福利国家是一系列因素综合的结果，这些因素的构成随着国家的不同而不同。社会民主党的改革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启发了保守的政治、经济精英，而大型工业工会则是一些最强大的力量，它们争取越来越广泛的强制保险计划、劳动保护立法、最低工资、健康和教育条件的改善、国家住房补贴，以及承认工会是劳动者政治和经济的合法代表等。在西方社会，上述方面在激烈社会冲突和危机的条件下经常加速发展，尤其当处于战争或战后的条件下。通常，这些在战争或战后阶段所赢得的成就都会继续维持下去，而且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会通过对它们的改革而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福利国家远不是强加于经济系统上的一个沉重负担，而是一个内在的经济、政治稳定器，通过它，可以重新唤起经济发展的动力，并防止经济急剧衰退。因此，一系列完全相异的目标，包括从俾斯麦(Bismarck)为抵制工人阶级运动而采取的强制收购措施，到魏玛(weinar)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社会主义改革，从战争期间的社会政治联合、国防经济，到商业的稳定，等等，都被整合进同一套制度，构成今天的福利国家。正是这一制度所具有的多功能性质，所具有的能够同时服务于许多彼此冲突的目标和战略的能力，使得福利国家的政治安排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使各种彼此冲突的力量结成广泛的联盟。但情况也表明，尽管这些彼此冲突的力量创造和维持了福利国家，但它们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并不能永远相处下去。今天，福利国家已越来越受到攻击。阶级妥协的机制自身已成为阶级冲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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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1940年3月16日出生于德国柏林，1965—1969年，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并于1968年以《成功原则与产业劳动》的论文获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来曾任比勒费尔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现为柏林洪堡大学政治社会学和社会政策专业教授。同时，他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学院、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等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奥菲是一位并不为许多人所熟悉的思想家，目前国内有关奥菲的资料和论文也并不多见。然而，国内对他个人的相对忽视并不代表其思想价值上的无足轻重，在当代英美的学术界，他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他被誉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成员，曾师从当代著名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他对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矛盾所做的洞幽烛微式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曾启发了哈贝马斯、吉登斯等当代西方学术巨擘。吉登斯在评价奥菲时说道：“为了说明有关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矛盾的一些相关思考，我们可以参考奥菲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已经产生了大量富有启发性的经验研究。”(参阅《社会的构成》第449页)

本文集的大部分论文写于上世纪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福利国家遭到普遍怀疑和激烈批判的时候。尽管这些论文距离现在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但是，它们围绕着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共生和张力关系，深层次、多角度地解构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积重难返的矛盾。从这些论文所反映的内容上看，可以说，它们一点也没有过时。从总体上看，这些论文主要是围绕着下述核心论点来展开其论述的：“尽管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然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参阅本书第一章)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以普遍交换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却存在着一种累进性“自我瘫痪”(self-paralyzing)的倾向，表现在垄断、贫富分化和经济危机等方面，这些倾向既使劳动者日益脱离了市场交换关系(失业)，也使越来越大部分的资本从市场关系中撤出(找不到投资渠道)。这种自我瘫痪的性质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本身得到克服，而且越来越危及到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为了维持普遍交换关系的存在，维护资本主义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政府(本书在术语上称作“政治一行政子系统”)就不能再停留在“守夜人”的角色上，而必须积极采取措施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所具有的这种自我破坏性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福利国家的全面建立意味着政府功能的全面扩张，福利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行调节。例如，通过教育、培训等措施来提高劳动者的市场销售能力，通过无所不包的福利措施使劳动者免受市场所带来的痛苦，通过大规模基础建设等方式刺激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交换，通过“共同决策”、“共同投资”等方式来增加市场的可预见性，等等。到20世纪60年代，福利国家的人为干预政策已经遍及社会各个领域，政府成为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组织者了。

但是，作为结果，这些旨在维护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福利国家措施，却越来越导致其悖谬性的后果，这些后果主要表现在：全方位的社会保障措施降低了劳动者参与市场交换的心理动力，使他们心安理得地躺在福利的“摇篮”里睡大觉；福利国家在降低人们从事工作的心理动因的同时，还强化了工人和工会的权力，增加了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使福利国家越来越背上沉重的包袱；福利国家强加在资本上的各种干预措施破坏了市场的运作机制，使资本投资越来越取决于国家政策，而不是市场机制；福利国家的税收越来越成为资本不堪忍受的负担，等等。作为总体结果，福利国家旨在维护市场交换关系的政策却使交换关系的存在越来越成为不可能。这样，就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依赖于福利国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废除福利国家，重归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在奥菲看来，在20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设想无异于“过时的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的白日梦”而已。“福利国家令人尴尬的秘密在于：尽管它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可能是破坏性的，然而，废除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将简直是毁灭性的”(参阅本书第一章)。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相互依赖而又内在紧张。福利国家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商品化与降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政府干预与财政收入、计划与行政理性、合法性与效率等维度上，表现在自由民主制度内容与形式的分离上。

本文集能够出版，首先得益于作者克劳斯·奥菲的支持。2004年岁末，当笔者去信谈起准备出版其论文集时，他不仅慷慨授予了这些论文的中文版权，而且还对笔者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有求必应、细心解答。必须说明的是，按照奥菲教授的最初设想，他还准备对这些论文做进一步修改，增补一些他近年来所写作的有关福利国家研究方面的论文，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本文集能够出版，也得益于我硕士时期的导师，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陈炳辉教授的指导。数年前，当笔者在厦门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在陈炳辉教授的示意下，我选取了当时几乎毫无了解的奥菲的国家理论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以“克劳斯·奥菲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理论”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曾将本书的大部分论文翻译成中文，而且鉴于这些论文所具有的意义，萌生了将它们结集出版的念头。这一夙愿是在天津师范大学刘训练博士的帮助下得到实现的。2004年末，当笔者到天津师范大学参加“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学术研讨会时，有幸结识了该校教师刘训练博士。两人偶然谈起克劳斯·奥菲的“国家理论论纲”，竞大为投缘。当我谈起结集出版奥菲论文集的想法时，得到了他的大力帮助，使得本论文集得以顺利出版。

本书的翻译是合作的结晶，我谨向我的两位合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是上海师范大学的陈志杰博士(翻译第六、八、九、十、十一章)和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的谭兵老师(翻译第五章)。笔者在翻译其他章节(第一、二、三、四、七、十二章)的同时，还对前两位译者的译稿进行了校译和修改，对全部译稿进行了统校和定稿，因此，凡文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当由笔者来承担。必须说明的是，本书所选编的论文涉及多个学科和领域，通常通过细致人微的概念分析和绵绵入理的逻辑思路来展开其分析，这不仅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而且还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力求保持原文的风格，但由于有些概念目前在汉语界尚缺乏对应词(如decommodification概念)以及中西方表达习惯上的差异等原因，使得其中部分概念读起来会显得较为生硬、难解。由于这些方面所带来的不便，笔者谨向读者表示由衷的歉意。作为这些论文的阅读者和翻译者，笔者对这些论文的总体感觉是，翻译它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阅读它们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最后，我谨向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崔文辉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他的细致和耐心减少了本书的错误。同时，我也向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任剑涛教授、肖滨教授、何高潮教授和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的曹海军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在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友好的支持和帮助。

郭忠华

二00五年仲夏于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