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富歇一贯追求权力，而且是最高的权力。但他同大多数人相反，满足于权力感，他不需要身外的奖章勋绶。富歇野心极大，却并不爱好虚荣；他追求权力，但不在乎花架子。他是搞政治阴谋的真正顶尖的行家，眼里只有权力的实实在在的潜能，而把权力的外部标志视若粪土。本书通过对约瑟夫·富歇一生经历的描写，展示了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拿破仑时期再到路易十八王朝复辟时期，法国的社会、政治全景，以及置身其中的传主与各色人等的行动和支配这些行动的心理及思想动机。

本书是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传记作品之一。本书通过对约瑟夫·富歇一生经历的描写，展示了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拿破仑时期再到路易十八王朝复辟时期，法国的社会、政治全景，以及置身其中的传主与各色人等的行动和支配这些行动的心理及思想动机。茨威格是将传记当作基于史料的一小说一来写的，因此，再现于逼真历史场景中人物的动作、表情、心理活动都不失《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等名篇的风格与技巧，从而使本书成为名著。

序

 第一章 如日初升(1759—l793)

 第二章 Mitrailleur de Lyon(1793)

 第三章 同罗伯斯庇尔搏斗(1794)

 第四章 督政府和执政府的部长(1799—1802)

 第五章 皇帝的大臣(1804—1811)

 第六章 反对皇帝的斗争(1810)

 第七章 被迫息影(1810-1815)

 第八章 最后一次同拿破仑斗争(1815—“百日”)

 第九章 日薄西山(1815—1820)

他如果出家当教士，倒可能获致升迁，当上个神父，将来甚至说不定会跻身至主教甚或红衣主教。但是约瑟夫·富歇初出茅庐，职位卑微，便表现出他这个人的特点——不愿意永远地、矢志不移地同某个人或某件事连在一起。这确实是他的典型作风。他身着神父的法衣，头顶剃去了头发，同别的神父一样，恪守修道院的院规。在奥拉托里昂修会十年，他外表和内心同神父们没有什么区别。但他没有出家，没有受戒。他历来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都留有后路，保留着改换门庭的可能性。他替教会效劳也是暂时的，不是彻底地献身给它，同后来对待革命、督政府、执政府、帝国、王国的态度并无二致；对天主，更别提对人，约瑟夫·富歇都不会立誓终身效忠的。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个脸色苍白、独来独往的准神父在修道院的走廊和静悄悄的斋堂里泡了十年。他在尼奥尔、索缪尔、旺多姆、巴黎等地教过书，对于地点的变更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不管在哪个城市，教会学校教师的生活都是同样的平静、穷酸，同样的无声无息，永远关在沉寂的高墙内，不问世事。教二三十个、四十来个学习拉丁文、数学和物理的小学生——面无血色、穿一身黑、做弥撒有人带、在寝室里有人看管的男孩子，独自阅读学术著作，吃粗劣的伙食，拿可怜的薪水，穿黑色的敝旧的衣服，过着清苦的僧侣生活。仿佛是入蛰，远离了现实，超然于时空，这寂寞的、离群索居的十年逝去了，虚度了时光，没有一星火花。

但是，这十个在教会学校里度过的年头，约瑟夫·富歇学到了许多东西，对未来的权术家大有好处——他主要是学会了沉默的技巧、最最重要的隐瞒自己思想的艺术、认识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的本领。从此，他终生能控制脸上的每一块肌肉，即使在激烈的冲动的时刻也不例外；从此，再也没法在他那样死板的、仿佛在沉默中木然的脸上发现愤怒、凶狠、激动的迹象；从此，他以同样平稳而单调的声音沉静地说出最最平常和最最恐怖的话语，以同样悄没声息的脚步走向皇帝的寝宫和汹涌澎湃的民众大会——他的无与伦比的沉着和自制力都得益于在修道院斋堂里度过的十个年头；他在登上世界大舞台以前很久，便由罗耀拉“的弟子用纪律锻炼了他的意志，由千百年来形成的布道和宗教辩论的艺术训练了他的口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大权术家——塔列朗、西哀耶斯和富歇，全都出身于教会学校，全都是在讲台上抛头露面以前很久便已成为观察精细入微的心理学家，这或许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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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富歇当年权势极盛，并且是古往今来最为卓异的人物之一，却没有博得同时代人的欢心，而尤为后人所诟病。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罗伯斯庇尔对雅客宾党人的讲话，卡尔诺、巴拉斯、塔列朗。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中，法国所有的历史学家——无论是保王党，是共和派还是波拿巴分子——一提到他的名字，无不痛心疾首。天生的叛徒，渺小的策士，谄媚的小人，职业的风派，卑鄙的警探、令人齿冷的无耻之尤，没有哪一个骂名他得以幸免。拉马丁、米希累、路易·勃朗”，谁都没有认真地想去研究他的性格——他的所谓性格，其实不如说是执著地、惊人地弃绝性格。他的真面目，初次出现于路易·马德仑一那部堪称鸿篇巨制的传记(本书及其他有关著作中的故实，多半取材于那部巨著)。他在两个世界更替之际，曾领导过各个党派。在那个岁月的风暴里，他是政治家中惟一的幸存者；他曾在心理搏斗中战胜了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这样的人物。然而历史却把他作为跑龙套的配角，无动于衷地推到后排。他的形象在以拿破仑为题材的戏剧或轻歌剧中偶或出场，但往往勾勒成老一套的公式化的脸谱，无非是个老奸巨猾的警务大臣，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祖师爷之流。在平庸的笔下，幕后政治家总是变成次要的角色。

只有一个人以他本人的伟大卓绝，从他本人的高度，在这位独一无二的人物身上发现了独特的伟大。那便是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作为大智大慧、洞烛世态人情的思想家，不仅能看到当代事变的表层，而且经常窥察幕后，直截了当地承认——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富歇是他那个时代性格最有意思的人。 巴尔扎克在他的感情化学中，一贯把各种激情(不管叫做什么——是英雄激情还是卑下的欲念)视为完全等价的元素。伏脱冷那样的十足的罪犯和路易·朗贝。那样的道德天才，巴尔扎克对他们怀着同等的兴趣。他对道德和不道德一视同仁，臧否人物只看这个人的意志的力量和激情的强弱。 巴尔扎克一眼看中了这个革命和帝国时期最卑鄙的、众人唾骂的活动家，把他从蓄意藏身的阴影中拖出来。他把这位singulier genie称之为拿破仑驾前惟一真正的大臣，是La plus forte tete que je con—naisse,在另一处，说成是“这样一类人，他们表面是一回事，内心其实十分深邃，他们的行事如果由着他们自己，往往深不可测，日后才能被人看破”。这和历史学家们说教的轻蔑论调截然相反。 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Une tenebreuse affaire,有一页专门写这个“阴郁深沉、卓荦不凡然而无藉藉名的才智之士”。他写道：“富歇那份独特的、叫拿破仑如此害怕的天才，并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这个国民公会的不起眼的议员是当时最出类拔萃也是最不易为人理解的人物之一。他在革命的风暴中诞生成长，在督政府治下攀登上峰巅。他思想深刻，既登峰巅，能够立足于过去的经验而预见未来。 随后，在闪电般的雾月十八日政变中，他突然表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灵活机变，仿佛平庸的戏子，火花一闪，成了天才的优伶。这个脸色苍白、深得僧侣的沉着三昧的人，与闻他所属的山岳党的各种机密，最后参加保王党，也了解保王党的隐私；长期以来，他悄悄地研究人，研究人的脾性及政治舞台上的利害冲突。他曾在波拿巴左右参预机密，出谋划策，提供宝贵的情报。当时，他的新老同僚都没有料及他的纯行政才能和真正的治国才能如此卓越，他那简直匪夷所思的洞察力和准确无误的预见能力如此杰出。”巴尔扎克如是说。正是巴尔扎克的揄扬之词使我第一次注意到富歇。多年来，这个得到巴尔扎克赞赏，被他称之为“对人们的控制力超过拿破仑”的人，他的形象不时引起我的兴味。但富歇在生活中，在政治上，都极善于躲在后面。他不喜欢别人窥察他的眼神，窥测他的意图。他几乎一贯处在事变的中心、各党各派的中心；行事不露形迹，由他的不彰姓名的职务掩护着，仿佛钟表里面的机械。只有在风云变幻，他的道路急陡转弯的时候，才偶尔能捕捉到他那转瞬即逝的真面目。更奇怪的是，他那些倏忽之间暴露的面貌，骤然看来，竟是次次不同。 1790年是教会学校的教师，到1792年没收教会的财产,1793年成了共产主义者，五年后摇身一变而为百万富翁，再过十年受封为奥特朗托公爵——这，前后居然是同一个人，居然还是那些肌肤毛发，简直有些叫人难以相信!这个近代最地道的马基雅维里派，他的历次脱胎换骨越是大胆，我对他的性格(或者不如说是无性格)便越是感兴趣，他的深藏不露的、十分神秘的政治生涯便越发引起我的沉迷，我也越加觉得他的形象独特甚至阴险。于是，为了纯心理研究的乐趣，我自己也全然始料未及，竟然动笔写起约瑟夫·富歇的历史来，希冀略尽绵薄于尚未形成然而非常有用的“权术家生物学”，因为权术家们是世人至今几乎还没有研究的现代最危险的精神种族。

这样一种彻头彻尾不道德的人物，即使独特而杰出如约瑟夫·富歇，为他写传记也是同当代的需要背道而驰的——这一层我自己也清楚。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欣然接受的，是英雄的传记，因为今日在政治上富有创造精神的领袖形象为数极少，以致要到往昔中去寻找崇高的榜样。英雄传记的鼓舞人心、激励民气、引人向上的作用，我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 自普卢塔克。以降，成长中的一代、任何时代的青少年，都需要英雄传记。然而，从政治上说，英雄传记包含着歪曲历史的危险，因为它们会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在古时候甚至古往今来，世界的前途都是由真正崇高的人物决定的。英雄仅仅以他的存在，便足以在几十年几百年内控驭人类的精神生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只是精神生活而已。在现实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在政治力量的活动范围内，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杰出的心智，不是思想纯洁的人，而是低下得多然而比较机灵的一种人——幕后活动家。这一点必须强调指出，以便警告世人莫要陷入政治上的轻信。在1914及1918年，我们曾亲眼目睹，世界大事、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并不是靠理智和责任感来解决，而是由躲在幕后的人决定，由道德品质可疑、才具平凡的人决定。我们每天能体会到：各国人民仍然老实巴交地把自己的孩子和前途信托给肮脏的往往亵渎神圣的政治游戏；而在政治游戏中，处于主宰地位的并不是精神视野开阔的人，不是具有坚定信仰的人，而是我们称之为权术家的职业赌徒，是手法巧妙、空话连篇、冷血的老手。拿破仑在一百年以前曾经说过，政治已成为La fataht6 modeme——现代的毒瘤；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为了自卫，就得设法去看清隐藏在这一力量后面的人的尊容，从而参透他们藉以得势的危险的秘密。但愿这本约瑟夫·富歇的传记能对政治家类型学作出贡献。

                      1927年秋于萨尔茨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