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重庆，其历史贡献不仅在于政治上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还在于它是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还在于军事上的坚持对日抗战，还在于重庆人民为支援抗战而贡献的人力、物力、财力，乃至热血与生命，还在于抗日战争造就了重庆城市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基础……本书作者立足于新世纪新时代的史学高度，通过解决新形式下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中的若干新问题，揭示近现代重庆历史发展的规律，使本书框架体系独特，内容观点正确，语言文字活泼。

  抗战时期的重庆，其历史贡献不仅在于政治上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还在于它是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还在于军事上的坚持对日抗战，还在于重庆人民为支援抗战而贡献的人力、物力、财力，乃至热血与生命，还在于抗日战争造就了重庆城市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基础。没有抗战，就不会有重庆战时陪都，反之，没有战时陪都重庆，中国的抗战也是一个不可想象的问题。

重庆抗战历史地位的内容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又有较大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几乎被视为“禁区”。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特别是重庆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史为鉴”，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过去视为“禁区”的抗战历史特别是重庆国民政府历史的研究开始逐步涉猎，开辟了许多研究新领域，涌现出了一些专家学者，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繁荣了史学舞台。

自序

绪论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一、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

二、中国社会政局的转变

三、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分化

四、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五、从“千古罪人”到“千古功臣”

上编

第1章 重庆：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

一、重庆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

二、重庆战时首都地位的确立

三、重庆战时首都地位的发展

第2章 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

一、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成立

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建立

三、打下外交工作的基础

四、创立红岩精神和影响陪都文化

第3章 重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政治舞台

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组织与形式

二、协商谈判：国共合作的具体途径和形式

三、军事上相互支持相互沟通

第4章 重庆：周恩来外交谈判的“练兵场”

一、周恩来抗战国共谈判实践

二、周恩来抗战国共谈判的艺术风格

三、周恩来抗战国共谈判的理论经验

第5章 重庆：中国民主党派的摇篮

一、各民主党派的建立

二、促进中国团结抗战

三、促进民主宪政运动高涨

第6章 重庆：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阵地

一、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组建过程

二、台湾革命同盟会统一的原因

三、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要工作

四、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结束

下编

第7章 重庆：战时中国军事指挥堡垒

一、中国军事机构所在地

二、在重庆举行的军事会议

三、在重庆组织的大会战

第8章 重庆：远东战场的军事指挥基地

一、重庆在远东军事地位的确立

二、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成立

三、中国远征军征战滇缅

第9章 重庆：战时中国的外交平台

一、争取国际对华援助

二、加强国际合作

三、拓展中国国际新形象

第10章 重庆：美国总统特使的实验地

一、抗战后期罗斯福派来重庆的特使

二、纳尔逊与中国战时生产局

三、赫尔利的使华及其助蒋反共

第11章 重庆：战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重心

一、战时重庆经济结构的变化

二、战时重庆工业的外引内联

三、抗战时期重庆交通运输业外引内联

第12章 重庆：战时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

一、战时重庆文化教育中心地位的确立

二、关于战时迁渝高校的数量问题

三、抗战时期重庆高校的内联外引

结束语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策略

一、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

二、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的策略

三、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的基本原则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曾经有学者说重庆三次设都，三次直辖，笔者在1997年“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也曾使用过这样的观点。但事后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春秋时期的所谓“国”与代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中央级政权、全国性的“王朝”是不能等同的，我们通常所说的首都，是一个王朝、一个国家政权的所在地，而不是一个地方性政权的所在地；第二，明玉珍所谓的“大夏”国，由于不是合法的，更不是全国性的，所以，也不能把当时的重庆称为“首都”。重庆真正成为全国性合法的政府所在地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抗战，就没有重庆陪都，没有重庆陪都，也就没有中国真正意义的抗战。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抛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史称南京国民政府)。自那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宣布以南京为首都，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而先后择定和迁都他处。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同时，有数艘日本军舰，驶至南京下关江面，作种种战斗准备。这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就受到直接的威胁。当时南京的形势，据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陈公博回忆，“如果真是战争，南京确是危险的，只在南京的下关，就泊有日本几条兵舰，把国民政府摆在日本炮火射程之内，岂不变了容易作城下之盟?行政院一成立，即商议马上把政府迁洛阳”。对于政府迁洛一事，在国民党的高层中虽有不同意见，但宋子文、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极力主张，终于成行。宋子文认为：“国民政府移驻中国历史上名都洛阳办公，系逻辑上必然之步骤。在日本炮舰暴力威胁之下，任何政府必不能正当行使其职权。”蒋介石在1月29日的日记中也称：“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余一人获罪之可比……”

1月30日，在蒋介石等人的建议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签署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次日，汪精卫在河南开封联欢社讲演时，又详细阐述了国民政府暂移洛阳办公的原因。他说：“二十八日日本军舰驻泊下关者已有三艘，现在增至七艘，一旦启衅，供职于国民政府诸人生命虽不足惜，其如政府机关不能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则全国政务便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其贻祸国家，宁可思议!因为这样，我们终于决定将国民政府移至洛阳办公。……坦白些说，政府如果预备屈服于日本暴力之下，为城下之盟，则或者不会离南京；如果预备以最大牺牲，为长期之抵抗，则必然将国民政府移至中原腹地。因为如此，始能团结各种力量，以策应全国。国民政府迁至洛阳办公，其最大精神即在于此。”

P24-25

“但凡爱国之心，人不可不有，若不知本国文字、历史者，即不能生爱国心也。”这是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秋瑾说的。这句话用在今天仍然有深刻的意义。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60年前那场血与火的战争，一场由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给中国人民、亚洲其他国家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以史为鉴，可以明兴替。笔者将这部汇集了自己及同仁前后近十多年研究心血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奉献给广大读者，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要激起大家的爱国心。

记得我国大文豪鲁迅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写过“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个题目。笔者小的时候学习过，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如今，借此题目来为自己服务，为历史和现实服务，应该不存在什么侵权之嫌吧!

鲁迅是为了纪念革命烈士，笔者是为了纪念中国抗战。但我们都不是为了忘却，而是为了纪念。

60年前，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率领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各族人民精诚团结，英勇奋斗，终于战胜了疯狂野蛮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彻底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团结振兴以及人民的自由解放富裕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曾经满目疮痍、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备受凌辱、历尽磨难的中华民族正以独立自主、自信自强的崭新形象屹立于当今国际舞台，在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意气风发地开创未来。

60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审视抗日战争这段峥嵘岁月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她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举起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第一面旗帜，担当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是她倡导建立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她对整个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为坚持抗战和夺取胜利提供了基本保证；是她广泛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领导和开辟了广阔的解放区战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她体现了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

6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思索：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别的什么政治力量，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推动和领导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党，能够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进步要求，为中国找到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确道路，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大公无私的党，总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甘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和振兴而不懈奋斗，激励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党，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党，善于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永不自满，永不懈怠，永葆生机和活力。

回顾历史，我们不能不怒气冲天、感慨万千；面对现在，我们不能不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展望未来，我们不能不雄心壮志、意气风发。我们要从历史中去寻找启示，寻找动力；从现实中去寻找目标，去寻找信心，去开拓发展机遇和空间；从未来中去寻找答案，去寻找成果。

抗战时期的中国，不仅是世界最早的反法西斯国家，而且是坚持时间最长的国家，其间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法西斯侵略的抵抗，直到日本法西斯最后投降为止，时间长达14年。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1940年以前，抗击着全部日本法西斯侵略军，有效地延缓了日本侵略者的北进苏联和南攻英美，为苏联和英美等同盟国反击法西斯赢得了时间。即使是1940年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后，中国军队仍然抗击着2／3以上的日本侵略军，直到日本投降。日本投降时，在中国的军队仍然达到了2／3以上。可见，在14年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的。

抗战时期的重庆，其历史贡献不仅在于政治上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还在于它是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还在于军事上的坚持对日抗战，还在于重庆人民为支援抗战而贡献的人力、物力、财力，乃至热血与生命，还在于抗日战争造就了重庆城市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基础。没有抗战，就不会有重庆战时陪都，反之，没有战时陪都重庆，中国的抗战也是一个不可想象的问题。

抗日战争所以需要研究，理由不止一端。其中最根本的是这段历史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在近现代战争史上、在中国革命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史上、在中国国民党史上、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都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我们只需回顾一下过去，事情就可以显得很清楚。历史就是那么巧合，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正值甲午战争失败110周年。从甲午战争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共50年时间，其间有日本参加或发动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济南事变、皇姑屯事变、九一八事变、热河事变、华北事变等。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取得胜利，相反却使中国一步又一步地沉沦。在中国，先进的志士仁人在探寻中国的出路，在探寻民族振兴的出路，其间也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等等。然而，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似乎并没有彻底搞清楚，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抓住机遇，奋发图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笔者对中国抗战重庆陪都史的研究，始于15年前。1990年8月，重庆市历史学会有一些老同志，他们经常一起协作攻关，撰写出了《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等专著。笔者有幸成为他们培养的对象，不仅参与其中，而且还受到他们的重用。1993年10月，由重庆市政协、重庆市党史学会、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重庆陪都史研究会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重庆大学主办，重庆钢铁集团总公司协办，召开了中国首届“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的文章不仅入选，而且还在大会上进行发言。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决定编撰一套反映重庆抗战的丛书。初定15本，后来增加1本，变为16本。其中笔者和杨光彦(当时为西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系教授)、陈明钦(马列部主任)等接受了《重庆国民政府》的编写任务。经过艰苦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得到了有关领导的好评。1997年，笔者与杨光彦教授一起，又得到南开大学魏宏运教授主持的辽宁省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民国史纪事本末”(七卷本500万字)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下册的编撰任务。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也圆满完成了任务。自那以后，笔者并没有放松在这方面的思考，相继写了一些文章。

重庆抗战历史地位的内容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又有较大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几乎被视为“禁区”。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特别是重庆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史为鉴”，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过去视为“禁区”的抗战历史特别是重庆国民政府历史的研究开始逐步涉猎，开辟了许多研究新领域，涌现出了一些专家学者，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繁荣了史学舞台。  这种繁荣并没有结束，本书就是这繁荣的万花园中的一朵小花。

2005年5月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又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也。”(梁启超)笔者从小就特别喜欢历史，1980年填报大学志愿时就毅然选择了历史学专业。大学学习期间，自己就参加了黎邦正教授领导的“明实录四川史料编辑整理和研究小组”，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学习和编辑整理工作。1984年6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学院政治教研室任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从1985年1月起笔者就开始从事中国抗战重庆陪都史的学习和研究，到现在已经有整整二十年的历史了。

在这二十年的风雨兼程中，笔者先后在空军雷达学院、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工作，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学习和进修。

先后在欧阳舜教员、杨光彦教授、陈明钦教授、彭承福教授等的指导下，参与和主持“重庆抗战陪都史研究”、“抗战时期西南社会变迁研究”、“邓小平与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考察”、“抗战时期重庆经济科技内联外引研究”等重庆市“九五”社科规划课题的研究；

参加了198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由中国现代史学会、青岛市市委等单位发起和承办的“全国纪念‘七七事变，爆发50周年学术研讨会”；

参加了1989年5月在成都召开的四川省青年史学工作会议；

参加了1993年lO月由重庆市政协、重庆市党史学会、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联会、重庆陪都史研究会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重庆大学主办、重庆钢铁集团公司协办的“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参加了1996年12月在西安，由全国政协、陕西省政协、西安事变研究会和西北大学联合举办的“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参加了1997年11月在重庆，由中国现代史学会、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政协学习与文史资料委员会、重庆市历史学会、西南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政府协办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

参加了1998年3月在重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举行的“全国周恩来精神与风范研讨会”；

参加了1998年6月由重庆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会”；

参加了2003年1月在重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举行的“全国纪念赵君陶同志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

参加了2003年12月在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大学，由教育部、湖南省委、湘潭市委、湘潭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高校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

参加了2005年8月在重庆，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央党史研究室、重庆市委、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召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

主要成果有：主编专著《中国抗战重庆陪都史专题研究》(27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版)、《重庆国民政府》(29万字，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是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资助项目九卷本之一)、《民国史纪事本末》第六卷·抗战时期·下册(80万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是辽宁省“九五”社科重点规划项目之一，共七卷本)；参编专著《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68万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此基础上，自己(或与他人合作)还先后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关于中国战时生产局的几个问题》、《台湾革命同盟会述论》、《纳尔逊及其使华述略》、《关于重庆国民政府的几个问题》、《关于国民政府择迁重庆问题的再探讨》等40余篇学术论文。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抗战重庆陪都史的过程中，自己(或与他人合作)也写了许多“秘不示人”的“抽屉”作品，或是当时因资料有限，显得论据不充分，论点不够成熟，只好扔进“抽屉”“秘不示人”；或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婆家”(报刊)把它“嫁出去”(发表)，也只好留在自家；或是在内部刊物上发表过，但还有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等等。有些“作品”出生都快10年了，始终没有“与世见面”。现在看来，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向各位读者交代，如今把它翻出“品味品味”，似乎觉得还保留着当时的风格和味道，所以，现在把它奉献出来，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由于本书是一部以学术专题而形成的研究专集，加之前后写作的时间跨度近10年，一些专题所体现的只是笔者当时在该领域的学习和研究情况，有些观点自然是各抒己见的“一家之言”。

本书是学习和借鉴别人的研究经验、聪明智慧而形成的，应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绪论、第1、2、3、6、7、8章、结束语为张国镛撰写；第4、5、9、10、11、12章为陈一容撰写；张成明参与了第2章第四目、第11章第二、三目、第12章第二、三目的写作。

在对书稿进行反复的修改中，也不乏以有些专家学者的著作为标准，为蓝本。在此，7谨向相关专家学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编写过程中，自己力求通过学习借鉴和吸收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形成自己的体系，撰写时始终立足于新世纪新时代的史学高度，通过解决新形式下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中的若干新问题，揭示近现代重庆历史发展的规律，使本书框架体系独特，内容观点正确，语言文字活泼。但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加之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不是小说，不能随意修饰。所以书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是错误。若此，则恳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西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黄蓉生教授、西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罗洪铁的支持和鼓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给予了资助，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本书能及时出版，有赖于富治平责任编辑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张国镛

2005年1月交出版社

2005年5月修改于重庆北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