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学者吴宓先生记述他最后二十余年生命历程的日记。这是一部以生命实践光荣文化理想的记录。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1949年至1953年是中国翻天覆地变化之际。此时作者南下执教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他的日记包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一系列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包括了作者自身的困惑和个人的恋爱、婚姻生活。

本书是著名学者吴宓先生记述他最后二十余年生命历程的日记。1949年，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吴宓，在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嬗变之际，选择了留在中国大陆，理由很简单：他不能离开这块对他来说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中国文化植根所在的土地。

吴宓先生于解放前两周西飞四川，此后在西南二十余年的执教生涯中，他的际遇跌宕起伏。既得到当局的礼遇，也备受运动的摧残，他忠实记录自己每日的所思所行所见所闻，直至因“宁肯杀头，也不批孔”而被打成“反革命”，最后含恨以终。

这是一部以生命实践个人文化理想的记录。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1949年 岁次己丑

1950年 岁次庚寅

1951年 岁次辛卯

1952年 岁次壬辰

1953年 岁次癸巳

十二月二十二日

十一月七日、十六日，宓与黄稚荃两函，寄去安字韵七律诗。稚荃十一月二十六日复书(十二月十日上午始送到)，探询周传儒事(已释)。十二月十日稚荃又函宓，以其侄媳李遇良，连任三台女中校长三年，顷被教员某诬控为国民党特务，被囚于三台。托宓函川北大学刘君惠，求大学校长贾子琼作保释出(宓照行)。

整理者按：据作者1952年7月8日所写交代材料，“1949年底，宓回北碚，仍在相辉、勉仁两校上课(每星期各三日)。”

“1950年4月，宓以李源澄介荐，得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西卜、副主任委员赖以庄之聘，来为专任教授(外文系，系主任周考成兼)。重大仍为兼任教授(重大校务委员会主任何鲁，为宓清华早年同学、外文系新系主任为熊正瑜、主任为周考成)。至于北碚之相辉、勉仁两校，则改为兼任各领四分之一薪。”

“1950年8月，川教院已奉令(与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宓遂改为西南师范学院外文系专任教授，由北碚迁来磁器口本院居住，先与图书馆职员李端深③(李源澄之弟)同居一室。”

本年6月，嗣父仲旗公病危。作者由北碚至渝欲回西安探视，后未果行。嗣父旋即弃养，由弟妹奉丧安葬祖茔(时尚未土改)。作者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批准预支工资，又向北京友生借款葬父，于1951年陆续还清。知友陈寅恪作书慰唁，并汇赠赙款。

本年春，作者曾致书陈寅恪问候，陈赋《庚寅春日答吴雨僧重庆书》诗为复。5月，陈寅恪六十岁生日，作者作《祝陈寅恪兄还历(周甲)1890—1950寿》诗寄广州祝贺。

P16-17

我曾以为父亲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日记，是出于他的性情习惯，如他自己所说，写日记“感觉是自己和自己作交代，和自己进行着亲切的密谈；重读旧时日记，则宓可得到无穷的快乐和安慰。”在整理完父亲现有的全部日记之后，我发现其实不然，至少1949年以后不仅如此。

由于社会制度的重大变更，上层建筑的革命深入急骤，父亲虽然与时俱行，在衷心赞叹人民政府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自身思想感情的不适应。大者如“一面倒”学习苏联、文字改革、院系调整、教育革命，小至衣冠穿戴、人际关系，一向极宝爱西洋和中国古来学术、文物、礼俗、德教的父亲，不能公开批驳反对，只有借日记畅所欲言，淋漓尽致。因为跟不上形势，人们称他“开口便错”。他尽量忍含止默，有时慑于情势和压力，也说一些违心的话，但决不忘记在日记中说明自己的真实思想，抒发他的悲愤之情。

1952年7月父亲的思想改造总结被京沪渝报纸刊出。友人告知当局已将该文译成英文对外广播宣传，以作招降胡适等之用。父亲的反应是“此事使宓极不快，宓今愧若人矣。”

1954年11月，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和重庆市文联，要父亲参加座谈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父亲以有课未往，而在日记中写道：“此运动乃毛主席所指示发起，令全国风行，特选取《红楼梦》为题目，以俞平伯为典型，盖文学界、教育界中之又一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宓自恨生不逢辰，未能如黄师，碧柳，迪生诸友，早于1954以前逝世，免受精神之苦。”并作一诗怀“文革”中抄没的父亲日记归还家属。这些日记在“文革”十年之中，经过多个群众组织及解放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西师革命委员会的几番转手，难免有所散失。又经各届专案组反复审查，红杠蓝道满纸，还有些日记在运动中被撕去批判示众，因而家属得到的父亲日记已是伤痕累累，多有残缺。本次出版的1949—1974年《吴宓日记》，便是根据西南师院归还的日记以及家属寻回的日记零页残片整理的。对于日记丢失的那几段时间，为帮助读者了解当时作者的处境经历情况，整理时根据劫后残存的作者书信、笔记、零星纸片以至“文革”中所写的交代材料，进行了综述补遗。

父亲自1906年在陕西三原敬业学塾学习时开始写日记(1910年以前日记旋作旋废，无存)，一直写到“文革”后期眼力不济难以握笔而止(除开若干时期，因工作极忙或在旅行、搬迁中未写外)。

在1949年以后的二十多年，父亲屡遭挫折经受磨难；虽然如此，他坚持写日记很少间断：“文革”中，在专政队监督下过集体管制生活，同被管制的“牛鬼”们怕受牵累，禁止他写日记，他便趁众人不在时急忙地写，躲在帐子里偷偷地写。

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期间，校园内炮火连天，枪弹从头顶呼啸而过，邻居纷纷出逃，文化村一舍只剩下父亲一人，他却能安然自若，闭门离世，自读旧书，撰写日记。

1969年5月9日，父亲在西师梁平分院挨斗，被两名高大的男生挟持疾行，腾空甩出，右腿扭折成三截(大腿向内，小腿向外，膝盖和胯骨两处脱臼)，仍勒令半跪半坐三小时，听完革命师生批判。父亲疼痛不能忍，在半死的状态下，由人背负回牛棚，昏瞀数日，不饮不食，醒过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秉笔实录此次受难的过程。

即使在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行步，而不得不靠两手一足在室内爬行时，若抓得纸笔，他仍不忘留下一两句由衷之言……

我曾以为父亲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日记，是出于他的性情习惯，如他自己所说，写日记“感觉是自己和自己作交代，和自己进行着亲切的密谈；重读旧时日记，则宓可得到无穷的快乐和安慰。”在整理完父亲现有的全部日记之后，我发现其实不然，至少1949年以后不仅如此。  由于社会制度的重大变更，上层建筑的革命深入急骤，父亲虽然与时俱行，在衷心赞叹人民政府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自身思想感情的不适应。大者如“一面倒”学习苏联、文字改革、院系调整、教育革命，小至衣冠穿戴、人际关系，一向极宝爱西洋和中国古来学术、文物、礼俗、德教的父亲，不能公开批驳反对，只有借日记畅所欲言，淋漓尽致。因为跟不上形势，人们称他“开口便错”。他尽量忍含止默，有时慑于情势和压力，也说一些违心的话，但决不忘记在日记中说明自己的真实思想，抒发他的悲愤之情。

1952年7月父亲的思想改造总结被京沪渝报纸刊出。友人告知当局已将该文译成英文对外广播宣传，以作招降胡适等之用。父亲的反应是“此事使宓极不快，宓今愧若人矣。”

1954年11月，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和重庆市文联，要父亲参加座谈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父亲以有课未往，而在日记中写道：“此运动乃毛主席所指示发起，令全国风行，特选取《红楼梦》为题目，以俞平伯为典型，盖文学界、教育界中之又一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宓自恨生不逢辰，未能如黄师，碧柳，迪生诸友，早于1954·以前逝世，免受精神之苦。”并作一诗怀念俞平伯：

雪苑声名水绘居，吟诗度曲意优舒。

无端考证红楼梦，举国矛锋尽向渠。

父亲一贯认为汉字形声美，“表意从形严系统，含情述事美辞章”：②他坚决反对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曾于解放前与全国同心同道之士为此抗争了几十年。所以当1955年4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汉字改革方案，父亲读后几痛不欲生。方案略谓中国文字，已由毛主席主张，决改为拼音文字，以与世界各国一致。但此非一蹴可几，故须暂用汉字以资过渡，然汉字繁难，故今决逐步增多采用之简体字，云云。兹选定约八百简体字，嗣后书报文件必须遵用。例如(一)■■改为胡须；(二)髓改体；(三)後改后；(四)■改用丛；(五)鍪改辈；(六)速僚嘹改辽仃盯；(七)出改面，等。此方案系强制实行，不容讨论，父亲无法公开表示异议，只能通过日记加以批驳：

  “夫文字改革之谬妄，吾侪言之已数十年。最主要者，汉

字乃象形，其与拼音，至少各有短长，如鸟飞兽走，又如图画之

与音乐，目耳以达于心，此为至公平之论。至于汉字与文言之

佳妙处，西儒如高本汉等已畅言之。中国人以数千年之历史

习俗，吾侪以数十年之心濡目观手写，尤能深窥其价值与便利

处。但即以简体字而论，前此之办法，尚无此次之卤莽灭裂，

完全破坏汉文之系统者。如上之例，(三)以同音字代替，为略

省笔画，徒兹混淆。(四)(六)或阴平或阳平，或平声与上声、

去声，其音本不同，胡可代?(五)则以后将只存部首，尽废该

部中之字矣。至于(七)全不合造字之原意，且亦省笔不多。

今之俗妄人所为，焉可尊为典则?……凡此本不待辩，知吴契

宁、王有宗诸先生，正必痛哭于地下。”

毛泽东主席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父亲于同年4月在校内曾多次聆听传达，并被会上会下反复动员鸣放。而于6月19日正式发表的讲话全文，赫然增加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父亲写道：该文“乃既经修改者，与前所传宣者颇有出入，中间列出六条，明示文论之界限。倘早明白宣布，诸多放言越轨之人，或可无罪，未免近于孟子之所谓‘罔民’矣”。  父亲的旧识友生，被划成“右派”的不少。听说陈梦家就是因为《慎重一点“改革”汉字》一文获罪，身在外地未参加任何鸣放而被打成“右派”的丁则良自沉于北大未名湖，而本院副教务长李源澄挨批后已得疯疾，历史系“右派”同事猝死田问……他不由得喟然悲叹：“呜乎，经此一击，全国之士，稍有才气与节概者，或疯或死，一网打尽矣。”③“此次‘鸣放’与‘整风’结果惟加强党团统治及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惧，中国读书人之大多数失望与离心，而宓等亦更忧危谨慎与消极敷衍而已。”

类似的实例，不胜枚举。及至“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几乎人人都可以对我父亲任意嘲弄侮辱，甚至开心取笑。父亲在既无人身自由，亦无思想自由的情况下，每天惟一属于他个人生活的只有写日记。他在日记中写下他的劳顿辛苦，倾诉他的忧愤困辱。写日记已成为他宣泄情感、缓解痛苦的一种自我治疗，一种记取经验、保持清醒的积极方式，使他不至于疯狂或自杀的良好手段。

总的来看，父亲记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是真实的，观点则未必完全正确，有些愤激之言可能是错误的，但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也是可以理解的。

父亲用自己的日记见证了历史，历史也通过日记确证了父亲及一代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心路历程留下浓重的痕迹，留供后人研究。也许，这正是《吴宓日记》的价值所在。

老实说，鉴于《吴宓与陈寅恪》十多年前出版时被删去某些内容，《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刊行，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因此我对父亲解放后的日记能否早些面世，不无担心和顾虑。感谢三联书店同志的识见和勇气，毅然接受了这卷帙浩繁、曾触时忌的日记，并不加改动地刊行推出，让读者自己阅读评判。我想，父亲解放后的日记从“文革”中的屡遭查抄批判、深文入罪，到今天的公开印行，这不能不从一个方面说明人们对极左路线反省的深入和时代的进步。

吴学昭

2001年12月25日

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