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注定也只能是一本描述悲剧的书，因为它事关两个千年以来一直恩怨交错的国家之间一段最激烈的冲突史。

龙是中国飞天龙，刀是日本武士刀。但在近代这样一个特定时刻，他们宿命般地遭遇了。

本书追溯中日百年难言情节的起点，还原两个国家最初的恩怨情仇。从历史的善意出发，探究近代中日战争时期之前以及之后，这个特定的历史拐点的成因及其层层展开的逻辑链条。它与廉价的泪水或愤怒无关，它只关注内核和一些可以重复的历史规律。

自古以来，日本的扩张方向就是大陆，中国是其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性障碍。中国和日本除了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外，比起其他国家来，还多了一层心理冲突和情感冲突。这一特殊的矛盾是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形成的。从历史上看，因地理因素，狭小的日本列岛内部，始终存有向大陆扩张其生存空间和挑战中国的欲望，并伴随日本岛内的统一和分裂、强盛和衰落，这欲望时起时伏千年不息。

第一篇 海权博弈

一、千年四战：两个国家恩怨与宿命

二、共同的厄运

三、影子对手：不真切的现实

四、一条道路：回到历史的宿名

五、中国程序：李鸿章布局

六、第一次悲剧——马尾之败

七、朝鲜暗涌

八、关键词：颐和园

九、章程是要制定的

十、基地问题

十一、副种岛臣看到了什么？

十二、日本狂热

十三、腾腾杀气下的生死大采购

十四、间谍在行动

十五、多事之秋

十六、大海战

十七、屠城

十八、最后的威海卫

十九、关于海权的一声叹息

二十、终成买单者——中国踢了世界上最大的“乌龙球”

二十一、甲午之战：东亚秩序的拐点

第二编 视野PK

一、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

二、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

三、1895：中国情绪

四、中日博弈格局中的国脉悲歌

五、寂寞如沙——晚清国运与一个公使的最后归宿

六、20年的真空时间

七、从中心到边缘：一个帝国的死亡拼图

八、乏力的“新政”

九、现代化：80余年的“时间差”

十、李鸿章往左，伊腾博文向右

十一、最后的谋略者及晚清被突破的底线

十二、一个王朝的视罢

十三、危险的世界观

第三篇 文化制衡

一、近代日本国民的文化性格

二、被科举打败的中国

三、他们

四、以敌为师：明治宪政的中国模式

五、日本取舍：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

六、教育：差距是什么

七、黄遵宪：一个人和他影响时局的一本书

八、福泽谕吉：日本关键时刻的“精神伟哥”

九、大久保利通：日本式维新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民族。”由于中国对海权历来持一种和平的态度，使海权处于自发状态，所以一个国家的悲剧也就如影随形。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交锋历史，其实就是海权交锋的历史。这种交锋的背后是理论、体制、技术、军事、经济、文化的交锋。作为近代中日博弈一个标志性的拐点，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两国国运的方向——历史开始向中国展开图穷匕现的残酷一面。

甲午战争之中和之后的日本更多地是一个打劫者，标志着日本在代表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西方秩序将古老而僵化的东亚秩序击碎之后，又踏上一脚。这一脚，踩得中国五内俱焚。

很多年前，西方史学家就把人类文明划分成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并认为海洋文化终究要压倒陆地文化。

中国是一个陆地与海洋大国。在世界处于陆地文明的年代，中国的陆权实力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当时也是世界财富中心，世界各国莫不敬仰。

在陆权时代，中国的航海技术一直是领先的，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时，中国海军的战力无人能敌，中国的商船通达四海。在永乐年间，明朝海军总共有3800艘舰船，其中1350艘巡逻舰和1350艘战斗舰，400艘大型舰只部署在南京附近，另外有远洋舰船250艘，最大的郑和宝船总长125米，吃水8米，船宽48米，张12帆，载重量1000吨。

中国对海外的影响力在这个时候达到巅峰，所有印度洋盆地与中国海的重要贸易港——从朝鲜和日本，贯穿马来群岛和印度，到东非海岸——至少在名义上都臣服于中国的权威之下，东亚国家几乎都承认天朝的宗主权。日本于1404年进入中国的册封体制。由于远洋外交，不以追求财富为目的，七次远洋耗费大量国库银两，缺乏经济支持；加上政治专制的自我伤残，朝廷的内斗，使得中国海权的辉煌在1433年戛然而止!世界海洋，尤其是印度洋，因此平静了66年。

如果中国人延续、发展郑和光荣的66年，中国海军将在印度洋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相遇……正是这66年世界蕴涵了时空转换，沧海桑田。

性喜冒险、扬帆远航的欧洲人发现，陆地是分散的，而海洋是一个整体，是连接世界的纽带。通过海洋可以经济地到达世界各地从事贸易，依靠海洋可以更方便地获取资源。欧洲的航海、造船技术以此为动力，突飞猛进，世界进入海权时代，经济全球化也从此展开。

从那以后，陆权国家屡屡败在海权国家手下。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更是突飞猛进。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战舰开始使用蒸汽机为动力，以铁甲和铸铁套筒炮为装备，海军技术发生革命。

世间一切事至此终于变成冰火两重天，环球不再同此冷暖。

但是历史不容假设。细细追溯，中国的海权历史自有其清晰的脉络。

两千多年前，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不是隐修士，他要浮过海去，并非要找一座蓬莱仙山，修身养性，他要到那里贯彻自己的主张(即道)，他的海外世界是有人类社会的，自己脚下的一片土地，只不过是被海水隔开的若干片土地之一而已。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后，一个大举动就是派徐福率船队走向海洋。此举虽据说是为了寻找长生不死之药草，但也未尝没有发现新陆地的作用，就如后来哥伦布，本是去寻找黄金的，却发现了一个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新大陆。

但是中国真正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始于唐代中期。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其后，自汉代开始兴盛了几百年的陆上丝绸之路大受滋扰，时或中断，这样一来中国与中亚、西亚的贸易只好转移到海上，兴起了海上丝绸之路。尽管民间已自发地走出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但王朝政策没有跟上，所以一直让海权处于自发的状态。

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盛大是在宋元时期。这个时期，北方战乱频仍，陆上丝绸之路几至不通。而可巧的是此一时期，阿拉伯半岛上正兴起一个大帝国，史称萨拉森帝国，中国古书上称之为“大食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食国是个商人帝国。那些阿拉伯商人过去是走陆路来到中国的，北方的战争使他们折向东南方向，走出了一条海路，到达福建泉州(旧称刺桐)。当时的泉州已是一个现成的港口，从航线上看，以泉州作为始发港的国际航线就有六条主线：一是往占城(即今越南)，二是往三佛齐、阁婆、渤泥(即今南亚一带)，三是往波斯湾，四是往东非沿岸诸国，五是往菲律宾诸岛，六是往高丽、日本。通商国家与地区达90多个。

发达的航线促成了发达的造船业。宋元之时，泉州是世界最大的造船业基地之一，在这些航线上行驶着中国的“高樯大船”，也行使着外国的“岛夷蕃舶”，拥有如此发达的海上贸易，中国政府要控制海权简直易如反掌。但宋代是一个讲究典章礼仪的文明朝代，从没打算通过垄断这些航线发展强大的海军以侵略他国。宋以下的中华民族各朝各代，虽对内严，但对外一直实行宽赦政策，即使有霸权的机会与实力，也不去霸权。是文明?是坐失良机?这是中华民族的千年难题。

让民间自由地分享海权，政府仅从贸易中取得税收，中国历来所理解的海权，不过这么一点点。唐中叶以后，中国政府的通商政策越来越明确，即保护与鼓励。唐文宗时，政府对外国商人“任其往来通流，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率税”；并诏令地方官对蕃客要当宾客对待，“常加存问”。由于中国儒学的宽容，对外国商人到中国后所持宗教信仰从不干涉，所以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以及后来的犹太商人，在中国各港口城市，甚至在北宋的京城开封，感到很自由，于是大量地定居下来，与当地人通婚，繁衍子孙。因为不干涉，他们几代人下来，反而自己忘掉了原来的信仰，甚至放弃相传数代的经商职业，也顺着科举取士的阶梯成了孔孟之徒。明代诸帝以苛酷著称，对外国商人却是宽赦的。明成祖永乐年间，已经实行海禁，但仍有喇泥国朝贡船只夹带胡椒，与民交易。市舶司请征其税，成祖的批复却是：“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大体。不听。”第二年，又有琉球国遣使贡物，回去的时候船上夹带瓷器，被查出来，法当逮问。奏折到了成祖那里，成祖批复：“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这是相继两年发生的事，可以推想当时这样的事是很多的。

中国对海权历来持一种和平的态度。它使海权处于自发状态，自己仅从海上贸易的繁荣中取得税收而已，而这些税收又大部分转化为市舶管理的费用。元代对外国商人的通商政策是八个字：“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来政府对海权的理解，没有一点霸权的味道。由于有这样的政策，所以中国做了1000年海上国际贸易的中心，居然没有因之与邻国发生战争。“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其中渗透着中国人古典海权的智慧。遥想同时期的欧洲，商人们的“汉撒同盟”，居然要组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来保护之，两地文明程度真有云泥之别!

明朝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下令严禁商民下海通蕃，此为海禁之始，已经和平崛起的中国海权，于此如遭严霜。后来的史实证明，海上民间贸易再也没有达到过宋元时期的高峰。

为什么明朝立国初年要实行海禁呢?这要从远因说到近因。

龙与刀 火与冰

这注定也只能是一本描述悲剧的书。

因为它事关两个千年以来一直恩怨交错的国家之间一段最激烈的冲突史。

龙是中国飞天龙，刀是日本武士刀。

但在近代这样一个特定时刻，他们宿命般地遭遇了。

结果……结果不言而喻。

一切还需从国运谈起。

从1644年入关到1861年兴办洋务运动，清政权已维系了漫长的217年。从过往的历史上看，国运长久的朝代中，两汉分别延续了231年和195年，唐持续了289年，两宋合计319年，明延续276年。到19世纪中叶，按照治乱相循的王朝周期，清王朝的运祚着实可以说已接近尾声了。

而就在此时，中国近代命运的拐点终于宿命般地出现。拐点的出现实际上有长达千年的伏笔。那就是岛国日本的“本能冲动”——自古以来，日本的扩张方向就是大陆，中国是其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性障碍。中国和日本除了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外，比起其他国家来，还多了一层心理冲突和情感冲突。这一特殊的矛盾是在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从历史上看，因地理的因素，狭小的日本列岛内部，始终存有向大陆扩张其生存空间和挑战中国的欲望，并伴随日本岛内的统一和分裂、强盛和衰落，这欲望时起时伏千年不息。

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近代中日的博弈，从时间跨度上讲，大约在半个世纪左右。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战结束，这短短50年左右的时间成了中日关系2000年的焦点时段。而拐点的内核或者说起点当在1894年甲午战争，其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在晚清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本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不过，从历史的宿命看，近代日本的崛起与近代中国的衰落是互为表里和因果的。日本崛起得到了英国的庇护。英国受到俄国在欧洲和中亚扩张的牵制，需要日本作为帮手，以遏止俄国在远东的南下，因此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对日本提供了支持，这是日本的千年机会；而甲午战败的中国则以工业化的严重挫折为自身无可奈何的衰落买单。由于战争赔款、由于因赔款而衍生的巨额利息等负担，不仅破坏了中国正常的经济建设，而且还因此打断并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国因战败而更加拉大了与世界诸列强的距离，进一步沦为列强弱肉强食的对象，因而，在甲午战争后不久，又先后出现了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事件——这可以说是一个拐点所导致的一系列灾难性图景。

本书其实所要探究的就是拐点的成因及其层层展开的逻辑链条。它与廉价的泪水或愤怒无关，它只关注内核和一些可以重复的历史规律。

同时本书认为，近代中日博弈中中国军事上的失败只是其中的表象，更深层面的推手还在于文化、制度、国民性格、视野等等，它们构建了两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软实力和硬实力，并在历史老人诡秘的运行轨迹中，将中日两国的国运推向冰火两重天。

所以本书着力阐述的就是那段特殊时期影响中日两国国运的一些关键词：比如海权……比如视野……比如文化……

关于海权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民族。”

由于中国对海权历来持一种和平的态度，让海权处于自发状态，所以一个国家的悲剧也就如影随形。  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交锋历史，其实就是海权交锋的历史。这种交锋的背后是理论、体制、技术、军事、经济、文化的交锋。作为近代中日博弈一个标志性的拐点，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两国国运的方向——历史开始向中国展开图穷匕现的残酷一面。

甲午战争之中和之后的日本更多地是一个打劫者，标志着日本在代表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西方秩序将古老而僵化的东亚秩序击碎之后，又踏上一脚。这一脚，踩得中国五内俱焚。

关于视野

在近代中日博弈的时间向度上，晚清自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的兴起相距整整20年，看不到有什么改革的实际措施。这宝贵的20年，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1894年6月上旬，朝鲜半岛风云突变，在这种情况下，申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如何，直接影响各自的决策和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 

甲午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格局与规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王朝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视野和心态。国脉图强，国脉悲歌，在长达几十年的战略推手中，中国铁路见证和承受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博弈和难言死结。

而一个叫郭嵩焘的晚清外交官，因为超越了时代的视野而在国运与个人命运不对称的博弈中注定了悲剧的结局。日本趁机浮出水面，大清王朝手忙脚乱地收拾残局，一如郭嵩焘当年所预见的那样……

一切都关乎视野，从原因到结果。视野的PK是两个东亚国家博弈的关键所在。

关于文化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的最初20年，日本的近代教育一直是有计谋有目标地均衡发展，只用了六七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兴办近代教育，然而只过了短短六七十年时间，日本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属于“什么都可以型”，中国则属于“非并存型”。日本在摄取外来文化时，不只是学习科学技术，而是全面学习包括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在内的全部内容，加以全面吸收，而中国则是有区别、有选择地接受，结果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与近代中日国民的文化性格有关。

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治国的文化方略一直有其鲜明的判断。近代中日文化的拐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为1894年甲午一役，但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岛国日本的伏笔可谓是打了数百年，晚清没有理由不败。

最先进的文化应该是制度文化，而宪政制度则是制度文化的核心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个在现代宪政上找不着北的国度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日本宪政文化的倒影在中国荡起了些许涟漪之后终又回归到死水一潭，就再也波澜不兴了。

最重要的，在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制度优势是日本击败中国的重要保证。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甲辰科，绵延1300年的科举制成了中国沉重的制度尾巴，尾大不掉，最终被日本人轻易地踩在脚下，无从挣扎。尽管在一次次自省中，清政府也加紧动作，试图“壮士断臂”，但历史的车轮说翻就翻——坑早就埋好了……

老枪

2006年6月写于北京青年湖

百年恩怨说从头

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在所谓中日两国关系“政冷经热”的今天?

或者，关于日本，我们到底还有什么话好说?

仇恨、友善、鄙视、尊敬、熟悉、陌生、钦佩、厌恶、羡慕、嫉妒……对日本这个国家我们张开口却说不出话。

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让中国人如此撕心裂肺。提起Et本，恐怕大多数中国人的感觉都是如同“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国家，正如我们挂在嘴边的两句成语：同文同宗，一衣带水：这又是我们最陌生的一个民族，虽然有着几千年的交往可我们还是对他们所知甚少，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他们屡屡让我们震惊。当天朝上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焦头烂额受尽欺凌之时，我们身边这个一直不起眼的小国却在同样的挑战中迅速崛起，很快取得了和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让清朝上下大跌眼镜。崛起后的日本不仅轻易击败了清朝，而且不久就把庞然大物的俄罗斯放倒在地，又一次让全体中国人目瞪口呆。

上天眷佑，日本人获得了这样一群独特的岛屿，它背靠着世界上最宽阔的大洋，面对着世界上最繁荣的大陆。浩渺波涛给了他们2000年的安宁，海峡对面的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的辐射，又早早地把日本人从蒙昧中唤醒。  这个民族的学习热情在他们亮相于世界舞台之初就不可扼止地显露出来。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学习外国时像他们那样热情，那样认真，那样到位。他们连续不断地派出遣唐使，把庞大的中国文明用他们那简陋的小船，分块装运，穿越海上的风涛，一点一点地，几乎完整无缺地运抵他们的小岛，然后再按图组装：政治制度、宫廷制度、租庸调制、建筑、宗教、文学、艺术……他们用借来的文化外壳漂亮地装饰起了自己，一夜之间，就在遍布荆棘的大和平原上建起了一座完全中国样式的首都，一个袖珍的“唐”在日本列岛出现了。

而两国更本质的相同点，是内在的精神气质。

两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都是注重形象思维和直觉感悟。“禅宗”在中日两国都很流行，两国人在精神发展中都注重克己反省，注重静思默想。日本人在枯山水、日本画、茶道、插花中表现出的简约、淡远、别致和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取向完全一致。

两国人的性格都偏于内向，“面子”哲学是两国人共同的处世哲学。为人处世讲究含蓄忍让，说话都习惯于拐弯抹角，“一切尽在不言中”。日本人还发明一个专门的词汇“腹艺”，也就是说有些意思不用说出来仅仅通过感觉大家都能明白。

两国人都注重集体主义，倾向于压抑个性。中国人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而日本人有一个人人尽知的谚语：“出头的钉子要挨敲”。两国人在社会上都讲究论资排辈，这一点，在日本尤为明显。

正是有了这些相同点，中国也因此把日本列入属国的行列。在中国看来，这个汪洋大海中的岛国和它周围的任何一个小国一样，都是自己恭顺的学生。除了每年按惯例接受他们的“贡品”，中国人对日本没有太多的关注。我们只知道，这个岛国上的人个子矮小，所以给他们起了一个别名叫“倭”。

但日本人的独特就在于，他热诚地向你学习，却丝毫不影响他那极为强烈的自尊，而只是表明他的极为好强、不甘人下。事实上，他一丝不苟地向你学习，正是为了有朝一日超越你，把你甩在身后，或者把你吞掉。他们甚至在羽翼未丰之际就已经多次尝试向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挑战了。

在19世纪下半叶那场翻天覆地的文明大冲撞中，日本终于化蛹为蝶。迅速崛起之后，中国对它还是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中国人只是惊讶于日本人的成就，却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这个昔日的学生就加入了欺辱自己的强国行列，而且比其他列强更无情更凶残。

由此，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就成了一个十分苦涩的过程。

不妨把中日两国2000年的关系史看做是中日两国实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而由此导致了两国在东亚竞争的历史。宋代以前中日之间中国的实力占绝对优势，日本被排除在东亚权利分配之外，但由于优越的地理，中国的权利也无法直接影响日本。宋代到明清中国实力优势逐渐减弱，万历朝鲜之役说明日本已经有能力向中国的大陆优势挑战。其后由于西方的影响中日间的竞争被冻结了200多年，但日本依靠本身的实力始终游离于中国建立的东亚国际体系之外。19世纪中期又是由于西方的影响，中日在东亚的竞争恢复，而中日两国选择的不同道路在30年内使中日实力对比变化加速，并最终导致中国的失败

可以说，在如何与强权打交道、如何在弱势中奋发图强这两方面，日本有资格做中国的老师。但是，日本的可怕就在于，它的崛起不仅未成为中国之福，反成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祸的根源。近代以来的日本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富强需要以中国的贫弱为基础，它的民族优越感需要以中华民族受虐受辱为代价，它的国内危机需要到中国来解决，它的国际地位需要牺牲中国来满足。

千年师生一朝易位，两国关系说到底和而不同。中日两国关系中的恩恩怨怨，许多是由双方文化认知的不同引起的。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以儒家学说为主导，在对外交往中讲究王道、宽厚，有时甚至达到以德报怨之地步，无非是希望以王道感化对方，求一个“和”的境地。

但日本人另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十分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文化中的等级秩序观念。“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对待的。”此种观念之下，认错往往只是认输，是对强者权力的认可，而非对自己罪行的愧疚。基于这种思维，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对中国伤害最烈却鲜有愧意。每当中国呈现出向前发展的良好态势之时，总是由于受到日本实质性的伤害而创业未半，中道崩殂。这样的伤害至少有两次。一次是洋务运动，虽然今天对这场运动或许会有诸多不同的评价，但毫无疑问，洋务运动还是开启了中国科技、工业，包括军事现代化的先河。当洋务运动小有成就时，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使其彻底破产。对一个“蕞尔小国”的战败以及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基本上阻滞了清政府自身现代化的努力，为其灭亡埋下了伏笔。另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北伐战争之后的中国政局终于稍事稳定，1927～1937年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之一。但日本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使中国社会经济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全世界的棒球都有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则，三次违规即出局——英文中常借此隐喻可以宽容再一再二，决不可饶恕再三再四之义。近代日本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先后两次横刀隔阻，在21世纪，它会第三次亮刀吗?

《拐点》一书从历史的善意出发，百年恩怨，话说从头。主要的目的是认知，不是纠葛；是历史的记忆，不是现实的仇恨。是王道与宽厚，而不是化掌为刀。

老枪

2006年7月写于北京青年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