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文库》将秉承光明日报“理论前沿型、学术探索型、知识密集型”的传统风格，精心组织、精心编校、精心出版，充分发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宣传推广这项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工程，力争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品牌。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本册为《光明学术文库》之《中国古典文艺学》，本著作精选中国古代文艺学、美学范畴20个，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体系构成着眼，对这20个范畴进行一种逻辑排列。是一部结构完整的古典文艺美学理论著作。

全书涉及古典文艺学、关学的重要概念范畴20多个，力求按照古典文艺学的本来面目，建立起它的体系。我们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文学批评史和文学思想史的写法，打破以时代为线索、以人物为脉络的传统做法，运用范畴架构起中国古典文艺学的作品论、创作论、接受论，试图以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分析和理论论证让人信服。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发生

第二节 诗与史

第三节 文艺学与哲学

第四节 范畴：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基本形态

第五节 感悟：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基本方法

第六节 中国古典文艺学的现代意义

第二章 文与道：形而上观念与文艺本体理念

第一节 文、文学和文章：文的意义辨析

第二节 道：从形而上观念到文艺学理念

第三节 “夫文，传道而明心也”

第四节 文与道：对社会现实的终极关怀

第三章 言志与缘情：文艺本质的双重规定

第一节 “诗言志”的诗性阐释

第二节 “诗缘情”：纯文学的本质的凸显

第三节 情志合一：有意义的趋同

第四节 情与志表达：文学的人文精神

第四章 形与神：艺术形象的审美创造

第一节 形神意义溯源

第二节 形与神的生命本质

第三节 “意得神传，笔精形似”

第四节 形神创造与艺术本真

第五章 言与意：言尽意与言不尽意

第一节 言、象、意的理性阐释

第二节 言不尽意：语言的困惑与文学理论的拓展

第三节 言尽意：语言表意的自觉性

第四节 言有尽而意无穷

第六章 文以气为主：主体创造的动力因素

第一节 气：从哲学范畴到文艺学范畴

第二节 浩然之气：一种奋发昂扬的主体人格

第三节 文以气为主：作家创作的主导因素

第四节 阳刚与阴柔：主体性情与美学风格

第七章 神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

第一节 “神思”释义

第二节 “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神思的时空意义

第三节 “志气”与“辞令”：神思开展的依托

第四节 秉心养术：神思的精神蓄养

第八章 应感之会：不以力构，风飞电起

第一节 “来不可遏，去不可止”

第二节 不以力构，风飞电起

第三节 随物赋形，当止乃止

第四节应感之会与西方灵感

第九章 物化：审美创造的最高境界

第一节 “庄周梦蝶”的启示

第二节 心斋：物化的心理机制

第三节 审美移情：物化的表现特征

第四节 物我互化：物化的最高境界

第十章 比兴：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第一节 《诗》的传授、解读与比兴概念的提出

第二节 比兴作为一种艺术思维理论的生成

第三节 比兴思维与象征

第四节 比兴思维与隐喻

第五节 比兴思维与诗性语言

第十一章 法无定法：艺术法度之魅力

第一节 追问文学艺术的法度

第二节 别裁伪体，转益多师

第三节 “死法”与“活法”

第四节 法无定法

第十二章 知音：文学艺术的审美接受

第一节 知人论世

第二节 以意逆志

第三节 诗无达诂

第四节 “六观”：通达知音的路径

第十三章 境、象、意：艺术意境的美学品格

第一节 艺术意境的生成  

第二节 意与境会

第三节 意境的结构层次与审美特征

第四节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第十四章 风骨：古典艺术的美学风范

第一节 风骨范畴的生成

第二节 气化风骨

第三节 “骨气端翔，音情顿挫”：风骨的美感力量

第四节 风骨与崇高

第十五章 趣味：艺术的审美评判

第一节  味的审美理论的兴起

第二节 “味外之旨”与“韵外之致”

第三节 “兴趣”与“意趣”

第四节 “味”与“韵”

参考文献

后记

第六节 中国古典文艺学的现代意义

当我们拈出中国古典文艺学这一概念时，我们就已明确意识到，它与西方的诗学概念在内涵上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地域和民族的差异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学艺术的内在特质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上。这些，并不足以成为阻隔中国古典文艺学和西方诗学的天然鸿沟。也恰恰是在这种不同中，我们明确看到了它们之间的精神意义相通。那就是寻求文学艺术创作和接受的内在规律性，寻求民族艺术自身不断完善的途径。

中国古典文艺学是采用纯正的古代文言文表述的，在这种语言表述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套属于我们民族的范畴和术语。今天看来，有些范畴和术语显得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以至于让人难以思议。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改革了语言的表达形式，促使文言文消隐，白话文兴起；更重要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古代的那种较为单一的感悟式的具象思维发展成为今天的具象与抽象并存的思维。这是一种必然。在思维方式的转变中，汉语言说的概念术语也发生了转变。这些概念术语大多是沿袭西人的，有时，很难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中找出与其相对应的概念。这就使得我们今天的以白话文语境为代表的现代文艺学趋于西化，丧失了古典的个性。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西方的抽象的逻辑思维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认同了西方的逻辑思维的长处，以此反观古人，必然会发现古人的许多短处。不少学者怀疑中国古典文艺学的体系和价值，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的参照，既然他们已经把西方的逻辑思维当作“是”，必定会把中国古代的具象思维当作“否”，因为，西方传统的哲学本质是二元对立的。从这里，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二元对立的弊端。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并不是“是”与“否”那么简单，这个道理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只有打破二元论，才会进入一个新的认识境界，就不会否定中国古典文艺学的现代意义了。

中国古典文艺学是中国古人对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理论和经验总结，数千年来，一直指导并推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开展，使之成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的珍品，在世界文艺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我们为我们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自豪，我们为我们的古代音乐、书法、绘画自豪，我们惊叹在这些类型不同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妙情思和精神力量。试想，如果没有一种经验理论的指导，会一代一代地延续这种文学的传统?会表现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吗?这种理论自有它的精髓存在。这种理论的精髓是什么?这正是我们应着力发掘和思索的。文学艺术虽有古今之别，但是，文学艺术的创作理论却是古今相通的，古代的理论仍然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也正是在这一方面，中国古典文艺学才具有现代意义。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其实，这句话只讲对了一半，因为它模糊了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仅看到了由原始艺术所派生的文学形式这一表面现象。严格地说，中国是一个乐的国度。音乐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源头。诗是乐的一个组成部分，诗的一切特质无不与乐有关系。今天，我们称之为《诗经》的诗在先秦时期是配乐演唱的，每一首诗都有固定的曲谱，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曲谱不传，乐词独存，这便是诗。在先秦，“诗”或“诗三百”特指我们今天所称的《诗经》。诗、乐一体在先秦的典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就叙述了吴公子札观乐的史实，观乐的内容就是对我们今天称之为《诗经》内容的演绎。先秦时期对乐特别重视，除《左传》、《国语》等史籍之外，先秦诸子如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都有大量的言论言说乐。他们并不把乐当作一个纯粹艺术的概念，而是将之作为传播政治思想、德行、礼义的重要工具。(当然，也有人把乐作为一个纯艺术概念理解，但一旦把它作为一个纯艺术的概念，乐便会失去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被当作否定的对象，如墨子、韩非子等。)由此，也生发了许多与文学艺术创作有关的思想，如“言志”与“和”等。此后的中国诗歌如汉乐府、永明体、唐诗、宋词、元曲等，无不与音乐有关。依韵作诗、倚声填词成为古代骚人墨客的创作习惯，许多诗词被谱曲广为传唱，极大丰富了中国诗歌的音乐性。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认真检索一下中国文学史，就能得到较为完美的解答。有趣的是，中国的古乐均来自民间。先秦之乐无不与民间有关系。“诗三百”是精选各地的乐歌；楚辞是屈原放逐期间改造民间音乐的创作；汉乐府来源于民间；词、曲起初都是在民间演唱；即使带有精雕细刻之痕的律诗，如果细细追究其来历，恐怕也要追溯到民间。可见，中国古代的音乐、诗歌起源于民问，它们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由于中国诗歌与乐的关系极为密切，这就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诗歌的品性：注重音律，注重抒情，追求语言的圆滑流美，悠然写意。中国的抒情诗特别发达，就是因为音乐的渗入，是音乐品性的直接外化。

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古典文艺学准确抓住了中国诗歌的这一特征，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命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于中国传统的“言志”观念。关于“言志”的意义，不少学者从文字训诂学、人类文化学等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阐释，很有启发。闻一多先生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的三个主要阶段。”接着闻先生作了具体分析：诗产生于文字之前，那时，人们是依靠有韵律的诗帮助记忆的；文字产生以后，便用文字记载记忆，因此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都叫志；诗、歌合流之后，诗的内容便发展为表达情思、感想、怀念、欲慕了。闻先生的分析尽管不少人赞同，但仍有不少疑问存在。比如，他讲的文字产生以前的情况佐证的是先秦的史料，应是推测之语。史前的诗到底怎样，甚至有没有诗，都是值得追究的。在这里，我们无法追究，也勿需追究。依闻氏所言，“志”的内涵极为广泛，但他特别看重诗乐合流以后“志”的内涵，认为诗乐合流“真是一件大事。”这就很值得玩味了。这说明，闻先生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乐对诗的品性的影响，是乐催生了诗的表情、表事、表意的功能。乐对诗的本质特征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样说，并非有意抬高音乐的价值，事实应当如此!然而，先秦的“言志”观实际上是各种学术、政治思想的混合。先秦诸子都强调“言志”，这里的“志”不会是单纯的情感因素，政治抱负的因素恐怕就多了一些。但这并不妨碍“言志”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文艺学观念。后来，陆机又提出了“诗缘情”的思想，标志一种纯文学观念的形成。因为“缘情”更近于诗的本质。“言志”的“志”是包含情的，“缘情”的“情”也包含志，情中含志与志中含情绝不能划等号。唐代孔颖达糅合二说云“情志一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正义)，是一种稀里糊涂的见解，不足以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文艺学观念，主要是因为他缺少发展的眼光，从根本上抹煞了诗的特性，混淆了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孔颖达的真理性。  P32-34

《中国古典文艺学》在付梓之前，我想对这部书稿的写作意图、整体构思，略作说明，便于大家了解此书。

这部书稿最初构想始于新世纪初。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陆续接触了不少我国古人谈说艺文的资料，很想在整理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作出我对这些资料的阐释，谈论一番我对中国古典文艺思想的看法。但我在上世纪末还在捉摸着文艺美学如何发展，关注当下，未能专注古典。随着审美文化的扩大，又在思索着文艺美学应如何超越古典，走向文化美学。在深入探索的过程中，我发觉，文艺美学也好，文化美学也好，若要超越古典，就要更深入地研究古典，现代创新要以继承古典为基础。正好，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李健，钻研中国古代文论已久，对我的研究思路较为了解，很想沿着我的思路深入下去，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于是，我们就一起着手《中国古典文艺学》的构思。

中国古代文艺思想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具有历时性。百年来出现的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艺思想史、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等，都是从“史”的纵向发展作历时性的研究，已取得了巨大成绩。如今，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论说艺文的理论资料，能否在历时研究的基础上多作些“论”的综合，探索这些艺文论说的横向联系?中国古典文艺思想，闪烁着精辟的火花，精彩纷呈，谈说艺文的范畴更是丰富多彩，若能将这些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涌现出的思想、论点、范畴作深入探索，梳理其逻辑的内在联系，对弄清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民族特征，颇有帮助。

中国古代对艺文的谈论，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并无现代的理论形态，因而很难作理论的概括。我们这部书稿，基本按照文艺活动必有的三个环节“创作——作品——接受”作为大致的轮廓，然后，把历代先后出现的、能表述一些重要文艺观点的基本范畴，分别在这三个基本环节中予以展开，进行现时梳理。全书十五章，第一章是“绪论”，总论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基本形态、内容和特征，研究中国古典文艺学的现代意义。然后，围绕文道、言志、缘情、形神、言意五个基本范畴，论述中国古代对于作品这个基本环节的思考。在创作这一基本环节，展开了对文气、神思、应感、物化、比兴、法度这六个范畴的论述。最后，在接受这一基本环节，集中讨论了知音、意境、风骨、趣味这四个范畴，展示出古人对作品接受过程的独特理解。

之所以要想写这部《中国古典文艺学》，对我而言自有历史的缘由。早在1956年，北大受国务院之托试行副博士学位制，中文系就有文艺学这一专业方向。我当时刚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当研究生，听到这消息，就又回到北大，投杨晦先生门下，当文艺学副博士研究生。杨晦先生在大学本科时就教我文学概论，主持过苏联专家主讲的文艺学研究班，但他对当时苏联的文艺学甚不满意，认为所论脱离中国实际太远。所以，在送走苏联专家毕达可夫之后，他就全心投入，研究中国古代文艺思想，探索中国文艺思想发展的规律。他的研究，虽然关注的主要是文学思潮，但也旁及其它艺术，连《世本》、《乐记》、《考工记》等都在他的研究视野之内。他希望我能跟随他沿着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一步一步向前走，目不旁骛。于是，从1956年始，我有近三年时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从老、庄、孔、孟之书一直读下来，一边读书，一边做笔记，最后做成卡片，积累了不少资料。

当时，我读了北大图书馆能找到的几种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在此期间，我还和罗根泽相识。当时，这位曾在清华大学讲授过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南京大学教授，正在和郭绍虞合作，主编规模宏大的巨型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他从南京大学到北京来处理编务，到北大找到吴小如和我，要我们依据北大图书馆的藏本，为丛书作审校。读了这些书籍，使我感到中国古代论说艺文的思想资料，真是浩若烟海，对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研究，不知如何着手。

后来，我又读了两本书，受到了新的启发，懂得研究中国古典文艺思想，不只有历史的方法。一是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这本书虽然仍然沿着“史的线索”，但却并不是要梳理史实，而是“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各家意蕴为纬”，其目的是“要从批评学方面，讨论各家的批评原理”，例如“兴观群怨”说、“文气”说、“妙悟”说等等。全书注意到纵向的历史的发展，但更注重横向的逻辑的比较，并自称这是“比较文学批评学”。不过，方孝岳此书，基本构架还是以传统的史传结合的方式勾勒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发展的轮廓。二是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写作于上世纪40年代。该书却另辟蹊径，“另标体制”，突破了传统的史传结合方式。全书只以十分之一的篇幅“中国文学批评史略”描述了史的线索，然后，集中笔力，以逻辑的方式，横向概括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傅庚生按照当时美国文艺理论所说的文学四要素，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分成四大方面：感性论、哲学论、思想论、形式论，用中国古典文论的材料展开论证。这是中国学者以西方文艺理论来概括中国古典艺文思想资料的一种尝试。

中国古典艺文思想的资料是那样的众多，文评、诗话、词话、赋论、画论、曲话、剧说、乐记、书品、艺谭、笔记等等，散见于各类典籍之中，历代出现的诸如《艺文类聚》、《艺文志》之类也不少。读了两三年的古籍，我脑海里逐渐盘旋着一个念头：对于专门家来说，恐怕要穷毕生之力，才能深入堂奥，但对于生活于当今时代的初学者来说，如何能以最少的时间及早了解中国古典文艺思想的精粹?今人又如何理解和评价古代的文艺思想?我的导师杨晦在1959年开始为中文系高年级讲授《中国文艺思想史》，一个学期下来，只讲了一个问题：艺术的起源，对“铸鼎象物”作了详尽的论证却还意犹未尽。因时间不够，只好就此打住。我的另一位老师宗白华从1959年开始准备《中国美学思想史》讲座，1963年正式为中文、哲学系高年级学生开课，一个学期下来，主要讲了先秦时代的工艺美术、易经美学、《乐记》美学、《诗经》美学，先秦以后的却只能简略带过，无法展开。因此，我在当研究生的那几年，若要想较为完整地了解中国古典文艺思想，只能自己去找更多的书来读，除了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那套丛书外，还有《历代诗话》、《中国画论类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等……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古典文艺学》，是胡经之先生和我花费了五年多的时光写就的。写作过程中的酸甜苦辣，真是一言难尽!但愿这本著作，能圆我的导师胡经之先生早年的一个心愿，能给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的人们些许有益的启发。

1999年，当胡老师带着我们着手编选《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时，就已经开始了该书的构思。《丛编》出版之后，受到很多认识或不认识朋友的鼓励，不少人认为我们是在努力做一些有益于中国古典文艺学的普及性工作。更有一些学者非常明确地看出我们编选这部资料的用意，是想借助这些资料来说明我们对中国古典文艺学、美学的总体性的认识。这确实是胡老师的意图之一。我们整理中国古典文艺学资料，编选《丛编》的目的，就是想写出一本不同于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原理》之类的总论性的古典文艺学著作。《中国古典文艺学》就是在《丛编》的基础上开展的一项研究性工作，是我们对中国古典文艺学体系思考的初步成果。

中国古典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工作，开始于20世纪初期。整个20世纪。学人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并出版了大量的古典文艺学、美学资料，撰写了许多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文学理论史、关学史等著作，这些工作，对推动中国古典文艺学和美学的研究是有益的。今天看来，这些工作尽管成绩很大，但是，还需进一步深化。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还需要我们去发掘，目前，还缺少一部能够准确描述中国古典文艺学、美学观念逻辑演进的历史著作。然而，这些不应成为今后古典文艺学、美学研究的主要工作。由于中国古典文艺学、美学是由众多概念范畴组成的，概念范畴是中国古典文艺学、美学理论的筋骨，当今，中国古典文艺学、美学研究的主要工作是清理重要的概念范畴，在历史和当下的双重语境中去阐释这些概念范畴，寻求古典文艺学、美学现代化的途径。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时至今日，中国现代的文艺学、美学并没有形成属于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无论是体系、概念，还是具体的理论言说都步西方后尘，这与一个文明大国的身份极不相称。正是出于这种忧虑，我们强调加强对中国古典文艺学、美学的概念范畴的深入研究，从中去寻求对构建我们文艺学、美学话语体系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古典文艺学》就是用范畴来结构中国古典文艺学体系的一种尝试，全书涉及古典文艺学、关学的重要概念范畴20多个，力求按照古典文艺学的本来面目，建立起它的体系。我们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文学批评史和文学思想史的写法，打破以时代为线索、以人物为脉络的传统做法，运用范畴架构起中国古典文艺学的作品论、创作论、接受论，试图以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分析和理论论证让人信服。我们深知，我们可能在做一项自不量力的工作，这项工作也可能不成功，但是，我们毫无怨言，因为，我们曾经努力过。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阜阳师范学院、深圳大学及有关学者和领导的热情关心和支持。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教授、文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社科处处长吴俊忠教授等都曾经关注过本书的写作，或与作者交流，提出不少好的意见。本书部分章节曾先期发表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深圳大学学报》、《阜阳师范学院学报》、《韶关学院学报》、《文艺报》、《江淮论坛》等报刊上，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摘载。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