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集了李元洛、钱理群、于坚、李零、苍耳、余秋雨、王培元、周健森、沈衍琪等30多位作者的30多篇随笔作品。编选者从《随笔》、《读书》、《人民文学》、《美文》、《书屋》等数十种名牌报刊中，精心挑选随笔佳作，使本书保持相当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在秉承随笔特有的思想锋芒和问题意识的同时，力求从历史反思和本土社会现象中寻找思想资源，成为2007年度随笔作品的最大亮色！

公元1860年10月5日晚，北京西郊的皇家夏宫圆明园，闯入一批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的战地特派画家兼记者查尔斯·沃格曼，用手中的画笔勾勒出那些精美绝伦的亭台楼阁，也记录下至今仍旧灼痛我们情感的惨烈事实。(周健森、沈衍琪《火烧圆明园——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如果一个人的墓冢经过主葬、埋没、多次修葺和重建，形成了称之为“基史”的东西，那么，这时墓冢已成为死者的替身，墓史便有点像逝者的另一种历史。陈独秀墓史的演绎堪称富有传奇色彩。(色耳《一个人的墓史》)

李元洛、钱理群、李零、王培元、余秋雨等30多位作家的30多篇佳作，在秉承随笔特有的思想锋芒和问题意识的同时，力求从历史反思和本土社会现象中寻找思想资源，成为2007年度随笔作品的最大亮色，也是本书最具价值之处。

从《随笔》、《读书》、《人民文学》、《美文》、《书屋》等数十种报刊中精心选编的年度随笔，旨在检阅2007年度随笔创作实绩，推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年度随笔。

人类为什么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火烧圆明园——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

诗人是什么

一个人的墓史

张学良读明史

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

有感于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的差距

被贬低的思想

春至兮归故乡——春节记

关于人的生死观

节日变形记

如何对待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

孔子符号学索隐

夹在南宋北宋之间的这个女人

经典的魅力

青铜散

二十一世纪，仍会是一个美国世纪吗？

以自由民主之名

1945：波茨坦与重庆的外交内幕

《叶隐》、武士道及其他

“人情美”的陷阱

当粮食遭遇政治

被劫持的村庄

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

大学“精英教育”为何陷入尴尬

《新人口论》五十年祭

文化遗产日的意义

面向时代的文学

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

杀人杀在菜市口

李斯：一个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人

从清流名士到国家重臣

说《伏诰》

话说“裙带风”

中国传统士民的“臣妾心态”——元曲之旅

“国学”问答

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

大美者无言

《李锐家书集》序

流在剑上的酒与浸过酒的剑

想起了少年维特

斜塔春秋

读史六篇

老戏新眼

大海航行靠自己

人类为什么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许纪霖

“9·11”：21世纪的开端？

“9·11”事件已过去5年多。这一事件对我个人来说具有很特殊的意义，那时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和美国人民一起经历了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当时我就在波士顿，甚至存在一种可能——成为恐怖事件的牺牲品。9月初，我想去黄石公园旅游，计划9月11日坐飞机从波士顿到洛杉矶，如果这样，很有可能坐上撞毁世贸大楼的班机。但阴差阳错，在最后办理时那个航班名额已满，于是提前一班出发。在黄石公园，我听到了这一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

之后我从洛杉矶回波士顿，恰巧搭上“9·11”之后波士顿罗根国际机场恢复开放的第一个航班。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当地的电视台全部出动采访。我突然感觉到，“9·11”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美国坐飞机，就像英雄一样。感恩节我又去纽约，尽管离“9·11”惨案已过去两个月，但现场的情景仍然令人恐怖。这种冲击是无法在电视和照片中得到的。你会真切感受到，人类遭遇了一次巨大的创伤——创伤的伤口直到今天还在发痛。

如今全世界都在反思“9·11”，大家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9·11”对整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使我想起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2000年刊载的香港中文大学金观涛教授的文章，其中谈到：一个新世纪的来临，并不是以一个自然的时间开始，而是以某一个重大的事件为标志。在他看来，20世纪开始的标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21世纪开始的标志是什么？他当时没有说。“9·11”以后，金教授给我打电话：“21世纪开始了。”听了这句话，我同样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是否新的世纪并不会给人类带来繁荣、和平、发展、富强，而是带来一种新的自相残杀的恐怖？是否“9·11”意味着一个新世纪的恶兆？

环顾四周，我们的确可以看到，“9·11”以后的这几年，世界并没有变得太平，反是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战争、冲突、令人毛骨悚然的“人肉炸弹”……“9·11”的阴影继续笼罩着整个人类。我们不得不从“9·11”事件的本身来反思，我们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连绵不绝的恐怖主义和战争？为什么整个人类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文明冲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9·11”以后，网上有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发表宣言，宣称“9·11”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与反文明、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但我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恐怖主义在21世纪的世界，在一个所谓全球化、文明普世化的世界里，依然能够大行其道？为什么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野蛮的本性却随着现代性在继续蔓延？难道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恶总是与善在并行发展，同步增长？

为什么会出现恐怖主义？是不是我们简单把它定性为“野蛮”，问题就能解决？哈贝马斯在接受“德国书业和平奖”的演讲辞里说，“9·11”事件“触动了世俗社会深处一根宗教的神经”。也就是说，这个世俗社会意味着全球化，整个现代化发展到了任何一个角落，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国家、什么部落，你是什么文化，你相信什么宗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水准，现代化都极大地改变了你原来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它把资本主义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生产关系以及现代的人际关系带到了世界各个角落，这与很多地区原有的宗教、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冲突。现代化的拥护者原以为现代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现代化无法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这一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宗教所提供的。现代性也无法回应人们的一个集体认同的问题。整个全球化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单一：大家看的是同一个好莱坞电影，享受的是同一种生活，穿的是同一个名牌，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解决人的心灵深处的信仰问题，也无法解决人自身的认同问题。这些信仰、认同显然无法从这样一种普世化的世俗意识形态中寻找答案，它还得回到原来自身的文化传统或者宗教传统里寻找。在世俗化社会里，宗教问题不仅没有被消解，而且越来越尖锐化。个人信仰什么，完全是私人选择，公共生活并不给你提供标准的答案，问题在于，人生的意义个人是无法解决的，宗教的问题永远是一个与公共生活有关的问题，但是现代性却完全把它剔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这使得个人更处于某种孤独、彷徨之中。他们要在公共生活、集体生活中重新寻找他们的依归。所以，在世俗生活里宗教问题重新以另外一种形式日益尖锐化。

文明对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管我们的心灵多么善良，希望文明之间不应该或者不会有冲突，但是文明之间不同的宗教、文化由于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很多分歧。

文明与文明之间存有巨大的裂痕，在终极的价值上很多是不可通约的。当今世界的问题就在于整个世界的经济一体化、资讯一体化，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对世界的观察、对自身意义理解的分歧却越来越大。在历史的表层，世界像网络一般结合在一起，但是在深层，彼此间有着不同的“根”，这些根与根之间没有关联，甚至互相很陌生，没有基本的对话。21世纪比起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彼此更需要连接在一起。比如中美之间的依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中国离不开美国，同样美国也离不开中国。美国一家媒体报道，如果没有中国，圣诞节美国人都要“光屁股”了，他们身上穿的衣服都是“MadeinChina”。但与此同时，不同文明之间缺乏真正理解。我们无法理解其他文明，其他的文明也无法理解我们，换言之，文明之间缺乏对话和沟通。

这些年，关于文明的对话，全世界很多有识之士做了许多工作。联合国把2001年命名为“世界文明对话年”。我到联合国大厦参观时，就看到一张大幅宣传画，上面用各种语言和文字标明了一个大家都愿意遵守的最低伦理准则，中文用的是孔老夫子那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的“恕”道。虽然是消极的，但具有普遍性，能够为几乎所有的高级宗教和文明所接受，也是它们的重叠共识。在普陀山度假，我将这个故事告诉一位饱读佛教经典的大法师。第二天他见到我，很兴奋地说，在佛教经典中也有这样的思想，他翻开一本佛经，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听：“非己所安，不加于物”。可见，联合国将这一条作为文明对话的基点，焉有深意也。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就在这个“文明对话年”，发生了“9·11”事件。

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光明的世纪，也是最黑暗的世纪。这个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在哪里？虽然福山说“历史已经终结”，意识形态问题已经解决，然而人们却仍然面对着一系列严峻的危机。支配整个世界的仍然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生存竞争。这个世界并没有理性。虽然有联合国，有各种人权宣言，但缺乏有效的约束性建制。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恐怕与当今国际政治中“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普遍法则有关。

今天，世界越来越成为“地球村”。除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外，大家还有着公共利益。这一公共利益是无法否认的，按照自由主义关于市场的理想状态，认为只要有了一套健全的市场规则，自然会有“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个人利益。推广到国际关系方面，好像也只要有一套规则，就可以调节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但是整个20世纪的灾难一直到“9·11”事件，我们都可以发现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能发挥作用。如果每个国家只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话，这个世界将永无宁日。经济学的“囚徒困境”证明了，假使大家只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后所能达到的，并非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每个人都考虑到公共利益，反而有可能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合作要比不合作好”的道理。在国际关系中也是这样。既然大家都在地球这个“诺亚方舟”里，就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这就要求每个国家放弃一部分利益特别是次要的国家利益来照顾和维护全球的公共利益，这样才有建构安全与秩序的可能。

要使大家都放弃一部分国家利益，强国首先要有所表率，因为强国的利益最多，它可舍弃的东西很多，选择性空间较大。作为弱国或穷国，它可以舍弃的东西很少。但在这方面，美国的所作所为却无法令人恭维。

在这样一个一体化的世界中，我们更需要公共的规则、共同的正义以及最底线的共同伦理。只有具备了这些，这个世界才有希望永久和平，人类才有希望生活安宁。

如果犬儒主义和自我中心已变得不可救药，我们便会和康德一样发问：人类在这地球上的生存，还有什么价值？

火烧圆明园——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

周健森 沈衍琪

公元1860年10月5日晚，北京西郊的皇家夏宫圆明园，闯入一批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

这一年是清历咸丰十年。英国人撼动南疆大门的隆隆炮火，已在耳畔断断续续回响了20年；此时英法联军又以护送公使进京换约为名，从北塘登陆，攻下大沽口炮台，长驱直入占领天津，沿北运河一路进发，步步逼向北京。

战战兢兢地度过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圆明园年轻的主人咸丰皇帝早已如惊弓之鸟。这个原本夸口“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申天讨，而张挞伐”的天朝统治者，半个月前便仓皇逃往热河避难，守卫圆明园的清军也已纷纷溃散。

此时的圆明园，纵然享有“万园之园”的美誉，却几乎成了一座寂寥的无主之地。

进犯京城的英法联军队伍中，有一位身份特殊的随行者——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的战地特派画家兼记者查尔斯·沃格曼。在十余天的时间里，这位历史的见证者，用手中的画笔勾勒出那些精美绝伦的亭台楼阁，也记录下至今仍旧灼痛我们情感的惨烈事实。

黑云压城

沃格曼是《伦敦新闻画报》派遣到中国的第一个记者。

诞生于1842年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将图片作为主要报道形式的新闻周刊。它的创办者赫伯特·英格拉姆当初在经营报刊零售生意时发现，那些刊载了较多图片的报纸，销量总是更好。这使他萌生了创办一份画报的念头。

巧合的是，《伦敦新闻画报》恰好诞生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前夕。遥远的英伦之岛不曾被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滚滚硝烟所熏染，但远东地区的战况局势，西方人眼中那个数千年来迷雾深锁的大陆国度，立即被纳入这份刊物报道的视野范围。

然而，和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倨傲自负的态度一样，《伦敦新闻画报》对于古老中国的最初印象，充斥着对异己文明的藐视与误读。

1842年6月4日，有关中国的第一篇报道中，刊载了一幅道光皇帝的画像。他披挂龙袍、身形佝偻地坐于椅上，面孔被描绘成眼眶深陷、鹰钩鼻的典型西方人形象，眉宇间流露出凶残与贪婪的神情。英国人凭空臆断说，这个皇帝的政治地位在战火中正变得岌岌可危。

另外一则介绍清朝赴英使臣的图画中，《伦敦新闻画报》将其丑化为一个形容猥琐、举止古怪、盲目自大的“井底之蛙”。画报还配了一首蹩脚的打油诗，嘲弄说当人们带他参观军火库时，这个自以为是的官吏被吓得两腿发抖。  至于在战争中与英军交火的清朝兵勇，有时被贬低为“坐在用猪皮吹起的筏子上，裤管卷到大腿根部，手执三叉戟和火绳枪，与西方的坚船利炮作战”的劣等族群；有时又被误画作一身中国传统戏曲装束，腰挎大刀、摆弄土炮的不伦不类形象。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随着战事的演进，这种谬误百出的报道显然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这一年，刊登在《伦敦新闻画报》上的预告消息引起了英国人的浓厚兴趣：画报记者查尔斯·沃格曼即将启程前往中国，一睹这个东方古国的真实面目。

尽管摄影术早在1839年便已发明，如何将那些相片大量印制于纸面上，在当时仍是个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通常是交由专业画家临摹成版刻作品再进行印刷。为了确保画报的品质，《伦敦新闻画报》聘请了当时英国一流的艺术家作为记者，沃格曼便是其中的一位。

从欧洲到好望角转而前往中国，漫长的征程耗费了沃格曼将近一年的时间。读者在1857年1月17日才看到他抵达广东后发回的第一篇战地报道和相关速写。随后每周的《伦敦新闻画报》上，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中国目击报道。

在广东采访期间，沃格曼结识了他的同行——来自意大利的随军记者、摄影师费利斯·贝阿托。来中国之前的两年间，作为战地摄影师的贝阿托，一直在印度北方拍摄叛乱新闻。他的摄影技术曾得到英军陆军司令克灵顿的赞赏，并因此得到随联军进入中国的机会。有意思的是，在沃格曼和贝阿托各自的作品中，总是能够看到他们彼此的身影。一张于1860年4月在广州孔庙前拍摄的照片中，沃格曼悠闲地站在台阶上张望，贝阿托则斜倚着栏杆。而在另一张写生作品中，沃格曼和贝阿托坐在一群好奇围观的中国人中间，神态安详。

然而这被镜头和画笔永久铭刻的宁静时光，在被战争蹂躏之下的历史长河中，短暂得如同稍纵即逝的泡沫。当月，由18000余名英军和7000余名法军组成的联军，在额尔金和葛罗的率领下，从广东一路北上占领浙江舟山；随后又分别占据大连和烟台，封锁渤海湾。

侵略者怀着强烈的报复心理而来。1859年6月25日大沽口炮台一役，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出其不意下令开火，企图突袭炮台的英法兵舰狼狈地折戟于海滩深泥。中国人的胜利，刺痛了欧洲人高傲的自尊，他们叫嚷着要“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

1860年8月12日，在占据了未设防的北塘之后，联军向新河、军粮城发动进攻。在咸丰皇帝一纸“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的谕示下，“精锐耗竭”的僧格林沁被迫选择了撤退。

14日，塘沽被占。

21日，大沽失守。

24日，天津陷落。

名义上，英法联军是打着进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而来，并希望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同时提高赔款数额。但在见到前来议和的大学士桂良之后，他们断然拒绝了中方提出的退兵要求，并质疑这位钦差大臣的全权代表身份，拒绝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9月初，联军继续向西进犯。一路蔓延的战火，距离北京已不过是咫尺之遥。P1-7

雨果只能在想像中构建的这片辉煌建筑，沃格曼却有幸身临其境。

1860年10月18日，在北京城内昭告“烧毁圆明同”的第二天清晨，英法联军的队伍向圆明园进发。沃格曼跟随英军的一个师步人这座闻名世界的帝王宫苑，沿途所看到的景目不暇接。他一边忙不迭地用画笔为那些亭台楼阁绘制最后的形象，一边用文字描述道：

……那天早上，圆明园湖边的景色非常优美。那个湖的周长约有五英里。它的北岸是一片树林，在树丛中不时地可以看到一座造型优雅的宝塔，或是风格奇特的庙宇。在这些树丛的上方，矗立着一幢庄严雄伟的楼阁……

几个小时之后，这世间罕见的美景将在熊熊烈火中化作一片乌有。

——周健森　沈衍琪《火烧圆明园——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

自屈原开始，中国文人的内心基调改变了，有了更多的个人话语。虽然其中也关及民生和君主，但全部话语的起点和结局却都是自己。凭自己的心，说自己的话，说给自己听。被别人听到，并非本愿，因此也不可能与别人有丝毫争辩。

这种自我，非常强大又非常脆弱。强大到天地皆是自己，任凭纵横驰骋；脆弱到风露也成敌人，害怕时序更替，甚至无法承受鸟鸣花落，香草老去。

这样的自我一站立，中国文化不再是以前的中国文化。

——余秋雨《诗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