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绪福斯神话》的内容简介如下：

西绪福斯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是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当阿尔贝·加缪这样看这个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时，存在主义的哲学之眼就进入了那个古代的神话。

阿尔贝·加缪编著的《西绪福斯神话》的内容提要如下：

我让西绪福斯留在山下！人们总是看得见他的重负。西绪福斯教人以否定神祗举起巨石的至高无上的忠诚。他也断定一切皆善。这个从此没有主人的宇宙对他不再是没有结果和虚幻的了。这块石头的每一细粒，这座黑夜笼罩的大山的每一道矿物的光芒，都对他一个人形成了一个世界。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西绪福斯神话》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发行。

荒诞的推理

荒诞与自杀

荒诞的墙

哲学上的自杀

荒诞的自由

荒诞的人

堂璜作风

戏剧

征服

荒诞的创造

哲学和小说

基里洛夫

没有前途的创造

西绪福斯神话

附录：弗朗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

荒诞·反抗·幸福——代后记：谈谈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

荒诞与自杀

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其余的，如世界是否是三维的，精神是否有九个或十二个等级，都在其次，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事，但首先必须回答。假使果然如尼采所愿，一个哲学家为了受人尊敬应该以身作则，那么，人们就理解了这一回答的重要性，因为它后面就是决定性的行动了。这是心灵容易感觉到的明显的事情，但是还应加以深化，使之在人们的思想中清晰起来。

假如有人问，根据什么判断某个问题比另一个问题更为紧迫，我的回答是，根据它所采取的行动。我从未见过一个人为了本体论的理由而死。伽利略掌握了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但当这个真理使他有生命之虞的时候，他就最轻松不过地放弃了它。在某种意义上，他做对了。这个真理能值几文，连火刑使用的柴堆都不如。地球和太阳谁围绕着谁转，从根本上说是无关紧要的。说到底，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相反，我看见许多人死了，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生不值得活下去。我也看到另外一些人为了那些本应使他活下去的思想或幻想而反常地自杀了(人们称之为生的理由同时也是绝好的死的理由)。我由此断定，人生的意义是最紧迫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呢？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我指的是驱人去死的问题或者十倍的增强生之激情的问题，大概只有两种思想的方式，一种是拉帕利斯的，一种是堂吉诃德的。唯有事实和抒情之间的平衡才能使我们同时得到感动和明晰。在一个既平常又哀婉动人的主题中，可以想象，深奥的、古典的论证应该让位于一种同时出自常理和同情的更为谦逊的精神姿态。

人们从来只是把自杀当做一种社会现象来处理。这里正相反，问题首先在于个人的思想和自杀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行动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心灵的沉寂中酝酿着的。当事人并不知道。一天晚上，他开枪了，或者投水了。一个房屋管理人自杀了，一天有人对我说，他失去女儿已有五年，从那以后他变得厉害，此事“毁了他”。再没有比这更确切的词了。开始想，就是开始被毁。对如此开始的阶段，社会是没有多大干系的。蛀虫存在于人的心中。应该到那儿去寻找它。这是一次死亡游戏，从清醒地面对生存发展到逃避光明，都应该跟随它，理解它。

一宗自杀有多种原因，一般说来，最明显的原因并不是最起作用的原因。人很少(但不排除假设)经过考虑而自杀。触发危机的东西几乎总是无法核实的。报纸常说“隐忧”或“不治之症”。这些解释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应该知道自杀者的朋友那天跟他说话时的口气是否无动于衷。此君正是罪人。因为这足以加速还处于悬而未决状态的一切怨恨和厌倦而走上绝路。

但是，如果说确定准确的时间、确定精神把赌注押在死亡上的细微动作是困难的话，那么，看到行动本身所意味着的后果就不那么难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如同在情节剧中一样，自杀就是招供。招供他已被生活所超越或者他并不理解生活。让我们不要在这些类比中走得太远，还是回到常用的词上来吧。那只是招认“不值得活下去了”。当然，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人们不断地做出存在所要求的举动，这是为了许多原因，其中第一条就是习惯。自愿的死亡意味着承认，甚至是本能地承认这种习惯的可笑性，承认活着没有任何深刻的理由，承认每日的躁动之无理性和痛苦之无益。

究竟是什么难以估量的情感使精神失去了其生存所必需的睡眠呢？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所有健康的人都想过他们的自杀，无须更多的解释，人们便可承认，在这种感情和对虚无的向往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联系。

本文的主题正是荒诞和自杀之间的这种关系，自杀作为荒诞的一种解决的确切手段。原则上可以确定，对一个遵守常规的人来说，他信以为真的东西应该支配他的行动。因而相信生存荒诞的人就应该以此来左右他的行为了。明确地、不动虚假的悲怆感情地自问这一现实问题的结果是否要求人们尽快摆脱一种不可理解的状况，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好奇心。当然，我这里说的是那些打算和自己取得一致的人。

这个问题用明确的语言提出来，可以显得既简单而又难以解决。但是，简单的问题带来同样简单的回答，明显导致明显，这样的假设却是错误的。并且首先把问题的措辞颠倒一下，如同人自杀或不自杀，似乎只有两种哲学的解决办法，一种是“是”，一种是“否”。那就太妙了。但是还应考虑到那个总提问、却没有结论的人。这里我只略带点讥讽味道，因为他们是大多数。我也看见有些人嘴上说“否”，行动起来却好像心里想的是“是”一样。事实上，如果我接受尼采的标准，他们这样想也好，那样想也好，想的的确是“是”。相反，自杀者却常常是确信生活意义的人。这种矛盾是经常的。甚至可以说，矛盾从来也没有像在相反的逻辑看来如此令人想往的时候那样尖锐。比较哲学的理论和宣扬这些理论者的行为，这是老一套了。但是必须指出，在所有拒绝给予人生一种意义的思想家中，除了属于文学的基里洛夫、出自传说的波勒格里诺@、处于假说范围之中的儒勒·勒基埃之外，没有人同意他的逻辑直至否定人生。人们常常为了取笑而提到叔本华在丰盛的餐桌前赞颂自杀。此举毫无可笑之处。这种不把悲剧当回事的方式不那么严肃，但是它最终对当事人做出了判断。

面对这些矛盾和难解之处，难道应该认为在人对生活可能具有的看法和他为离弃生活所做出的举动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吗？在这方面我们不要有任何夸张。在一个人对生命的依恋之中，有着比世界上任何苦难都更强大的东西。肉体的判断并不亚于精神的判断，而肉体在毁灭面前是要后退的。我们先得到活着的习惯，然后才获得思想的习惯。在我们朝着死亡的一日快似一日的奔跑中，肉体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总之，这个矛盾的本质存在于我称之为躲闪的东西之中，因为这种躲闪既比帕斯卡所说的移开少点什么，又比他所说的移开多点什么。致命的躲闪形成本文的第三个主题，即希望。对另一种“值得生存”的生活的希望，或对那些活着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为了某种伟大思想，以致超越生活并使之理想化的人的弄虚作假，它们都给予了生活一种意义，并且也背叛了生活。

这样，什么都把问题弄得复杂了。迄今为止，人们一直在玩弄辞藻，装作相信拒绝赋予人生一种意义势必导致宣布人生不值得过，而且这也并非徒劳。事实上，这两种判断之间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尺度。只是应该不要被上述的混乱、不一致和不合逻辑引入歧途。必须排除一切，直奔真正的问题。人自杀，因为人生不值得过，这无疑是一个真理，不过这真理是贫乏的，因为它是一种自明之理。然而，这种加于存在的凌辱，这种存在被投入其中的失望，是否来自存在的毫无意义呢？它的荒诞一定要求人们通过希望或者自杀来逃避它吗？这是在排除其余的一切的同时需要揭示、探究和阐明的。荒诞是否要求死亡，应该在一切思想方法和一切无私精神的作用之处，给予这个问题以优先权。差异、矛盾、“客观的”精神总是善于引入各种问题之中的心理，在这种探索和这种激情中都没有位置。其中只需要一种没有理由的思想，即逻辑。这并不容易。合乎逻辑是轻而易举的。但把逻辑贯彻到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死于自己之手的人就是这样沿着他们感情的斜坡一直滚到底的。关于自杀的思考使我有机会提出我感兴趣的唯一问题：有一个一直到死亡的逻辑吗？只是在不带混乱的激情而单凭明显的事实的引导来继续我在这里指明其根源的推理的时候，我才能够知道。这就是我所谓的荒诞的推理。许多人已经开始了。我还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坚持。

当卡尔·雅斯贝尔斯揭示了使世界成为统一体之不可能时，喊道：“这种限制把我引向自我，在那里，我不再躲在一种我只会表现的客观的观点之后，在那里，自我和他人的存在都不再能成为我的对象了。”他在许多人之后又让人想起思想已达其边缘的那些荒凉干涸的地方。在许多人之后，大概是这样吧，但有多少急于摆脱困境的人！许多人，而且还是最卑微的人中的许多人都到达过这个思想摇摆的最后的拐弯处。他们于是放弃了他们曾经最为珍贵的生命。另一些人，他们是精神的王子，他们也放弃，但他们进行的却是他们的思想在其最纯粹的反抗中的自杀。相反，真正的努力在于尽可能地坚持，在于仔细考察这遥远国度的怪异的草木。持久性和洞察力是这场荒诞、希望和死亡相互辩驳的不合人情的游戏中享有特权的观众。这个舞蹈既是基本的，又是细腻的，精神可以先分析其形象，然后再阐明之，并且再次亲身体验之。

P6-12

荒诞·反抗·幸福——谈谈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

郭宏安

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成长起来的那一批西方作家，大都有一种哲学的野心，他们不满足于观察和再现生活，而是试图对生活给以本体论的解答。他们当中自然有不少人流于空疏、抽象、甚至玄妙，但也的确有人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导师，例如萨特和加缪。这两个人的名字常常被人摆在一起，但他们之间的距离实在不可以道里计。如果说萨特以其艰深复杂的体系令人敬畏，加缪则以其生动朴实的经验使人感到亲切。萨特曾经指责加缪“痛恨思想的艰深”，对他的抽象思维能力颇有微辞。这当然不能完全归之于两个人的反目。虽说加缪也曾在大学中主修哲学，但阿尔及尔大学显然不能与巴黎高等师范相比，他也没有跑到德国去研究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加缪对哲学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本来也很有理由指责萨特背离了法国哲学的传统。加缪是在贫困中长大的，很早就被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因此，他始终在具体经验的描述中寻求哲理，用生活智慧的探求代替抽象概念的演绎。有人说加缪的书是写给中学毕业班的学生看的，话虽说得尖刻，透着浅薄甚至恶意，却也道出了几分真实，即加缪试图为步入生活的人提供某种行为的准则。因此，《西绪福斯神话》一出，立即受到在战争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那一代青年的欢迎，成为他们在人生旅途上继续奔波的某种指南。

加缪的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他关心的不是世界的本源或人的本质之类的问题，而是诸如人生是否有一种意义、人怎样或应该怎样活下去等伦理问题。我们读他的《西绪福斯神话》，得到的不会是思维的快乐和逻辑的满足，而可能是心灵的颤动和生活的勇气；我们记住的不会是有关“世界是荒诞的”等哲学命题的论证，而可能是“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等格言式的警句。作为一部哲学论著，《西绪福斯神话》也许缺少思辨的色彩，但是作为一种人生智慧的探求，《西绪福斯神话》显然不乏启迪的力量。

有些以乐观自得的人读《西绪福斯神话》，很可能一开始便会被加缪的立论压得喘不过气来。什么“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为人生勾勒出这样一幅图画，不是过于阴森可怕了吗？不是过于悲观绝望了吗？也许某些训练有素的哲学家更会跳起来，他们会说加缪偷换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用生死观取代了宇宙观，抹杀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区别。对于前者，我奉献一句加缪本人说过的话：“希望和希望不同，我觉得亨利·波尔多先生的乐观的作品特别使人泄气。”亨利·波尔多(1870—1963)是一位倾向保守的作家，以维护传统的、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自命，他的希望自然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之中。对于后者，我则劝他们不必动肝火，应该允许有人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生与死的问题，而不管什么物质第一性或者精神第一性。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惨绝人寰的浩劫的人们难道没有权利问一问：这样的人生值得过还是不值得过？加缪是一个与蒙田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的作家，后者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无疑是“认识自我”的一种努力，是关于人和人生的一种探索。他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人是什么”，而是“人的命运是什么”，已然存在的人应该如何对待他的命运。

在西方，西绪福斯的故事由来久矣，他一直被当作勇气和毅力的象征。波德莱尔有诗日：“为举起如此的重担，得有西绪福斯之勇；尽管人们有心用功，可艺术长而光阴短。”这“重担”的名字叫“恶运”，西绪福斯纵使举得起，心中却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悲哀。然而加缪笔下的西绪福斯不同，他不但有毅力和勇气，他还有一份极难得的清醒，他知道他的苦难没有尽头，但他没有气馁，没有悲观，更没有怨天尤人。于是，西绪福斯成了一位悲剧的英雄，成了与命运搏击的人类的象征。

据希腊神话，柯林斯国王西绪福斯在地狱中受到神的如下惩罚：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石头因自身的重量又从山顶滚落下来，屡推屡落，反复而至于无穷。神以为这种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是最可怕的惩罚。关于西绪福斯为什么受罚，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西绪福斯捆住了带他去地狱的死神；有的说他泄露了宙斯的一桩艳遇；有的说他生前犯了罪，如劫掠旅行者；还有的说他死后从冥王那里获准还阳去惩罚不近情理的妻子，然而，“当他又看见了这个世界的面貌，尝到了水和阳光，灼热的石头和大海，就不愿再回到地狱的黑暗中去了。召唤、忿怒和警告都无济于事”。于是，神决定惩罚他。

诸种原因之中，加缪更倾向于最后一种，而在这最后一种中，他的兴趣又专注于西绪福斯的重返人间之后，加缪告诉人们，使西绪福斯留恋人间的，是水，是阳光，是海湾的曲线，是明亮的大海和大地。他之受到神的惩罚，是因为他不肯放弃人间的生活，而人间的生活虽然有黑暗的地狱作为终点，但其旅程究竟还是可以充满欢乐的。

然而，加缪无意深究西绪福斯受罚的原因，他要探索的是受罚中的西绪福斯。请看在他的笔下展开的是一幅多么悲壮、多么激动人心的画面：“……一个人全身绷紧，竭力推起一块巨石，令其滚动，爬上成百的陡坡；人们看见皱紧的面孔，脸颊抵住石头，一个肩承受着满是黏土的庞然大物，一只脚垫于其下，用两臂撑住，沾满泥土的双手显示出人的稳当。经过漫长的、用没有天空的空间和没有纵深的时间来度量的努力，目的终于达到了。这时，西绪福斯看见巨石一会儿工夫滚到下面的世界中去，他又得再把它推上山顶。他朝平原走下去。”好一个“他朝平原走下去”！极平淡，极轻松，极随便，然而这高度紧张之后的松驰蕴含着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我感到，一种充满了智慧的哲学家的冷静牢牢地控制着濒于爆发的小说家的激动。这时的西绪福斯是一个勇敢地接受神的惩罚的人，是一个与注定要失败的命运相抗争的人，是一个使神的意图落空而显示出人的尊严的人。他没有怨恨，没有犹豫，不存任何希望。他明明知道劳而无功，却仍然“朝平原走下去”，准备再一次把石头推上山顶。  然而，加缪真正感兴趣的还不是把石头推上山顶的西绪福斯，因为这还不是惩罚的所在；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眼看着自己的努力化为泡影却又重新向平原走下去的西绪福斯，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惩罚：“用尽全部心力而一无所成。”加缪写道：“我感兴趣的是返回中、停歇中的西结福斯……我看见这个人下山，朝着他不知道尽头的痛苦，脚步沉重而均匀。”这时的西绪福斯是清醒的、坦然的，准备第二次、第三次、第无数次地把巨石推上山顶。无数次的胜利后，面临着的是无数次的失败，他不以胜喜，亦不以败忧，只是每一次失败都在他的心中激起了轻蔑，而轻蔑成了他最强大的武器，因为“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

就这样，加缪把西绪福斯的命运当作了人类的命运，把西绪福斯的态度当作了人类应该采取的态度。他的结论是“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这就是说，人必须认识到他的命运的荒诞性并且以轻蔑相对待，这不仅是苦难中的人的唯一出路，而且是可能带来幸福的唯一出路。对于西绪福斯来说，“造成他的痛苦的洞察力同时也完成了他的胜利”。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原本是一个东西，使它们分裂为两种经验的是盲目的希望，而使它们化合为幸福的则是冷静的洞察力。有了这种洞察力，人就可以在奋斗的过程中发现幸福，而不把希望寄托于奋斗的终点，因为终点是没有的，或者说终点是无限的。加缪指出：“失去了希望，这并不就是绝望。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西绪福斯的幸福在平原上，而不在山的顶峰上；在他与巨石在一起的时候，而不在巨石停留在山顶的那一刹那间。

西绪福斯的喜悦表现为沉默，他在沉默中“静观他的痛苦”。西绪福斯的沉默和静观包孕着加缪的荒诞哲学的完整的幼芽，这棵幼芽将通过他的另一部著作《反抗者》长得枝叶繁茂。这是反话，我们这里面对的还只是西绪福斯和他的巨石，即人和他的命运。

加缪的哲学被称为“荒诞哲学”，这使我们明白了，他为什么一度给《西绪福斯神话》加了个副题：《论荒诞》；“荒诞哲学”的要义被概括为“新人道主义”，这使我们明白了，他为什么这样结束《西绪福斯神话》：“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荒诞也好，幸福也好，都是人的事情，从荒诞到幸福的桥梁唯有人才能够架设。

“荒诞”固然是加缪哲学的基本概念，但他是把这一概念作为“已知数”来对待的，他无意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建立一种“荒诞哲学”，对此，他仅止于列举荒诞的几种表现，例如：一、“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二、人是受时间支配的，但人有时也必须支配时间，当他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岁了，他就确立了他对时间的位置，因此他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并由此而产生恐惧。他希望着明天，但这明天却是与死亡相联系的，是他本该加以拒绝的。“肉体的这种反抗，就是荒诞。”三、一片风景可以强烈地否定我们赋予它的幻想的含义，一个熟悉的、爱过的女人也可能突然变得陌生，“世界的这种厚度和这种陌生性，就是荒诞”。四、人本身也散发着非人的东西，“这种面对人本身的非人性所感到的不适，这种面对着我们自己的形象的无法估量的堕落，这种如当代一位作者所说的‘恶心’，也就是荒诞”。凡此种种，是加缪提到的荒诞的表现。如他所说，这都是一些“明显的事实”，他可以举得更多，不止此四端，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补充。当然，这只是对人生的一种看法，也许过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换一个时代，人们可能更倾向于把世界描绘成一个理性的乐园，把人生看做是一条鲜花盛开的坦途。实际上，比起人对世界的态度，把人生和世界看做什么样，用明亮或阴暗的色彩来描绘它们，都是不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恰恰是人对世界的关系以及他所取的态度。悲观和乐观这样的字眼，只是当它们与一个人的具体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

加缪的论据似乎将导致这样一种结论：人生不值得过。但结果并非如此，他得出了一种全然相反的结论。关键在于如何找出荒诞产生的原因。加缪认为，荒诞并不产生于对某种事实或印象的考察确认，而是产生于人和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分裂和对立。一方面是人类对于清晰、明确和同一的追求，另一方面是世界的模糊、矛盾和杂多，也就是说，对于人类追求绝对可靠的认识的强烈愿望，世界报以不可理喻的、神秘的沉默，两者处于永恒的对立状态，而荒诞正是这种对立状态的产物。“非理性，人类的怀念和从它们的会面中冒出来的荒诞，这就是一出悲剧的三个人物。”这里的“会面”至关重要，人，世界，荒诞，三个人物缺一不可。加缪反对肉体上的自杀，因为这就意味着取消了人，此后发生的事情将与人无关。加缪也反对哲学上的自杀，因为，虽然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胡塞尔等人揭示了一种共同的气氛：焦虑，恐惧，绝望，非理性，对荒诞的体验等等，宣布“什么都不明确，一切都乱七八糟，人只是对包围着他的墙具有明智和确切的认识”，但是，他们或是把荒诞加以神化，或是把荒诞等同于上帝，或是回避人类的怀念，或是“把一种心理的真实作为一种理性的准则”，总之，他们或是陷入永恒的理性、或是主张绝对的非理性，实则分别地取消了三个人物中的两个：怀念着同一的人和使人的呼唤落空的世界，从而也就以“跳跃”的方式逃避了荒诞。这就是哲学上的自杀，为加缪所不取。因此，加缪说：“我感兴趣的不是荒诞的发现，而是其后果。”

加缪的荒诞哲学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即：“不可能通过否定荒诞的方程中的某一项来取消荒诞。”这就是说，要解决人和世界之间的矛盾，不可能依靠人的自弃或弃世，必须求助于其他途径。加缪从荒诞的发现中推论出三种后果：一、挑战，也就是反抗。荒诞迫使人对其生活环境提出挑战，反抗形而上的不公和人为的不公；人终有一死，但“要未曾和解地死，不能心甘情愿地死”。“反抗贯穿着生存的始终，恢复了生存的伟大”。这第一个后果使加缪将肉体的自杀和哲学的自杀通通排除在人类应取的生活态度之外。二、自由，行动的自由。荒诞由于取消了对“来日”的希望从而否定了“形而上的自由”、“自在的自由”和“永恒的自由”，给予人的却是“行动的自由”。人意识到荒诞，于是就生活在一个“灼热而冰冷的、透明而有限的宇宙”中，他的所作所为不能越过这个宇宙，因为“过了这个宇宙，就是崩溃和虚无”。人可以把“现实的地狱”做成他理想的“王国”，这就是他的行动的自由。这第二个后果使加缪提出一种有别于萨特的存在主义自由观的另一种自由观。三、激情。要在一个摈除了希望的宇宙中生活，需要一种穷尽现有的一切的激情，而荒诞的人的理想，就是“一个不断地有意识的灵魂面前的现存以及现存的继续”。这理想并非一种寄希望于未来的幻想，而仅仅是支撑着人之一生的“反抗的热烈的火焰”。这第三个后果促使加缪号召人们“义无反顾地生活”。反抗，自由，激情，这是加缪发现荒诞之后从中引出的三种后果，这三种后果最终导致一种行为的准则，即：“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这当然不单是个数量概念，而是要人“感觉到你的生活、你的反抗、你的自由，而且要尽其可能”。总之，加缪为意识到荒诞的人提出这样一条行为准则：义无反顾地生活，穷尽现有的一切，知道自己的局限，不为永恒徒费心力。

荒诞的人是那些“试图穷尽自身的人”，他们在时间“这个既局限又充满可能的场地中”，能够凭着唯一可以信赖的清醒的意识而享受人生。加缪声称这并非一种“伦理的准则”，“而是形象的说明和人类生活的气息”，这与他试图为人们提供某种行为的准则并不矛盾，只不过说明他厌恶将这一切看成某种封闭自足的体系罢了。加缪举出四种人作为荒诞的人的典型，他们是堂璜、演员、征服者和创造者(例如小说家)。堂璜是一个普通的诱惑者，他追求爱情的数量而非爱情的质量，他因有清醒的意识而体现了荒诞性。演员深入角色，模仿其生活，这就等于在最短的时间内体验最多的生活，因此，他的光荣虽然是短暂的，却是不可计数的。征服者意识到人的伟大，他们攻城略地正是为了与时间结盟而抛弃永恒，他们的行动乃是对命运的反抗。总之，“征服者是由于精神、堂璜是由于认识、演员是由于智力”而成为智者，即“那种靠己之所有而不把希望寄托在己之所无来生活的人”。不过，最荒诞的人却不是他们，而是创造者。小说家创作小说，就是“试图模仿、重复、重新创造他们的现实”，而“创造，就是生活两次”，这是一种“最典型的荒诞的快乐”。“伟大的艺术家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享受人生的人”，他知道他的创造没有前途，可以毁于一旦，他并不追求“传之久远”，而只是“无所为地”劳动和创造。加缪说：“也许伟大的作品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对人提出的考验和它给人提供了机会来克服他的幻想并稍稍更接近他的赤裸裸的真实。”这句话既是对作者说的，也是对读者说的，因为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行为，无论读者完成了怎样的理解，都可以说是生活了两次，是“模仿、重复、重新创造他们的现实”。马尔罗说：“艺术就是反抗命运。”加缪的“无所为地”进行创造也是一种对命运的反抗，而幸福就存在于反抗的过程之中。  荒诞，荒诞的人，反抗，自由，激情，幸福……这些概念在加缪的笔下，都有一种特殊的内涵，其特殊性在于加缪的人道主义。这是一种在对人类浩劫的感受和反思中形成的人道主义。他试图告诉人们，没有希望并不等同于绝望，清醒也不导致顺从，人应该认识到他的唯一的财富是生命，而生命既是必然要消逝的，同时又是可以尽量加以开发的，人应该而且能够在这个世界中获得生存的勇气，甚至幸福。他提出的“荒诞”，就是“确认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他拒绝了永恒，同时就肯定了人世间的美和生命的欢乐。加缪写作《西绪福斯神话》时还不到三十岁，那种斩钉截铁并且不乏高傲的口吻也许有损于逻辑，却处处洋溢着一种青年人的蓬勃之气。也许有鉴于此，人们往往不大理会这本书的哲学上的幼稚和错误，而专注于加缪在战争的阴云和疾病的魔影中所进发出来的生的激情。我亦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