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本质上是一种倾听的艺术。对话将生成一种双方都未曾料到的新视界。诸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也是如此。文明对话首先预设了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它承认平等和差别，平等意味着彼此信任，差别意味着互相尊重。作者杜维明说：“对话一定不能被视为一种说服的开场白”。文明对话的目的，是要倾听不同的声音，向不同的视野开放，并且分享真知灼见，所以，对话乃是扩展我们视野、深化我们自我反思以及开拓我们文化意识的机会。作为众多文明形态之一的儒家思想，理应参与到这场对话中来，为全球伦理提供可贵的价值资源。不对话、不学习、不交流的本土文明，就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其结果可能是自行隐退。而这，显然是每个炎黄子孙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

本书是作者17篇文章（包括一篇访谈）的汇集，这些文章并非一时之作，所以在形式上也不是一本有着系统构思的专著。但全书确实有着内在的关联：通过启蒙反思，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全球化语境下的价值多元化和文化本土化提供理论的支持。通过对全球化与本土化关系的反复申辩，既充分尊重多元化与本土化，又申明对全球化共同价值追求的必要，于是文明对话便成为必然。文明对话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和谐互动保驾护航，也激励了本土文化与传统文明在面对各种全球性重大问题时作出积极的回应，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即可为这种回应提供丰富的价值资源。

序：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

一 儒学与文明

 (一)生态意识

 (二)女性主义的感受性

 (三)宗教多元论

 (四)全球伦理

二 儒家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

三 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

四 文明的对话：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传达的信息

五 全球化和文明对话

六 相互学习：社会发展的一项议程

七 全球社群：探寻社会发展的精神资源

八 文明对话的脉络：全球化与多样性

 (一)全球化与人类状况

 (二)多样性和共同体

 (三)共同价值

 (四)智慧

九 汇集观念的资源把握变动的世界

 (一)所谓地球村的出现

 (二)东方未实现的愿望

 (三)何谓现代?

 (四)地方化的全球化

 (五)召唤公共知识分子

 (六)遭受围攻的文科大学

 (七)变动中的东亚

 (八)资本主义种种

 (九)朝向全球对话_

十 迈向一种对话的文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宗教领袖

十一 文明对话的成果之一：波士顿儒学评介

十二 文明对话的成果之二：中国传统中的回儒对话略说

十三 作为“体证之爱”的仁道：全球伦理视野中“孝”的探索

十四 新儒学论域的开展

十五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一)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

 (二)从时间、地域、层次解说儒家传统

 (三)儒家传统的解构

 (四)对儒学的批判

 (五)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强势的回应及新儒学的发展

十六 儒家人文精神与生态

十七 杜维明教授访谈录

 (一)边缘批评：地方化与全球化

 (二)关于俄国、印度和日本

 (三)关于“东亚现代性”

 (四)“现代化”“对话”和“超越西方”

 (五)科学技术与社会资本

 (六)儒学思想与启蒙心态

编译后记

本土意识、传统纽带和认同

造成多样性和不断高涨的自我认同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全球化使本土的觉悟、意识、敏感、情绪和热情空前凸显出来。尽管我们或许不能把这种强烈的“传统纽带”依附意识的重新出现完全归因于各种全球化趋势，但它很可能是这些趋势所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

在描述目前的人类状况时，我们不能忽略种族、性别、语言、地域、阶层、年龄和信仰等因素。种族歧视威胁着所有多种族社会的凝聚力，如果不加以妥善处置，即使强大的国家也难免遭到解体的厄运。性别平等同样受到普遍关注，没有一个社会可以避开旨在追求性别平等的妇女运动的强大影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语言冲突正在以各种方式威胁着共同体的稳定。主权斗争是一个遍及世界的普遍现象。如果所有分裂群体都寻求国际承认，联合国成员数量便会成倍增长。所谓北一南问题存在于国际、地区、国家和地方的各个层面。在发展中国家，城乡差别正在加大。而城市贫困问题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代沟现象更加司空见惯。以30年为周期的一代人的传统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下一代人。代际之间的斗争更趋强烈。在不同“代”的音乐、电影、体育比赛和计算机的影响下，同胞兄弟姊妹可以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宗教冲突不仅发生在两种不同的信仰之问，而且出现在同一信仰的对立传统之问。远非罕见的是，同一宗教内部的纷争往往比跨宗教的纷争来得更加惨烈。

总之，全球化远远未能消解那些我们人类具体生存赖以构成的不确定条件、那些“传统纽带”，这已经成为近几十年来人们着力强调的话题。

P98-99

        序：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

我曾经参加了美国科罗拉多州艾斯本人文中心(Aspen Inslitute)为庆祝中心成立五十周年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美国前总统卡特作了大会特别发言。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全球化与人的境况(Globalization and the Human Condition)。在大会上我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构想，即希望美国从一个教导文明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学习文明。美国本来面对欧洲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文明，可是从二战以后，美国对东亚、东南亚、南亚成为一个教导文明。我们希望面向将来，美国对西方以外的世界也成为一个学习文明。另外，这次会议结束后，我又要去参加由联合国组织的在纽约举办的世界精神领袖高峰会议，而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文明对话(Dialogueamong civilizations)。在那个会上，我也想提出一个很简单的构想，即“公共知识分子”，意指对于政治有强烈的关切、对于社会有参与感、对于文化有研究和发展意愿的知识人。这种知识分子不仅在学术界，同时在政府、媒体、企业，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中，也都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各种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把人类文明、现代世界文明所碰到的重大议题提到公共领域，让大家一起讨论、共同协商，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作用。

大家都知道，由伊朗提议，联合国一致通过，公元2001年是“世界文明对话年”。本书所辑文章，可以说是围绕“文明对话”这一主题结合本土知识和全球意义所作的一种尝试，不仅对我们在从事学术研究，从哈佛燕京社的立场上有很深刻的意义，它应该还有更宽广的视域。固然我们不必讳言，目前具有全球意义的本土知识，即在世界有很大影响、具有全球意义的本土知识，多半来自西欧和美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乃至西方所突出的价值，譬如说自由、理性、法治、人权。但如果我们回顾传统，前瞻未来，我相信西方之外，当然也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澳洲、拉美、伊斯兰世界、俄罗斯、非洲各个地区也必然会发展出一些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记得在接任哈佛一燕京社社长之前，我和前任社长韩南先生曾讨论过哈佛一燕京面向未来到底应该有怎么样的发展策略。当时我们的共识是，我们希望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能够共同努力，让东亚的地方知识、我们的特殊经验，譬如文学艺术的、音乐的、哲学的、历史的知识能够不仅有我们自己传统中的本土意义，而且也具有全球意义。因此，我们认为，从事人文学的探讨要超越各种不健康的二分法，如“传统”和“现代”(应该既有传统意义又有现代意义)、西方和西方之外，或者是“本土”和“全球”。

几年前，我曾经提出四个观点，对人文学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人文学是为储备社会资本而努力(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哈佛教授Robert：Putman提出的)；人文学能够加强一个社会的文化能力，也就是说教育；人文学能培养伦理的智慧，不仅是智商，而且应该是伦理的智慧及情商；人文学肯定可以为文化中国，为东亚各个地区开创精神价值。  这里我也简单地提出四个观点。过去20多年来，特别是在西方，因为四个突出的思潮使得大家对于如何结合传统和现代，如何融会西方和西方之外，如何发展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本土知识有了浓厚的兴趣，并成为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第一是生态意识(ecological consciousness)。因为生态意识的出现，传统中国的“天人合一”、“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宏观视野，如何从国家到地区、到全球、到人类之外，和宇宙相结合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便成为大家所共同关切的课题。第二是女性主义。所谓女性主义是人文思潮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就是除了自由之外还要注重公义；除了理性以外还要注重同情；除了法治以外还要注重礼让；除了权利之外还要注重义务；除了尊重个人之外还要注重人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也就是群体的价值。这些价值的出现使得我们对以前西方启蒙心态所突出的价值和启蒙心态所碰到的困境有了一个比较深刻和全面的理解。第三种是宗教多元，也就是回到1948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Jaspers)提出的轴心文明。在南亚的印度教(Hinduism)、佛教和耆那教(Jainism)，中国的儒家、道家，再加上中东的犹太教，后来发展成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乃至源远流长的希腊文明，都应该是面向21世纪现代文明的重要资源，应该去开发，应该努力地去继承并从中创建新的价值。所以雅斯贝尔斯在那个时候说塑造人类文明的人物，譬如苏格拉底、孔子、佛陀和耶稣，当然也应当包括穆罕默德，这些人物所积累的智慧对我们现在面向21世纪还有深刻的意义。最后，因为宗教多元，所以要突出“全球伦理”(universal ethics)的问题。怎么样在多元的世界通过容忍、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对话来发展一种新的人文视野。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当做重要的资源，从一种批判地了解，到重新解读、重新开发它的资源，即成为所有的人文学者必须担负的重要任务。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课题是让本土知识具有全球普世的意义。

作为全球范围内代表儒家传统积极参与并推动文明对话的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教授在获悉这套“文明对话丛书”的构想伊始，就给予了有力的支持。笔者2003年在夏威夷大学做客座教授时，杜维明教授即亲手选定本书各篇文字，请助理李若虹女士寄来。其中“儒学与文明”、 “相互学习：社会发展的一项议程”、“汇集观念的资源，把握变动的世界”、“迈向一种对话的文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宗教领袖”、“文明对话的成果之一：波士顿儒学评介”、“文明对话的成果之二：中国传统中的回儒对话略说”以及“作为‘体证之爱’的仁道：全球伦理视野中‘孝’的探索”，均为笔者由英文直接译出。其中， “文明对话的成果之一：波士顿儒学评介”和“文明对话的成果之二：中国传统中的回儒对话略说”，原本是杜先生分别为南乐山(Pobert Neville) 《波士顿儒学》(Boston Confucianism)一书和村田幸子《苏非之光的中文闪耀》(Chinese Gleams of Sufi Light)的序言，由笔者加了如许的标题。此外，“迈向一种对话的文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宗教领袖”一文，则是杜先生2005年4月在日本参加国际宗教史学会第19届会议时的主题发言。当时杜维明教授从日本直接电邮给笔者，瞩收入本书，可谓其最新的成果。其余各篇文字，或本为中文，或先前已有译文。在此，特向以往刊发过这些文字的出版物和译者表示感谢。唯求文体一贯，笔者对既有的译文有所修饰和改动，特此说明。

             彭国翔

             2006年7月于清华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