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长期以来，日本以汉字为媒介，吸取中华文化，由此积淀而形成自己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构成日本传统文化的基调。如此持续而密切的中日文化关系，涉及但人文社科领域的方方面面。本书将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向读者作了一个简明的介绍。

总序王勇/1

前言 /l

导论"明治儒学"如何可能：以研究现状及其问题为中心/1

引言："明治儒学"这一概念的提出/1

一、对"明治儒学"的研究现状/2

二、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11

三、关于"明治儒学"的特点以及研究它的意义/16

第一章德川儒教及其在明治时代的重构/25

一、从德川到明治--丸山模型的订正/26

二、德川儒教的历史与社会地位/29

三、德川儒教的诸倾向/32

四、明治儒教--明治时代思想配置的变化/35

五、儒教式的道德要求/37

六、学术的展开/39

七、明治理论家--井上哲次郎/4l

第二章 明治儒学的意识形态特征：以井上哲次郎为例/48

一、井上哲次郎对"忠孝"的义理新诠：关于《敕语衍义》的考察/48

二、井上哲次郎的"儒学观"："皇权神化"的爱国主义的阐述/87

补论：权威话语的借用：从《敕语衍义》看明治期儒学再兴的途径/93

第三章明治儒学的实用性：从涩泽荣一看明治时代的经济与儒学/106

一、涩泽荣一其人/106

二、涩泽荣一与日本资本主义的成立/111

三、涩泽荣一的经济伦理思想/131

第四章游移于体制与非体制之间的明治儒学：明治时代的教育与儒学/156

一、近代日本文教体系重建/156

二、体制教育与儒学/168

三、明治儒学的民间型态/189

第五章作为内心修养的明治儒学：明治时代的文艺与儒学/244

一、儒学与森鸥外/244

二、儒学对夏目漱石的影响/254

三、明治文学中个性与儒学的冲突/266

补论：儒学与夏目漱石/281

第六章明治儒学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以西周与三岛中洲为例/3l0

一、儒学与西周哲学的形成/3l0

二、三岛中洲的儒学/32l

结语 明治儒学的存在形态及其意义/355

一、中国、日本对明治儒学的视角差/355

二、明治时代儒学、儒教的真面目/357

三、儒学的体系、方法的持续与变化/362

补论：要重视探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369

附录关于"明治时代的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道和总结/373

一、"明治儒学"成为日本学研究的新热点/373

二、明治儒学：一个多元体的存在/375

人名索引/378

后记  /392

 "明治儒学"如何可能：以研究现状及其问题为中心引言："明治儒学"这一概念的提出

"明治儒学"这一概念还没有为学界所公认。虽然在一些论著中有"明治时期的儒学"、"明治初期的儒学"、"明治以后的儒学"或"明治儒教"之类的说法，但这些说法都是指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即或整个明治时期、或明治时期的某一阶段、或明治时代之后儒学的表现形态。而不是将"明治儒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名词和学术概念来使用。之所以"明治儒学"这一概念尚不为学界所公认，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历史阶段来说，提起日本儒学这一领域，一般都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江户时代的儒学，也就是明治以前日本的儒学。而没有将明治时代及其之后的儒学作为问题的对象。第二，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日本历史也被"中世"、"近世"、"近代"等这些西方历史发展阶段的专门术语所区分。相应地，日本儒学，也有中世儒学、近世儒学、近代儒学的说法。这样的话，"明治儒学"的提法大概也只是作为日本近代儒学的一个子题而不具有特殊意义。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即便作为历史阶段来说，我们对明治时代的儒学所作的综合性研究还很不充分。P1

我们认为，在对明治时代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领域中与儒学相关的文献、史料进行扎实的调查分析；对明治时代儒者的社会角色、生存状态、思想特征进行具体的阐明的基础上，可以证明"明治儒学"不仅是日本儒学史上的一个历史性的表现形态，而且在理论上，它也具有自己的特征，是日本儒学发展史上的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理论形态。本文拟通过对明治儒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的梳理来为探讨明治儒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提供一个基础性的平台。P2

本书是2003年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的共同研究课题“明治儒学之研究”(No.：15RC一1007)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明治儒学与日本现代化”(No．：N03WHl0)的最终成果。作为 主持人，我代表课题组对这两家资助单位深表感谢。而从课题的 申报、研究的进展到成果的出版，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浙江大学日本 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勇教授的鼓励和关照，这种感激更是难以言表。

2004年3月4日、5日两天，课题组组织的“明治时代的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我曾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说过：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敢于立项资助这一目前即使在日本国 内也尚少有人问津的研究课题，并交给一个国外初出茅庐的 年轻的日本学研究者来 承担，我在对他们敏锐的学术眼光表 示钦佩的同时，也觉得自己非常荣幸和责任重大。

 以这种共同研究的形式来完成这一课题，这完全是我个 人的主意。大家知道，中国的日本学研究，特别是在日本思想 文化研究领域，虽然存在着各种小的“圈子”，但是大家整体性 的“学界”观念都比较淡漠。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各行其是。 在这种情况下，要组织起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共同研究“明治儒 学”的课题组，而且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文学等诸多 方面，我开始也觉得这或许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 我还是坚持这样做了，其中的甘苦自不待言。

会议收到了包括论文提要在内十七篇文稿，而且与会者的讨 论和交流也意外地非常的深人和热烈。在稍后的3月17日的《中 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两篇对这次会议的比较详细的报道(见本书 附录)，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我也因此而感到 些许快慰。

现在呈现在这里的，基本上是在部分会议论文的基础上编辑 而成的。在会上，我就已经向与会者表达过这次会议的成果将不 以论文集而是以一本有系统的专著的形式出版的想法。实际上这 也是一个给自己找麻烦的想法，而且最终完成得也并不十分令人 满意。文责虽说是作者自负，但是“急就章”式地搭建的架子之不 如意处，完全是我的责任。因为力图就地取材，而且尽量保持各自 论文的完整性，所以内容或有重叠，文笔或不一致等，这些都是要 请读者谅解的。黑住真教授虽不是本课题组的成员，但他欣然应 允将其大作作为本书的一章；还有陈玮芬女史慨然同意将本不是 为本课题而写作的论文提供给本书(第二章第一节)，我想这些对 于关心该主题的读者无疑是值得庆幸的。一些与会的论文，因为 与本书的主题差距较远等原因未能收人本书，也请作者谅解。

各章的标题是我拟定的(第一章除外)，六章分别揭示了明治 儒学与德川儒学的关系，明治儒学在政治、经济、教育、文艺各领域 的影响与表现，及其在激荡的时代潮流中所展现的传统性与现代 性的相关侧面这六个方面的内容。导论和结语则是从宏观上论述 明治儒学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明治儒学自身的 存在形态及其特点和意义等问题。

“明治儒学”既是日本近代儒学的一个子题，又具有特殊的意 义。如我在导论中提出的，我们认为，在对明治时代政治、经济、教 育、文艺等领域中与儒学相关的文献、史料进行扎实的调查分析， 及对明治时代儒者的社会角色、生存状态、思想特征进行具体的阐明的基础上，可以证明“明治儒学”不仅是日本儒学史上的一个历 史性的表现形态，而且在理论上，它也具有自己的特征，是日本儒 学发展史上的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理论形态。明治儒学还是 一个崭新的学术概念，这里仅仅只是提出问题，论证或有牵强之 处，衷心希望和欢迎学界同行及有兴趣的读者参与讨论并对我们 的工作提出批评。

关于这本书，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有些话虽然并不直接关乎本书的内容，但是与该书又密切相关，于是择其要者写在这里， 作为后记。

在来杭州之前，也听说自古就有“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这样直言不讳的表白。而我，并不是冲着这里的天堂美景欣喜雀跃而来 的。2001年3月底，我结束了在日本东京大学为期一年的研究生 活，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这时， 面临着与论文答辩一样重要的问题，就是找工作。且不说回来晚 了对找工作不利，关键是要下决心选定今后的研究方向。因为我 的专业是中国哲学，而博士论文的选题却在与本专业不同的日本 思想这一领域。当时我的导师方克立教授推荐我去中山大学哲学 系，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的严绍鋈教授则推荐 我去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因为我那时想，目前的兴趣仍然 在日本近现代哲学思想这一研究领域，尽管有违师命，甚至在已经 与中山大学签订了协议的情况下，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杭州。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在生活上必须独立了。而来到杭州，所在的研究机构和从事的工作都偏离了自己的本专业，这使 我觉得自己在学业上也不得不独立了。记得在离开北京来杭州之 前，我拼命地搜集和复印资料，而且做梦都有一种被放逐、被边缘化的感觉。这也难怪，在自己熟悉的常常能够见面的同学中，我们 这一届中，离开北京的只有三个，其中另外两个去了上海。我庆幸 这次因为选择了杭州而同时获得的这种“在学业上也不得不独立 了”的感觉。

我所在的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这三年来，给了我兄弟姐妹般的亲切关爱和广阔自由的活动舞台。这使我的独立意识能够 在温暖的集体中得以健康发展。这个课题就是在王勇所长的鼓励 下申报的。他甚至不厌其烦地为我修改日文的申报材料，并且完 全当作是自己的事情直到满意为止。众所周知，浙江大学日本文 化研究所是以典籍的交流即“书籍之路”研究为特色的。敢于在非 特色的研究领域里鼓励年轻教师申报重大的国际合作课题，其胸 襟和精神，令我感动。如果说这一课题的完成还算成功的话，这也 要首先归功于王勇、王宝平教授所营造的这个让我可以“以所为 家”的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自由和谐的研究环境。

主持国际合作课题和主编一部专著，对我而言都是头一次。 这次难得的经验让我明白了个人力量的有限和真诚合作的可贵。 虽然事务性的工作占去了自己很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从中学到 的东西更多。我很高兴以这种方式结识新朋友和增进与老朋友之 间的友谊和了解。比如这个课题名称是直接受到池田知久教授的 启发而选定的，而山室信一教授不仅自始至终关注和指导着这一 课题的研究，这在精神上已经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而且他作为课 题组的特邀成员，直接参与到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来，更是让我终生 难忘。严绍望教授、卞崇道教授，奖掖后学、有求必应，特别是严教 授甚至任我将其会议论文拆得七零八落，其菩萨心肠不能不令人 叹服。在课题的起初阶段，还得到了李鞋平教授、荻生茂博教授、 韩东育教授、王青副教授、张跃副教授等人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浙 江大学教育学院的肖朗教授在资料上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人文学院的束景南教授给予了亲切的鼓励。台湾的陈玮芬博士，是我未 尝谋面而值得信赖的真挚的朋友。感谢课题组的每一位朋友，没 有你们的辛勤劳动和卓越的协同精神，本课题就不可能如期完成。 当然这种“完成”还只是新的合作的开始。

眼下纷纷扬扬的大学改革，使人文学科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在这种冲击波中，急就章式的文字越来越多。我尽力克制自己不 要制造已经十分泛滥的文字垃圾。如果各位精彩的论述因为我的 编排而失色，那完全是我的责任。或许我是有些性急了，因为这种 冲击波，我也不得不在写完这篇后记之后赶紧卷起铺盖、携家带口 投奔我的母校南开而去了。

对我来说，恐怕“江南忆，最忆是此书”了。

2004年8月28日即来杭三周年之际 于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室

去年9月1日，我匆匆地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南开大学。围 绕这部书稿的出版事宜，便成为我回南开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这里，我要感谢该书的责任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秦志华先生 所做的种种努力。特别是在秦先生的理解和支持下，我在校样的 基础上，将本书的结构略微作了一些调整，我们都觉得这样更加合 理。这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与一位优秀编辑合作的收获与愉悦。

另外，去年11月中旬到12月底，作为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客 座研究员，我在东京访学。秦先生便将书稿校样寄到了东京。这 次访学期间，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新动向是我特别关注的问 题之一。我注意到日本学界出现的力图“以佛教为基轴来重新构 筑近代思想史”方面的业绩，尽管我对佛教还比较陌生，但对这一 倾向，却感到格外亲近。在那里，我一边翻阅着这部漂洋过海而来的即将出版的书稿，一边回想着自己这些年来的工作，如果套用上 述话语，其中心之一或许也可以叫作：“以儒学为基轴来重新构筑 日本近代思想史。”当然，我并不赞同将佛教或儒学作为日本近代 思想史的核心来看待。而究竟如何把握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这也 是最近一直令人头疼而又欲罢不能的问题。

2005年1月17日又记

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407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