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一部兼具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名著。

本书的翻译，遵循“信、达、雅”的原则，尤其强调忠实于原文。译语的选择，尽量考虑到《史记》运用文献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力求在准确理解文意、协调语法现象的前提下，将原文逐字逐句加以落实：以示译作通达可信，以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读懂读好《史记》原文。

编者甄选《史记》中为人称道的本纪、世家、列传等精华内容，对其进行译白，以通俗却不失文彩的语言诠释历史，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将这部享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美誉史学巨著全方位、立体地展现出来，为读者提供一条回归历史的彩色通道。使读者轻松获取知识的同时，为其提供更广泛的文化视野、审美感受、想像空间和愉快体验。

《史记》的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本纪”除了《秦本纪》以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绩；“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表”和“书”是全书叙事的脉络和线索，其中“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涉及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的相互配合和补充，《史记》全面记述了我国从上古直到汉武帝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是对我国历史的伟大总结。

《五帝本纪》

《夏本纪》

《殷本纪》

《周本纪》

《秦本纪》

《秦始皇本纪》

《项羽本纪》

《高祖本纪》

《吕太后本纪》

《孝景本纪》

《孝武本纪》

《齐太公世家》

《鲁周公世家》

《晋世家》

《楚世家》

《赵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陈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齐悼惠王世家》

《萧相国世家》

《曹相国世家》

《留侯世家》

《陈丞相世家》

《绛侯周勃世家》

《梁孝王世家》

《伯夷列传》

《管晏列传》

《老子韩非列传》

《司马穰苴列传》

《孙子吴起列传》

《伍子胥列传》

《仲尼弟子列传》

《商君列传》

《苏秦列传》

《樗里子甘茂列传》

《穰侯列传》

《白起王翦列传》

《孟子荀卿列传》

《孟尝君列传》

《平原君虞卿列传》

《魏公子列传》

《春申君列传》

《范睢蔡泽列传》

《乐毅列传》

《廉颇蔺相如列传》

《田单列传》

《鲁仲连邹阳列传》

《屈原贾生列传》

《吕不韦列传》

《刺客列传》

《李斯列传》

《蒙恬列传》

《张耳陈余列传》

《魏豹彭越列传》

《黥布列传》

《淮阴侯列传》

《韩信卢绾列传》

《田儋列传》

《樊郦滕灌列传》

《张丞相列传》

《郦生陆贾列传》

《刘敬叔孙通列传》

《季布栾布列传》

《袁盎晁错列传》

《张释之冯唐列传》

《万石张叔列传》

《田叔列传》

《扁鹊仓公列传》

《吴王濞列传》

《魏其武安侯列传》

《韩长孺列传》

《李将军列传》

《卫将军骠骑列传》

《东越列传》

《朝鲜列传》

《司马相如列传》

《淮南衡山列传》

《循吏列传》

《汲郑列传》

《儒林列传》

《酷吏列传》

《游侠列传》

《佞幸列传》

《滑稽列传》

《商君列传》

商君是卫国国君的姬妾所生的公子，姓公孙，名鞅，祖先原本姓姬。

公孙鞅年轻的时候便喜欢刑名之学，侍奉魏国丞相公叔座时做了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贤能，还没有来得及向魏王举荐他，恰好病倒了。魏惠王亲自前来探视病情，问：“你的病如果发生意外，国家该怎么办?”公叔座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纪轻轻，却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他。”魏惠王没有作声。等他要离开的时候，公叔座令左右退下，对魏惠王说：“大王如果不任用公孙鞅的话，就一定要把他杀掉，千万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后便离开了。公叔座召见公孙鞅，抱歉地说：“大王刚才问我谁可担任魏国丞相一职，我提到了你的名字，可我看大王的脸色不会赞同这个观点。我本着先忠于君后考虑臣的立场，请求大王说，如果不任用公孙鞅，就应当杀死他。大王已经答应了我。你还是赶快离开吧，不然将难逃一死。”公孙鞅说：“大王没有听从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可能会听从您的话杀掉我呢?”于是没有离开。魏惠王离开后，对左右说道：“公叔座病得很厉害，真叫人伤心啊!他让我把国家大事交给公孙鞅，这不是太荒谬了吗?”

公叔座死后，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全国选拔贤人，准备重振秦穆公时代的霸业，向东收复被侵占的土地，便西去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秦孝公。

秦孝公接见卫鞅以后，卫鞅谈了很长时间，可秦孝公却困得直打呵欠，听不进他的话。谈完话以后，秦孝公对景监发脾气说：“您的客人不过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家伙罢了，这种人怎么能任用呢?”景监于是责备卫鞅，卫鞅说：“我试图以五帝之道劝说国君，可是他却不能领悟我的意思。”五天后，景监再次请求秦孝公召见卫鞅。卫鞅再次见到秦孝公，这一次他谈得更多，可是仍旧没有打动秦孝公。交谈结束以后，秦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卫鞅说：“我试图以三王之道劝说国君，可是仍未被采纳。请他再召见我一次。”卫鞅又去见秦孝公，秦孝公觉得他讲得很好，可尽管如此，还是没有接受他的观点。交谈结束以后，秦孝公对景监说：“您的客人还不错，我可以和他好好谈一谈了。”卫鞅说：“我以五霸之道劝说秦孝公，看他的意思是准备采纳了。如果他再次召见我，我就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卫鞅再次进见秦孝公。秦孝公和他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地向前挪动膝盖，靠近卫鞅。就这样，谈话一直持续了好几天，秦孝公都不觉得累。景监问：“您是凭借什么迎合了我们国君的心意呢?我们国君非常高兴啊!”卫鞅说：“我以五帝、三王之道去说服他，让他建立像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可国君说：‘时间太长了，我等不及。再说每个贤明的君主都盼着自己在位的时候便扬名天下，怎么能默默无闻地等到几十年乃至百年之后才成就帝王大业呢?’所以我便用利国强兵的方法说服国君，国君对此非常高兴。可是这样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

秦孝公任命卫鞅后，卫鞅想要变更制度，可秦孝公却害怕自己会因此遭到天下人的议论。卫鞅说：“行动犹豫不决，便不会获得名声；做事犹豫不决，便不会取得成功。再说有比人高明的行为，本来就会受到世俗的责难；有独到见解的人，一定会被他人所嘲笑。愚蠢的人对摆在眼前的事实都看不明白，聪明的人却事先就会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不能和百姓谋划事情的发轫，而只能在事后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快乐。讲求最高道德的人不必迎合世俗，成就大业的人不必与凡人商议。因此，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仿效旧的成法；只要对百姓有利，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秦孝公说：“讲得好。”

甘龙说：“不是这样。圣人无需改变民俗来教化百姓，聪明人也不必改变成法来治理国家。顺应民情而施教化，不用费力就能取得成功；沿袭成法而治理国家，就会使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  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观点。一般人习惯旧有习俗，而读书人则拘泥于书本上的知识。这两种人奉公守法还可以，却不能和他们讨论常法以外的事情。三代礼制不同却都能成就王业，五霸法制不一却都能称霸一方。聪明的人制定法制，愚蠢的人被法制管制；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束缚。”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成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器物。效法古制，可以没有过失，遵循旧礼，可以避免偏差。”卫鞅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为了国家的利益，就不能仿效古制。所以商汤和周武王不效法古制却都成就王业，夏桀、商纣没有变更旧礼制却一样遭到灭亡。反对旧法的人无可非议，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秦孝公说：“好。”于是任命卫鞅做左庶长，最终确定了变革法制的命令。

于是命令百姓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一家有罪，其他九家必须检举，否则十家连坐。不告发坏人的被处以腰斩的刑罚，告发坏人的和斩了敌人的首级一样受赏，窝藏坏人的和投降敌人一样受罚。百姓一家有两个以上男丁而不分家的，要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在军队里立下军功的，要按功劳大小受封爵位；因为私事发生斗殴的，要视情节的严重程度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鼓励从事农业生产，在耕田织布中粮食和布帛得到极大收获的，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从事工商业以及因为懒惰而导致贫困的，要把他们投入官府做奴婢。宗室没有军功的，不能被列入贵族行列。明确尊卑爵位等级，各按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和奴婢的衣服、服饰，按各家爵位等级决定。有军功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即使很富有也不能够光彩。

新法制定以后，还没有公布之前，因为怕老百姓不肯相信，便在国都市场南门树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发布告示说，谁能把它挪到北门，就可以获得十金的奖赏。百姓们感到非常奇怪，谁也不敢贸然行动。于是又宣布说：“谁能把它挪到北门，就赏给他五十金。”以这种方式表明对百姓的诚信。就这样，新法终于得以实施。

新法在民间实施了一周年，到国都来诉说新法不当的秦国百姓达数千人之多。这时，太子触犯了新法，卫鞅说：“新法之所以不能顺利实施，就是由于上面的人触犯了它。”准备严惩太子。太子是王位继承人，不能对他进行惩罚，于是就处罚了他的太傅公子虔，他的太师公孙贾也同时遭到黥刑。这以后，新法便在秦国贯彻下来。新法实施十年以后，秦国百姓都十分高兴，遗失在路上的物品无人捡拾，山中没有盗贼，家家富足，人人饱暖。百姓勇于为国家而战，不为个人私利而争斗，所以乡村城镇治安良好。当初诉说新法不好的那些秦国百姓又纷纷前来诉说新法的好处。卫鞅说：“这些都是一些扰乱教化的人。”于是把他们都迁到了偏远的城邑。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对新法指指点点了。

P409-411

司马迁(公元前145／前135—?)，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人，西汉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他的父亲司马谈学识渊博，深受黄老思想影响。在司马迁六、七岁的时候，司马谈被征召为太史令，司马迁于是随父亲迁入长安，住在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司马迁在长安学习了“古文”，十岁即能诵读古书，后来师从当时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尚书》。二十一岁那年，司马迁开始了漫游生活，“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困厄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三十五岁时，“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他又曾经四次跟随汉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都极大地开阔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丰富了他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病重，临终前留下遗愿，希望司马迁替自己实现著述历史的愿望，司马迁含泪答应了父亲的请求。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以极大的热情在国家图书室中广泛阅读、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经过了四、五年的充分准备，司马迁在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正式写作《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朝将军李陵在与匈奴作战失败后投降了匈奴，举国震惊。司马迁在武帝面前替李陵辩解，不料却触怒武帝，在天汉三年下“蚕室”，被处以“腐刑”。面对此奇耻大辱，司马迁本想一死了之，可念及《史记》尚未完稿，便忍辱偷生，“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完成自己的著述宏愿。出狱后，他被任命为中书令。这个官职虽比太史令大，可基本上都是由太监来充当的。司马迁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时常感到非常悲愤。经过五、六年的勤奋写作，到太始四年(前93年)，司马迁在给朋友任安的信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汉书·司马迁传》)由此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经基本著述完成。自此以后，史籍中再也没有关于司马迁的记述，司马迁的事迹便不可考了。

《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名，司马迁将自己这部史书命名为《太史公书》，班固将之收录在《汉书·艺文志》中，称之为“《太史公》百三十篇”。一直到唐朝编撰《隋书》时，才正式把“《史记》一百三十卷”列为“史部”中的第一部，并作注解释说：“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从此之后，“史记”才由通名转变成一个专有名词。

《史记》的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本纪”除了《秦本纪》以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绩；“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表”和“书”是全书叙事的脉络和线索，其中“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涉及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的相互配合和补充，《史记》全面记述了我国从上古直到汉武帝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是对我国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接受的思想教育较为复杂，其中既有正统的儒家思想，也有其他各家，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影响。他的思想中表现出朴素的唯物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由于自身遭遇的苦难，他性格中反抗性的一面展现得较为突出。他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对历史和现实生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民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把握上。司马迁在进行人物形象塑造时，善于抓住人物一生中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行动，加以细腻地描写，注意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而与人物性格及命运关联不大的事件或一笔抹过，或移至其他篇目中。此外，司马迁很重视细节的描写，善于通过琐事展现人物性格，如《李斯列传》中李斯如厕见鼠、《高祖本纪》中刘邦在逃亡途中多次将自己的一双儿女推下车、《留侯世家》中张良在下邳桥上为老人捡鞋、《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忍胯下之辱和寄食漂母等，都是以琐事刻画人物性格的典范。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无不有血有肉，充满着鲜活的个性，像蔺相如、荆轲、项羽、刘邦、韩信等具有不同经历和不同性格的人物，都在《史记》中得到了活灵活现地展现。此外，《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司马迁舍弃了在当时盛行一时的辞赋等骈偶形式，在当时的口语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提炼加工，形成了通俗易懂、流畅优美的语言风格，有着很强的表现力和雕琢感。

《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的名著。自问世以来，历朝历代的史学家和散文家无不对司马迁推崇备至，宋人郑樵在《通志序》中评价《史记》说：“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从《汉书》起，后世的史学著作在体式上无不沿袭《史记》。唐传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的散文创作，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都曾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史记》的影响。基于《史记》在文学和史学两个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鲁迅曾高度评价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可《史记》毕竟是一部文言著作，后人在学习和研究《史记》的过程中，难免不会为它晦涩难懂的语言所困扰，无法将学习和研究深入进行下去。为了克服文言障碍，便于大家阅读，我们在充分汲取以往译作优点的基础之上，精心编写了这本《白话史记》。为了保持司马迁原文的写作风格，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地采取了直译的方式。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加以修订。

王义杰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