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主旨，在于探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偶然性”与诗学特征。这部小说自问世以来，一直被各国俄语文学研究者所密切关注。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有一种众声喧哗的、多元性的特点。各国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部“谜”一样的小说，因此多年来争议颇多。关于这部作品的诗学问题，同样引发着各种猜谜式的争端。有一种观点认为，《日瓦戈医生》在艺术上是重复了传统的俄罗斯文学，而且不够成功，甚至有人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写《日瓦戈医生》是“自不量力”。对于这部小说是否有所创新的诗学问题，评论家有很大的争议。

针对《日瓦戈医生》中的“谜”，这部小说形式的“随心所欲”，笔者认为渗透了小说方方面面的“偶然性”就是解开这个谜的关键。笔者认为，这部小说表面的“偶然”、“随心所欲”、“非理性”是作者的精心的安排。

本论文的主旨，在于探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偶然性”与诗学特征。这部小说自问世以来，一直被各国俄语文学研究者所密切关注。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有一种众声喧哗的、多元性的特点。各国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部“谜”一样的小说，因此多年来争议颇多。关于这部作品的诗学问题，同样引发着各种猜谜式的争端。有一种观点认为，《日瓦戈医生》在艺术上是重复了传统的俄罗斯文学，而且不够成功，甚至有人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写《日瓦戈医生》是“自不量力”。对于这部小说是否有所创新的诗学问题，评论家有很大的争议。

针对《日瓦戈医生》中的“谜”，这部小说形式的“随心所欲”，笔者认为渗透了小说方方面面的“偶然性”就是解开这个谜的关键。笔者认为，这部小说表面的“偶然”、“随心所欲”、“非理性”是作者的精心的安排。这是一部在诗学上不同于传统的作品。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相比，笔者认为在以下方面有本质的不同：

1．《日瓦戈医生》设置的主人公形象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主人公。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命运总是被作者强加于一种“偶然”、“神秘”的状态，他们的性格与18—19世纪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主人公相比，也更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是与“偶然性”紧密相关的。

2．《日瓦戈医生》的叙事特点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小说中的起承转合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规律，而《日瓦戈医生》故事情节的发展似乎都是出自于“偶然性”的推动。“偶然性”渗透了小说的各个环节。小说人物的相遇，故事情节的推动，都来自于“巧合”、“机缘”、“出乎意料”、“突如其来”，一些18—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习惯性的、必然的期待，在这里都被打破。

3．《日瓦戈医生》的时间与空间也不可思议地带有“偶然性”的特点。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是，《日瓦戈医生》的时空更多写的是一个“偶然的”、精神世界的时空，对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常见的日常生活的时空着墨不多，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点“道路”在这部小说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说的时空体属于“道路时空体”的范畴。“道路”与“偶然”是紧紧相连的。

笔者认为，小说在诗学上的这种特征，小说中处处存在的“偶然性”，实际上来源于作者对历史、对人生，对19世纪以来的思想，以及对基督教的深刻思考，作者要通过这部小说表达自己对艺术，对福音书，对历史中的人的生命的观点。他在这些观点中，表达了自己对19世纪以来的历史必然论的莫大怀疑。“偶然”具有极强的解构功能。帕斯捷尔纳克认为，正是在普通的、社会的、人们公认的、习以为常的广义上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神秘莫测鲜为人知的狭义的生活真实。小说正是通过普遍法则无法理解的东西的偶然性表达其最深层的本质。在现实的人的命运、历史和既有的一些秩序与规则之上，还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的力量在支配着人的命运，人生的在世就是要以个体的、偶然性的生命与上帝同在。当然，这里的上帝，仅仅是帕斯捷尔纳克个人所理解的上帝，这种理解并非等同于神学阐释。

中文内容提要

英文内容提要

前言：生命是一次偶然的旅行

第一章 “偶然性”与《目瓦戈医生》中的主人公形象设置

 第一节 尤里·日瓦戈：医生、诗人、神秘主义者

 第二节 安季波夫一斯特列利尼科夫的怨恨与自杀

 第三节 拉莉萨·吉沙尔：俄罗斯“大地”与赎罪

第二章 《日瓦戈医生》的体裁

 第一节 邂逅：《日瓦戈医生》的故事和情节结构

 第二节 《日瓦戈医生》的时间、空间和道路时空体

 第三节 《日瓦戈医生》的母题

第三章 “偶然性”与《日瓦戈医生》的思想内涵

 第一节 “偶然性”与帕斯捷尔纳克思想的来源

 第二节 恐怖年代的孩子们：偶然性与必然性；个性与共性

 第三节 《哈姆雷特》与客西玛尼园：福音书主题的深化

 第四节 “偶然性”与个体生命的生与死

后记：诗人，孩子，理想国

参考文献

在自己的自传体随笔中，帕斯捷尔纳克将马雅可夫斯基等三个诗人称作自己的“三个影子”。影子，有光的时候，总是紧紧跟随着我们。我们并不因此愉快，有时候甚至不喜欢他们，因为有时候他们让我们从自己身上看出那些阴暗的角落来。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时常可以拷问我们的灵魂深处。对于一个具有普世情怀的作家，像帕斯捷尔纳克，更是容易从这些“影子”身上找到那内心深处的洁白来。“诗人之死”给同样是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一种震撼：他甚至不能和自己的影子对话了。他为此甚至感到愧欠，感到自己欠了一笔沉甸甸的债。

作为“还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转向散文的写作，其间或许有些可以被人所诟病之处，但是他无疑还是创造出了一批长留在文学史上的人物。在他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这就是三个主人公：尤里·日瓦戈，斯特列利尼科夫以及拉拉。帕斯捷尔纳克赋予了他们以生命，或者还可以说，他们自己从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活了起来，和帕斯捷尔纳克对话，甚至争辩，他们同样也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三个影子”。他们仿佛是帕斯捷尔纳克生命的倒映。利哈乔夫说，《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自传”。在主人公的身上寄托着帕斯捷尔纳克孤独的精神探求；在他们身上，我们听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对历史，对必然性，对福音书的独特思考。在这场充满危险的思考中，我们看到德国哲学对于他的深刻影响，看到他对于19世纪以来各种革命的反思，看到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所赋予他的灵感。这在他的主人公身上突出表现为，个体的生命只不过是一场偶然性的事件，而“历史的目的”，“历史的命运”，被他打上了重重的问号。

要“还债”，必定是因为觉得自己对某人有所亏欠——写了这部书，心里对他们的内疚可以稍稍减轻。笔者以为，与其说还债，倒不如说还愿来得更为恰当。点燃一炷香，作者絮絮叨叨地讲着故事，一炉香尽了，这故事也就讲完了。可是在缭绕的香烟中，几位主人公的肖像却在我们眼前慢慢浮现起来，奇怪的是，帕斯捷尔纳克连他们的面目都未曾为读者描绘，可是读者仍然能够体会到他们生命的丰满。他们似乎有着悼亡文的主人公共有的一副哀戚的面容，宁静而忧伤。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提供给他们种种现实生活，但是，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偶然”。已经让人不相信这就是现实生活。帕斯捷尔纳克将这种充满了偶然的生活送给这些主人公，而且让他的主人公对于这些“偶然，，泰然处之，不觉得大惊小怪。不仅如此，这些主人公的身边还充满了各种“神秘的”、“着魔的”，显得过于偶然出现的人物，他们的出现和消失都具有明显的偶然性。简言之，偶发事件改变着他们的命运，使读者觉得“应该如此”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我们已经分析过，这实际上是作者的刻意而为之。P49-50

作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大师级人物之一，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由于“在当代诗歌和伟大的俄罗斯散文传统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被授予195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还在青年的时候就已经以诗名蜚声欧美，这一次的获奖，更是激起了欧美学界对他的关注。无可置疑的是，当时留在苏联，没有选择出国的帕斯捷尔纳克已经被欧美学界看作是苏联为数不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本来，这仅仅是一个个人的精神道路选择的问题，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去选择哪一个“路标”，每个人因其性情不同，有不同的选择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一种集体性的大合唱中，个体性的言说势必要被吞没。如果这种个体性言说的声音太强，它所遭到的就不会仅仅是当头棒喝，集体性的话语必诛之而后快。1957年在意大利出版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与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部小说由于题材的“敏感”，在苏联国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演化为一场政治事件。当然，以文致祸的例子在苏联历史上并不少见，可是这一次却直接表现出了意识形态的“国际冲突”，而且掺杂着政治、权力、国家(“帕斯捷尔纳克是叛徒，卖国贼”)、民族(“犹太人滚回去”)矛盾的复杂成分。至于一向被人看作是“纯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这部小说本身，并没有人像对他的诗歌那样对《日瓦戈医生》进行“纯艺术”的诗学研究。当时这部小说倒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大众文化的宠儿。多数的阅读狂喜来自于对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久违了的“俄罗斯风情”的指认，也来自于浮躁的“政治畅销书”的偷窥心态。大众传媒更是为这种肤浅的指认与偷窥推波助澜，好莱坞推出的号称“史诗巨片”的同名电影(大卫·里恩执导)更是以一种“风情”迷恋消解了作品中实质上严肃而深刻的思想，虽然在好莱坞改编名著的电影中已经算得上佳作。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将《日瓦戈医生》与任何一种政治意图联系起来的观点，都是对这部小说的最大的不理解。作为一部现代小说，《日瓦戈医生》并没有提供任何一种哲学方案。现代艺术家并不解决“社会问题”，他只是提出各种可能性。塞万提斯在让堂·吉诃德上路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使他避免了单一的必然性的命运。他不会告诉读者，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对于有着花岗岩一样严密的大脑来说，在这样充满了种种可能性的小说面前会如临大敌。同样，对于习惯了大众传媒思维模式的人来说，从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更利于将《日瓦戈医生》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复制到各个角落里去。

……

笔者研究所依据的文献分为俄文、中文以及英文三大部分。俄文文献的来源主要是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的俄文原著，有关帕斯捷尔纳克的各种回忆录，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集，有关《日瓦戈医生》的评论文章以及学术著作，主要来自北京图书馆藏书，师友从俄罗斯带回的资料以及导师谭得伶教授的藏书，还有合作导师金亚娜教授的藏书。英文文献包括英语学者几十年来对《日瓦戈医生》所作的部分研究论文以及专著，主要来自北京图书馆。中文文献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中文译著，高莽老师所写的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1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各种关于《日瓦戈医生》以及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论文以及两本专著。

巴赫金说，所有的前言实际上都是后记。的确，大多数的前言实际上都是在正文写完之后才写的，但是，笔者仍然感到，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关于日瓦戈医生，还有很多的话要说，可是欲提笔时，却又有些茫然。他曾经令国人那么熟悉，在上世纪80年代，翻译过来的《日瓦戈医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掀起过不小的波澜，当时笔者还只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少年，帕斯捷尔纳克，这个略嫌拗口的、独特的姓氏给这个少年留下了印象。刊登在《世界文学》杂志上的帕斯捷尔纳克与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德语诗人里尔克之间那些时而缠绵，时而欲说还休的通信，更是给一个少年以特别的内心感受。

然而，在今天，笔者又感觉到，帕斯捷尔纳克是陌生的。他似乎是一个特别爱跟自己较劲的人。他的诗歌与散文总是让人感到晦涩，难以理解他的真实意图。有时候，甚至让人觉得，读他的作品，就如同看一张绣花地毯的背面，隐隐约约可见春光明媚，但总是难以见到他的全貌。

当然，很多大作家都善于把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隐藏起来。揭露自己内心的隐秘，有时候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满篇“我”的文章，不见得是真的“我”在说话，比如让·雅克·卢梭，写了一部自称真实的《忏悔录》，可是其中对自己的粉饰，避重就轻却仍然历历在目。更不用说铺天盖地的各种“回忆录”、“自传”，一般都是极力把自己最眩目的一面示人。真诚如鲁迅，曾经说过“我的确时常解剖别人，但我更多地是在解剖自己”，还是会把最真实的一面都只留在《野草》这本小册子中。鲁迅还这样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描述着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面揭发自己灵魂中的恶，一面却又让他的主人公辩解着那恶的合理性。而且这种辩解越来越强烈，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简直要把读者说服了。但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没有完成，我们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选择。他会给阿辽沙安排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泊斯捷尔纳克的情况有所不同。他的晦涩和难懂，更多来自他的未来主义诗人的背景。作为一个诗人，他很少要给自己戴上一个面具。他本性中有一种哲学家式的善于严谨思辨的因素，但是诗歌在后来却成为他的事业。诗歌，如同他所钟爱的音乐，是诗人与神沟通的最好的方式。虽然帕斯捷尔纳克说过，他更大的意愿是写散文，写诗歌只不过是为写散文勾勒草图而已。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他的目的是为了把诗人的这一个“我”表达得更为充分。在他写散文的时候，这一点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诗歌与散文的区别，并不如同有人所言，仅仅在于形式。在笔者看来，诗歌与散文最大的区别在于，诗人最为关注的是一个神的世界，而散文家关注的是世俗生活的世界，而且，要在污泥中拷问出洁白来。对待世俗生活态度的不同，正是诗人与散文家的一个显著的区别。诚然，有的诗人，比如白居易，也强调“歌诗合为世而作”，杜甫的诗歌，也经常会关注到日常生活的各种悲苦。但是，诗歌抒发着诗人独特的世界感受，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诗人的那一个独特的，不流于世俗化的“我”，诗歌的魅力就会荡然无存。虽然中国文人常尊杜甫为“诗圣”，可是在心里却经常保存着一份对王维的仰慕。诗人的世界是属于神的。日常的、世俗生活的法则注定不能够为他们所接受。“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忠实于自己内心的那种追求，确乎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本分。

诗人探寻自己本真生命的真实，不去为了世俗的约束而故意改变一副面容，无论这种约束是什么，是“道德”，是“大义”，还是别的什么。诗歌带给我们真实的感受的那一瞬间，爱欲、痛苦、愤怒……带着一种赤裸裸的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诗人应当像个孩子。以一种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不受功利的、世俗的欺骗。同时，因为这种真实，诗人自己也忍受剖白灵魂的煎熬。在一种以秩序和准则为根基的社会中，诗人注定痛苦，同时，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他也是个危险的人物。

难怪，柏拉图要把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他说道：

“……热爱诗歌，这是高贵的城邦向我们灌输的教育，我们也曾从中深受激励，因此，我们要让她以最美好、最真实的面容出现。但是，只要她不能够很好地自我辩护，我们的这种看法对我们便总是一种咒语，当我们聆听她的音调时，就会反复念起这句咒语，这样我们就不会像被她所捕获的芸芸众生一样，坠入那幼稚的爱恋之中。无论如何，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诗歌如我们前所描述的，不能当真认为是能获得真理的，聆听诗歌的人，如果忧念其心中的城邦的安慰，就应该提高警惕，抵御她的诱惑，并且把我们的话当成他的信条。”

不难从柏拉图的文字中看出，诗歌是“她”，城邦是“他”。对于“他”来说，“她”固然有吸引力，却只是一种诱惑。“他”要维护自己一个稳妥的、“对”的、秩序井然的世界。在这个“对”的世界中，理性始终在唱主角。在“理想国”的这个社会中，“高尚”、“正义”这种判断尤为重要。而诗人的内心蕴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极力要摆脱掉社会言语的束缚。但是在社会言语看来，这种极力张扬欲望的力量尤其危险。为了城邦的安定，柏拉图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对城邦的百姓撒谎。诗人毫不掩饰地诉说着欲望的真实，揭发着种种谎言，自然要遭到驱逐的命运。而诗人被驱逐的例子并不少见。

“理想国”是一个被设定为完美的终极目标，无论承载这目标的肢体是什么。在“理想国”中，据说人人都能够在一种完美的秩序下生活，人们的道德水平及其高尚，总而言之，就像童话中的王子和公主一样能够找到自己最后的归宿。

诗人却从来不给人们提供任何形式的、乌托邦的终极理想。任何一种终极，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致命伤。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都死于这种致命伤。对于诗人而言，一旦他们的抒情被利用作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就宣告了该诗人艺术的死亡。而帕斯捷尔纳克则不同，他悲伤地，却是清晰地望着这些诗人们。

虽然帕斯捷尔纳克一再声称，他最想写作的是散文，但是他的笔端却总是流露出一个诗人的情怀。他学过音乐，学过哲学，而最终选择的却是诗歌。或者可以说，是诗歌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以直觉行医，帕斯捷尔纳克以直觉写作。所幸的是，这个天才的大诗人不曾放弃自己的内心的直觉。虽然，他也曾发生过偏离，可是，当他试着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放开喉咙唱”的时候，他却茫然，善于独唱的夜莺无法适应大合唱的节奏。他宁愿去和莎士比亚对话。他所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带有帕斯捷尔纳克的独特的个性。他的散文写作，是通过叙事来表达他们那一代的怕与爱，通过叙事来抚慰人们迷惘的、孤单的心灵。

《日瓦戈医生》当中，时时透露出帕斯捷尔纳克诗人式的怀疑与坚持。对于笔者而言，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小说，无异于心灵的一次充满了对种种偶然体悟的旅行。主人公日瓦戈医生与拉拉的爱情来自五次偶然的邂逅，正如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主人公托马斯与特蕾莎，他们的相遇是因为六次难以置信的偶然巧合。米兰·昆德拉说：

“……如果一件事取决于一系列的偶然，难道不正说明了它非同寻常而且意味深长?

在我们看来只有偶然地巧合才可以表达一种信息。凡是必然发生的事，凡是期盼得到、每日重复的事，都悄无声息。惟有偶然的巧合才会言说，人们试图从中读出某种含义，就像吉普赛人凭借玻璃杯底咖啡渣的形状来做出预言。

……偶然性往往具有这般魔力，而必然性则不然。为了这一份难以忘怀的爱情，偶然的巧合必须在最初的一刻便一起降临，如同小鸟儿一齐飞落在阿西西的圣方济格的肩头。”

偶然性的叙事是一种属于20世纪的叙事。这个世纪充满了卡夫卡式的寓言，《城堡》和《审判》都不幸地变为现实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甚至主动接受的事实。个体的、脆弱的、偶然的生命在疑问。来自布拉格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来自华沙的电影导演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都以偶然性的叙事表达了对个人生命的真实关切。

偶然性的叙事也是大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内心的需要。为此，他叙述了一个抛弃“无限恒在”的故事。这个故事无疑是悲伤的，阅读这个故事的旅程也是悲伤的。在这次旅途中，笔者领略了帕斯捷尔纳克对“19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的审视，也对诗人的内心的哀伤有所体会。虽然这种体会经常隔着一层薄雾，但是笔者也深知，学养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人生的每一段，各有各自的精彩。

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谭得伶教授，同时也深深感谢我的副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李正荣教授、吴泽霖教授与程正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文飞研究员、周启超研究员、吴元迈研究员，以及北师大外语系的夏忠宪老师与张冰老师，他们不厌其烦地为我的论文拔除莠草，尽量使其免遭杂草丛生的命运。

还要特别感谢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金亚娜教授，俄语学院郝斌院长，正是在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下笔者才有勇气交出这份作业。

初稿：2003年6月

修改：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