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继《鞑靼西藏旅行记》之后的又一力作。古伯察对19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文学等方面都有直接而细致的考察，在本书中作了生动而详细的记述。这是一本关于外国传教士在大清帝国所经历的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历险记，也是一部生动而有趣的游记，更是西方人亲眼目睹下的中国封建王朝的官场现形记。

这是一本关于外国传教士在大清帝国所经历的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历险记。作为一个密切关注世俗社会的法国传教士，一个精通汉语、满语和蒙语及少许藏语，学识渊博，熟悉中国经典著作的著名汉学家，古伯察(1813—1860)曾在19世纪中叶前后旅居和游历澳门、广州、北京、内蒙、西藏、四川、湖北、江西等地，社会阅历异常丰富，上接触清朝皇帝、大臣和地方大小官吏，下接近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文学等方面都有直接而细致的考察，在其名著《中华帝国纪行》中作了生动而详细的记述。他尤其擅长刻画清王朝各级官吏的官场作派和心理状态，描摹和记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俗、民风和民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为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拍摄提供了难得的宝贵历史资料。

古伯察对政治观察敏锐，他透过当时清政府种种腐败的迹象，预示清王朝走向灭亡的日子必将来临。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通常站在欧洲人的立场，有时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中西文化、民俗、民风进行了生动而有说服力的比较。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在她的小说里成功地站在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对中美文化进行了精彩的比较的话，那么古伯察在运用中国人的视角比较中西文化异同时，在他记录中国文化、民俗、民风和民情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中西文化比较的大量实例和独到的研究成果。

这是一部生动而有趣的游记，也是西方人亲眼目睹下的中国封建王朝的官场现形记。《中华帝国纪行》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畅销世界，尤受西方读者的欢迎。相信这个首次面世的中文译本也会同样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喜爱。

上册

内容简介

英译者序

作者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下册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译后记

我们终于离开打箭炉，使当地的官员非常满意，因为他们对我们不接受他们的文明观念开始感到大失所望。我们留住了在拉萨雇佣的护送队，只是增加了几个四川的新成员，由一个瘦高个子下士统领。他的袍子捋起在腰间，大腿露在外，一只手撑大伞，一只手拿着扇子。必须承认，他有一副非常明显的军人模样。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安适地坐在我们可爱的肩舆里，由四个强壮的汉人抬着快步地向前走。走过山路、山岩和泥洞，我们很快把领队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他在体力和敏捷上无法和抬肩舆的轿夫相比。

走了五里之后，我们歇息下来。轿夫放下我们的肩舆，谦恭地邀请我们出来，面带微笑，微笑里似乎藏着某种秘密。我们一离开肩舆就惊喜地看到藏民护送队站在一座小山包后面，还带领一小队军队。这些诚实的人来见我们，是为了以他们的风俗向我们再次告别。他们已经准备了油酥饼、腌制食品、杏子和米酒，他们把这些食物摊在几棵大树树阴下面的草地上，我们很快围坐在一起，既欢乐又难过。我们高兴地发觉我们又在一起了，但我们的欢乐情绪很快被再次分别而且很可能永久分别的想法抑制住了。落在我们后面的护送我们的领队很快跟上了我们，他在向我们亲爱的藏民们说“再见”之后，我们又坐进我们的肩舆里。

“再见”这两个充满慰藉的字，常常抹干告别的朋友们的泪水，我们说了许多次，总是希望有一天再次见到那些我们与之告别的人。在中国内地，在鞑靼，在西藏，在埃及，在巴勒斯坦，与我们再也见不到的朋友们说了多少次再见。

上帝对我们隐藏了未来，他不允许我们知道他有关我们的打算。根据他无限的仁慈，他不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永远的分别，那么这会使我们感到异常痛苦。这些藏民，我们和他们被许许多多的纽带联系在一起，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是我们将怀有一个最大的安慰，这就是我们能为这些风趣的人们向上帝祈祷。传教士们给他们宣讲福音的祈祷，也许会成功地引导他们从佛教寒冷与黑暗里得到基督教信仰的光明与恢复生气的温暖。

我们从打箭炉出发所走的路一直向下倾斜，不久我们发现在一个深峡谷中有清澈的溪流，溪流的两岸有杨柳和青竹。两边隆起的是垂直、高耸、壮丽的山峰，山上长满高大的树木、茂盛的灌木和盛开的花朵。我们观赏着这美丽夺目的色彩，赏心悦目的青葱。当我们呼吸着芬芳的空气时，我们的双眼饱含着欢乐的泪水，我们的整个身心似乎到了痴迷状态。只有生活在冰雪、沉闷贫瘠的山和沙漠中两整年时间的人们才会陶醉于如此迷人的景色里，享受这新鲜的青草所带来的充满芬芳的气息，从先前沉闷单调的白雪造成的视觉疲劳里恢复过来。

道路沿着溪流向前伸展。我们有时通过上面有草皮的小木桥，从岸这边走到岸那边，有时走过散在小河床上的一块块大石头。但这些没有影响我们的轿夫行走的速度，他们克服每一个障碍，以同样的速度、机敏和勇气继续赶路。他们不时地稍停一会儿，抹一抹从额头上淌下来的汗水，或抽一斗烟，然后以更大的干劲赶路。我们经过的狭窄山谷来往的人似乎不多。我们不时遇到几群旅行者，从他们之中很容易辨认出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粗犷的藏民与有着苍白而机灵面相的、受过文明熏陶的汉人之间的区别。四处可见一群群山羊和长着长毛的牦牛在山坡的草地上吃草，而无数的乌儿在树林的枝头上婉转呜叫。

P4-5

这两卷书的作者由于他的《鞑靼西藏旅行记》而闻名于英语读书界，但《中华帝国纪行》是比《鞑靼西藏旅行记》更有趣、更重要的一部作品。古伯察熟悉中国的机会比以前许多的欧洲人多得多。从西藏边界到广东，该游记记录了他穿越中华帝国心脏地区的经历。在旅行期间，他一路上享受着政府高级官员的荣耀，被清政府官员们恭候着，有卫队护送，经常同国家最高官衔的官员保持接触。在此之前，长住并走遍中国各地长达近14年间，他与各阶层亲密接触，但接触更多的是穷人。他在执行使命时努力不事声张和秘密行动，细察民间生活，观察那个仍然鲜为人知的中华帝国神秘社会的隐秘机制的运作，虽然它的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人口占全人类的1／3。他对中国人的机构、宗教、举止和习俗的了解不是凭道听途说，而是通过亲身经历获得的。他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给他的读者时，不是以干巴巴的正规理论方式，而是轻松愉快地传达他非凡旅行中各种各样的见闻。读者也许不应该抱怨，因为这是一次在不对外披露的情况下的旅行，陈述的一些事情居然是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发生的，足以让人感到惊异。然而，古伯察那众所周知的高雅性格(这部作品在幸运的情况下发表)和富有准确性的内部证据(陈述的每一处地方)能够(对真实性)提供充分的保证，甚至对独一无二的、最意料不到的事情的真实性也能提供充分的保证。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他这个题材上，一个传教土的陈述实际上通常是被迟疑地接受的，换言之，他和他的教友们走近中国人的种种努力通常是被中国人迟疑地接受的。古伯察没有表现出惯常乐观的、夸大其词的倾向。如果他从传教土的立场，从赢得赞许胜过事实的表述来讲，对这些事情的企图(常难以抵制的企图)进行了抵制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种种事例上陈述的精确性。在这些事例上，他个人的希望和先入为主的想法很少涉及到，如果说涉及到的话，他的叙述是可信的，因为许多场景像喜剧那样的有趣，常常像奇特的游戏中的一个场景，这是在清朝官员永远含糊其词的诡计多端与传教士的勇气、幽默和大无畏精神之间展开的游戏。有几个例子说明，出于中国人奇特的性格，一种闯劲十足的放肆能成为逃避危险的唯一手段，而比较胆小软弱的旅行者也许会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表达见解上，我们不可能指望该书作者总是与英国新教徒的意见保持一致，他当然用他自己的眼光而不是用我们的眼光看待事物。但在我们看来，他通过折射方法看待与他的教会利益相关连的事物，认可这种折射方法的效果决不是件困难的事。也许要加一句，他的宗教显然不是披在外面的一件长袍，而是与他日常生活中每 个思想和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的，因此它常常会吸引那些在教义上和他存在很大分歧的人的精神上的同情。

他对中华帝国的报道除了信息和有趣外，还提出了供严肃思考的问题，真实地呈现出一个几乎彻底去除宗教影响的文明国家。一个“在世上没有上帝”的国家很快陷于衰落，不是其他原因，而是内部道德的沦丧。古伯察提到(我们相信)一位已故的皇帝的空前举动，他在一份诏书上逐项列举在中国已知的所有宗教(包括基督教)的体制，并正式告诫他的臣民别相信任何宗教。社会和政府的整个体制很少考虑到人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性情。仅举一个例子，我们提到在中国有趣的一个特别的理念：政府官员的责任。对任何部门的失职官员处罚时，处罚轻重按该犯法官员的级别高低而定，主簿和其他被利用的人被处罚得最严，而最高的官员根本不受处罚。因此，法律只审理表面的事实，不审理邪恶的企图，整个道德犯错恰存在于此。

我们坚信，唯有基督教能医治人内心的腐败，阻止这强大的国家下滑，不再用几乎无法逾越的距离同我们隔开。不仅仅是政治家和商人，就连我们之中最卑贱的人，如今也常常和同样遥远的国家保持紧密和亲密的联系。围绕这些遥远的亚洲帝国的迄今为止不能穿越的屏障也已经被打开了缺口。美国在日本获得了商业上的优先权，俄国正争取同样的优先权，中国与世隔绝的人口已经到国外，混居在人们来往最繁忙的一些地方(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参加当时最新的运动。作者本人充分地讲到了在帝国心脏地区爆发的大规模起义以及与此相关的错误观念。

珀西·辛尼特夫人

历时一年多的两卷本《中华帝国纪行》的翻译终于完成。原计划第一卷由我翻译，第二卷由王雪飞翻译。雪飞君心无旁骛，速度快，半年多时间译毕。在翻译期间，我因病耽搁，进展缓慢，而出版时间很紧，感谢文书及时地找来他的研究生冯冬支援。经过试译，甚感满意，于是我译第一卷第一至第五章，冯冬译第六至第十章，我负责校对他的和第二卷的译文。像冯冬这样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学者有如此文化积淀，在国内可算凤毛麟角。翻译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不光需要掌握英文和基本的法文，更重要的是要对清朝历史，尤其要对清代当时的典制、地理、有关的主要官员等方面了解。这正是我们这些长期从事美国文学研究的人的弱点。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参考了耿异先生的译著《鞑靼西藏旅行记》(古伯察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清史稿》、《中国地图册》等资料，并查询了一些网站提供的有关信息，但译文谬误之处仍在所难免，祈望国内方家不吝指正。如是，恳请通过南京出版社或我本人(zqzhang@nju.edu.cn)赐教，俟再版时改正。

感谢挚友徐知免教授和程曾厚教授在查阅法文文献资料方面给予及时的帮助。翻译过程中得到西安碑林博物馆提供并寄来的《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复印件、张志强教授及其研究生刘颖同学从《钦定四库全书》中复印的司马光《独乐园记》文本、南京大学图书馆陈远焕君借阅的《清史稿》，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南京出版社编辑赵育春女士在策划本丛书、想方设法购进参考书《鞑靼西藏旅行记》、讨论翻译注意事项与协调进程等方面费了很多心血，为此对她表示感谢，并对上卷责编沈丽国同志和下卷责编吴新婷同志认真负责的校对深表谢意。对李靖、赵文书、金志权和史九龄诸君常常及时地帮助解决电脑中出现的问题表示谢忱。

在抱恙期间，得到内助、女儿与女婿的精心照料，没有她(他)们的关怀，这本书的翻译恐十白很难完成，而两个小外孙的活泼可爱和善解人意则加速了我的康复。

张子清

于秦淮河畔陋室

2006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