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之一。该书研究了日本东京一个普通社区的微观生活。

作者通过人类学见微知著的观察研究，首次对当代日本都市邻里的社会结构和内在动力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察，从而消除了人们对战后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原有成见。

该书作为当代都市人类学的代表之作，于1990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都市与社区研究大奖。

　　本书是研究日本东京一个普通社区微观生活的力作。作者通过人类学见微知著的观察研究，首次对当代日本都市邻里的社会结构和内在动力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察，从而消除了人们对战后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原有成见。

本书作为当代都市人类学的代表之作，于1990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都市与社区研究大奖。

说明

序言

第一章 宫本町概述

第二章 一个邻里的发展

第三章 地方政治和行政

第四章 社区服务和邻里活动

第五章 参与和权力的正式层级结构

第六章 朋友和邻居

第七章 节日和社会秩序

结论 

附录A 宫本町的人口

附录B 柳木宫本町会

附录C 节庆委员会干部花名册(1980年)

参考书目

寺庙

从山坡上远远地下来，沿着一条老路走，就到了佛教寺庙。它座落在一个两边都是商店和房子的大街区的中央。寺庙区域由一些摇摇欲坠的建筑物构成，包括几个佛教礼堂，僧人及其家人的住所，一个供信徒朝拜和举行葬礼的礼厅，一个小型澡堂，在1980年它被取代之前，这一定是东京保存最久的goemonbum(用木炭烧火的像锅炉一样的澡盆，取名于一个著名的中世纪大盗——伍佑卫门——他是被热水蒸死的)之一。该街区的一角刚刚与寺庙相连，这里是一座三层的金属结构房子，以前是一个工厂，最近通过一个复杂的房产交易方式而归寺庙所有。房子已被重新改造过，现在是一个会厅(kaikan)，僧人经常把它出租给当地的组织。

寺庙入口围着高高的水泥墙，上面画着一些精美的壁画，说明该寺佛教派别的一些信条原则。除了壁画上展示的教义，入口即可见的树，以及绕过结实的墓地围墙飘过来的烟，事实上寺庙在实体——及社会层面上——都几乎是不可见的。寺庙一般不向大众开放，因为僧人不鼓励所有人都进到里面，除了信徒之外。与神道教神社不同，对某个佛教寺庙的归属是一个家庭的信仰和传统，而前者则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范围吸收信众。几世纪之前，大多数的佛教徒都会相邻而居，但自从他们散居到东京及更远的地方之后，寺庙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就变少了。只是举行葬礼的时候寺庙才现出生气。如今因为多数葬礼都在死者的家中举行，所以寺庙能派上用场的机会很少。比较多的情景是一个僧人穿着袈裟和带上必须的物件，在路上招呼出租车到东京某处去主持一个信徒的葬礼。

河流和老边界

街区的另一半远离寺庙的入口，这里曾有一条老路与河上的小桥相交错，就在快跨过边界进入另一个邻里之前，路在河边突然有个急转弯。甚至当河水漫过地面的时候，河面也不过三四米宽；由于每个街区都有跨河的桥，所以它更多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边界。然而，它却是具有许多社会意义的边界。远在这里有一个叫宫本町的邻里存在之前，这河流就是两个村庄的边界。这界线一直保存下来而被一次次地反复使用着。当行政隶属单位重新打乱重组以反映都市发展和政府的管理理性化的努力时，河流总是一再地被作为区分的标志。

19世纪晚期河流两边的村庄被合并为一个个大的行政村。然而，20世纪早期这些行政村发展成城镇，却依然被河流所分隔。20世纪30年代这些城镇被东京市合并且归入更大的行政区，河流依然起着分隔作用。当地的政府系统在二战后重组时，现在宫本町所在的区和河流经过的区被合并。在这个合并的大区的内部，不管是政府的和非政府的组织，河流和如今覆盖其上的街道仍然是一个分界：区分两个不同的邻里、学区、神社教区、警署、消防局、邮局、选区、电话交换机，以及无数其他公共的和私人的组织。

虽然这些边界并不存在于地图和当地居民的意识之中，但是宫本町本身却没有入口以及任何能在物理意义上将其与隔壁邻里区别开来的事物。多数路人不会注意到他们正在从一个邻里进入另一个，除非他们仔细地注意到门柱上的地址牌或者街市装饰和商业灯箱的不同风格。

现代都市景观

今天的宫本町完全呈现一派都市景象。过去的岁月几乎已无迹町寻。每天实实在在、持续不断的交通往来几乎湮没了老路的蜿蜒曲折和如今在地下流淌的河流的优美曲线。在宫本町居民每天的日常活动中，楼房、土地、天祖神社的文物、寺庙以及路边的地藏亭已几乎被完全忽略了。

除了一些保存完好的历史和艺术传统中心，诸如京都或金泽，日本的城市通常都是阴沉灰暗的。东京和宫本町也不例外。20世纪早期这里还有着郊区的氛围，今天这里已到处都是拥挤的楼房和小公寓楼，其间还散落着小工厂和生产作坊，办公室和商店。周边地区在二战期间被投射了炸弹而遭到极大破坏，但是宫本町却逃过了严重的劫难(像附近的军工厂，即是空投目标)。

因而，都市发展早期20世纪20年代所建的大量木头结构的商店和房子保留了下来，但是它们也因年代久远超过了其自然的年限而变得破败不堪，等着不久的将来被替代。宫本町的房子基本上都很简洁朴素，普遍都是灰石浆饰面的实用结构，典型的战后早期建筑风格。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更多宽敞的房子被建起来了，像20年代建的现在已破旧的房子一样，这些房子也很少具有日本传统建筑的优雅风格：精致的门槛和门框，漂亮瓷片装饰的具有优雅弧线的房顶，大门旁边有为付邮资而设的空间。但宫本町的房子并非毫无章法，总体呈现出简朴舒适而非奢侈豪华的风格。

宫本町人口密集，私家拥有的空间中几乎没有一处是闲置的。该邻里的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30，000人，相当于东京总体人口密度的两倍(Sorifu T6kei—kyoku 1975：3)。这个关于人口的数字之所以更令人吃惊，是因为十二栋房子里只有半数是两层以上的，邻里的大部分空间都不是居民的住所，而是各种各样公共和半公共的机构：神社、寺庙、政府行政大楼以及三个公立学校——一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和一个初级中学，每个学校都有一个操场或运动场所。房子都是造得墙靠着墙，很少有类似院子或花园的空间，除了在门前石阶或晾晒衣物的阳台上有几棵盆栽。经常房子周围所有的开放空间都被改造成停车场或是放置一间小的钢皮货棚，用来存放房子里放不下的物品。许多屋顶都被围出一块平台来放东西、晾衣服、给孩子玩耍或是收集好的盆栽。尽管如此拥挤，或者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每个人都同样尽量保护自家的私密性，而不受陌生人和邻居的侵犯。许多临街的房子都用高墙和大门给围起来，那些大门离房子的墙壁通常只有一英寸；窗户上都装有结实的木头或钢皮的活动百叶窗，它们每个夜晚都会合上，为了安全、为了私密性或者为了保暖。过了营业时间，店主也会拉下厚重的钢皮卷门把整个店铺前面都给掩蔽起来。正如贝利所说(Bayiey1976：45)，日本人关于居民私密性的概念是与眼睛所见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声音。日本人的房子一点都不隔音，隔壁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听不到的，然而，至少从视觉和象征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房子小心地与公共空间区隔开来。

宫本町的街道都比较窄，虽然一些还是双行道，但是多数街道在一个时间里只能容纳单向的交通。在最繁忙的街道——横穿邻里的单行道商业街，当货车、公交车、自行车和行人等所有这些都拥堵在一起的时候，交通的速度甚至经常慢得就像在爬。为了快捷和方便，多数当地商贩都用自行车和摩托车来运货。只有这条街上有人行道，但都太窄了而不能让两个大人并肩行走。小学前面道路旁边的一块地方被改造成人行道，还加了钢铁护栏。在其他有孩子往返学校的街道，其人行道部分都用沥青标出来。

公共道路都是铺砌过的，但是宫本町很多家庭的入口处都只有泥路，这些路蜿蜒地贯穿到每个街区内部，只有其中间部分铺着一些石板。这些弯曲小路的很多地方都非常狭窄，以至于人们展开双臂就可以够着两旁房子的墙壁。邻里协会在这些后巷的沿途各处都装上路灯，微弱的灯光非但没有驱散反而强化了黄昏的阴暗。

在主干道和后巷划分家属区和公共空间的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后巷沿途的房子有围墙的就少多了，虽然窗户也有百叶窗，但是这些房子对于邻居和路人的目光通常要更开放一些。这里的邻居比大街上的交往要更频繁有时也更亲密；孩子们经常从东家串到西家；马路对门的家庭主妇们在打扫房子和晒被褥的时候也会透过窗户拉家常；邻居之间也会相互递一些东西或者当某家人外出时帮忙看个门；当某家有人去世时，关系密切的邻居会帮忙准备葬礼，照顾来哀悼的悲伤的亲人，并在丧宴上帮忙。  在大道旁，往来的交通和频繁经过的行人阻碍了人们像在后巷和安静的边道那里一样更轻松和非正式的交往。尽管如此，对于居住在主街道和后巷的人们而言，大街和小巷都不是他们的家，而是邻居交往的场所。家庭主妇们胳膊上挽着购物篮——里面有时可能是一只梳洗整洁的波美拉尼亚小狗、马耳他小狗或其他品种的小宠物狗，通常都是西方品种——聚集在大门外或在某个角落长时间地闲聊。在日间，小孩子们就占领了边道，他们在上面玩“跳房子”、跳绳或追捕游戏，只有当白行车铃声响或汽车换档催促他们让道的时候才会暂停下来。夜晚，三两个男人闲逛到真木夫人的小吃店外或老河边横川酒店外的角落里，一起抽着雪茄闲扯地方上的流言碎语。店铺老板关卷门的时候会跟孩子们闲聊几句，并看着他们在即兴的捉人游戏中争夺表现的机会。夏天的夜晚，家人站在自家房子前面的大街或小巷上，看着孩子们放烟火——花炮、喷泉或五彩转轮——不是为庆祝某个特别的节日，而只是夏季里日常消遣活动的一部分，孩子们很喜欢这种活动，大人们也允许他们这样做。没有类似于其他文化具有的制度化的公共聚会场所——广场、集市、酒馆或开放的咖啡馆——宫本町的居民将大街和小巷作为非正式交往的场所，在这里，围绕并隔离着每个家庭的形式上的私密性被打破了。

但是，宫本町的社会生活和交往方式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整个邻里也并非完全同质。宫本町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区域，他们分别在人口密度、房子的风格、举办活动的类型以及居民经济地位上都存在显见的差异。

最主要的区别是在两个区域——居民称之为kami(“上层区”或“坡上”)和shimo(“下层区”或“坡下”)——大致以主商业街为界。虽然上层区和下层区的名称大致符合其地形轮廓，但是它们并非精确的地理划分，也超出了地理学上的含义。事实上，名称的不同反应了归属于这两个不同区域的居民之间微妙的区别——只是顺便取意于其地形——但实际上却是基于对不同社会阶层和风格的认知。

P9-15

过去的几十年，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中国读者能领略到在人类学理论、研究方法、实证发现和应用实践方面的最新成果，正是这些激动人心的成果，充分体现了这场具有深刻而持续影响力的变革。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们的近期研究，是对当代人类学动向的极好阐释。这套丛书，第一次使得中国的教授、学生和有兴趣的普通读者，能接触到这些研究作品。目前，国际人类学界最值得注意的变化之一，就是其关注对象正转向当代的主要社会和地区，如中国、日本、欧洲各国和美国等等。而另一重要趋势，是作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分支的医学人类学，正逐渐占据日益显著的中心地位。这一动向显示，人类学家正在转而研究影响当代各共同体的重点社会问题，并开始表达出努力转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使之能为政策辩议、项目实施和一般传媒所用的意愿。丛书中的部分作品也使我们看到，医学人类学已经成为一方联结社会和人文科学，另一方联结健康和政策科学间的“桥梁”。用跨越不同社会空间的“桥梁”来比喻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问的关系，尤其是新近创立的复旦一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是最为恰当不过的了。

我们相信，包括华琛(James L.Watson)、华如璧(flubie Wat—son)、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贝斯特(Theodore Bestor)及本人在内的哈佛人类学家，在比较文化和社会研究方面所做的田野实践和理论探索，将为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国际化和专业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用中国人习惯的说法，这套丛书将有助于全面矫正人类学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眼中的形象和面貌。它不仅是对哈佛人类学研究的一次展示，更重要的，是向读者推荐一些在人类学界内外已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思想和新看法，如文化亲熟说、地方性的道德世界、社会的疾痛体验、生命文化过程等等。这套书，还展示了都市人类学、中国乡村研究以及行政机构的田野考察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将展示人类学方法在精神医学领域，包括像政治性创伤、医学伦理及医学人文等方面的最新应用和研究。我们希望通过齐心协力，能在中国创造出全新的人类学领域，同时，鼓舞中国的同仁们为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学探索和发现，奉献出激动人心的成果。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及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

Arthur Kleinman(凯博文)

2007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