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回顾了苏秀四十多年在配音界的艺术工作和生活，同时回忆与邱岳峰、尚华、毕克等老一辈配音大师以及童自荣、李梓、曹雷等年轻一辈的交往和合作，更有经典译制片译配工作的经验和心得，非常生动可读。随书赠送超值CD一张——《苏秀配音片断精选》，收录了她和邱岳峰、胡庆汉、尚华等的对手戏，也是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苏秀笔下展开的世界，远远超出了一己的经历。在辑一“往事趣谈”里，她写1957年文艺的早春天气，写“内参片”的来历，写自己的懵懂与恍悟——严锋的《好音》在网络上下广为流传，其中有一小段：“最有反讽意味的是，许多最精彩的译制片恰恰是在文化最荒瘠的极左路线时期完成的，比如说《魂断蓝桥》、《音乐之声》、《简·爱》，那时是作为内参片供‘四人帮’享乐的。像邱岳峰这样的我们最优秀的配音演员，用最严肃的艺术态度，配了大量的名片，给世界上最少数的人看。”对此有印象的朋友，看一看苏秀笔下的这些篇章，一定会有许多艺术的和非艺术的感悟。辑三“我的前辈，我的伙伴”，一气写了三十多个人物，从老厂长陈叙一，到卫禹平、邱岳峰、毕克、李梓，再到曹雷、刘广宁、童自荣、施融、沈晓谦……这些在观众中如雷贯耳的名字，这些能让人回忆起一个时代的难忘的声音，几乎悉数都在她的书中出现。她写这么一群人在神圣而又近乎神秘的永嘉路录音棚里的日子，或描神，或拟态，或庄或谐，毫不费力地，把我们带回了那又封闭又敞亮的岁月，那里又埋藏着多少人浑然而又纯明的青春记忆。辑二是一组关于译制导演和电影艺术的札记，《译制导演究竟做些什么》《我对译制片的几点看法》《台词，有千变万化的读法》《话筒前的心理学》……在这些篇章里，苏秀那非常独特和卓越的一面，悄然地展示出来了。作为译制导演，怎样与翻译一起修改剧本，吃透原片作者意图，怎样搭好演员班子，在录音现场如何引导演员入戏，为什么说最好的译制片，就应该让观众忘记配音演员的存在……她的导演艺术，她的工作经验，她那浓郁的书卷气伴随着一个个解密式的分析，使这部分比较专业的文字显得格外珍贵，那些信手拈来的事例和人物，是读者既熟悉又新鲜的，读来一点儿也不枯燥，甚至，我敢说，它会令人着迷。

1 往事趣谈

　第一次领奖/003

　为“四人帮”唱堂会/009

　内参片正式开工/011

　气死“日活”/013

　酷暑、桃子、十七号片/014

　第二次领奖/018

　别开生面的“政治学习”/020

　关于《雾之旗》的回忆/022

　我为褒曼配音/025

　演员组二三趣事/028

　录音棚中的“鬼打墙”/032

　恍恍惚惚的一群人/034

　李梓配男孩的风波/037

　为《少林寺》和《少林小子》配音/040

　两只可爱的小松鼠/045

　电视译制片专业座谈会/047

　轰动一时的《姿三四郎》/049

　上视译制部创业伊始/054

　《血的锁链》与“黄埔一期”/059

　我的每一片新天地/061

　我的每一次“人生”/070

　我们最忠心的影迷/083

2 译导札记

　译制导演究竟做些什么/089

　我对译制片的几点看法/106

　细节的真实/111

　台词，有千变万化的读法/114

　话筒前的心理学/118

　塑造角色最多的演员/121

　从艾司黛拉到哈维夏姆小姐/125

　叛逆玛季德/131

　该怎样看待《砂器》的男主人公/134

　野心家高须相子/138

　约安娜，灵与肉的冲突/140

　苏联的新浪潮影片/142

　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以及《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幕后戏/148

　全新样式的反法西斯影片/150

　看了译制片才全懂了/154

　人的高贵与尊严/157

　非同一般的人物关系/161

　震撼心灵的《苦海余生》/163

　白云、苍狗，倏忽万变/168

　“远山”在呼唤什么？/171

　一个婴儿的独白/177

　令我倾心的《沙鸥》/182

　作家电影《广岛之恋》/185

　《红莓》为囚犯立传/188

　精致的《格洛丽亚》/190

3 我的前辈，我的伙伴

　陈叙一——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195

　我的考官卫禹平/205

　故事片的前辈们/208

　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210

　姚念贻与张同凝/220

　毕克——装龙像龙，装虎像虎/222

　胡庆汉、杨文元和我/228

　“知识分子”富润生/233

　戏说于鼎——“一将成名万骨枯”/235

　李梓——我们的当家花旦/240

　尚华——兢兢业业地对待每一个角色/243

　赵慎之——她说我“盗名窃誉”/248

　传奇人物潘我源/252

　刘广宁——观众心中的公主/254

　六十年代进厂的一班人/260

　配音王子童自荣/263

　我的忘年交施融/268

　曹雷——人活一辈子，她活两辈子/274

　七八十年代进厂的一班人/278

　注重学习的孙渝烽/281

　沈晓谦——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痴迷/283

　我的“女儿”和从配音圈走出的二林/286

　翻译和录音师，我的合作伙伴/291

　狄菲菲——天生丽质难自弃/298

　我的安慰与自豪/300

4 尾声

　我的仲夏夜之梦/305

　老尚，你安心地走吧！/314

　他们为什么要重配？/317

　你好！苏秀老师/童自荣/319

后记/323

苏秀作品年表/335

自一九七一年开始，我们陆续译制了一大批日本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如《日本海大海战》、《虎，虎，虎》、《日本最长的一天》以及《啊，战友》、《啊，军歌》等等。据当时周总理的电报称：译制这些影片，是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做参考的。后来，又译制了好莱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量作品，如《魂断蓝桥》、《鸳梦重温》、《琼宮恨史》、《音乐之声》、《春闺泪痕》、《农家女》、《巴黎圣母院》、《简·爱》、《化身博士》等等’有数十部之多。其间还有意大利、德国与罗马尼亚合拍的《罗马之战》，墨西哥拍摄的《生的权利》，日本拍摄的《绝唱》，苏联拍摄的《红莓》，英国拍摄的《铁道儿童》。据说，这些影片是为样板团在艺术上做参考的。

当时还有几条纪律：第一，我们做的这个工作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自己家里人。第二，任何情况下不许提影片名字，只能说它的代号，如《罗马之战》叫十七号片。第三，剧本不许带出厂，要念台词只能在厂里念。三楼是翻译、演员、录音工作的地方，也是录音棚所在地，因此，在二楼的墙上就贴着“非工作人员请勿上楼”。像中叔皇、达式常等人曾参加过某些内片的配音，但即使他们以后再到厂里来，也不会随便上三楼的。搞得非常神秘。

某些内参片会在厂内放映一两场，这种票有钱也买不到，连我们自己也很难得到。那真是弥足珍贵呀!

有时，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会坐着小车来看片。那时，我们也还没有怀疑什么。有一次，一部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好莱坞影片到了我们厂。我问坐在我边上的伍经纬“这部影片有什么参考价值”，他说“中影公司发错片子了”。后来才知道，江青喜欢好莱坞影星泰伦．鲍华，凡是他主演的都要拿来译制。再后来，《红都女皇》面市，我们这才明白，原来我们是在给人唱堂会呀。

不过，虽说我们给人唱了六七年的堂会，但是，也确实译制了一些很有艺术价值的影片。而且，锻炼了队伍。在这长长的六七年当中，大家的业务并没有荒疏。像六十年代进厂的刘广宁、伍经纬，来了没几年就文化大革命了，他们和七十年代初进厂的童自荣、程晓桦等人都是在这些年得到锻炼的。这也为八十年代演员班子的齐整，准备了条件。（P9-10）

一九八四年我退休离厂，随即在上海电视台译制部又工作了差不多十年。九五年我老伴做心脏手术以后，我就基本不再工作了。后来我们迁居杭州女儿家，就彻底淡出了配音圈子。

那时，偶尔看一部译制片，总是质量很差。与朋友相聚，难得谈起译制片来，也常常是不如人意。可是，这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又何必“皇上不急，急死太监”。所以当我听到朱军在《艺术人生》中，当着童自荣的面，不客气地说：“反正我现在是不看译制片的。”我也觉得“理当如此”。

二。。三年，在离开配音圈多年之后，我看到中国电视报谈到《虎口脫险》时说：“感谢上海电影译制厂，感谢配音演员，感谢八十年代。”我真的被触动了。我完全没想到，在二十多年以后，居然还有人以这样热情的语气谈到我们。

再以后，陆陆续续有更多的报刊、杂志以及电视、广播谈到了我们，采访了我们。知道了，时至今日，仍有那么多观众怀念着我们，爱着我们，把我们当年的作品一遍遍地拿出来看，一遍遍地拿出来听。他们说：“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没有忘记。”看到此，我不禁热泪盈眶了。

观众孙洁说：“并未走远的八十年代，那些美好的声音回旋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响彻我们的灵魂。那时候，神秘的上海电影译制厂是一个存放我们无穷想象和美丽期许的港湾，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我还在中国配音网上看到网友为邱岳峰和毕克建立的“墓碑”和“纪念馆”。有的网友在上面写道：“很多明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了光华。可是他们的光辉却渐渐被后人发现，这就是他们的魅力。”

还有一位叫“塞上春风”的网友，给我写了一首藏头诗：

苏醒寒冬惟春意，

秀美乾坤可叹时，

大气堪把山河画，

师法天然能自知。

风华不任沧桑改，

采撷群芳趁露湿，

依稀仍忆韶光曲，

旧日琴筝意迟迟。

我看了，首先感到非常愧对这位网友，不是媒体和网上对译制片的怀念和赞誉，我早已淡出这个圈子，不再关心这一切了。我总说是观众朋友们又把我从坟墓里挖了出来。尽管我对将来信心不足，对现状又深感无能为力，我还是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厚爱。因为，译制片到底是我们为之耗尽了一生心血和精力的事业。

观众史航曾在中央台《记忆》的节目中说：“上译那帮人，也买大白菜，骑脚踏车，打月票上下班，开小组会，读报纸，他们活得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为什么他们能进入《简．爱》的空间、《战争与和平》的空间、《悲惨世界》的空间?他们读过小说，其实大家都读过。那帮人脚跟站在中国土地上，但另外又过着属于云上的日子。”这样的夸奖，真叫人受宠若惊。

去年夏天，施融回沪时，配音网为他召开了一个“施融见面会”，同时也是“配音艺术家与网友联欢会”。我和富润生、曹雷、童自荣、狄菲菲等人都参加了。沈晓谦专程从哈尔滨赶来了。尚华因当天早上心脏病发作未能来和大家见面。小狄因工作繁忙只和大家一块吃了一顿饭，拍了两张照，也未能和大多数人见面。许多网友不远千里汇聚到上海，有的来自河南，有的来自江西，还有的来自深圳……一些不能亲自到会，只能通过手机与现场联系的朋友更是遍布全国各地一一沈阳、大连、海南岛、天津、北京……还有远在法国和英国的。他们既是我们的影迷，也是我们的知音，更是我们事业的坚定的支持者。尽管他们知道，目前的译制事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但仍然表示要把译制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永远爱护它，为它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哪怕剩一个人也不放弃。

有的朋友为施融搜集了他所有配主角的电影海报；有的朋友特地从海南岛赶来参加童自荣的朗诵会；有的朋友因为尚华去年冬天做了心脏手术，今年春节特地约好了从天南地北一块来到上海，其中一位叫刘毅的朋友，从伦敦回国探亲，也专程从青岛赶来，只为看尚华手术后是否恢复了健康．他们利用周六、周日两天假期来到上海，只来得及跟尚华以及我们几个老演员吃一顿饭，就匆匆赶回去了。

网友们知道我和刘广宁有联系，寄了许多怀念她、赞美她的文章，要我转交。文章的总标题，就叫“献给我们的公主”。

他们不仅怀念邱岳峰、毕克、李梓、刘广宁，也没有忘记配戏不多的周瀚、戴学庐等人。他们不仅对<<简．爱》、《尼罗河上的惨案》、《虎口脱险》等影片珍爱有加，即使对《天鹅湖》这样一部小小的动画片，也那么念念不忘．他们说：“看了童自荣、刘广宁配的《天鹅湖》，才知道王子和公主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还有的说：“那两个小松鼠，简直可爱得没法形容。”

网友“怀念上译”写的有关我厂为《少林寺》配音的文章，是那样细致入微，几乎把每个配音演员都谈到了，从杨文元的方丈、于鼎的僧值、盖文元的师傅、童自荣的觉远直到没有几句话的众武僧。连哪个小和尚是施融配音的，哪个是杨成纯配音的……她都分辨得一清二楚。她还说到我们为打斗配的喊声，从单人练武，二人对打，到群殴场面，都有不同的层次，而且那么逼真。她说：“我真怀疑，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平时就是经常在街上打群架的。”我在电话中跟她说：“我们当年一点一滴的努力，你都体会到了。我们当年喊哑了嗓子，真没有白喊。”

由于越来越多的观众想看我们当年配音的老片，引发了一场淘碟的热潮，反过来又促使碟片商人出了更多的老片。很多碟片还特别标明了“上译经典”。甚至过去从来没有上演过的內片，也以碟片的形式跟大家见面了。成都的一位观众朋友把自己拥有的六十几张影碟称做他的“无价之宝”。一些留学生和长期在海外定居的华侨，也都会在离开祖国时带上一大批碟片，以便到国外和朋友交换着看。所以我认为，近年译制片走向低谷，和大多数人提高了英语水平是毫无关系的。

观众喜爱我们的作品，就是对我们最丰厚的回报。那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任何奖项也代替不了的。我们曾经的辛苦，曾经的委屈，都不值一提了。

少年时期的理想

我祖籍河北，一九二六年生于东北长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那一年我才五岁。那时我的父母都在中长铁路的学校当教员。九·一八事变后，我随父母从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他们在铁路上收入比较丰厚，到哈后还能以多年的积蓄买了一座两层的小楼，在南岗大直街上。下面租给一家小饭馆，楼上三间一厅自己住。后来父亲失了业，把楼上一间也租了出去，不过，我们在物质生活上还算宽裕。

慢慢地我开始懂事了，知道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什么满洲人，知道日本是侵略者，而不是什么友邦。我自小功课好，而且对各门功课都有兴趣，是所有老师的宠儿。可上了中学，女中只学一年数学，重点学缝纫、烹调、家政，因为日本人主张妇女要回到厨房去，所以所有大学都不收女生。这种帝国主义的愚民教育，使我切身感受到做一个亡国奴的痛苦与愤怒。

那时我最崇拜的两个偶像，一个是南宋的女词人李清照，一个是波兰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因为她们也都和我一样有着亡国之恨；另一点她们都卓有成就，说明女性不次于男人。我认为自己只要有好的学习环境也会学有所成，这就是我当年的人生追求。

我有个音乐老师叫刘忠，他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当时叫“哈尔滨放送局”)组织了一个“fy”合唱团。我上三年级时，他挑选了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去参加了合唱团。最使我难忘的是我曾担任过用徐志摩的诗《海韵》谱写的合唱曲中的“女郎”的独唱。这是我曾特别引以为荣的事，至今犹记得当时的感受。这使我开始钟情于音乐，那时我看了多部音乐家的传记，热望有一天能去上海深造。我盼望着抗战胜利，那时我将能在自由的祖国学习音乐。作一个音乐家曾是我少年时代最热切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我进了上影翻译片组。未能以音乐为终身职业，始终是我人生的一件憾事。我也像所有的父母一样常常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后来我的小儿子侯牧人考进了北京中央歌舞团，凭着他在上音附小学的三年钢琴，随后经过自学进修，成了一名作曲家，也算是圆了我少年的梦。

我总不能忘记当年我在“fy”合唱团时的一位唱男低音的电台播音员，名叫洪维善，艺名陈沙。他常演广播剧，有时也作广播剧的导演。有一次，他忽然问我：“想演广播剧吗?”我说：“我不会呀。”他说：“不会，我可以教你。”就这样我就开始参加广播剧的演播了。第一次我是饰演一个小侍女，台词只有“是，太太”，“好的，太太”。不久，我就担任主角了。我至今记得我曾在一部描写西施与范蠡的广播剧中扮演过西施。那大约是一九四二年，我只有十五、六岁。一九四三年我们还在哈尔滨铁路俱乐部演出过几场舞台剧，一是曹禺的《日出》，一是《沉渊》。由洪大哥扮演《日出》中的潘经理并担任导演，我和我的高一年级的同学轮流担任《沉渊》的女主角和《日出》中的小东西。我各演出过一场。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受过正规训练，演戏仅是玩玩而已。

一年后，陈沙大哥忽然失踪了。全国解放后才知道他去了解放区。他不在了，我也就中止了广播剧的演播了。不久，我也离开了哈尔滨去北京读大学。但是，对广播剧的爱好，却长远地伴随了我一生。我最终选择了表演艺术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应该说也缘于此。

上海解放后，我错过了学音乐的最佳年龄，而且又有了孩子。那时最迫切的愿望是有个固定的工作，不再作家庭妇女。因此当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招考演员时，我立刻就去应试了。当时剧团有吴淞、欢子、梅村等人，我们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批广播剧演员。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陈沙大哥不叫我去演广播剧，也许我永远不会想到以演员为职业。解放后也不会去投考广播剧团和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当然也不会做配音演员和译制导演了。所以，陈沙大哥应该说是我业务上的启蒙老师和人生的引路人了。

解放后，陈沙大哥在北京空政文工团歌舞团任导演。曾导演过轰动一时的歌剧《江姐》。十年“文革”剥夺了他的大好年华，“文革”后他已到了离休年龄，许多设想、抱负都只能束之高阁了。前几年，我每去北京总要去探望他。他跟妻子讲，当年我还是个小姑娘，每当录完音，他都送我回家，路上经过一爿小店，总要买点零食给我吃，冰淇淋啊、糖果啊什么的。直到七、八十年代，他还像个大哥哥一样，每逢我一个人来去的时候，他一定要送我到车站，看着我上车，好像我还是当年那个需要人保护的小妹妹似的。

尽管我少年时代的理想未能实现，但我早年的向往与机遇的巧合使我成了一名译制工作者，并且热爱这一职业。

令人羡慕的蓝布列宁装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二十四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

一九五。年初，我看到报上登载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招考演员的启事，我就去报考而且考取了。可惜由于国民党飞机二月六日轰炸上海，给刚刚解放的上海在经济上又增添了新的困难，所以原定做为专业的广播剧团演员，暂时只能是业余的。但我毕竟成了上海解放后第一批广播剧团的演员。事隔三十多年，一九八七年上海电台举办“全国白玉兰广播连续剧大赛”时，我还因此被聘为评委呢。

当时我们演播过《红旗歌》，老舍先生的《方珍珠》，还演过歌剧《王秀鸾》。由我扮演王秀鸾，剧中有很多唱段，我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也敢唱。  其实，我在广播剧团很受重用，工作得很快活，可心里总以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为憾。觉得既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所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

但是我一直喜爱广播剧。后来，我虽进了上影翻译片组，却从未间断与广播剧的联系。参加演播，写剧本，曾与郭在精合作写过《定能重相见》，改编过《卡萨布兰卡》；搞导演，由曹雷编剧，由我导演过音乐广播剧，其中有描写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生平的《柴可夫斯基》，描写圆舞曲之王约翰·斯特劳斯的《播种欢乐的人》。今后，如果有合适的题材，我还会再去搞的。

我终于成了一名职业妇女

报上说明表演艺术研究所是办在北京的。当时我的儿子只有三岁，女儿还不满周岁，但我为了做一名职业妇女、国家干部，还是不顾一切地去报考了。

我记得当时考场的主考人是上官云珠和卫禹平。我至今忘不了他们要我作的小品内容：“一个少妇一面在窗下做针线，一面等待她的丈夫回来，天渐渐黑了，丈夫还没回来，她焦急不安起来……丈夫终于回来了。”没有道具，没有台词，也没有对手，全靠演员自己用动作和表情把这些内容表达出来。

我开始凑近窗口穿针，然后坐下来，一针一线的做起活儿来。做了一会儿，好像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我停下针线，仔细倾听，并没有人来，不禁失望地轻轻叹了一口气，又做起了针线活。可是，天渐渐暗了，我先把针线活儿往眼前凑凑，又往窗前凑凑，缝了两针，天更暗了，一下扎到了手上，这一来完全没有心思做活儿了。停下来，皱着眉头思索，丈夫这么晚不回来会是什么原因呢。越想越着急，便骤然站起身来决心去找丈夫，可就在我打开门的时候，丈夫却站在门外，于是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又嗔又喜地笑了。

就凭这个小品，我考取了那个研究所。可电影局管演员工作的柏李老师找我谈话说，“你已经结了婚，而且还有了孩子，我看你别去念书了，到翻译片组去工作吧。”说实话，我那时根本不计较搞翻译片还是拍故事片，反正都是演员工作嘛，就欣然同意了。

一九五。年九月七日，正好是我女儿周岁那天，我去翻译片组报到了。当时我刚满二十四岁。和我同一天去报到的还有杨文元和胡庆汉。

当时的翻译片组，只拥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楼上的小间是剪接间。楼下的大间，约五六十平方米，既是排练厅，又是会议室和休息室。总之，除了三楼阳台上的录音棚(只在录音时候用)，我们再没别的地盘了。

解放前中国没有译制片。放外国影片时有的打字幕，有的用译意风，就是每个座位旁有个小插座，租一副耳机就能从中听中文翻译的同步讲解。但这种装置开始也只有像大光明、国泰等几家大的首轮电影院才有，后来才普及到二三轮电影院。解放后长春首先搞起了翻译片，他们是一九四九年开始的。我们上海翻译片组是一九五。年二月才建立的。所以我也可以算是最早的一批配音演员了。当年的那些配音演员后来有的自己离开了，有的被淘汰了，一直留下来的有邱岳峰、尚华、富润生、準同凝、姚念贻、胡庆汉、杨文元和我。赵慎之、于鼎、毕克、李梓则是以后陆续进来的，但是他们也都是一九五七年我们建立译制片厂以前进来的老一辈了。

当时只看过苏联的译制片，演员说着山东味或是俄国腔的中文，其中有时还夹杂着与影片内容完全无关的旁白，像什么“请看莫斯科河两岸的风景”之类的话，有的影片还居然让那些大鼻子凹眼睛的苏联人说“今天是中秋节，请到我家来吃月饼”这种不伦不类的台词。

今天，我们终于用自己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承认和观众的爱戴。可是当年不但有些领导认为配音演员算不上创作干部，有些人自己也觉得低人一等。认为自己形象还不错的想去拍故事片，还有的改行干了别的。我自己也曾想，在翻译片组工作能经常接触各国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可以好好地学点东西，有朝一日我要去做故事片的导演。事实上也确有配音演员出身的人，成了很出色的故事片导演，如已故峨影导演李亚林，就曾在长影做过多年配音演员。但是一方面由于客观环境的动荡不定——一九五八年下放劳动，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下乡搞“四清”、“文化大革命”，使个人的一切打算都没有了考虑的余地；另一方面，在我的主观上，也从工作中体会到，要做一个好的配音演员和译制导演，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做演员，要把人物配得贴切、传神、有光彩；做导演，要把戏搞得流畅、动人，不失原片的韵味，是需要不断努力去追求的。这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它需要我付出毕生的精力。我干这个，并不屈才。

回首往事，我衷心感谢培养过我、提携过我的先辈和同事们，也感谢一代又一代勤勉而聪慧的年轻合作者们。因为有了大家才有我，这本书也就是对大家最好的怀念与记忆。

　　那一代配音演员无不凝聚了过于丰沛的才情，好像他（她）们的七情六欲全部在配音生涯中孤注一掷，此外，这几副优异的噪音何以自处？……我对那个时代的天才配音演员心存感激，他（她）们像是文艺体制内一小片“编外”的天空，从空中散播着人性的声音。

——陈丹青

苏秀的音质还是那样悦耳，夹杂些沧桑，却更迷人了。她的声音很爽朗，很大气，也很实在。我想她的声音是能让她身边的人也敞亮起来的，和这样的人交往，一定是件很舒服的事情。真羡慕她的亲人、朋友。虽然我也有这样的亲人、朋友。但对于美好的事物，谁又不想多多益善呢。对配音现状，苏秀没有表现太多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更多的是静水流深的从容和安定。这份人生态度，既是我极为欣赏，也是我极想拥有的。我也有点渴望年老了。

——赛人

上译那帮人，也买大白菜，骑脚踏车，打月票上下政，开小组会，读报纸……他们活得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为什么他们能进入《简·爱》的空间、《战争与和平》的空间，《悲惨世界》的空间？那帮人脚跟站在中国土地上，但另外又过着属于云上的日子。

——北方影武者

对过去的那些坚实的、饱满的，精雕细刻的金石之音，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有过一些堪称刻骨铭心的记忆，而那些记忆正在慢慢地，无可奈何地被现实锈蚀。……我还是想守着我那些记忆中的美好的声音，做一个过气的语音中心主义者。

——严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