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作为新华社记者十余次深入内部，用记者职业的眼光和手段讲述了去年在长江边上发生的一个即将诞生的民营钢铁企业“难产”的故事，探究一个大型民营企业的兴衰以及新闻背后更多发人深省的故事。作者插入了不少篇幅介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的观点和争论，如：中国经济是否应该全面推行重型工业化战略?中国经济有没有实现软着陆?我们在宏观调控上取得了什么共识?等。

序言 为增长而竞争的故事／1

第一章 水边的神话——场景中国／1

第一节 寻找长江／2

第二节 大炼钢铁／5

第三节 铁本这粒种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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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岸上的土壤——铁本生长的宏观环境／20

第一节 中国经济神话／20

第二节 长三角争夺／24

第三节 沿江大开发战略／27

第四节 “常州龙”的焦灼／30

【相关链接一】江苏省主要城市国内生产总值比较图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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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膨胀的抱负——戴国芳其人其事/38

第一节 童年：破铜烂铁里拣出希望／39

第二节 发迹：钢铁元年／42

第三节 雄起：中国富豪榜新贵／46

第四节 风云：铁本之乱／50

第五节 宿命：谢幕江东／55

第六节 回响：百年常州地，两个悲剧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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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恐龙的消失——铁本事件始末/66

第一节 “钢铁恐龙”的疯狂与梦想／67

第二节 “准生证”的生死之门／69

第三节 整治风声／72

第四节 土地之惑，拆迁之祸／76

第五节 幻灭／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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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因果的原罪——税收问题，89

第一节 2．94亿元的税收大坑／89

第二节 最大的争议：由果溯因?／93

第三节 民企的原罪?／97

第四节 税制漏洞／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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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博弈的生态——中央与地方／113

第一节 “广场”与“庙堂”的较量／114

第二节 谁是输家?／120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冲动：让猴子爬竿／123

第四节 民企：一枚被需要的棋子/129

第五节 媒介的角色：“第四种力量”的变调／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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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潜在的规则——铁本死在哪里?／143

第一节 为什么是铁本?／144

第二节 “洋钢铁”、“土钢铁”：命运天壤别／146

第三节 铁本钢铁与宁波建龙／153

第四节 戴国芳与沈文荣／159

第五节 生死不由命，长富靠资源／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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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沉重的遗产——关于信号和余波／177

第一节 政治信号／177

第二节 金融之债／181

第三节 民企之忧／186

第四节 民生之盼／193

第五节 市场之倔／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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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艰难的收场——接盘者游戏／210

第一节 质疑：“监管”还是“接管”?／211

第二节 问题：谁来埋单?／214

第三节 谜面：接盘者之争／218

第四节 谜底：谁赢家是?／223

【相关链接一】《建龙北上重组吉林冶金：宏观调控下的一大步》／225

【相关链接二】《吴敬琏：宏观调控取得三大认识成果》／227

第十章 未竞的结局——“关系"千万重／229

第一节 宏观与微观的关系／229

第二节 竞争与垄断的关系／231

第三节 行政与市场的关系／232

第四节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233

第五节 经济与民生的关系／234

第六节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236

第七节 外资与内资的关系／237

第八节 地方与中央的关系／238

第九节 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关系／239

第十节 宏观调控与政治改革的关系／240

【相关链接一】《2005年十大挑战考验中国》／241

后记／246

2004年，属太阴历的甲申年。

在甲申年的前一个周期，即1944年，史家郭沫若写成《甲申三百年祭》，祭的是从当时上溯300年的公元1644年。那一年，明朝走进了历史的故纸堆，进驻紫禁城的李自成所建立的大顺政权也“拉然而朽”，兵败垂成。郭沫若欲从一个发端于黄河岸边的故事更迭中，探寻天下兴亡的历史规律。

同具英雄慧眼的毛泽东看中了此文，用它来告诫党的高级干部，要“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中共中央便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作为延安和解放区的全党和广大干部的必读书。

360年轮回后，就又是一个甲申之年。这一年的春天，中央人民政府遭遇了大难题：在经济领域，投资热度如炉火上的温度计不断升温，煤、电、油、运‘荒”接踵而至，中国经济发展处在一个重要关口。而此际，反馈到中南海的信息是，在一些地方，中央调控的政令并没有预期的畅通。

加大还是不加大调控的力度?这是个问题。

2004年4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从江苏的一起违规建设钢铁项目事件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务必做到“三要”、“三绝不”：一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绝不允许漠视法纪；二要坚决维护中央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绝不准自行其是；三要坚持从严治政，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并造成后果的失职渎职行为，要严肃追究责任，绝不姑息迁就。

其辞也凛凛，其情也切切。

这一年注定要走进历史，如同1978年、1992年和1997年一样，关键而凝重。建国55年来，5次经济调整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令全球政经界为之注目的一场宏观调控席卷全国。以‘科学发展”为终极诉求，“甲申大整顿”的中国布景在长江边徐徐拉开，生旦净末，存亡悲欢，故事的主角、配角、导演和看客纷纷登场到场。

喜剧还是正剧?

春秋自有春秋笔，留待来人细思量。P1-2

为增长而竞争的故事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记得lO多年前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时候在图书馆偶见一本英文书，讲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一个农民从烧窑制砖起家而办起乡镇企业的故事。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让我们了解了中国20年前发生的乡村工业化的真实模样。20年后的今天，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的农民之间已经有了难以分割的关联。于是，我就一直保持着观察中国民间企业家的创业故事的浓厚兴趣。在新华社就职的徐寿松先生写就的《铁本调查——个民间钢铁王国的死亡报告》，用记者职业的眼光和手段讲述了去年在长江边上发生的一个即将诞生的民营钢铁企业“难产”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大炼钢铁”与中国经济几年来如火如荼的增长图像，更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和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十大关系”和“十大挑战”。

书中在讲述“铁本”的故事的同时，作者插入了不少篇幅介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的观点和争论。既是个人的观点，也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特别是，中国经济是否应该全面推行重型工业化战略?中国经济有没有实现软着陆?我们在宏观调控上取得了什么共识?作为理论问题，这些都应该由经济学家去讨论了。而我个人这些日子在思考的则是另一个问颢．栽们的增长为什么发生了?

早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当中国经济因为政治风波的影响而几乎被西方认为差不多走到尽头的时候，中国不仅克服了短暂的经济下降，而且事实上从此积累了持续和高速的增长势能。在此后的15年，对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判断和预言虽然从没有间断过，但中国经济几乎按天计算的高速变化与增长似乎势不可挡。在那些关于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研究”文献中．银行的坏账、国有企业的没落、地区的差距以及官员的腐败常常被作为重要的“证据”，但是被这些作者一直忽略的逻辑是，这些证据恰都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没有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没有这些“可怕的”问题，而恰好是增长又在不断地“解决”着这些问题，包括使问题变得不再如此重要。虽然这些“可怕的问题”都与经济增长相联，但经济不增长倒可能是最可怕的问题。两年前当我听到一位主管地方经济事务的市长在一次经济学家的聚会中能说出这么一句精彩话语的时候，我多么希望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也能在现场啊。

那么，为什么西方的观察家难以看到贯穿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逻辑呢?其实，早在改革开始后的头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快就让大多数关注中国经济的西方学者感到困惑不解。从根本上将，他们所理解的经济转型、发展和增长的逻辑来自今天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不仅仅是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对一个转型的和发展中的经济如何实现增长的基本认识，而且实际上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整体在经济转型、私有化和经济增长之关系上的基本共识。在一个典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头脑里，成功的经济转型与增长离开向私人产权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快速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成功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面关系应该是由政治改革优先于经济改革以及尽可能快地实现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来决定的。“后华盛顿共识”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政府”性质的基本看法之上，不指望转型经济的政府有能力承担经济增长的任务，而寄希望于私人部门的快速兴起和富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精神。

“后华盛顿共识”的基本认识在理论上虽没有大错，但却是有重大缺陷的。它需要很多严格的条件，尤其是，转型和发展中的经济各自拥有的初始条件非常不同，不能指望它们都遵循同样的时间序列来开始。有些条件甚至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改变和出现的。因此，当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这些条件不具备或者不成熟的时候，转型的经济就必然在初期经历“L”型的衰落过程，就像俄罗斯的情况那样。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后华盛顿共识”的最大缺陷是它把“转型”理解为一个在经验上并不可靠的“正统道路”而拒绝转型的创新。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的经验和对“转型”的深刻含义。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对“后华盛顿共识”的真正挑战在于，它没有套用所谓的“正统道路”，它尝试着转型的创新和通向成功增长的转型替代。这恐怕是理解和解释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出发点，而我们知道，这一认识与兴起中的“比较制度分析”所倡导的认识范式不谋而合。

不可否认，作为成功追赶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与日本和东亚经济起飞经验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导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资金短缺的初始条件，从增长模式来看都是高投资一高增长的助推类型；从贸易策略上看，均遵循“外向”原则，并主要依赖技术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从工业化战略上看，主要依赖“比较优势”逐步升级产业结构和提升劳动生产率。但是，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相比，中国是一个巨型经济体，不仅有13亿的人口，而且国土面积差不多相当于100个韩国。很多在小型经济体容易做到的事情在大国会比较困难。比如说，一直有很多经济学家依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主张中国要靠迅速培育少数产业的“航空母舰”来帮助实现集约的经济增长。再比如，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应该过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而且吸引外资并不是东亚的典型经验(当然，外资在今天的印度经济起飞中也微不足道)。

如果仅仅就这些评论本身而言，它们并没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这些评论者只看到了一些局部的现象，没有搞清楚形成这些局部现象背后的一致的逻辑：中国经济里面一直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抵抗着“航空母舰”的出现；同样是这个强大的力量让中国的经济始终处于日本和韩国未曾达到的全面开放的状态。可以说，中国经济起飞和高速变化的动力目前就来自这个强大的力量。欧洲的空中客车A380飞机的成功试飞让我形象地联想到，在我们经济背后存在的这个力量已成功地推起了中国经济这个庞大的躯体。

也许这些年来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不再重视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个力量。相反，我们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那些暴露在经济增长中的各种问题。我们总是会去批评流行的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以及银行的非独立性等问题。但是，我们尚需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批评的这些问题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市场整合和一体化迟迟不能发生?更重要的是，为了推动这么巨大的经济躯体，我们要像过去那样完全依赖一个垂直集中的决策机关吗?在政治热情消退之后，我们怎么解决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能量?这些问题最近总是让我挥之不去。

我终于想明白了，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力量有竞争产生的能量这么强大，没有任何竞争有地方“为增长而竞争”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重要。在保持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的同时，过去10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经演变成事实上的“财政联邦主义”的结构和体制。这个现实已被不少经济学家所发现。今天不能天真地把中国经济想象成一个整体和一个完整的市场组织，它过去不是，今天更不是。各地区之间的差别比欧洲各国的差别还要大，而且这种差别长期存在着。

作为经济学的同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这样一个转型创新值得我们在理论上倍加注意和认真对待：向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并从体制上维持一个集中的政治威权，把巨大的经济体分解为众多独立决策的小型的地方经济，创造出了地方为经济增长而激烈竞争的“控制权市场”，从根本上替代了“后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前提条件。没有彻底的私人产权制度和完善的金融，但却有了地方之间为增长而展开的充分的竞争。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有利于投资增长的政策环境的改善，加快了金融深化的进程和融资市场化的步伐。尽管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可能导致过度投资，但是地方问的竞争却从根本上减少了集中决策的失误，牵制了违背相对优势的“航空母舰”型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同样，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让中国经济在制造业和贸易战略上迅速迎合和融入了国际分工的链条与一体化的进程。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和中国经济的深度开放是地方为增长而竞争的结果。

当中国经济被事实上分解成成百上千个小型的经济体之后，表面上看上去它们之间的竞争造成了“重复建设”并且很容易被指责为资源的重复配置，但是，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是，它们之间的“贸易”联系却在不断加强之中。不仅互补性的贸易增加了，而且“行业内”贸易增长得更快。这方面数量不多的研究文献发现，当我们在批评各地区“重复建设”的时候，从各省的“投入一产出表”上来分析，一个地区对其他地区的“贸易依存度”是增加而不是下降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不仅要成功实现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而且要成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是过去20年来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其难度远不是打赢一场战争可以比拟的。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始终受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反复调整的困扰。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试图提出一个帮助确立合理的中央一地方关系的基本框架，但其认识始终没有超越“行政分权”的范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地方关系的演变和在1994年被正式确立为“分税制”的基本架构，无疑取决于多个重要的因素。也许常常不被经济学家所重视的因素和事实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根据我的理解，首先应该就是“增长共识”的形成。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增长共识”纳入执政党的纲领中，从政治上最终取代了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长期主导的地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我看来是实行了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地方官员的考评和晋升的激励机制和治理结构。再加上财政体制上的分权和分税，很快就把地方发展经济的激励问题(动力和能量的问题)解决了，在地方政府和干部人事制度上形成了今天流行的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可度量的“政绩观”，成功地解决好了经济分权和政治集中的平衡。

我们可以批评“政绩观”贯穿在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中可能产生和诱导出来的问题，但是让地方官员都能树立起一个“为增长而竞争”的“政绩观”，这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整日忙于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我们也无须否认在一些地方的确可能出现“官员出数字，数字出官员”的问题，可是如果数字是“吹”出来的，像上世纪50年代流行的“浮夸风”那样，我想我们的经济早就因为数字的膨胀而崩溃了。

我这些年来从事增长研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有较多认识，也清楚我们的增长还没有跨越“效率”的门槛。但是，我们同样要清楚的是，在这个发展的阶段上，我们还需要更快的增长，增长还是重要的目标。只是，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要逐步转变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认识，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而要改变增长的方式，我们都清楚地认识到，除了要积极倡导增长和发展的新观念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逐步在增长中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将土地和资金的价格真实反映出来。这就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一个对资源和土地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建立起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维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治理结构，需要在制度上保护和鼓励私人的创业和创造性活动，而这则是一个渐进和演进的经济发展过程。

是为序。

2005年5月12日

标本，遗体也，是死亡的一种存在。常州有龙城之称，建有国内最大的中华恐龙园。当我走近常州时，我就强烈地感到恐龙园里陈列的标本与今日之铁本公司颇有几分意味相通。恐龙，庞然大物，因不适应‘气候”的骤变而消亡；铁本，一个‘超宝钢、追浦项”的民间钢铁王国的梦图幻景，在充满震荡的2004年春夏之交破灭。疯狂与梦想的距离只在一线之间，标本的意义在于：呈现自身的轨迹，折射周遭的世界；通过“物候”来折射‘气候”，还有生存之道。

我想解剖标本，揭示应该揭示的东西，便有了不懈的探寻，有了这本书。

我不敢说有没有做到这点，这应由读者诸君去评价。我可以说的是，无论是写铁本、写民营企业家、写地方政府、写失地农民……我的内心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的刻意，只有一种情怀在引领我的笔与思，那就是忧患。

我是一个从皖南农村走进城里的人，今生的血液里总会流淌着中国原乡的泥土的气息；而忧国则是我们这样自诩为知识分子或者说‘知道分子”的人，从千年人文传统中汲取的负重。一个是与生俱来的心灵烙印，一个是后天的精神遗存。当此二者的精灵发现了一副合适的皮囊时，便附着在了上面，这便成就了我的存在、我的寻找、我的思索。而我所在的单位新华社为我的思索提供了很好的滋养，为我的探寻提供了一方平台。

当我在写本书的结尾部分——关乎中国未来的若干关系时，我把自己当成了清议国事的汉时儒生的幽灵；但现实的手机铃声提醒我得为晚饭的青菜萝卜去奔波。未婚妻说我是一个矛盾的存在，的确如此。矛盾的人在矛盾的背景下写了一件矛盾的事，却还希望别人能从中总读出一片和谐来。

位卑未敢忘忧国吧!

写作的“白天”从夜晚开始，还有休息天。书稿将近写完的一天，未婚妻问：“我们多长时间没去看电影，没在外面吃饭了?还有喝咖啡?”我说不清楚。她把休息的时间花在了为我收集资料、校对文字上，我把陪她逛街的时间与热恋的情感挪给了这本书。

所以，谨以此万千文字‘补偿”如今已成为我妻子的人。

我还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军先生，他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这是本人与本书的幸运。

本书的编辑刘志一先生，我的朋友王联合先生、肖经栋先生对于本书的出版给予了不少的关心、支持。没有他们的协调，本书的诞生也许会没有现在顺利。在此，我深致谢眈。

还有所有为我提供信息、给我以启迪的文章、著述的作者，感谢你们的思想让我获得了新知。

此记。

“谁是主谋，谁是祸首?铁本应当承担多大的罪责?”“铁本事件”就是地方政府过热的一个典型案例。”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铁本”事件属于银行放贷条件过于“宽松”造成的典型案例。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铁本事件”彰显出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当前体制改革需要面对的最大难点之一。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这本书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大炼钢铁’与中国经济几年来如火如荼的增长图像，更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和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十大关系’。”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