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新疆、甘肃、内蒙古之间广袤的黑戈壁，是风的戈壁、阳光的戈壁、布满黑色砾石的戈壁。这片横亘在丝绸古道上的无人定居区，令人望而生畏。作者通过长达三四十年的不懈追索，以实地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再现了黑戈壁在20世纪前期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尝试解答了留在黑戈壁上的历史疑谜，再度吸引了世人关注的目光。

所谓黑戈壁，是指甘肃与新疆之间东起额济纳河，北抵中蒙界山，南临河西走廊西段，西依天山东段的一个大约2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主要是无人区，面积比现在的江苏等省份都大，关于古丝绸之路上这片荒凉苦寂的黑戈壁，最令人神往的传说就是有关“黑喇嘛”的故事。

20世纪初期，黑戈壁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名叫“黑喇嘛”的强盗。他占山为王，追随他的牧民达400多帐，而当时整个额济纳旗才有98帐牧民。据说他截断交通线，专门抢劫大的商队和政府官员，使这个敏感的地段具有了“国际性“影响。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外蒙古，准噶尔、塔里木地区因受俄国侵扰随时有可能出现动乱，如果黑戈壁地带不稳定，刚刚脱离帝制的中国西北地区将再次失衡。所以，民国政府曾经出大价钱在库仑(乌兰巴托)、科布多等地搜集“黑喇嘛”的情报，外蒙古、苏联也多次派出特工前往黑戈壁，同时，很多著名的丝路探险考察家，比如美国人欧文·拉铁摩尔，俄国人奥勃鲁切夫，瑞典人斯文·赫定，丹麦人哈士纶都关注到这个人物，他们在著述中多次描述“黑喇嘛”。一时间众说纷纭，留下大量互相矛盾的文献资料。

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黑喇嘛”又突然销声匿迹，以致是不是真的有过这个人都成了问题。从那时起，他的下落一直是西部历史学家们探询的内容之一。直到21世纪初苏联秘密档案逐渐解密，人们才了解到“黑喇嘛”在1924年便被苏联克格勃派出的特工秘密刺杀。特工潜往中国的黑戈壁谋杀成功后，将“黑喇嘛”的头颅带回列宁格勒的克格勃总部，浸泡在福尔马林中永久保存。苏联解体后，“黑喇嘛”的头颅被移交到圣彼得堡人种学博物馆，目前在博物馆中编号为“3394号”。事实上，关于”黑喇嘛”的真实故事不用任何虚构，就比任何侦探小说都曲折复杂、生动紧张。

重返黑戈壁/1

一/17

二/40

三/54

四/68

五/90

六/103

七/127

八/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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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92

十一/211

十二/240

十三/259

十四/269

十五/290

穿越黑戈壁/303

提起1969年巴里坤、伊吾草原的初冬，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砭骨苦寒。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我与黑喇嘛初次相识。

1968年3月，包括我在内的、来自北京的108个知识青年抵达了新疆哈密的军马场。那时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些亲历者终生都不会忘记，而未曾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你说得再形象，他也理解不了，所以可以略过不提。来到军马场，实际也未尝不是解脱。 母校人大附中建校五十周年的校庆活动时，一个在我们之前去了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同班同学对我说：“听说，咱们学校去军马场的，你马骑得最好。”

我听了一愣，说：“我已经忘了怎么骑马了。”

我最怕这类“最”。什么叫“最好”?哦，首先，什么叫“好”?不过，我确实是所有到军马场的知青当中第一个上了马群，最早成为草原新牧民的。

1968年8月，我在军马场十连(地名叫“青疙瘩”)成为牧工。十连只有一群军马，那是一两岁的公马驹群。当时的知青，想上马群成了时尚。既然从北京来到新疆的马场，当然要有点特色。而跃马扬鞭，做新牧民，谁不向往呢?

从上了马群，到1971年这两年多，是我一生中的痛苦时期，至今想起来还要为之脸红。可以说，除了偷鸡摸狗，那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会犯的错误，我都犯过。夸夸其谈到找不着感觉，志大才疏使人厌烦，懒得一个星期不洗脸不洗脚还自觉挺酷，虚荣心使一个原本好学的年轻人看上去如同备着马鞍子的骆驼。

幸亏我年轻。幸亏我有一个什么毛病也没有的“对班”。

军马场的马群，分为放牧马驹子与骒马两大类。骒马群，是生产母马群，在成活率第一的年代，骒马群是军马场的重中之重，而马驹子群，只要不死马，不丢马，几乎没有人过问。一群马，由六个牧工组成一个放牧班，六人再分成三个组，每组两人，负责放牧24小时。在这24小时之中，即便天上下刀子，值班的人也必须跟随着马群在戈壁草滩游牧。三天一轮换。同组的两人叫做“对班”，可以说，除了对班，在马群，在连队，你可以不与任何人交往。

我的对班老裴是真正的老牧工，已经结婚生子，但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他是来自甘肃高台的“盲流”——60年代的饥馑时期放弃了家园，“自动”来到新疆。一上马群，我就不喜欢他。他大字不识，却是放牧班的副班长，领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一本正经翻到《毛主席语录》第15页，却背诵“老三段”。他的个子比我矮一头，但他从来不仰视人。我们两人冲突不断，可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不因为刚刚跟我大吵一架，就不再帮我打扫马圈了；也从不会为了我不愿意听，就将话咽在肚早。(P17-18)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黑戈壁的腹心地域，人们叫碉堡山。现在时间是：2005年3月12日上午10点20分。风力，6级；气温，摄氏零下15℃。

我站在山丘的制高点，茫然四顾。

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整个黑戈壁曾是中国西北最大的无人定居区。可附近几平方公里的地方，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密集的战壕、碉堡、岗楼，已经没有一处是完整的建筑物了，就如同酷烈决战之后的战场。在外人眼中，也许它更像为一部卡通电影特设的场景。风大得几乎使人站立不稳，而且奇冷无比。可在你的视觉中，这风似乎并不存在，它没有刮起迷目的尘土，没有扬起杂物枯叶，没有旗帜或植被在随风飘扬，更没有行人挣扎着逆风前行。除了大气流在追赶逝去的光阴，一切都是静止的。人站在风中则像是忍受鞭刑，风头一下一下恨命抽在面颊上，驱赶你的杂念，拷问你的来历。我的眼睛也如同一部超级数码相机，一边忠实记录广角的景观，一边在增强或减弱、修饰或冲销记录到的一切数据。

黑戈壁是来历久远的地名。

来这里的人，只要见到地面布满一望无边的黑色砾石，很容易认同“喀喇戈壁”这个称呼。“喀喇”是蒙古语“黑”的意思。从19、20世纪之交中国西部进入探险发现时期开始，位于新疆、甘肃、内蒙古、外蒙古(喀尔喀蒙古)、宁夏、青海之间的黑戈壁，不断出现在中外经行者的笔下与各种文献之中。黑戈壁神秘莫测，令行旅谈虎色变，那主要是因为它与黑喇嘛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了。

所谓黑戈壁，就是东起额济纳河，北抵中蒙界山——阿济山脉，南临河西走廊西段的祁连山(南山)，西依天山东段，大约2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事实上，黑戈壁的面积比一些省份都大，却长期无人定居。可它正好位于丝绸之路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的咽喉部位，所以，自古以来对古道兴衰、文明聚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黑戈壁勾连着四通八达的古道。从黑戈壁向南伸出一指，可以直捅河西走廊的软肋；挺直身躯，便使中蒙界山蒙上阴影。关于“被遗忘”的丝绸之路，最令人神往或者说是最令人费解的传说，就出自黑戈壁那个荒凉苦寂的地方。

在黑戈壁，低矮丘陵是单调景观的惟一调剂。这些丘陵好像是在地壳的运动过程中刚刚涌出，就被抛弃在荒野的半成品。据说在风雪中远远望去，一簇簇山丘如同奔马扬起的鬃毛，人们便将黑戈壁中的低矮山结叫做“马鬃山”。所谓碉堡山，指的是马鬃山一处包容在丘陵中的几平方公里的要塞废墟。

这地方不是战略要地，也没有什么值得死命争抢的物资或资源。可在这群山环抱中的，确实是一组完整的军事设施，而远处每一个向外伸出的触角，终端都有一个岗楼，岗楼与中央建筑之间，地面有战壕相连，至今战壕清楚可见，隔不多远就是一个向外伸出的圆形掩体，完全符合战术需要。山体中的战壕连接起来至少有数公里长，如同四通八达的网络。这些战壕宽不到1米，深1～2米，许多地方曾利用黑色的岩石精心做过修整。

整个要塞看上去如同一只僵卧在海滩上等待潮水回归的干瘪章鱼。工程气势浩大，井然有序，没有相当专业的军事素养，根本设计不出来，施工的难度更不用提。谁是要塞的设计者，谁又是要塞的建造者?这样规模的军事设施，得动用多少人力，花费多少时间，调集多少资源，才能建成呢?出现这个要塞的时候，黑戈壁还是著名的无人区域。整个黑戈壁马鬃山丘陵就没有一棵成材的树木，建材是从何而来呢?即便经历了八九十年的风霜，仍然能看出要塞实用而且坚固。从防卫需要来讲，布局合理，没有空门，一环扣一环，而且严丝合缝。

放眼四野，一处处干涸了的水洼湖沼相当显眼，低洼的地方满是白色碱霜，显然要塞所在的山群曾经由水域环绕。在这一点上，倒可以称为戈壁荒滩上的水泊梁山。然而，哪一组建筑曾经是它排座次的聚义厅?  在贴近山根的地方，至今仍然可以看到长期驻扎过帐篷的痕迹——那便是追随黑喇嘛，啸聚在马鬃山的部属们的毡房吧。紧挨道路的，是一个位于小山顶上的堡垒，它起到扼守交通要冲的作用，当年必是税卡。税卡所在山丘的山体经过修整，易守难攻，山顶的碉堡——税卡与其他同类建筑有明显区别。俄国学者奥勃鲁切夫在《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一书中，明确写到过这个税卡。可是，即便在百十年前甚至在丝绸之路的全盛时期，这儿究竟有多少商旅路经呢?换句话不如说，这儿究竟能容纳多少强盗啸聚?哪怕潜藏的是被下过海捕文书的江洋大盗，建设如此规模的防御体系，也显得太夸张，太奢侈。

可以说，这里是整个中国西部仅有的、最具规模的20世纪军事设施的遗址。它与长城或是西部的烽隧城障相比，除了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敌人可能来自任何方向。它没有依托与后方，所以它更像一座蜂巢。

谁是这个要塞的主人呢?

当然是黑喇嘛。几乎每个蒙古族牧民都可以明确告诉你。

可，黑喇嘛究竟是什么人?他有什么必要在黑戈壁这荒凉的地角天涯大兴土木?他和他的要塞对20世纪的内陆亚洲地缘政治和历史进程有着怎样的影响?这，正是我在三四十年间苦苦追索着答案的“世纪猜想”。只有来到了黑喇嘛的巢穴——碉堡山，我才对自己原来坚信不疑的事实产生了怀疑，才感到似乎什么关键地方出了问题。在三四十年间我已经十分熟悉的那个黑喇嘛，真是这个要塞的主人?在碉堡山占山为王的黑喇嘛，与丝路的那个亡命之徒黑喇嘛会是同一个人吗?

与黑戈壁有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20世纪的一二十年代间，黑戈壁突然出现了一个强盗，人们叫他黑喇嘛。他在黑戈壁的腹心地带建立了一个要塞，并成为位于中亚敏感地域的一支不能忽视的势力。到1924，年，他却突然失去了踪迹。他’到底是谁?从何而来?又为什么突然失去踪影?成了无解之谜。我相信找到他的要塞遗址，会为这些疑难问题提供出答案。然而，我得到的每一个答案，都带出了新的问题。这就如同走向地平线，在没有底线的跋涉中往往会产生实际上是在背离目标的感觉。

天空晴朗，视野开阔，能见度极佳。我们在碉堡山漫步。

再次巡视了碉堡山建筑群之后，我急于找到一年前发现的“纪念碑”所在的那片平缓山坡。它不在北面，也不在南面，一时间，我找不到它的踪迹了。说实话，如果这次我真的不能证实它的存在，或者索性承认那只是出于我的想像或幻觉，反会使我更心安理得。同行者一再问我：怎么不见你说的那个纪念碑?事实上，这次在马鬃山镇向牧民作调查的两天时间里，也从没有一个人证实碉堡山有这个东西存在。2003年10月、2005年2月，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作的专项调查，也从未涉及。

可它当然是存在的，就如同碉堡山存在一样。

……一年半之前，2003年10月3日，我们在作“不能遗忘的丝绸之路”的探险考察时，无意中重新找到了一个世纪间在探险家著述中相当著名的、神秘莫测的黑喇嘛的要塞。

从北京动身前，在设计这条“不能遗忘的丝绸之路”的路线时，我对黑戈壁缺乏感性认识，关注的主要是那个著名的泉水——谢别斯廷，以及明水的城障，关于被遗忘的丝绸之路或草原丝绸之路，我的眼光也没有离开古道。而且，我使用的地图比较陈旧，上面甚至没有标注出“马鬃山镇”这个地点。我是2003年9月底在酒泉打前站时第一次听说碉堡山这个名字的。当然，我马上就将其与黑喇嘛联系到一起，在获悉必须缩短行程之后，修改了路线，计划在途中路经这个地方。

但我仍然不知道在碉堡山究竟会有什么见闻。

2003年10月2日，我们5辆车从额济纳旗的达莱库布镇出发，向西进入了黑戈壁。在反复迷失路途之后，连夜赶到了马鬃山镇。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穿越，这几百公里的荒漠之路，我整整走了30年。我们在穿越时间的黑洞，我们在努力通过一次穿越，将过去与现在结合起来。我们到达时马鬃山镇已经沉沉睡去，可我一下子便跌进一种异常状态中。我已经预感到，自己即将与慕名已久的黑喇嘛相逢。

第二天一早来到碉堡山，我立时辨认出，这就是俄国学者奥勃鲁切夫、列里赫，丹麦探险家亨宁·哈士纶，美国东方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笔下，以及斯文·赫定名著《丝绸之路》生动描绘过的令人谈虎色变、又令人无比神往的“丹毕喇嘛的城堡”(Dambin Lama’s Castle)。

心情平静下来之后，我想离开碉堡山主体建筑，从较远的位置观察整个山群的形势，以便印证自己对它的印象。当时时间比较紧，镇上已经准备好为我们开一个调查会，这时，特意邀请的老人们已经在宾馆的大厅里相候。我只有十几分钟时间。我匆匆忙忙奔下山丘，来到一片缓坡，等我回身环顾时，一种异样的感觉抓住了我。——这里的地貌与整个山体并不一致。如果你就近观察，在附近青色的山群之中，脚下这个地方会产生一种跳出来的感觉。如同在茫茫人海里，突然发现了一个熟人，不，如同在人海里你竟然见不到一个熟人。

我一边快步前行，一边注意着脚下的地面，步履踉跄。

我突然止住了步伐。哦!我几乎踩在了一个巨大的写了字的“条幅”上面。我站稳了，俯下身再仔细观察。那是有人在大地上利用青黑色砾石镶嵌出一幅大字：

敦煌天杰

同行的靳大成、赵稀方等纷纷赶过来，问：发现了什么?我没有作解释，只是指着那几个大字。大家匆匆照了几张相，就返回镇上了。

2005年春节过后，我开始整理2003年10月的考察笔记与相关照片，因为我计划为此行写一本新书。

2003年10月，回到北京，同行者纷纷以他们一路的摄影作品相赠。当然，我自己也照了许多。浏览照片，使我回忆起这次有惊无险的探险，以及其中真正意义上的发现。最重要的，当然是找到黑喇嘛的要塞，以及再次路经明水古城。

……我将所有资料汇拢到一起，分析着，观赏着，特别是独自一人品味着一路的甘苦。这是我的一大爱好。在我照的相片中，有大地铭文“敦煌天杰”的一张使我不能释手。因为当时见到这个“碑铭”时，分明有什么潜在的感觉触动了我的神经，可安排得过于紧凑的行程没有给我留下调控情绪波动的空间。离开马鬃山镇，又踏上前往明水的路途时，一种不安却已然稍纵即逝。

拿着相片我怅然若失。到底是什么使我如此惶惑?我一一问了同行者：谁还拍摄过“敦煌天杰”?只有小丁(丁平君)回应。她的相片与我的角度有一些差异，但同样看不出新的内容。这几个字是汉字，而且是仿宋体的美术字，这是中学美术课教过的。当然，黑喇嘛是蒙古族，这个“纪念碑”却没有用蒙古人使用过的八思巴文、托忒蒙文、斯拉夫字母拼写的新蒙文……可这也只是关系到由谁来书写而已。

凝视着为“敦煌天杰”拍摄的相片，我突然明白了究竟是什么感觉触动了我敏感又轻易不会受到触动的神经。

在相片上，“敦煌天杰”之下，有一行字迹注明了制作时间“97·9·10”。1997年9月10日，时在我们来到之前仅7年，可却是在黑喇嘛被刺杀70多年之后。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个日子，究竟是什么人专程到此，非要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黑喇嘛的评价呢?黑喇嘛不是已经盖棺论定，成了历史人物了吗?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早已经荒无一人的、远远离开现实生活的要塞遗址的山体上，会出现对黑喇嘛的与现行观点并不一致的评价?“天杰”，这当然是对死者的充分肯定，可这种见解已经很久不再见诸于文字了，不管是俄罗斯的(苏维埃时期与独联体时期)、蒙古国等其他国家的，还是中国的。

这时我才发现，我们对黑喇嘛的那种通行的看法，看似成为定论，可实际上却经不住黑戈壁上、马鬃山环抱中的几个黑石大字的挑战。

从2005年的阴晴不定的2月初重新审视考察途中的相片开始，我思考了很久。

我知道，这是一条迈不过去的山梁。

等我终于决定放下原来设计得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写作计划，再到黑戈壁，重新寻访关于黑喇嘛的遗迹，我才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中脱身而出。

最难做到的事，往往就是最普通的事；最深刻的道理，往往就是最浅显的道理。我并不缺少弄清事实真相的决心，我缺少的只是行动的理由。有了简单的而又颠扑不破的理由，剩下的只是：清点一下手头上(家中)有多少可以调动的现金，够不够前往黑戈壁……

……我站在山顶上。我仍然看不见一年多之前发现的那几个简明的大字。

我仔细回忆着2003年lO月3日是怎样发现了那一组黑石字迹的。事实就是，我一时找不到“敦煌天杰”所在的地域了。可它明明就在山脚下，等我前去辨认。前天、昨天，哪怕就在今天出发来碉堡山之前，我关注的还只是：究竟是谁在几年之前来到这寂寞的黑戈壁，来到这戈壁中不大为人所知的马鬃山镇，特意为死去七八十年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强盗正名为“天杰”。——我认定这是外来人的作品。等我再次来到碉堡山时，使我困惑的却是那个“纪念碑”到底存不存在?这些年，我在中国西部到过许多有特殊意义的地点：老阿布旦、玉尔特恰普干(新阿布旦)、松树塘、色必口、沁城、小堡、鸣沙山、小河、楼兰古城、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明水、安南工、巩乃斯、巴音布鲁克、丹丹乌里克、喀剌墩、通古孜巴斯特(大河沿)、哈拉莫墩、玛扎塔格……我从没有在寻找过程迷过路，但前提是我知道我在寻找的是什么。

可这次不同，我不知道我寻找的是什么。

我来到税卡所在的山包，依次巡视着山群脚下的平滩。可我并无所见。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就在几公里之外。这时，远远望去，城镇如同沉沉睡着。马鬃山是牧区小镇，但它的好客，它的整洁，它的沉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马鬃山镇，你很容易融入当地生活。实际是除了你自己，没有人把你当作外人。路边的风力、阳光互补的发电站，为整个镇子提供着洁净的能源，风能与太阳能是大自然对马鬃山的慷慨赐予，从不或缺。一个个高大的电杆挺立在大风中，一具具急速旋转的螺旋桨，成了马鬃山镇的标志。四野寂静无声，总仿佛有人在急于和我对话，可我们并不在相同的波长。我们一定能找到沟通的途径。总仿佛有人随时跟随着我，可他却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扰乱了我的足迹。

遥望着急速旋转的螺旋桨，仿佛一切往事都搅合成一团。但望着望着，一切又清晰起来，如同阴霾被阳光驱散。

我突然记起，“敦煌天杰”这一组字迹，是朝向西北的。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刻，它立即洒满阳光。它如果确实存在，应该在碉堡山的东南方那片与附近大地相比略呈黄色的缓坡上。一个奇异的想法同时萌生在我脑海：1923年，蒙古国的特工在刺杀了黑喇嘛之后，最初就是将其身首异处的尸体扬弃在那一片荒滩上的。实际上，碉堡山的所有的建筑群，都是尽力屏护着那个地方。我踉踉跄跄下了山，快步向东南那片黄色缓坡走去。越接近那儿，我的步子越慢。我终于重新找到了那几个大字。从高向低望去，特别是处在从高向低处运动之中，那静静躺在大地上的“敦煌天杰”，仿佛慢慢迎面站立了起来，真的成了基于山体的丰碑。

我招呼同行的娜仁娜、吕占福、杨东、薛利民先后来到这里。娜仁娜是肃北马鬃山镇的副镇长，在马鬃山镇工作了20年。2003年10月我初次来马鬃山镇，就是她陪同我到碉堡山考察的。

我们放慢脚步，似乎怕惊扰什么人。在这几十平方米的平缓山坡上，我见到了至少7组铭文。这错落有致的铭文，使山坡组成一处名副其实的“碑林”，不过碑体的制式不得不作了改变，由直立的石碑变作平躺在大地上的铭文。在大地衬托下，黑石似乎在闪闪发光。除了“敦煌天杰”，其他的铭文都不那样清晰了。但我看除了“敦煌天杰”是工整得有些拘谨的汉字(美术字)，其他全应该是蒙古文字。

在“敦煌天杰”的正前方，是另外一组黑石镶嵌的字迹。我2003年10月为“敦煌天杰”拍摄的相片中，它是一团黑色的痕迹。

我认真审视着这个黑色痕迹。娜仁娜走到跟前，说：“杨老师。我看这几个字像是蒙文的‘巴特尔’——英雄。”我仔细辨认着那一簇黑色砾石，我不认识蒙古文，但我感到娜仁娜说得对。因为我判断，“敦煌天杰”无疑是对上面这一组残缺文字的释义。更准确的说法是：“敦煌天杰”，就是看到那个残缺字迹(当初必然并不残缺)之后才萌生的赞辞。

在整个“碑林”，我认为出现最早的一组，是一个鄂博(敖包)。这里只堆放了不多的几块石头，显然形成的时间不很长，但它无疑是个鄂博。在它的上方，是“6·20”几个数字，下方也有几个数字，应该是“1992”。第一个“9”笔画已经不完全。

我们即将离开碉堡山时，同行者自语道：“只有‘敦煌天杰’是清楚完整的，其他全有残缺。为什么?是有人蓄意破坏吗?”我没说话，但对此我的回答则是：那证明，其他的字迹出现时间要比“敦煌天杰”早。也就是说，这些“碑铭”，是历次、而不是同一时间制作出的。

“英雄”一“敦煌天杰”一鄂博一碑林，我见到的、或说发现的，不但未能发蒙解惑，反而使我有一种又回到起点的挫折感。

大风如鞭，对赤裸的山野不分青红皂白地实施着刑罚，酷寒肢解了残破山体，那些从来就没有真正发生过作用的堑壕，如同为丘陵戴上沉重的桎梏。曾深刻影响了中亚政治格局的黑喇嘛和他的要塞，从1923年某个沉阴的午后起，就在这里示众。这场缺席审判旷日持久，经历了82年无情的岁月，至今仍然未能作出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判决。而我的工作，则是为法庭与陪审团提供一份全新的证词。我已经决定，不管多么艰难甚至多么难堪，我的证词要尊重历史本身。

我们的越野车从碉堡山出发，穿越黑戈壁，前往出发点——酒泉。黄马鬃山、黑马鬃山，从我们身旁掠过。

我向碉堡山告过别，天就下开了雪。

雪，时大时小，但从未中断。在冥想中，风力发电机组的细高的电杆与飞速旋转的螺旋桨叶片，化成挥舞利剑与亘古长风拼搏的唐吉珂德。那么，我是不懂事的桑乔呢，还是那匹懂事的驴子?

越野车即将进入酒泉市。我望着在风雪中匆匆的行人与车辆，轻吟起如下诗句：

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

这是才华横溢的年代，也是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是信仰坚贞的时期，也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灿烂辉煌的季节，也是暗淡无光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拥有一切选择的机会，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我们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们正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卷写了如上一段话，表述出他对世界急剧变革的直观感受。1969年初，第一次听到黑喇嘛这个名字时，我的行囊里就藏着一部《双城记》。当我对20世纪前期在黑戈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持续不懈的追索时，它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仿佛回到1969年遥远的岁月。关于黑戈壁与黑喇嘛的一切，就在西部的风雪中与一个北京“知青”的生活轨迹重合……

从4月开始，我就准备将有关黑戈壁与黑喇嘛的见闻写下来，写成一本新书。可我迟迟不能坐到电脑前，开始写作。

本来，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这次我攒足了时间，却不知道该怎么利用它。

有了不久前的新的考察，我需要重新研究手头的资料。我不能立即进人写作状态，这在我确实不多见。

我与友人阿拉腾·奥其尔探讨着罗玛金娜的新著《东方的大黑天神》，我又一次重读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我利用一切时间，从头审视自己面对的一切：书面的与亲历的。

在马鬃山考察期间，能到达并确认中蒙边界的谢别斯廷泉水(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克)，使我颇有成就感。我曾发愿，要走遍中国西部与探险发现有关的地点。这是其中重要的收获之一。

回到北京，我马上开始补充查证关于谢别斯廷泉水的历史记录。

我找到了1972年出版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地图》，同时，找到了1935年出版的《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关于谢别斯廷泉水，1927年至1928年之间，斯文·赫定在此地的滞留之后，最重要的事件是与60年代中国与外蒙古正式划定边界有关的。一位资深学者告诉我，在两国谈判过程，中国主要领导人指示谈判代表：在《1927年一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中，曾明确标示出一个泉水的位置，就是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克(谢别斯廷)，而且明确画出两国的界线是从这个泉水的北面通过的。在划界谈判中，中方提出了这幅地图。因为它早已经是国际公认的著名地图，最终中蒙两国的国界走向，在这一段就以泉水为明确的标志。1962年12月26日，中国与蒙古国正式签订了边界条约，1963年3月25日两国互换批准书并生效，1964年6月，签订了两国边界议定书。

而这个荒漠甘泉，从此有了另一个名字：中蒙边界的第496号界桩。

这个泉水的存在，就是古道存在的前提。在历史上，每当走北线(小道)的商队依戈壁与山脉之间的夹道西行时，谢别斯廷就成为天涯旅人的支撑点。是战乱、灾难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为行旅提供了艰难的选择。河西走廊的道路(大道)出现梗阻，黑戈壁就为不循常规的人预先设置了潜藏的秘境。当道路通畅时，黑戈壁成为旅人施展抱负的舞台。有水量丰沛的谢别斯廷泉水存在，黑戈壁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同时为每一个找到泉水的勇敢旅人提供了一份进出黑戈壁的保险单。

2005年3月的考察，没有再次前往明水。为了回忆在明水的见闻，我不但将2003年10月3日在明水拍摄的所有照片都冲洗出来，还将贝格曼当年(1934年1月28日)画的《明水遗址实测图》作了复原放大。这是关于明水的惟一第一手资料。我独处书斋，一边审视着相片与地图，一边尽可能修复着自己的记忆。

明水古城之所以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的形制特殊，是因为它的位置关键，是因为它就在天山与黑戈壁之间，构连着这两个地片，隔离开这两个地片，是黑戈壁的门户，是黑戈壁的屏障，是黑戈壁的后背，也是双向穿越黑戈壁的钥匙。

我在史册中寻找关于它的蛛丝马迹。我推测：它必定和汉与匈奴的整体攻防形势有关，它是超规格的存在。受到汉武帝宠信的李夫人的弟弟——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大宛不利，在企图退回关内时，被汉武帝严令阻于玉门关外。他的临时将军府——遮虏障何在，早有定论。但我想，如果今后的研究考察证实，明水的古城与李广利的回师，与著名的遮虏障，与汉对匈奴的制约，有特殊的关系，我不会感到意外。

关于明水这个地名，在研究公婆泉的含义时，我没有联想到它。一次我偶然发现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清代地图上，明水，写的是“岷水”。我立即想到，与公婆泉一样，明水或许也不是汉语地名，不是因为有地表水而称之。最初它大约是音译。在西北民族，比如维吾尔族的语言中，“明”，是计数词“1000”的意思。在形容数量多的时候，往往会借助于它，比如新疆喀喇沙尔(焉耆)的著名寺院遗址，地名叫明屋，是“千间房”之意，表示庙宇规模宏大。那么，黑戈壁西缘的明水会不会是表示水源丰富之意?否则，贝格曼的实测图上面的那条河(运河?)就失去了依托。当然，马鬃山碉堡山一带地势给我的感觉是，在以前这附近一定是个湖沼。明水古城的海拔高于碉堡山，但它们都在三面大山的环绕中，都有充足的地下水脉。

深入了解了关涉到20世纪前期的中亚地缘政治的大背景，才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了与黑戈壁有关的历史过程。马仲英、尧乐博斯、乌斯满，步黑喇嘛后尘涉入了这个区域，最终谁也没有能从其中脱身。

这是一场古怪的4人接力：起点与终点都在同一个地方。

尧乐博斯是4人中惟一得善终者。可寄居台湾的岁月中，他一直作着努力，力图从黑戈壁脱身。他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比如台湾《传记文学》(1968年8月号)的《马仲英扬威天山记》；《瀚海潮》(1948年4月号)的《记马仲英》，尧乐博斯反复提到，自己于1931年6月上旬某日，到甘肃酒泉(肃州)面见马仲英，是因为想前往中央(南京)述职而路过酒泉，便顺路去看看“尕司令”。

一直到临终前，尧乐博斯在一切场合极力表白，自己不是专门到酒泉请马仲英入新的。他没有肩负这个使命，这也不符合他的意愿。

但不管怎么说，那是一次一拍即合的约定。可以断言，马仲英觊觎新疆已经不是秘密。随着黑喇嘛神秘死去，马仲英知道应该到哪儿去逐鹿。广袤的新疆是他预定的猎场。

关于20世纪前期的新疆，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但谁也不可能忽视张大军的《新疆风暴七十年》一书。在张大军的《新疆风暴七十年》中引用了许多新疆的机密档案，那是他抢在新疆解放前，从西藏出境，带到台湾的资本。就是这些档案证明：盛世才从来也没有真正相信过尧乐博斯。实际连自己的亲人(比如妹妹盛世同、弟弟盛世骐)，他都没有真正相信过。

关于尧乐博斯，《新疆风暴七十年》证实，在盛世才时期他始终是特务监视的对象。这与哈密与黑戈壁比邻的特殊位置有关。书中引称了“警务处档案”的卷宗，其中8号情报员的机密情报证实，在1934年，尧乐博斯曾计划在马鬃山的公婆泉建立汽车站，发展汽车运输，特别是想要建立一个油库，名义上是为了便利商队，储存油料，实际上是等日本人占据额济纳之后，为进一步进入新疆，作好准备。情报的真实性如何，已经难以判断。可是，在当时的总体背景下，这个细节颇耐人寻味。首先，确实有人计划在黑戈壁马鬃山建立新的交通枢纽，而日本在黑戈壁一侧的额济纳如何处心积虑地活动，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尧乐博斯来说，只是一个涉人有多深的问题吧。

另外，我在1998年新出版的《额济纳旗志》“匪患”一节，读到了如下记载：

1949年冬至1950年春，60余名乌斯曼匪徒多次或南沿额济纳河、或西逾马鬃山入旗劫掠。据记载，乌斯曼匪徒在额济纳旗抓走牧民2人，打死打伤6人，抢走骆驼700峰、牛马500头(匹)、小畜数百只以及其他财物。11月1日，乌斯曼匪徒还枪杀了额济纳旗前往鼎新邮路的邮运员阎庭有。在人民解放军和旗保安队的打击下，1950年6月间彻底平息了匪患。

以上的内容足以证实，马仲英、尧乐博斯、乌斯满，从来没有忘记、忽略黑戈壁。就乌斯满而言，实际上在从阿尔泰开始的逃亡过程中，他的关注点就在黑戈壁。他首选在这个三不管的区域，因为这里的无政府状态最合乎他的胃口。只是，“伊吾四十天”使得黑戈壁的邻居——天山东部——过热，只是额济纳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黑戈壁不再是真空的，他才不得不逃往南山中的无人定居区。 我反复研究着黑喇嘛的那张著名的标准像。 可惜的是，哈士纶并没有说明这张照片是从何而来的。但，肯定是出于黑喇嘛一方，或许就是收留了黑喇嘛的甘肃官方。因为在相片的右侧有两行汉字：“诺音喇嘛”；“任籍甘肃安西”。

根据这两行字，可以判断出这是正面的宣传。甚至我推断，它必然与杨增新颇费唇舌地为之解释的一个说法——丹毕加参为民国接纳，成了甘肃的官员——有密切关系。说不定这就是当年广为散布的、引起杜尔伯特郡王、唐努乌梁海贝子等蒙古上层人士不安的那个布告。它的目的是提醒丹毕加参的对头们：丹毕加参如今就是那个黑戈壁占山为王的黑喇嘛。如是，这个相片之所以得到广泛宣传，就不能排除是出于外蒙古的反问计，或是外蒙古苏赫巴托尔政权以其作为试探气球：看看黑喇嘛的背后究竟有没有民国政府。但这毕竟是丹毕加参在黑戈壁马鬃山占稳脚跟之后惟一的标准像，此外，从他逃人中国后，生前就再没有曝过光。

我多次用放大镜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地在相片上巡视，力图辨认出它的背景与拍摄时代。我的结论是它就是在马鬃山的碉堡山前拍摄的，黑喇嘛的身后，一远一近就是追随者的或他自己的帐篷，背景则是马鬃山低矮密集的丘陵。

我特别在意他脚下的地面，在反复搜索后，我认定照片是在铭刻着“敦煌天杰”与“巴特尔”等文字的那片平摊拍摄的。丹毕加参手持钢枪，稳稳当当地站在遍布青黑色砾石的大地上。这时，要塞可能还没有完工，但他已经在马鬃山占山为王了。

我联想到，1927年年底斯文·赫定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路经黑戈壁时，也在当地发现过镌刻在大地上的碑铭。

关于这一点，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有这样的记载：

1927年，考察团离开了树叶落尽的额济纳河绿洲，试图穿越黑戈壁，前往新疆第一城——哈密。1927年11月28日，路经了一个小小的绿洲，再踏上路途，路边出现一条铭文，每个字有2米见方，是用黑色砾石镶嵌在地面上的，看上去，大字似乎闪闪发光。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亲自为赫定将这几个字译成法文，大意是：“只要我们拧成一股劲，老天就会帮我们的忙。”徐炳昶教授的《徐旭生西游日记》中，有更准确的记载：

(1927年11月)二十八日，最低气温零下二十度，地面则止二十二度七。……道右山近，不高，路向西南行，似躲避此山。道左有远山，颇多层叠，近山苍郁，远山迷茫。十二点一刻，见道左地上铺黑石作大字，往观，则作扁状，题日“同心自佑”，上有一“献”字，后题“魁顺永”，大约系一生意字号，下列姓名甚多，内有一“云贵”，大约亦系一人名。……时期为民国十六年八月廿一日。后尚题四句说“此条路径，乏少人行；兰税逼迫，致使重登”。辞甚质俚，为过路商人所为。一天行程之后，黑戈壁上又见到了新的铭文：

二十九日，醒甚早。最低温度零下十七度。……入谷时，见地下去石作大字，“此地没水，行人注意”。不久路离河身，愈不平，溪谷崭岩，黑石童然。……今日所行，山阴多有积雪，白雪黑石，相映成趣。少息。听说前路旁有字，往观……左上题“月明星稀”四大字，下题“明月松间照”一联，笔势尚不俗，此商人乃多雅兴。 两天行程中，一共在路旁发现了四组铭文。第一组有时间，即1927年8月21日。这是在西北科学考察团路经之前三个月，由穿越黑戈壁的商旅制作。但如果这个日期是阴历，那这些字就是在赫定他们来到的不久之前留下的，想必他们与魁顺永商号的驼队，曾在额济纳相逢。

“同心自佑”。

“此条路径，乏少人行；兰税逼迫-，致使重登”。

“此地没水，行人注意”。

“月明星稀”。  ……古道的行旅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上苍证明自己的存在，并且以这种方式化解敌意，与未曾谋面的同行者交流甘苦。

可见，在黑戈壁，在从内蒙古通向新疆的古道上，确实早就存在利用黑色砾石在平坦大地上镶嵌文字志感的方式。但是……

但是，在碉堡山出现的铭文，肯定与过往商旅无关。它不是指明路径，也不是祈求好运，更不是在提醒后继者。这是它与其他铭文的不同之处。然而，在看到“敦煌天杰”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感觉那些青黑色的大字在大地与苍穹的映衬下闪闪发光。

我零零星星地为这本关于黑戈壁的新书作着笔记。写着写着，我感到逐渐接近了真正的起点。只是……一次次拿起了黑喇嘛的标准像，我终于发觉自己忽略了一个不能忽略的关键人物。

奥勃鲁切夫在《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一书中，曾为黑喇嘛画了一幅素描像，与那个“诺音喇嘛”的标准像相比，这个素描是粗线条的：

高高的额头、不太突出的颧骨，几乎成直线的两只眼睛，笔直的高鼻梁。

——这简直就是那个黑喇嘛的副手札哈沁贝勒—贡布奥其尔的面容。

哈士纶在《蒙古的人和神》一书之中，保留了几幅自己为新结识的友人札哈沁贝勒拍摄的相片，但没有一幅是正面免冠的。哈士纶曾说：作为“北方红色政权的一个亡命者”，札哈沁贝勒是自己在乌鲁木齐结识的朋友之中“最有趣的一个”。并且具体写道：“在有陌生人在场时，他沉默寡言，心不在焉，显得不自在和不耐烦。但他那明亮的蒙古人的褐色眼睛，显示出警惕并且具有挑剔性的观察力。”尽管从哈士纶的照片看上去，那个黑戈壁的劫余总是怪怪的，但他无疑与已经身首异处的黑喇嘛有某种一致。

在一些文献中，曾经有过黑喇嘛并没有被刺杀在马鬃山的说法，另外我们也提到过关于黑喇嘛实际上是有个替身的说法。

说他有替身，是因为他曾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地点。此外，我觉得不能忽略哈士纶《蒙古的人与神》的内容。哈士纶曾说：他路经黑戈壁时，蒙古牧民们根本不相信黑喇嘛被杀了的说法，理由之一是黑喇嘛的坐骑一著名的乌骓马——当时不在马圈之中，碉堡山陷落之后外蒙古来的人也没有找到它。1928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哈士纶结识了从碉堡山最后的灾难中生还的札哈沁贝勒。札哈沁贝勒告诉哈士纶：黑喇嘛一死，他就从马厩中牵出那通体乌黑的、神骏的乌骓马，骑着它才逃出生天。在离开马厩的同时，他还没忘记为乌骓马备上黑喇嘛的招牌——据说是阿睦尔撒纳生前使用过的银马鞍。

可是……可是当时人都知道这乌骓马除了黑喇嘛自己任谁不服，谁也驾驭不了。那马鞍就更别说了，它几乎是黑喇嘛的权杖。

那么……那么下一个问题肯定是：这个札哈沁贝勒究竟是谁?

——札哈沁贝勒一贡布奥其尔，就是黑喇嘛的替身。

这个答案实际上是逼出来的，脱口将它点破，我自己也吓了一大跳，但它可以解释原来不能解释的疑谜。也就是说，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之中，其实札哈沁贝勒一贡布奥其尔是作为另一个黑喇嘛出现在人们面前。

这样就不能排除：在碉堡山被巴勒丹道尔吉刺死的，其实是札哈沁贝勒一贡布奥其尔，而与哈士纶在乌鲁木齐结识的札哈沁贝勒，正是黑喇嘛本人。

什么所谓自己是被黑喇嘛丹毕加参施加了催眠术；什么自己在许多时候其实是在执行别人(黑喇嘛)的意志；什么只有眼见黑喇嘛死去才感到解脱，才恢复了自我；什么……这些托辞都随之落到了实处。

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如果将圣彼得堡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的“3394号珍藏品”与黑喇嘛在黑戈壁碉堡山拍摄的标准像作个大致的类比，总使我感到“3394号珍藏品”与黑喇嘛实际应该有的年龄相比是太年轻了。在标准像中的黑喇嘛，是须发花白、面容憔悴、咬肌与鼻唇沟不明显的中年人，无论如何不会小于55岁。可“3394号珍藏品”给人的印象与此并不完全一致．

在《蒙古的人和神》之中，那几张札哈沁贝勒的照片中，其中一张特别值得注意。这张相片拍摄于乌鲁木齐的札哈沁贝勒自己的家中。图片说明是：札哈沁贝勒身着俄罗斯式服装。札哈沁贝勒与俄罗斯没有已知的联系。这个部落原属于科布多，也从不曾在俄罗斯境内。可他为什么将自己的居室与着装全部俄罗斯化了呢?丹毕加参则不同，他不但是喀尔梅克人，而且与俄罗斯人交往极多，还曾在俄罗斯流放监禁了多年。当然，在二三十年代，乌鲁木齐有许多俄罗斯难民，但是，札哈沁贝勒应该是在几年前才来到乌鲁木齐的，在这里受到的影响有限。难道说还有另外一个札哈沁贝勒?

……1914年夏，丹毕加参被俄罗斯秘密警察逮捕。1915年1月的文件中，杨增新提到因老札哈沁贝勒车林多尔济病故，民国政府已经核准其子贡布奥其尔“承袭原爵”。1918年夏，丹毕加参刚刚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的监禁地脱身，返回内陆亚洲。在科布多，首先为札哈沁部落收留。1919年，在札哈沁部落呆得好好的，黑喇嘛却想到来新疆或甘肃的无人区避难。两代札哈沁贝勒与黑喇嘛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关系。黑喇嘛离开札哈沁部落，是因为他在这里不能再潜藏下去。他非要到远离科布多的黑戈壁安身，难道就是为了掩饰这个秘密?外蒙古特工明明刺杀了死敌黑喇嘛丹毕加参，可马上就专门派人来碉堡山急于重新挖出他的尸体，难道就是为了有必要验证这个死者究竟是谁?而那个匆匆掩埋了尸体的墓穴竟是一个空墓，难道就是为了不让人有验证尸身的机会而转移了他的尸体?外蒙古与苏俄一直保存着黑喇嘛的头颅，难道就是为了担心又会有一个黑喇嘛揭竿而起?黑喇嘛死后，他的党羽不愿离开无人之区黑戈壁，难道是因为有人探悉了真相?在红石山的坑杀降卒，难道就是为了掩饰真相?知情人来此以“敦煌天杰”、“巴特尔”祭奠，难道……难道也是为了这个原因?

……此刻，我仿佛又回到了碉堡山，就站在那个黑黢黢的暗道的入口处。

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

这是才华横溢的年代，也是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是信仰坚贞的时期，也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灿烂辉煌的季节，也是暗淡无光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拥有一切选择的机会，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我们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们正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我的不安是从碉堡山发现碑林起，最终也在碑林结束。

我将2005年3月12日拍摄的相片冲洗出来，并作为重点。“敦煌天杰”与“巴特尔”的存在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只是：是谁，在什么背景下写出的这些铭文。当然，我仍然不知道1997年9月10日，在碉堡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基本弄清了与黑喇嘛有关的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这次，引起我注意的是一组2005年3月12日新发现的文字。也就是说，那个鄂博。我拿着相片反复审视着。上面的“6．20"清楚无误，下面的数字，可以判断是“1992”，因为它不可能是“1892"，更不是“1792"。

1992年，在马鬃山发生了什么呢?那是一个罕见新闻的地方呀。

我突然明白了：

在1992年与1993年，北大门——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口岸正式开放。那是甘肃省惟一的对外开放的口岸。在1992年与1993年，这是重大事件。马鬃山寂静的街道上，那时想必挤满来自甘肃各地，以及内蒙古、青海、新疆等附近省区的人们，还有……来自外蒙古的客人。这是20世纪黑戈壁与外蒙古关系的最后的辉煌，必将载入史册。如此说来……

4月2日，一大早，我与娜镇长联系，可一时未能接通。我接着打了吕总的电话，通了，但吕总正在从云南返回酒泉途中。  4月4日，我与在酒泉的李总通了电话，请他设法与马鬃山的娜镇长联系，帮我了解一下1992年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口岸的具体开放时间。

晚上9点，娜镇长打来电话，将有关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口岸的情况作了通报：1992年，第一次开关，是9月1日～15日；1993年，9月1日～15日最后一次开关。口岸两年间一共开了4次。

我一时愣住了。第一次在9月，鄂博的纪年则是“6·20"。我的直觉错了?可直觉从未闪过我。

我马上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在1992年9月开关之前，有没有外蒙古来的人在马鬃山哪怕路经过? 娜仁娜回答：根据镇日志，1992年6月，蒙古国方面来了一个考察团，在马鬃山镇住了两个晚上，然后就前往酒泉了，此后又到了新疆的哈密，在哈密作了停留，再由哈密的海关出境了。

1992年6月，马鬃山镇来了境外的客人，在当地住了几天。他们走后，在马鬃山镇附近的碉堡山，就出现了有1992年6月20日纪年的为黑喇嘛安息祈福的鄂博。而马鬃山是寂寞的小镇子，每个外来的人都是新闻；每个新闻，都会长久为人们回忆、议论。这样的巧合几乎没有发生过。

难道这真是天意?真是到了应该为黑戈壁，为黑喇嘛丹毕加参在历史上补记上一笔的时候了?

有了正式的记载，就可以推断，这个鄂博是首次跨过国界的境外的蒙古人专程来马鬃山修建的。而这个鄂博，是整个碑林的第一块碑石。

……一扇闭得死死的大门，被一个傻里傻气的人硬是推开了一道缝隙。最初，推开大门的人看不清他将面对的全部前景，但他鼓足勇气向前走去，终于为他身后的人留出了观察秘境的通道。 我回到电脑屏幕前，写下第一行文字：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黑戈壁的腹心地域，人们

叫碉堡山。现在时间是：2005年3月12日上午10点

20分。风力，6级；气温，摄氏零下15℃。

2005年4月7日～5月4日初稿

6月2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