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丛书是文学大师钟情的文化经典，是几代中国读者的启智读物，主要包括《苦闷的象征》、《快乐王子集》、《先知》、《爱的教育》等作品。本书也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部极富文学情趣的回忆录，有多种文字译本，多年流传不衰。克鲁泡特金缕述他作为一个贵族子弟，怎样倾向进步，终于参加反沙皇的运动，出生入死。他又是一个地理学家，多年在西伯利亚进行探险活动，对地理科学很有贡献，甚至在监狱中也研究不辍。从政治观点说，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当然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但是他反对反动政权的决心并不因此有所改变，毕生保持自己的革命立场。对于这样的革命家，纵然他走的道路有其错误之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应该视如敝履，把他们从历史上抹掉。事实上，克鲁泡特金晚年也是拥护十月革命的。

中译者前记

英文本序

作者小引

作者第二版序

我的童年

 一

 二

 四

 五

侍从学校

 —

 二

 四

 五

 六

 七

西伯利亚

 一

 二

 三

 四

圣彼得堡

 一

 二

 三

西欧初旅

 一

 二

归国以后

 一

 二

 三

牢狱生活

 一

 二

西欧亡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O

附 录

 《我的自传》译本代序

 《我的自传》译后记

 《克鲁泡特金全集》(第一卷)序

 《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代跋

沙皇左右的廷臣的恐慌这时候达到了顶点。他的平日那些保守派廷臣正和路易十六的廷臣一样地靠不住。这时候(只有在这时候)，尼古拉二世又召用威特伯爵，在十月三十日同意签署一张宪法宣言。他在宣言里说，允许人民有公民自由的不可改变的基础，决不侵犯个人的人身、信仰、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这是他的“坚定不移的意志”。为了这个目的他便下令选举国家“杜马”，答应“把‘杜马’建立为一种不可更易的统治形式，没有它的批准，任何法令皆不能付诸实施”，而且人民的代表“将参与监督沙皇委任的当局行为的合法性”。

两天以后，当圣彼得堡街上的群众要去攻打两个主要监狱的时候，威特伯爵便得着沙皇的许可，大赦几乎全部政治犯。

这些许诺产生了绝大的热诚；可惜不久，当局在许多重要之点上违背了许诺。

从新近发表的一份官方文件(警务部部长洛浦欣给首相斯托雷平的报告)看来，我们才知道当群众在街中欢呼庆祝的时候，保皇党收买了许多流氓准备屠杀欢呼的群众。宪兵军官连忙自己动手印刷呼吁书，鼓吹屠杀“知识分子与犹太人”，并且说他们是日本人和英国人的奴才。尼洪与尼甘德尔两主教在他们致管理区的信中要求所有“真正俄国人”“用武力打倒知识分子”；而在莫斯科伊伯利亚圣母教堂前的石阶上有些粉墨登场的演说者企图诱使群众去杀害所有的学生。

尤有甚者，米歇尔斯基在他的报纸上“怀着恐怖地”(如他自己所说1承认道，当时圣彼得堡的统治者中间有些人曾经炮制了一个计划，要激起一场严重的暴动，然后使之淹没在血泊之中，这样“就可以使‘杜马’流产，而俄国仍然回到旧制度去”。他在他的报上还说：“几个高级官员曾经这样对我承认过。”

我在本书中曾力求对亚历山大二世保持公正的态度，现在对于尼古拉二世当然也愿意同样公正，尤其是因为他除了自己的错误外，还要代他的父亲与祖父的错误受过。然而我必须说，他当时在宫里热情接待保皇派的代表以及后者从此受到保护这些事实，当然会鼓励他们继续干这类屠杀无辜人民的行为——纵然这种鼓励是无意的，他也不能辞其咎。

但是在一九0六年正月，莫斯科又发生了暴动。莫斯科总督海军上将杜巴索夫对于这次暴动应负很大的责任。波罗的海省份的农民又实行起义以反抗他们的德国地主的专制。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也发生总罢工，俄国本部共发生了一千六百多次农民暴动。这一切的风潮无一不是被军队镇压下去的。鞭人至死，任意杀戮，凶狠残酷，至于此极。若不是同时还有一些热爱自由的人的崇高的英勇牺牲精神，那么凡有人心者无不会对文明感到完全的绝望。

“杜马”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于一九O五年五月第一次开会的，仅仅存在了七十天就被解散了。在它成立以前，它的命运就已在彼得荷夫决定了。所有的反动分子联合起来，以深得尼古拉二世支持的特列颇夫为首领，成立了一个有力的同盟，旨在使“杜马”无论如何不能真正支配沙皇任命的各部大臣的行动。而“杜马”力求首先获得这一权力；终于它被解散了。

如今，俄国的境况简直难以笔墨形容。“立宪”后的第一年(即一九。五年十月三十日到一九。六年同月同日)我们得到的统计数字如下：死于屠杀的，在骚动中被枪杀的，以及其他死于非命的人，共二万二千七百二十一人；被判处苦役罪的，共八百五十一人(总共的服役年限是七千一百三十八年)；被处死刑的(大多未经审讯)，男女和青年共一千五百一十八人；未经审讯而被放逐的(大半往西伯利亚)，共三万人。这些统计数字以每日十至十八人的比例增加。 这些事实本身便能说明问题。他们还在彼得荷夫谈什么维持。“专制政治”，其实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八十个总督的专制统治而已。每个总督只要他的命令能使属下高兴，那么每人都是一个非洲的国王，一个在他的辖区内的专制君主。流血、即决军法会审、掠夺等等到处盛行。三十个不同省份有饥馑之虞，而俄罗斯却不得不历尽这一切苦难，只为着要把沙皇左右的朋党的不负责任的统治多维持一些时候。

这种情形还要继续多久?是没有人能够预言的。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时，有一段时问，反动也曾占上风；在法国，反动的势力支持了将近两年。然而最近几个月的经验也已经表示出来：俄国的下层阶级保存着如此坚实而健全的后备力量，所以目前白色恐怖的张狂是肯定不会支持多久的。军队从前本是反动势力的靠山，现在已有迹象表明：它已渐渐对它对祖国的天职有了较好的理解，而反动分子的罪恶对士兵们亦已昭然若揭。至于革命党人呢，他们先把旧制度的势力大大削弱之后，现在更明白要在一个更坚实更广泛的基础上准备进行斗争；千万个男女青年的献身精神已经到了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形中，那般为一个自由、新生的俄罗斯的诞生而奋斗的人将最终获得胜利，这是一刻也毋须怀疑的事；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得到，而我希望他们会得到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的同情和支持。俄罗斯的复兴意味着一亿五千万人(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占有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终于能够致力于和平发展。这部分人口，由于它的不同成份，必燃将成为一个各族的联邦，它们为了文明和进步的和平目的联合起来，而不是一个罗马式的帝国。

P9-11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中国现代文学，完成了从文学的封建形态向现代的过渡和转换，称得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那是一个呼唤巨人，也成就巨人的时代，鲁迅、郭沫若、巴金……一代文学大师应运而起。他们不仅在创作上为我们留下难以企及的经典，在现代的文学翻译领域，也是筚路蓝缕的先行者。他们以普洛米修斯盗取天火的崇高和远见，别求新声于异邦，将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先锋的文艺思潮拿来借鉴。

中国现代文学从来就是由中外文化交汇撞击而催生成长的，翻译不仅对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而且它也承担了思想启蒙和文化构建等时代赋予的使命，其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为了全面展示中国现代文学家的翻译成就，也让读者了解作家的另一个侧面，以及他们思想储备的重要来源，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天火丛书”，选取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的外国文化名著。在书目的选择上，我们兼顾了作品的文化价值、在当时的思想影响和作用以及当今读者的阅读要求与口味。

这些耳熟能详的曾经为几代作家提供滋养的名家名著或许你已经读过其他的译本，而这些现代作家的译笔也许生硬而拙朴，鲁迅便曾直言不讳自己的“硬译”，但他们绝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这其中浸润的是执著和真诚，是移来他山之石的责任和使命。这些翻译著作是他们与外国作家心灵交流和对话的通道，是他们观察社会看取人生的窗口，也是他们文化价值取向的坐标。

希望他们取来的天火依然照耀我们的心路，为我们带来与众不同的感觉和别样的启示。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我不曾翻译过什么大书，而且也不敢与一般翻译家为伍，但我始终以为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工作，所谓翻译并不是单把一个一个的西文字改写为华文而已，翻译里面也必须含着创作的成份，所以一种著作的几种译本决不会相同。每种译本里面所含的除了原著者外，还应该有一个译者自己。

我曾经翻译过几篇剧本。我翻译它们的时候常常感到创作的情昧，所以屡屡在不损害原著的本意这个范围之内增改了原著，加入自己以为可以加入的字句。但翻译本书时却并没有增加什么，不过有一些地方除了直录原文之外便别无办法，如西文暗号信，字母拼法错误之类，那么我就只得意译了。好在这类的地方并不多。

我的翻译是根据英文、法文、口文三种本子。日文本错误甚多，不足为信。英文本是著者的原著；法文本是译文，但经著者加以修改和补充。这两种本子中有时也有文句不同(甚至相反)的地方，究竟哪一种是更可信的呢?其实谁也不能断定。法文本虽经著者修改，但是译错的地方著者有时未必看出来(这样的经验我是有过的)；同样写英文原著的时候著者也许有些地方记忆不清楚，后来要加以删改，这也是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既然不能说哪一种本子比较可信，那么遇着这种地方我就应该行使我的选取之权了。举一个例：勃兰兑斯的序言中有一句话原文是：“What 0thers have thought of}lira he mentions only once with a single word．”法文本中就译成了“II ne dit pas unmot de ce que les autres onl pense de lui．”如果有一位翻译名家根据法文本校读我的译文，岂不是会说我连简单的法文句子也不懂得吗?

本书系随译随印，校对时又常常因了想使版面整齐的缘故，不得不增减几个字。原书只有六章，现在我把第四章(原题为《圣彼得堡——西欧初旅》)分为三章，各加上一个标题，这理由是很简单的，用不着再来解说了。插图，英文本中只有三幅，法文本完全没有。本书中的十五幅插图是我在外国搜集起来的。

最后一章不是出于我的手笔，译者是友人吴养浩君。他曾在劳动大学教授过法文，他的法文程度高出于我的不知若干倍。他在巴黎时曾有心将此书全部译出，但只译了第八章，他就变成了合作主义者，对于丹麦、爱尔兰等处的合作运动(他谓之为“和平革命”)感到特别的兴趣。他读了英、法文书籍数百种，近在乡间著述儿本关于合作主义及合作运动的有系统的书。我虽不是合作主义的信徒，但我也希望他的著作早日完成，来救济这饥荒的中国学术界。他不但让我把他的译稿附印在这里，而且还允许我把它大大地修改了一番，这是值得我特别感谢的。至于注解，除了原著者的外，全是我加上去的。后面的跋是二十几年前的英文本新版的序言，但此版出后不久即绝版，现在通行的版本中是没有这篇序言的，我以为在未读本书之时不宜先读这篇序言，所以把它移在卷末，改题作跋。

几个月来的翻译与校对的工作就此完结，心里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安慰。以后打算休息一些时候，以便开始写我底第三部创作《死土》。别了，亲爱的读者，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