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萧乾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位奇才，是不会错的。巴金就说过，他的朋友中最有才华者是沈从文、曹禺和萧乾。这位奇才的实现带有传奇性，是大悲欢的成功，既有风流倜傥，又有沉重的悲剧。这也许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萧乾》全集，共7卷，包括小说、散文、杂文、书信、特写、回忆录、文论等内容。从作品中，你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位中国文学奇才。

自 序

梨 皮

人散后

蚕

小 蒋

邮 票

花子与老黄

邓山东

丑 事

印子车的命运

俘 虏

篱 下

放 逐

雨 夕

皈 依

昙

道 旁

参 商

栗 子

矮 檐

吉 期

鹏 程

黑与白

落 日

梦之谷

一只受了伤的猎犬

珍珠米

堡

“法学博士”

……

             梨 皮

“狗儿……，家来罢!”

朱二奶奶抱着五岁上秃子，迎着风，冒着寒，立在破门槛上喊。

往常，这时分狗儿早回来了；怪，今天还不见他瘦小的影儿。她明知道孩子身上穿得单薄，天气又恁般地冷；就是穷，妈妈也总是疼儿子的。

这时，大学的先生们全用膳去了!方才热热闹闹的操场上，现在却塞满了冰冷的黑暗。

襁褓中的秃子，抱在二奶奶底怀里，随着他妈东瞩西望地摆动，在暮色苍茫里，看见了大学图书馆里的电灯，玻璃宫般地闪耀着；大学壮丽的楼房，齐整地排列着。腊月的天气，在北国里，算是冷到头儿了，由那削脸的北风里，刮来宿舍里先生们底胡琴和二簧的袅袅余音。在那声音里，寻不到一点人间辛味，只有满足的愉快，享乐的高歌。

这些影像，在熟惯了的二奶奶眼中，除了“望尘莫及”以外，早已变成平平常常的事了!只有在这才来到人间短短的五年，洁白的心田，不曾如一般人们之“人间化”的秃子却勾起不少异感来。

“妈!”小手儿由滚热的母怀里伸出，指画着说。

“他们真好!”难为他从狭小的vocabulary中，凑出这么几个字，来表示他底景慕。

“都是洋人盖的!……狗儿!……”

她又挑高了嗓音，喊起来。

这塞北的寒风，带来的，除了凛冽的冰冷外，还夹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号般的哨呼，直好像这些都在锻炼一颗慈母底心。

“妈，窝窝头该揭屉了!”

大妞——她底女儿——跑出来，扯着他妈底衣襟，叫着。

“你爸爸也还不来!”她望着那一片黑魃魃里的卣影，吐了一口气。真的，朱二今天回来得也不算早了!说来也是天作之福：他们一家老小底饭，都是仰赖着大学。朱二是给工程处雇去了。二奶奶就替木匠瓦工们缝缝补补。可是一家子里能抓钱的，还莫十五岁的狗儿。

谁都说狗儿有点儿鬼机灵。是的，他自幼嘴儿就甜，会哄人笑。他姥姥说：

“穷人能生张‘贫嘴’，再有点听话的奴性儿，便是造化，便不愁饿死了!”

这话既出自老人，总不会错。狗儿底“抓钱之道”是天天在网球场上给先生们拾球儿。先生们又多是慷慨豪爽的，不像工头儿对他爸爸那般苛，所以一天总挣个三四毛钱。孩子又护家，不爱贪零嘴，所以叫朱二夫妇更疼爱他。

二奶奶走进屋来，看见大妞把小饭桌已经放在小炕上了。

一盏破油灯，是摆在小桌儿的北边儿，把一家大小底人影儿，全模糊地映在贴了不少旧的大学毕业典礼秩序单的黄墙上。炉上的笼屉，冒着热腾的蒸气，弄得小屋儿好像下起雾来。

二奶奶把秃子放在炕犄角，挽挽袖头儿，揭锅去了。

“妈，黄先生叫我上他屋子去了!还赏我梨吃呢!”

狗儿不等门拉开，嚷着就进来了。那梨的滋味，可由那浮现在他面上的微笑体会出。他手里还捧着一把梨皮，杂着寒噤，告诉他妈说：因为梁先生进城去了，黄先生也许有点寂寞，横竖是一时高兴，居然把他拉进大楼里坐了一会，又把吃剩下的三个鸭梨给他吃。又说怎么一定要他削梨皮，他怎么可惜；临走，又怎样假意说把他们抛去，而偷偷地，一溜溜带了回来。

“给我一片，一片厚的!”秃子耐不住了。  

“你也不瞧瞧你什么脑袋!一脸野气，一身虱子，也配进先生底大楼!”二奶奶其实是骄矜起来，证据就是她欣笑着说。  她把梨皮分成几份：给朱二留一份，孩子们各一份，自己也占一点光。

“喝，那房子真暖!”狗儿搓着手，哈着气，吹起法螺来。他告诉他们现在连牙粉全不时髦了，先生们用的全是牙膏。为着“牙膏”，还费了一番解释；然后才继续讲汽管的神妙，电灯的便当……

“人家拉屎的地方，全比……全比咱们炕上，锅里，碗里都还干净多了!”狗儿满屋里找，也找不出可比拟的，形容的对象来。他所例举的，虽已令炕上的秃子，炉旁的妞子，伫立的二奶奶全惊愕起来，而在他却还感到太不惬意，——离实际还远远呢!

他又说黄先生怎么把他底情人的像片，供在书桌上。“神仙似地”是他对于容貌与一切的形容——最高的而比较满意的形容。

又说李先生悬么自拉(胡琴)自唱；梁先生怎么同蒋先生逛去……甚至于吴先生今天晚饭一生气，把一桌连盘带碗全给砸碎了，将所闻全尽力说了。虽然其中，不免因狗儿“井中蛙”之见，而述说过分，但炕上的秃子却都呆呆地老实了。

由了夸耀黄先生会写英国字，还有一堆堆地洋文书，他忽然问他妈：

“为什么我不能念书?”

这可真给他妈难着了!因为二奶奶虽是不识字的人，可是总会晓得念书是“攒元”的人间大道理的。天天门口过的坐汽车的，多是戴洋水笔的。这，她常想：狗儿底汽车，今生就算坐不上了!因为十五岁了，也不曾带过半支铅笔。

“孩子，这全是带来的命呵!”

她摆着盘子，忽地惨然一叹。

“命”，这个字给大妞底言笑全止住，怔了!自然她不懂得什么，但由了她妈那灰长的面色，证诸正月里爸爸险些给工头遣散的时候的情节，她想这准是又有悲哀了!

窝头端上来，腌萝卜今晚是切成方块的。但是狗儿总咽不下去，握着筷儿，对着油灯发怔，似乎仍在那生硬的“命”字中追寻呢!

“妈，为什么要有命?为什么我们就该有这般的命?”

狗儿上不了学，却和他妈闹起气来。是的，这话问得真猛，然而他实在解答不出。他想：他这样捡球儿捡下去，是捡到几时为止?先生们总要毕业的，自己底年龄总要增加的；等黄先生李先生全走了，谁还一回给他三四毛钱?等到年龄大了，身量高了，还怎好意思整天屈腰给人捡球?谁还要他捡球?不捡球，怎么生活?……这些问题，给他想来，是一点无出路了。

“吃罢，好孩子!咱们这样人还认什么真!”

二奶奶拿着筷子，迎着狗儿凝着的视线，指了一下，给他这么个不满意的回答，不，只是个敷衍，意思是要他快吃。

“哥哥，黄先生几时走?他走，我们还有梨皮吃吗?”玲珑的秃子也有了一点隐忧!虽然隐忧的实质不同，毕竟这也是一种忧虑!

我们这样的人，就不同他们一样吗?不同是人，是中国人吗?为什么我就应该捡一辈子球儿?狗儿哪曾把秃子底话，听进耳里!

“爸爸回来啦!”大妞听见了关门和擦擦地破鞋声，凭经验，喊起来了。

看见狗儿木鸡般地坐着，头也不抬，他诧异得很。

“好孩子，又闹什么气?我今天给头儿骂了一顿，也没敢言语。为人总要忍，我们这种人更得忍。”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更’得忍?”

在朱二，那原是作爸爸的抚慰，狗儿却抬起一面板起的脸，对着劳力了一天的爸爸，却问了这么一句。

除了屋里灯焰与火苗的跃动，和窗外呼呼的北风外，只有悲酸，只有寂静!只有不平的悲酸，只有贫苦的寂静。  “爷儿别吵嘴呀!知足吧!”

这声音，分明又是西厢房多事的王二婶底。

…………

                    一九二九，十，廿七日

                      虹桥之畔，海甸

          (原载1929年11月30月《燕大月刊》第5卷第1期)P1-5

编文集难免会暴露作者的心态。八十年代初当四川人民出版社要出我的选集时，我对把旧作聚拢一下当然十分欣喜，然而那时我刚从五十年代的紧箍咒和后来杀气腾腾的“文革”那阴霾日子中走过来，心中还颇有余悸。所以交稿就参照五十年代的教条及六七十年代动不动就“批倒批臭”的那些棍棒在心里所形成的枷锁，对三十年代以来的旧作大砍大伐，以至海外朋友如香港大学的赵令扬及黎活仁两位教授都深感震惊。这回，我决定所有一九四九年前的旧作，一律都用老版本来排版，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

自从一九七九年这支笔又回到我手中以来，我可一刻也没让它闲着。这辈子足足丢了二十二年。我一直在努力把丢失的岁月捡回来，能捡多少就捡多少。

我是在二十世纪第十个年头出生的。如今，再过一个来年头就进入二十一世纪了。我即便能同那个世纪照个面，估计那时候，我也会老得拿不动笔了。从开始写作，我就总喜欢同读者谈心，这回，我当然更不会放弃这机会，用意不外乎为了缩短我同读者之间的距离。

不少朋友自幼都打下古典文学的底子，我则出生在一个穷蒙古人的家中，我老爸竟没等我出生就走人了。活着的时候，他的营生是管开关东直门的城门。寡母是文盲。早年家里除了一位喜拉胡琴哼几声二黄的堂兄，就是识几个大字的堂姐。她个子矮，相貌平庸(所以一生未嫁)，但她有一颗金子般善良的心和一肚子的传奇演义。她时而为我说《三侠五义》，时而又哼几句《三娘教子》，她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她背得最熟的是一本《名贤集》，其中，她反复教我的，是“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小时候，苦命的妈妈在外佣工，把我寄养在婶婶家里，过的正是寄人篱下的日子。那段畸形的生活曾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健康的烙印。一九五七年后的那些年，我好像又回到动辄得咎的童年。

所以每当人们问起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最喜爱什么的时候，我总毫不怀疑地回答说，是小说；而小说中，我最心爱的又是《篱下》和《矮檐》。我并不是在品评它们在艺术上的优劣——那属于批评家的神圣领域，原作者不应说三道四。我喜欢的不是它们写得如何，尽管其中情节大都是虚构的，但它们是我抚摩着自己心灵中的伤痕写成的。

说起小说，我一直把《蚕》当作我的处女作。而这次，编者傅光明同志把我一九二九年在《燕大月刊》上发的小说《梨皮》翻了出来，如果把它算作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那我的写作也有七十个年头了。一晃我也成了九十岁的老人。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我在福州教过一年书。《蚕》的背景是福州的仓前山和大桥头。小说中的“梅”是我当时的女友：已故的高君纯女士。她虽是闽侯人，但并没到过福州。是我硬把她“搬”到那里，陪我发挥了一通很不高明的“宇宙观”。那时我认为人不是自己的主宰，冥冥中有一只大手在摆布着一切，而那只大手也不是万能的。其实，我脑子里闹腾的不过是一场宇宙不可知论。

当我更成熟了一些时，我这种不可知论就为“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观点所代替了。我不再琢磨谁在主宰着宇宙这个玄而又玄的问题了。说是实用也好，反正更脚踏实地了。我已排除了命运的想法，回到了种瓜得瓜的现实主义观点。一个人的前途如何?国家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景如何?这些统统不可能有预先的答案。答案就在我们每迈出的一步。我认为生活是同宇宙的一场对垒，如棋局，输赢全在每一步，背后是良知和机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也如此。其中，关键在于能不能和肯不肯记取前车之鉴，善不善于倾听时代的声音。“四人帮”之一意孤行，倒行逆施，就是由于他们忘记了希特勒的下场。

虽说是个未带地图的旅人，但我一直在寻找并辨识人生的方向。早在一九三四年我就在《我与文学》一文中，说出了我的志向，我为自己规划的航向是：通过新闻工作以达到文艺创作的目的。我是想先写通讯报道，最终想写的是小说。然而世事不可能尽如人意。现在回顾起来，记者我倒是在国内外当了十几年，然而一九四九年正当我结束记者生涯，想动手创作时，我变成一个只能服从分配的螺丝钉了。那时，除非来自老区或少数党外重点统战对象，要想专门从事创作已不现实。而到了六十年代，再回首人民共和国最初那十几年，没能从事创作却是我莫大的幸运，不然岂能逃过“梁效”先生的刀斧。连这样一九五七年还大翻老账，甚至明明针对国民党的塔塔木林也算作反党罪行哩。

所以每当想起“三家村”诸公以及六十年代红色风暴中的受害者，我就感激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因为它老早就夺去了我手中的笔，封上我那多事的嘴。然而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像遇罗克和张志新那样真正的英雄。我这个在矮檐下长大的人自知在逆境中没有他们那份能力，然而我又不甘随波逐流。所以面对巴金“说真话”的号召，我只敢答以：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连这一点，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真正做到。

一九七九年以后，当那支秃笔又回到我手中时，我可没让它闲过。一九五七年我曾发誓今生再不舞文弄墨。其实，那完全是出自阿Q心理，当时想弄也不让弄了。

一九七九年后，首先海内外的报刊编者们就不让我闲下来，四面八方都来索稿。我本就手痒了足足二十几年，同时，又受到新时期新事物的感召，就又写起来了，而且劲头还很足。这里十卷文字中，有一半都是这近十几年写的。这段时间里，我总觉得受到两方面的鞭策。一方面是死亡：我自知离八宝山不太远了，因而懂得了抓紧时间；另一方面每逢想到多少好人能人都死了，自己却活了下来，就觉得只有加倍努力，才对得起自己的这份幸运。

我决心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

如果要我界定一下以前的和近时所写的，我想从前我曾经努力的是描绘人生，近年来则是在咀嚼人生了。尤其我最近为早年作品所写的“余墨”，有的回忆当年写作的动机及背景，也有的属于借题发挥。我希望它们不至于搅扰阅读。倘若有时还能增加点透明度，那就更好了。我本想再多写一些，可写着写着笔就涩了，我也不想勉强自己。这里有些文章，如《拟J．玛萨里克遗书》，由于事过境迁，读来可能莫知所云。“余墨”对读者可能有些佐助。这也是我最初想起写“余墨”的动因。

我是个喜欢追忆过去的人。《未带地图的旅人》之前，我就曾写了不少回忆性质的文章。有些朋友抱怨我在书中淡化了自己曾折腾了一辈子的感情生活，四次结婚竟然一笔带过。他们读了不过瘾。这一点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同“小树叶”分手，责任应全部在我，她是无辜的。至于另外两次婚姻的破裂，则双方都有责任。现在去揭那伤疤，不但徒寻苦恼，说不定还会打官司。反正一九五四年与洁若结缡至今，我们恩爱如初。西谚说，人生始自四十。我在四十岁上，魂儿才真正安顿下来，再也不愿折腾了。也只是这样，才能出点活儿。

总之，命运对我不薄。一九三五年毕业半个月后，我就去天津《大公报》上了班。我先后编了六七年副刊，一边还写着通讯。我跑过鲁西水灾，岭东潮汕，滇缅公路，最后还赶上了六年欧战。一九四六年回国不久，就去了海南和台湾。一九五。年我又被派去参加土改。我曾报道了五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

改造了七八年，到一九五七年一临考试，仍没能及格。那以后三年多，我成为一名单纯的体力劳动者，而且是惩罚性的。劳动，我不怕，可那时被降为次等公民，滋味终身难忘。

然而祸福是难从表面上分辨的。那支笔从我手中被夺走后，忽然松动了几年。于是，言论界又活跃起来了。没几年“三家村”诸公就又大遭其殃。

一九七九年气候由阴霾又变为晴朗。头上的那顶帽子蓦地不翼而飞了。不但个人复生，国家的四肢也由僵直而灵活起来。我真诚希望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新一代的才智能毫无忌惮地发挥出来。

即将迎来二十一世纪。我对我们这个民族满怀希望。我希望我们能充分汲取往昔的教训。我衷心预祝未来的中国不但富强，而且也是一个自由、文明、合理、公正，一个畅所欲言、各尽所能的国家。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傅光明同志，这位我在八十年代末结识的诚笃、踏实、勤奋、刻苦的好青年。我是眼见他在写作和文学研究的路上成长起来的。他是个多面手，能写、能译，编书更是行家。他这次为编我文集，泡在图书馆里查阅旧报刊，翻出来许多我都记不得的旧作，尤其是特写。没想到年轻时爱玩儿偷懒的我，还真写了不少。光明还把我在英时的两本英文讲演录译成了中文，这可是它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同国内读者见面。能结交这样一位青年朋友，是我晚年一大幸事。我已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多，快与外界隔绝了。我盼着每个礼拜一一他来看我。他能给我带来外面的消息和发生的新鲜事。重要的是，他的朝气能减缓我的衰老。

                      萧乾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于北京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