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到米歇尔·福柯与雅克·德里达，本书所涉及的这些思想家都对我国近些年的思想纷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者试图理清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那就是哲学与政治权力——尤其是为暴政所滥用的政治权力——的行使之间的关系。作者以其深刻而流畅的叙述对上述关系进行了探讨。

正如作者马克·里拉所说“我们对那一抱负及助燃它的种种激情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需要，无论我们身处哪个国家、哪种文化。”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生活在民主社会、计划体制或法西斯社会下的许多哲学家、著作家和法学家都支持或捍卫极权原则和恐怖政体。但是，本应对暴政的邪恶保持警觉的知识分子，为何背叛了看顾由和独立研究的理念？为何他们或隐蔽、或公开地站在认可大规模的压迫和人类苦难的立场上呢？　　以邓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的生平行藏为例，马克·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动荡所迷惑，以致对极权主义、暴行和国家的恐怖行动视而不见。里拉说明了，那些没有控制看书激情的知识分子何以被推入了他们几乎毫无理解力的政治领域，并对我们的知识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致中国读者的短札

序言

第一章 马丁·海德格尔　汉娜·阿伦特　卡尔·雅斯贝尔斯

第二章 卡尔·施米特

第三章 瓦尔特·本雅明

第四章 亚历山大·科耶夫

第五章 米歇尔·福柯

第六章 雅克·德里达

后记：叙拉古的诱惑

译后小记

当海德格尔背负着纳粹校长的可耻印记重返教席之时，他的同事讥诮道：“君从叙拉古来?”此言后来广为人知。这当然影射的是柏拉图三赴西西里岛，希望年轻的戴奥尼素依归哲学和正义的典故。教育是徒劳无功的，戴奥尼素依然是个暴君，而柏拉图靠侥幸才脱了身。在有关海德格尔的讨论中，这个对比被反复提及，寓意在于海德格尔悲喜剧的(tragicomic)错误在于他当时相信哲学能够引导政治，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粗鄙政治。柏拉图曾在对话(尤见于《理想国》)中对暴政的分析中预见了这种可能性。

人们常常从《理想国》中引申出的一个实际的教训是：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因此，惟一明智的选择是分离两者，让哲学家以其所有的激情去培育他们的花园，但将他们隔离在那里以免造成伤害。这是哲学难题和政治难题的政治解决之道，也正是汉娜·阿伦特在美国时期的著述中(在某种程度上)成功阐扬的解决之道。在她自己看来，这一立场使得她得以身兼海德格尔哲学的和政治正当性(decency)的真正朋友。

至于这一立场是否经得起推敲，则另当别论。亦如柏拉图所启示的，传统上对哲学和政治可以分离的观念有两种反驳，一种是以政治之名，另一种是以哲学之名。对那些关心政治正当性的人来说，放逐有暴政倾向的人(哲学家)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想法。然而，如果哲学家带走了理性准则，那么用别的什么标准取而代之呢?靠谁或者拿什么来抵抗暴政呢?柏拉图刻画了一个拒绝哲学的虚构城邦是如何走向衰落和灭亡的，自《理想国》问世以来，上述众所周知的难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汉娜·阿伦特试图另辟蹊径论述这一危险，依时代的不同，她诉诸传统、政治才能、公民道德乃至“判断力”来作为抵抗暴政的屏障，但并不能令人全然信服。

第二种反驳涉及哲学天职本身。为爱痴狂的哲学家追寻着理念之美，哲学教育是走出黑暗洞穴、沐浴阳光的痛苦爬行——柏拉图的上述隐喻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哲学生活的动力，但没有揭示如何才能过上哲学生活。正如柏拉图在《斐多篇》、《会饮篇》中所述，如果哲学的爱者想要升华爱欲并从中受益，那么他必须禁欲、节制。与此相似，只有当哲学家被迫离开阳光之地、重返洞穴帮助同伴的时候，《理想国》中的洞穴迷思才会终结。柏拉图留下的教义是：在公共生活中，人类的激情、无知都会遮蔽理念，为了得到圆满的结果，哲学必须用对公共生活领域的阴影的了解来补充其对理念的知识。如果哲学意欲烛照黑暗，而不是加深黑暗，它就必须从驯服自己的激情开始。

卡尔·雅斯贝尔斯的《马丁·海德格尔札记》中最打动人的那一页文字是直接写给海德格尔的。“我恳求你!”雅斯贝尔斯写道，“如果我们之间曾共有过可堪称为哲学冲动的东西，那么，请对你自己的天赋负责!用它为理性、人类价值和可能性的实在服务，切勿为魔法(magic)为虎作伥!”雅斯贝尔斯感到自己被作为人、作为德国人、作为朋友的海德格尔背叛了，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海德格尔作为哲学家的背叛。雅斯贝尔斯认为在他们友谊的早期，他们所分享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哲学是与日常性争夺人的存在并对之负责的手段。雅斯贝尔斯看到一个新的僭主进驻了旧友的灵魂，一股狂热的激情误导他去支持了最坏的政治独裁者，而后又诱惑他深陷智识上的巫术。雅斯贝尔斯不愿让海德格尔独自一人株守于花园中，由此，较之汉娜·阿伦特，他表现出了对老友更深切的关心，以及对哲学天职更深刻的爱。至少，海德格尔的经历让雅斯贝尔斯领会了一个典型的柏拉图式的教诲：责任始于爱欲。P.40-42

知道这本小书要出中文版，我非常愉快。乍看，本书与当代亚洲知识界关心的事距离遥远。它是针对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及其政治参与而展开的一项既富哲学意蕴，又不乏传记旨趣的调查。然而，我还是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很快地看到蕴含于其中的双重旨趣。首先，因为本书所论及的思想家，从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到米歇尔·福柯与雅克·德里达，都已经对中国近些年来的思想纷争产生了影响，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很好的事情。当然，我不是很了解中国读者在多大程度上知晓这些人物在纳粹时期和更为晚近的冷战期间的政治参与。本书对那些实践予以讨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弃置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书。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对政治怀着思想层面上的深刻兴趣，只有试图考虑到他们会怎样设想自己的观念被付诸实施后所产生的深远意涵，我们才能真正充分地理解他们的著作。

从更为宽泛的层面来看，《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意欲调查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那就是哲学与政治权力——尤其是为暴政所滥用的政治权力——的行使之间的关系。在西方传统中，有关这一关系的论争始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它在今天依旧如当日一样适时。然而，柏拉图的分析不仅限于西方的政治经验，它指向的是一系列普遍的思想与政治问题。暴政对政治生活的挑战经久不衰，从新生的21世纪的经验来看，它也丝毫没有消失的迹象。僭主及其思想上的支持者的面孔、衣着和语言可能变化，位于僭主政治核心地带的基本抱负却似乎植根于人类灵魂深处。本书的写作基于以下假设：我们对那一抱负及助燃它的种种激情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需要，无论我们身处哪个国家、哪种文化。

马克·里拉

2005年10月于纽约城

马克·里拉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欧洲思想史学者，被誉为美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一支健笔。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他在欧美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03年2月美国对伊开战之前，德国《时代周刊》(DieZeit)同时登载了7位学者的文章，探讨战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除了马克·里拉之外，撰文者包括德沃金(Ronald Dworkin)、巴特勒(Judith Butler)、罗蒂(Richard Rorty)、马加利特(Avishai Margalit)、韦奇伍德(Ruth wedgwood)和盖德明(Jeff Gedmin)，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不过马克·里拉并未就此走人中国人的视野，多数人的眼球恐怕很快被3个月后由更为熟知的人物——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等发出的“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所谓“新七君子宣言”吸引去了。

事实上，里拉在《时代周刊》上的文章颇具意味。他开门见山地声明，他反对布什政府计划中的战争，但是他似乎更强烈地反对那些以错误的理由而反战的人群。在另外一个场合，他甚至还针对以君特·格拉斯为代表的欧洲知识分子掀起的反美情绪，指出一些欧洲知识分子的言行已趋向极端主义，而这几乎是整个欧洲知识界的传统，近代欧洲知识界的那些英雄无一不是极端主义者，尽管一些思潮已经失去了主流地位，但这种传统依然在发挥着作用，吸引着新一代的信徒，滋生出新的运动。这些言论也是对本书基本立场的一个直接呼应。显然，我们很难把马克·里拉看作一个书斋型学者，而他乐于并擅长探讨的所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的问题，重点不在于他们是否应该参与，而是如何参与，以怎样的立场参与。

马克·里拉1956年生于底特律，在新教背景的家庭中长大。1980年代早期，曾在新保守主义期刊《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做过编辑，后来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宗教、政治和现代性。据他说，自己曾在欧洲生活三年，亲历东欧1989年事件之后开始远离新保守主义，反观美国政治时也从此多了冷静，少了愤怒。他的论题跨越政治和神学，其身份也堪称介于学院与新闻媒体之间。多年来，他为《纽约书评》和其他刊物撰稿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执教的时间。他讲究“精读原典”，著有《G·B·维科：一个反现代者的形成》(1993)，编有《新法兰西思想：政治哲学》(1994)，《以赛亚·伯林的遗产》(2001)，其关于欧洲知识分子和现代政治生活的文章频繁见诸书评报端。据悉，明年还将有一部著作《早夭的上帝》(The Stillborn God)问世，依旧探讨欧洲宗教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张力问题。

近年来，里拉在《纽约书评》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先后发表文章，所涉人物，诸如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卡尔·施米特、本雅明、福柯、科耶夫、德里达和柏拉图，无不是欧洲乃至世界思想界的巨擘，而文论的主题则愈加明晰，直指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的众生态。2001年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即成本书。次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专门在波士顿举行圆桌会议探讨此书，更引起学界广泛关注。2003年，本书再版。

里拉拿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开刀，显然不是赶1980年代起便流行的“污名化”知识分子的潮流，更非号召“反智”。乍看来，本书似乎和不久前国内引进翻译的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有些“家族相似”，但与后者潜入私人生活细节不同，《遇到政治》开宗明义，将知识分子置于政治的聚光灯下。他声称写下这些文章完全是受“失望感”的驱动，因为他失望地发现，这些思想者在政治上存在着瑕疵，而这些瑕疵对于知识分子肩负的使命而言可谓是致命的。里拉是“认真对待”知识分子的，在他看来，德雷福斯使命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应有之义，而且容不得半点滥用、错用和怠用，不能决绝于叙拉古的诱惑，便很容易沦为一种助纣为虐。而在另一方面，与《知识分子》的观点不谋而合，里拉亦将知识分子对暴力暴政的态度，作为判断的关键性标准。在后记中，他将20世纪的欧洲暴政不仅仅归结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于是便不难解释，何以除了海德格尔、施米特等早已“臭名昭著”的亲纳粹分子外，不计后果、有辱使命的黑名单里又添加了科耶夫、德里达、本雅明、福柯等人这一巨大的悬念。

作为长期观察欧洲智识文化的美国人，里拉认为，相比起奉行移民政策的美国已然形成的宽容文化，欧洲始终缺乏温和的智识传统。而避免这种偏激的出路，作者毫不含蓄地给出了自己的立场，并且以一种不甚宽容的方式，批判着自由主义文化之外的其他生活组织形式。这样一种决绝的态度，与其宽阔的视野、别具慧眼的洞察，形成有趣的对比。而文本内含的紧张，又似乎更容易激发读者思考的动力。况且，借美国学者的眼睛审视20世纪的欧洲知识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毋宁是一个微妙的角度，视野所及之角落，恐怕是通过对欧洲或美国的“直视”所无法轻易抵达。

只是，翻译有别于阅读，译者由于翻译而使自己更大程度地附着于文本之上，倘使译者的性情与文本的观点之间发生冲突，就像爱情的花朵凋谢于充分了解之后，翻译的结束，似乎暗示着情感上的解脱。而这样一本译著的性格，并非因为语言的转换，而是在另一种文化背景的映衬下鲜明起来。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于中国亦然，但事先为知识分子划定价值标签，出身于西方自由社会的作者，守护自己所信赖的价值，本无可厚非。然一旦移译他地，那种将自由主义文化以外的其他价值，简单地划为政治禁忌，不能不为读者细察。

合作翻译，是本书两名曾经同窗、同寝室的译者的诸多共同夙愿之一。而此次跨越千山万水的合作则多少有赖机缘巧合。尽管难免要归功于现代网路技术超越了距离，但若非此距离，就无从晓得友谊的价值与珍贵。而友爱或可看作是本书译者，在文本之外对知识分子遭遇政治困境的补充。本书一、二、五章及后记由王笑红译，序言及三、四、六章由邓晓菁译，最后由王笑红统稿。尽管译者极尽审慎之义务，然专业、视野和水平所限，讹误之处在所难免，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邓晓菁 王笑红

2005年9月于基尔、上海

　　马克·里拉的这本书……是在失望感的驱使下写就的，那是爱者才有的失望。他看到，在面对充斥于20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里拉才思敏捷，具有提示真相的天赋，这本集子的每一篇研究都发人深思、给人启示。——《纽约时报书评》　　在对欧洲知识分子的评论方面，马克·里拉无疑是最有才气的。他的作品不事技巧，深刻而流畅。——保罗·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