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收集了黄有光教授有关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研究方面的主要文章。主要观点包括：社会福祉函数、第三优政策、第一优政策等。在译者通俗易懂和尊重原著的风格中，读者可以领略到知名华人经济学家的思想核心，紧跟经济学发展研究趋势。

本书收集了黄有光教授有关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研究方面的主要文章。主要观点包括：社会福祉函数(即社会最终所应该极大化的东西)必须基于个人的基数效用或福祉(即快乐)，而且应该是每个人的福祉的无权总和。考虑到信息和行政成本的第三优政策与第一优政策非常接近，如果信息匮乏，则第一优法则适用。在个别问题上，应以效率挂帅，平等的目标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相对收入效应使公共物品开支的最优规模比传统的公式所得出的要大。

导论／1

第一部分 经济学家在政策建议上的作用

价值判断与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作用／13

第二部分关于社会福祉的一些基本问题

效用、知情偏好抑或快乐?--何为哈森伊之观点的逻辑终点／21

平等与效率抑或自由与公平--一个内在矛盾／48

边沁抑或伯格森?--有限敏感度、效用函数与社会福祉函数／69

第三部分社会选择与效用理论

论社会福利函数、社会排序与社会决策函数的存在性／99

预期主观效用--诺依曼一摩根斯坦效用是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111

效用水平的人际可比性隐含效用差值的人际可比性／126

第四部分第三优理论

第三优理论发凡／135

准帕累托社会改进／150

经济效率与平等权利／182

第五部分公共政策

相对收入效应与公共支出的适用规模／205

钻石乃政府之至友--对仅因其价值而为人所喜好的商品征税不会造成

税收负担／215

混合钻石性商品与消费者理论中的反常情形--钻石性程度不变假设下斜率为正的补偿需求曲线／224

预算约束下的最优公用事业定价--对两部计费法的一个探讨／232

公平、效率与财务可行性--论公共事业尤其是市政供水的定价政策／246

非理性偏好

上文已提及，哈森伊认为"虚假"的偏好即非真实的偏好，不能用于规范性的目的。他举出了两个关于虚假偏好的例子，其中之一是"强迫行为"。例如，"有些神经症患者毫无理由地反复不停地洗手。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自愿的，并就这一程度而言，可以认为这是源于其本人的偏好。但是在一个较深的层次上说，这种行为显然是由一种或多或少无法抗拒的强迫心理所发动，因而是与其真实偏好背道而驰的"(p.135)。这种情况可视做某种程度的心理疾病，病因可能是患者的潜意识中有一种竭力想洗脱自身的罪孽或某种"不洁"的执著念头。像这样的虚假偏好当然不能与正常的偏好同等看待。我们并不希望改变一个人的正常偏好，例如他在苹果与梨之间的偏好，而治愈这类心理疾患却应该视为一种改进。然而，在这一疾病得以治愈之前，我们依然会"尊重"他的偏好。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不给他水，他无法洗手，他就会感到极不舒服。那么，为什么对他的强迫行为进行治疗是可取的，而不给他水是不可取的呢?依我看，这是因为这两种做法给他的(或许还有其他人的)快乐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于是，我们再一次看到，快乐比偏好更为基本。

虚假偏好的第二个例子是"自我欺骗"。"有些人装作具有一些他们认为非常时髦和高雅的偏好，并且最终连他们自己都误以为他们当真有这样的偏好--尽管他们真正的偏好与此大相径庭，或者，当这种伪装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自己都搞不清他们真正的偏好是什么。各种审美价值非常可疑的怪诞艺术样式都有一批爱好者，他们常常组成趣味相投的小圈子，在我看来，其所作所为正可以用上面的话来概括。"(Harsanvi，1997，p.135)我对所谓的怪诞艺术样式知之甚少，但是把这些艺术爱好者的偏好一概称之为自我欺骗似乎有些欠妥。

哈森伊认为，顾名思义，知情偏好总是建立在所有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所以它总是与我们的真正利益相一致的。但是，人们的偏好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总是符合其利益的说法是有问题的。这里所谓"利益"的含义不甚明了。如果它指的是人们在充分信息的条件下持有的任何偏好，那么说它与知情偏好相符就是一种同义反复，而使用"利益"一语就有误导之嫌。如果它指的是福利、快乐或类似的某种东西，那么人们在充分信息下的偏好并不总是与其利益一致，这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正如上一节所述，存在非情感性的利他心(或恶意)；其次，生物学上或心理上的某些因素可能会对偏好或行为发生影响，使之偏离福利的目标，我们将在下面对此加以讨论。

除了无知和对他人福利的关怀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可以导致偏好与快乐之间发生分歧，根据我的定义，这些因素统称为非理性。我们以下讨论的两个因素(它们也许不是完全互不相关的)至少可以部分地用某些生物学上的道理来解释。(哈森伊也略微提到一些可能导致非理性行为的心理上的条件反射效应。关于别的一些可能造成非理性偏好的因素，请参阅Ng(1989a)。)

首先，很多人对未来的心理折现率过高甚至完全不予考虑。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这种现象，其中包括经济学家。例如，庇古(Pigou，1929，p．25)把这种现象称为"不健全的预见力"，拉姆赛(Ramse)r，1928，p．543)称之为对未来的"想像力不足"，哈罗德(Harrod，1948，p．40)则干脆名之以"理智对激情的屈服"。对将来的消费、收入或其他形式的货币价值用一定比例予以折现是明智的做法，因为今天的一元钱可以转换成将来一元钱以上的价值。如果未来的效用是不确定的(对健康人而言，这种不确定性微乎其微)，那么对它进行折现也不为过。但是，将未来指标作超过上述理由所许可程度的打折就很可能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的一个具体表现是自愿养老储蓄的严重不足，这迫使一些国家采取了强制性的养老计划并为之提供巨额的补贴。我有幸在一次问卷调查中碰到了这种储蓄倾向不足的一个极端例子。这次调查的问题是，如果利率调高的话，人们将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其储蓄(Ng，1992)。该问题的一个隐含假设是每个人都有一些储蓄，因此给出的答案选项是人们在原有基础上愿意增加其储蓄的比例。不料，有一个受访者竟然宣称他从不存钱，于是我把答案由原来的"多存20VA，的钱"改为"每月存20元钱"，如此等等，再要求他作答。他回答说即使年利率高达百分之几百，他依旧不打算存一点钱。只是当我问道，"如果今天存人的1元钱来年会变成100万元，你会存钱吗"，他方才表示他会的。我还非常细心地了，解到，这位看上去非常健康的年轻人并没有因为身罹绝症或其他原因而担心自己会过早去世。

就人类以外的大多数动物而言，其行为基本上是由预设在基因编码中的本能所决定的，并不涉及有意识的对当下成本与未来收益的权衡。诚然，蚂蚁会储存食物，松鼠会窑藏坚果，不过这类行为如果不是完全，也基本上是出自本能。如果动物也会作一些理性选择的话，那么这些选择还仅限于通过对眼前情势的估计来决定当下的最优行动，例如是进攻还是逃跑。对较远未来期的回报进行预计需要个体具备更强的"推理"、"想像"和"预见"的能力，但是对人类以外的大多数其他生物而言，在基因编码中设置这些功能的成本收益比都太高了。当然，我们知道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先天具有这种能力(这并不是否认我们的行动也部分地受凯因斯所谓的"动物冲动"--包括积蓄本能--的支配)，但是，既然这一高级的功能全然不为其他大多数生物所具有，一个自然的想法就是它在我们人类身上也尚未进化得多么完善。此外，这种能力在每个人类个体身上的发达程度也有高下之别。这样看来，难怪我们有相当比例的同类没有充分的预见力。其次，快感的强烈诱惑(尤其是相对于未来成本而言的眼前的快感，因此它与上一因素有关)和生物冲动对人的行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在生物进化历程中出现有应变力的物种(根据我的定义，是指其行为至少部分的是经过选择，而不是完全由自动的程序式反应所决定的生物)以后，自然选择使这类物种的神经系统发展出一套赏罚机制，从而保证它们所作的应变性选择是有利于提高其适应力的。因此，所有有利于个体适应力的活动，例如在饥饿时享用有营养的食物以及与富有生殖力的异性交配，都通过快感得到了奖赏，而所有不利于个体适应力的活动，比如招致肉体上的伤害，都通过痛感遭到了惩罚。(于是，所谓有应变力的物种也就是拙著(Ng，1996b)中定义的"理性"物种。该文旨在阐明，复杂的生境有利于理性物种的形成和发展，后者进而使环境变得更为复杂，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加速了生物的进化过程。这一理论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主要由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推动的生物进化历程会在地球形成以来的短时间内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而这个疑问正是神创论者对于进化论的责难之一。)除了事后的苦乐奖罚之外，我们还先天具有一些内在冲动，来驱使我们实现那些增强自身适应力的功能，例如交配。一般来说，这些强有力的诱惑和冲动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它们推动我们去从事那些既有利于我们的生物适应力又能提高我们福利的活动。但是，进化的主要方向是适应力的最大化而那些增进福利的功能只是为了间接服务于适应力的提高，同时，由于我们的行为并不全然由理性计算所决定，它还部分地受基因预设的本能倾向比如冲动之类的影响，所以我们的行为和福利之问就难免有一些分歧。(拙著(Ng，1995)着重就后代繁殖数量的问题讨论了适应力最大化与福利最大化之问可能出现的冲突，可供参考。)例如，少男少女常常由于受到性冲动的驱使和性快感的诱惑而从事不谨慎的性行为，甚至不顾这对其长期福利可能产生的危害，比如早孕和感染爱滋病。这固然可以部分地归咎于无知，但是生物冲动的作用也是无可否认的。P.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