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三星堆和长江文明研讨会所做摘要的文集，主要针对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对巴蜀文化与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阐发，对三星堆、金沙等遗址的发现作出集中剖析，并对巴蜀文化的探索进行总结，在这样的基础上，前瞻了今后工作的发展趋势。

考古学的进展业已表明，中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多地区的。灿烂的中国文明，系各民族、各地区人民所共同缔造。文明起源的研究，是现代科学的重大问题之一。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历程的探讨，最近已经获得多学科学者的普遍重视。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之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这也许就是四川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文化厅、中共德阳市委、德阳市人民政府发起召开“三星堆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意义所在。

在德阳召开的这次“三星堆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位先生依据大量的材料和深入的研究，对巴蜀文化与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阐发，其论说比我的认识无疑更为明确，更为深刻得多。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早已经声闻天下，但是这项发现的重要价值，恐怕还要等到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会得到充分的估量。我常常想，像三星堆以及巴蜀文化这样的发现，应该和历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等一样，列入世界考古学的史册。近些年，由于种种条件的改变，中国的考古成果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比如曾任考古学史会议主席的英国学者丹尼尔，他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考古学一百年》，70年代修订增补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都不曾将中国放在考古学史的主线上，而到其逝世前1981年出版的《考古学简史》，才把未来几十年考古学的新发展寄望于中国。三星堆及巴蜀文化研究所造成的影响，在2l世纪中无疑会逐渐凸显出来。

这次会议的突出成就，是对三星堆、金沙等遗址的发现作出集中剖析，并对巴蜀文化的探索进行总结，在这样的基础上，前瞻了今后工作的发展趋势。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学者们为未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课题。如《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文中讲到的“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和周边文明的关系”、“巴蜀文化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文明的关系”，以及三星堆文明是封闭还是开放，就需要今后特别探讨。还有不少方面，读者不难由各麓论文中梳理出来。

会议以“三星堆与长江文明”为题，本身就是相当重要的。这个主题反映着一个很有价值的．见解，即三星堆及巴蜀文化是整个“长江文明”的组成部分，应该把巴蜀文化置于“长江文明”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会议上的许多论文，都环绕着这一中心。

20世纪学者论述中国古代史，每以东西关系立说。傅斯年的名文《夷夏东西说》，认为夏与周在西，夷与商在东，彼此交迭兴起，在历史学界有过很大的影响。不过他讲到的夏、夷、商、周，各自的中心都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到了20世纪后半期，随着考古工作在全国普遍开展，古史研究者的眼界也不断拓展，长江流域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关注。于是，东西关系的观点为南北关系取代，一些论著提出了黄河、长江为中国“两河”的新说，“长江文明”的概念即由是产生，成为学术界热门的话题，有关研究成绩显著。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南北之中还有东西。黄河流域可分为西部的上游，东部的中下游；长江流域也可分为上游和中游、下游。长江在南方一直是横贯东西的交通干线，其上游有滇文化、巴蜀文化，中游有荆楚文化，下游有越文化，等等。大家看，在三星堆器物坑里，已经发现特点与湖南、湖北荆楚地区相似的青铜尊、罍。巫山大宁河李家滩发现的大尊，是其间的中介。这里还出有与安徽阜阳润河所出类似的龙虎尊。在金沙遗址中出土的有刻画符号的长琮，则是由良渚文化分布地流传过来的。这一类现象表明，远古以来的巴蜀地区，除接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外，还与长江中下游的文化交流，而且后者也许关系还更密切些。中原文化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长江中游，间接传入上游的巴蜀地区的。无论怎样，把长江流域不同文化放在一起来考虑，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

最后还想说一下巴蜀文字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有很好的看法，业已朝向解决跨进了不少。前些时候我在成都谈过，由于有关材料大量出现，巴蜀文字性质的判明已具备条件，距离解读不远。大家知道，世界上还没有解读的古文字不多，巴蜀文字一旦解读，将是学术界一件有震动性的大事。

  2004年9月8日

  于北京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