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本书容易，写一本书而能拓展人的文化精神空间实难。

这部以图志命名的书，开拓了图与文互动互释的文学史方式，读诗文既讲悟性，读图画又知趣味。副题标示“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当是强调考察文学史的民族学、地理学、考古学、文化学诸角度，在文学史的时间维度上增加了层面丰富的空间维度。每章之前有楷体排出的“小序”，告白着如何因由这些角度入乎其里而出乎其表。

借文学史的新形态来考量中华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整体特征和动态过程，包括它的文化哲学与合力机制，是一种创新尝试。其旨趣或如作者所云，难道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大国，不应有一幅绘制得完整、坚实、博大、精妙而体面的文学地图吗?

本书采取图志学的表述方式，意在使文字文献和图画这两个不同的表意系统，形成相互阐释、相互对质、相互深化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y)的结构功能。把图志引入文学史写作，以开辟文学史表述的多样的可能性，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情。1992年我和日本中井政喜教授、中国张中良博士合作，撰述《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尝试着把原始书刊的图画作为蕴涵着丰富信息和趣味的待开发的资源，引入文学史写作系统，与原始书刊文献的解读，构成“以史带图，由图出史，图文互动互释”的新的表述形式。究其初意，无非想寻找一条中日学者合作时可以超越文字障碍的精神通道，顺带也偿还我研究现代小说史时被原始书刊别具意味的许多插图诱惑而生的一种夙愿。该书在台湾和大陆(改名《中国新文学图志》)先后出版后，以图来言说历史、人物和文学史的风气渐盛，颇有一些著述者以“图志”(或变通为“图文志”、“图史”)而名其书了。

导言：文学史观念和方法通议/1

第一章 走向多元一体文化结构中的文学/40

 第一节 宋朝国策与文风鼎盛/41

 第二节 与宋朝并存的中华诸多文化板块/45

 第三节 民族文学多样性及“边缘的活力”/46

第二章 宋诗在挑战馆阁诗风中起步/59

 第一节 贬官文学与山林文学/60

 第二节 洛下才子群与梅尧臣/69

 第三节 苏舜钦的豪隽超迈/74

第三章 宋词第一浪以俗为先锋/77

 第一节 城市文化空间与柳永词/78

 第二节 晏殊词的闲雅清远的府邸文化空间/86

 第三节 晏几道的词史回波/89

第四章 欧阳修开拓的文学大家气象/93

 第一节 散文的诗化魅力/94

 第二节 诗的平易化和词的私人化/100

 第三节 国家重臣的文学魄力：从《岳阳搂记》到《资治通鉴》/104

 第四节 张先的本色词/111

 第五节 曾巩文章与家族文化/113

 第六节 王安石的政论和诗/121

第五章 苏轼与士人文化范式/129

 第一节 作为进士层群之文化典型的东坡风范/130

 第二节 苏诗的忧患和理趣/135

 第三节 旷世词风的开创/140

 第四节 黄州东坡现象/146

 第五节 苏辙绿叶扶花的成就/150

第六章 黄庭坚的诗派意义/153

 第一节 老辣生新的山谷体/154

 第二节 文字功力第一流/159

 第三节 陈师道的苦吟/163

第七章 北宋中后期词坛/165

 第一节 秦观开发词的言情功能/166

 第二节 贺铸的武人豪情和幻美/171

 第三节 周邦彦词的工艺性/175

第八章 辽金文学的文明史价值/183

 第一节 辽代诗风的直率和深婉/184

 第二节 金前期文学的痛苦中融合/189

 第三节 金中期文学的汉调胡音/191

 第四节 金后期的刚劲诗风/194

 第五节 元好问的幽并豪侠气/198

第九章 为文学发展时段的两宋之交/206

 第一节 词在转折中激活生命/207

 第二节 陈与义的悲慨沉雄/213

 第三节 朱敦儒的清旷豪逸/217

 第四节 词发现了良心也发现了风格/220

第十章 慷慨与深婉的吟唱/225

 第一节 张元干的慷慨悲歌/226

 第二节 张孝祥的英姿奇气/228

 第三节 李清照的本色当行/231

第十一章 南宋诗的中兴气象/243

 第一节 范成大的忧患心和平常心/244

 第二节 诚斋体的自然风和秀巧风/249

第十二章 陆游诗的空间和规模/255

 第一节 爱国诗的高昂悲壮/256

 第二节 风俗诗的深醇和爱情诗的深挚/262

第十三章 辛弃疾与志士词派/269

 第一节 剑文化情结与寻找英雄情结/270

 第二节 大刚大柔的稼轩体/279

 第三节 陈亮以政论入词/285

 第四节 刘过词的悲愤和戏剧化/288

第十四章 南宋词坛的纵深度/291

 第一节 姜夔雅士词的清刚幽冷/292

 第二节 词学复雅潮流中的曲径通幽/300

 第三节 秾丽神秘的梦窗体/303

第十五章 南宋后期诗才的衰变/308

 第一节 四灵诗平凡的灵性/309

 第二节 江湖诗派的清豪和词风的平民化/312

 第三节 刘克庄走出四灵和江湖派/315

第十六章 志士与遗民的歌唱/318

 第一节 文天祥的生命绝唱和浩然正气/319

 第二节 遗民诗词的精神变异和绝望的时间体验/323

 第三节 词的曲化和易代悲音/328

第十七章 民族文学神异的美学空间/332

 第一节 雄伟绚丽的吐蕃史诗《格萨尔王传》/333

 第二节 从史诗《乌古斯传》 到回鹘长诗《福乐智慧》/343

 第三节 蒙古书面文学之祖《蒙古秘史》/351

第十八章 社会文化结构震荡与元杂剧崛起/361

 第一节 杂剧前史的民间性和边缘性/363

 第二节 关汉卿悲壮超迈的历史英雄梦/368

 第三节 民间智慧的笑与怨/374

第十九章 元前期杂剧/380

 第一节 爱情经典《西厢记》/381

 第二节 以雅化俗的诗剧妙音/386

 第三节 白朴杂剧的白居易情结/389

 第四节 马致远的语言天才和精神焦虑/395

 第五节 游牧文明冲击下的民间意识上泛/402

第二十章 元后期杂剧/408

 第一节 杂剧中心的南移和衰变/409

 第二节 郑光祖的离魂想象与戏说历史/411

 第三节 对友情和金钱的民间性反省/416

 第四节 乔吉重构文人诗酒风流/418

第二十一章 元散曲的胡音俗调/422

 第一节 散曲提供了新诗学/423

 第二节 张可久的雅丽曲韵/425

 第三节 散曲的杂剧情趣/428

 第四节 色目曲家贯云石“走出大都”/430

 第五节 薛昂夫超越种族偏见的文化认同/434

第二十二章 元诗的脚步/439

 第一节 开端期的胡化气质/440

 第二节 痛苦中的南北融合/445

 第三节 融合期的文化保守姿态/450

 第四节 色目子弟改写边塞诗体/453

第二十三章 元中晚期诗风/458

 第一节 虞集的雅正沉郁/459

 第二节 萨都剌面对“一江南北”的历史反省/463

 第三节 杨维桢的狂怪/471

 第四节 王冕的悲悯和清高/477

第二十四章 南戏的命运/484

 第一节 南北文明冲突及南戏的选择/485

 第二节 荆刘拜杀四大南戏/486

 第三节 《琵琶记》的纲常伦理和民间趣味/490

第二十五章 话本的空间/495

 第一节 小说与民间智慧结缘/496

 第二节 世俗奇情的市井人性认同和美学样式/498

 第三节 讲史平话的民间心理情结和文化史价值/508

结语/516

图片索引/534

后记/540

然而，相比于10世纪以前的唐朝和13世纪以后的元朝，夹在中间的宋朝显得兵力积弱、国土褊狭。宋王朝只不过是整个中华民族诸多文化板块中一个文化含量极高的板块，宋朝文学是一种承受着日益沉重的外部压力，在一块相对稳定繁荣的土地上所修炼的文化内功。爱国抗敌，成为南宋文学最充满激情的主题。因此，考察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碰撞融合，成为考察这几百年间中国文学的关键中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个大时段中，中华大地上存在着几乎与宋朝相始终的诸多王国、诸多文化板块。这些文化板块的漂移、挤压、碰撞、交流、吸收的深广程度，深刻地影响着各自板块的多样性的文化特质、存在形态和未来命运。在中国正史中，宋、辽、金三史并列，与这三朝形成鼎足之势的还有党项人建立的西夏。1004年“澶渊之盟”及其后的两三年间，宋廷以输银纳绢的方式，获得与辽、西夏虽有战事或摩擦，却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贸易，因而大体平稳相处百年的局面。此外游牧于漠北的回鹘汗国在9世纪40年代解体后分三路西迁，除了迁至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亡于向西扩张的西夏之外，另两支分别在吐鲁番和喀什一带，建立高昌回鹘王朝和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兼并了另一路自称是唐王朝之宗属的于阗回鹘，其统治者自己冠以“桃花石”(中国)称号，分中国为上、中、下三部，自居下中国。1085年在与宋朝大宗的马匹交易中，得价一百二十万贯之巨。或如喀喇汗王朝的名著《福乐智慧》所说：“要是中国商队砍倒自己的旗子，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

吐蕃自松赞干布在7世纪统一藏区、文成公主入藏而奠定汉藏舅甥关系之后，二百年间唐、蕃处于会盟和会战之间，并在吐蕃赤松德赞时期联合南诏、党项、回鹘诸部，攻入唐朝首都长安。但是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荒唐毁佛，于842年被杀之后，吐蕃陷入长期的四分五裂，各种佛教门派展开百家争鸣。直到1252年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前往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其后被尊为国师，统领吐蕃事务，吐蕃才作为完整体纳入中国版图。地处西南的南诏，由于唐玄宗天宝年间杨国忠误国征伐，就联合吐蕃叛唐。到了10世纪初前期，大臣篡位，政权三经更迭，直到白蛮段思平于937年建立了延续三百余年的大理国。其国主曾被宋太宗册授为“云南八国郡王”，又被宋徽宗册授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王，因而以名誉上属国关系，与两宋王朝保持着马市交易和民间文化交流。它每年由邕州横山寨向内地输出军马数千匹，缓解了此战略物资的短缺。由此可知，在10—13世纪的中华文明的总系统中，存在诸多子系统的文化板块的碰撞分合，由于各文化板块的地理位置、空间距离、文明阶段、文化方式、历史渊源和现实状况千差万别，它们文学的存在形态和表现方式在整个中华文化总体结构的位置、意义和功能也就不同。但是在其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对峙互补而逐渐趋向多元一体的强大潜流，这为中华文化的精深创造和充满活力的流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动力。

10世纪以后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大风大浪中继续着它的行程。在巨舟远行中，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既给予它巨大的驱动力，又以厚积深蕴的内涵给航船压载，使其不致倾覆。边远民族文化又吹来长风，鼓起风帆，给它强劲的推动的同时，点缀以多姿多彩的鲜丽的风景。P45-46

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的观念和形态，已经走到了它建立现代大国风范的新的历史门槛。

所谓“踵事增华，因时递变”，中国文学史观念，至今凡有三变。一是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的“杂文学观”；二是20世纪从西方借鉴来的承认文学的独立价值，既推动其个性化、流派化，又使之成为独立学科的“纯文学观”；三是20、21世纪之交应对全球化潮流，正在崛起的讲究综合创新、重视文化时空过程的“大文学观”。

我们秉持“大文学观”的理念。多年来对中国文学的贯通性研究，使我们发现，中国文学地图，原本比过去的任何文学史著作所描绘的样貌都要恢弘壮阔、丰饶、精彩得多，尤其是在我们启用与之相关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考古学诸视角的时候。过去的纯文学史观，固然解决了文学本体样态的某些问题，但它的阐释框架未免过狭；中国文学总是与中华多民族多地域百川激荡汇流而形成文化共同体的命运息息相关，仅靠单纯的文学内部封闭式的研究难以发现其深在关联。纯文学观如果纯到了带有某种先验性和静观性，就很难深入把握中国文学在几千年的历史变动和民族融合中所展示的那种地理学上的文化流动，民族学上的精神汇流，以及它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共始终，所表现出的“有容乃大”的文化哲学。于是，我们开始了虽然艰难，却自信更有价值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工作。

重绘的可能性起码存在于三个层面：一是精神层面的内外相应，即个体经验与时代命题的交互作用；二是文化层面上的雅俗相推，即文人探索与民间智慧的互动互补；三是跨地域民族文化的多元重组，即中原文学与边地(边远或边疆之地)少数民族文学的相激相融。聚合着多元文学要素的地图重绘，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就可能引发观念革命，不会画地为牢地以纯文学自居，作出以精贬杂、以雅贬俗、以汉贬胡的价值倾斜，而是在破除纯文学崇拜情结之后，重新发现丰富多彩的文化存在对中国文学形成多元一体的大国风范和大家气象的不可缺少的伟大作用。

重绘，还意味着文学史写作方式的突破。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中国文学与图画的互文性关联，便引入“文学图志学”观念，尝试着文学史的新写法——换一个位置、换一种角度看文学世界，创造一种“以史带图，由图出史，图史互动”的文学史形态。图志学不仅注意图的历史证据的价值，而且注意它们的精神文化的价值。图，一张张脆黄的纸页，在这里衍化出一种精神，一个生命，一座座灵魂的路标，一层层文化意义的反馈。它们引领着我们思想的漫步，一直走入中华民族博大而沧桑的文学血脉的深处。

《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工程，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有可能把这卷书面世了。本书原来的副题标示为“公元10-14世纪”，几经斟酌，改定为现在的“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

这样标示，也许更符合本书的特点。因为它同以往文学史不同的地方，若能偿其初衷，则应是在司空见惯的时间维度上，着重致力于空间维度的开发，由此而沟通了汉民族文学与诸多古民族、少数民族文学，沟通了中原文学与诸多地域以及边疆文学，沟通了或雅或俗的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沟通了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以及整个文明史过程。文学史在这里呈现为广视角的或多视角的形态，它除了采取作者已运用多年的图志学形式之外，用了很大精力强化了文学研究中的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和民族精神史的视角，并力图使之形成一个丰富多彩而又浑然一体的互动、互渗、共创、相融的系统。文学史在这里又呈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它要求作者抱持着充分的现代意识，认真而深入地返回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总体结构、本质精神和动态过程中，从文学的角度考察、体验、透视，进而总览我们文化共同体的各种文明要素是如何生成，如何存在，如何碰撞，如何激活，如何变异，如何凝聚，并最终提供了形成今日之中国多元一体、充满活力的文明状态的可能性。因此，本书所崇尚的是一种融会贯通之学，并以此力求超越那种把文学史写作局限于对汉语书面文学进行静态分析的做法。

历史需要有足够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才能深刻地展现它的整体性、复杂性和过程性。所谓足够，不仅指时间足够长，空间足够宽，而且指二者的交关足够深。中国文化把地理学附从于历史学，为我们考察文学史或文化史的时候使时空相互交关，提供了思维方式上的便利和优势。本书之所以选择公元10-14世纪由宋朝到元朝这四百余年的历史时段，作为整个图志工程的人手之处，固然与作者的知识储备和治学程序有关，但更带有本质性的是作者觉察到，这四百余年纵横万里的东方文明地域始终处在一种断与续、兴与亡、分与合的变幻频繁的文明紧张时段。体验紧张，乃是学理探讨上的一大乐趣。在这里，时间把空间转化为历史，空间把时间接纳为过程。宋朝结束了残唐五代的分裂局面，据有中原而统一江南，但在北方和西北方的军事对峙中始终难有作为。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先后崛起了强悍的辽、西夏、金、蒙古政权，并且得寸进尺地大幅度压缩宋人的地理生存空间，直至使之亡国。宋人在地理生存空间上承受沉重的压力，却使自己的智慧另谋发展，在文化的精深创造上得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补偿。他们有效地延续了文化四脉：道脉、史脉、文脉、诗脉，并使之精深雅致地经典化，以致北来的游牧文明雷霆万钧地震撼着中原文化总体结构的岁月，也难以抗拒地以景仰心情取法程朱理学、通鉴史学和欧苏文学，应该说，宋代文化的精深创造对于中华文明千古不绝的延续和再生，与有功焉。而在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南北对峙、碰撞和融合中，宋、元政权开拓了城市文化空间，推动了词、戏曲和小说的发展。边疆民族的文化创造力进一步激活，回鹘西迁进一步开发了西域，吐蕃分裂创造出辉煌的史诗和宗教，大理国和南方诸族则使歌谣和故事获得长足的发展，从而使中国文学的总体资源超迈前世。中国文学所蕴涵的文化哲学呈现为“能创始强，有容乃大”八个字，在文明紧张时段的时间、空间维度的交关作用下，形成了中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与边远民族文化的“边缘的活力”交互作用的合力机制和动力系统，从而把这个文明的文化总量做大了，做辉煌了。采取由宋至元四百年的长时段作为人手处，可以使我们更深切到认识中国文学的“为何”与“何为”，以及它的“何所为”与“何以为”这些事关本体论、认识论、功能论和动力学的基本问题。

本书采取图志学的表述方式，意在使文字文献和图画这两个不同的表意系统，形成相互阐释、相互对质、相互深化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y)的结构功能。把图志引入文学史写作，以开辟文学史表述的多样的可能性，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情。1992年我和日本中井政喜教授、中国张中良博士合作，撰述《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尝试着把原始书刊的图画作为蕴涵着丰富信息和趣味的待开发的资源，引入文学史写作系统，与原始书刊文献的解读，构成“以史带图，由图出史，图文互动互释”的新的表述形式。究其初意，无非想寻找一条中日学者合作时可以超越文字障碍的精神通道，顺带也偿还我研究现代小说史时被原始书刊别具意味的许多插图诱惑而生的一种夙愿。该书在台湾和大陆(改名《中国新文学图志》)先后出版后，以图来言说历史、人物和文学史的风气渐盛，颇有一些著述者以“图志”(或变通为“图文志”、“图史”)而名其书了。

撰述新文学图志的时候，我的研究领域已由现代及于古典，兴致所系，古典文学图志的设想也就进入日程。应了万事开头难的俗话，开头除了小说戏曲书的绣像插图多见之外，其他方面东鳞西爪，难得头绪。书店是经常逛的，有的书是可遇不可求，有时碰上重印的明版《诗余画谱》就大喜过望，有时遇到日本江户版的《唐诗选画本》就如获至宝。有一回在日本逛旧书店，发现一本画集录有明代流失海外的《竹林七贤图》和日本画家绘制的《项羽虞姬图》，妙处在我收集的同类画幅之上，却因画集昂贵，把玩再三，还是放回原处。但是临归国的前一天，我还是徒步到那家书店，把它购回，免得回国后吃后悔药。图志搜集趋于系统化的关键一步，是1998年的欧洲访书。时为英国学术院客座教授，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到大英图书馆，在一个月内普查了六万余种中文典籍，并抽印了百余种典籍的图像。其间借讲学机会，查阅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博德兰图书馆、伦敦亚非学院图书馆的部分图籍，并作了必要的复印。其后又为荷兰莱顿大学客座教授，查阅和有选择地复印了其汉学院图书及高罗佩藏书。此行得到了伦敦亚非学院赵毅衡先生，大英图书馆东方部主任佛朗西丝．伍德(Frances Wood)，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杜德桥、刘陶陶先生，剑桥大学苏文瑜、艾超世先生的诸多帮助。在一年多以后，我又到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名古屋蓬左文库、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书库访书，此行得到尾崎文昭等教授的帮助，拓展了图志学的视野。直到近时，我还请藤田梨那女士购得日本元禄三年(1693)《游仙窟钞》和文化三年(1806)葛饰北斋绘《新编水浒画传》的插图，以了那次东行访书的心愿。

图志学不仅要走向书店，走向图书馆、博物馆，而且要走向民间，走向田野。中国有志之士向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这种走路也是“阅读”，用脚、眼、身、心去“阅读”。当学者把田野调查当做图志学的基本功之一的时候，他走入了历代作家的出生地、求学地、宦游地、流放地、雅集地、登临地、隐居地和归葬地，面对苍山溪涧、芳草大漠，面对着不同地域的自然风光、人文情境和生存状况，寻找着、踏勘着、触摸着作家的生命轨迹和精神轨迹。他走入了废墟、遗址，拨开荒草古树，或避开闹市的嘈杂，阅读着剥落的碑刻、宅居、祠堂、楼宇、池沼、古桥、墓地，以及宗谱、地志、图集，思考着人与乡土、习俗、家族、姻亲，以及所有这些的盘根错节、盛衰浮沉、真伪混杂。当图书馆、博物馆以书画文物收藏着时间的时候，田野调查把飘拂着历史精灵的时间衍化为地理。文学由此借助图志与地理学结缘。这种认识是近十年来在全国各地进行图志学田野调查中逐渐明确的，借助外出开会和讲学之机，足迹及于河洛、齐鲁、晋冀、吴越、荆楚、巴蜀、赣皖、闽粤、湘桂、琼崖、云贵、秦陇以及青藏、蒙新、港台诸地，跋山涉水，长途奔驰，得意和失望兼有，以筋疲力尽换取发现的乐趣。与本卷书有关者，在眉山寻访三苏祠得到曹顺庆先生的帮助；在苏州寻访范成大石湖别墅、范仲淹祠和苏舜钦沧浪亭，得到朱栋霖先生的帮助；在安徽寻找梅尧臣、黄庭坚、张孝祥遗址及滁州醉翁亭，得到孙文光、臧连明、余大芹、吴微先生的帮助；在山西忻州、夏县、运城诸地寻找元好问、司马光和元杂剧的遗迹，得到狄宝心、李安纲先生的帮助；在金华寻找李清照八咏楼故居、永康五峰书院之陈亮祠，得到王嘉良先生的帮助；在河南寻找朱仙镇岳飞庙，得到刘增杰、高有鹏先生的帮助；在阜阳寻找欧阳修晚年退休地，得到刘学忠、李健、王启才、汪芳启先生的帮助；在青海搜集《格萨尔王传》的材料，得到格桑多杰先生及其秘书东珠瑙布的帮助；在内蒙古搜集成吉思汗材料，得到韩登庸先生的帮助；在乌鲁木齐搜集《福乐智慧》材料，得到黄川先生的帮助。从各方面给予帮助的师友甚多，难以备述，尚祈鉴谅。

宋代文学盛于江西。因而本书定稿之际的江西之行，收获颇丰。此行得到江西师大赖大仁、颜敏、戴训超诸先生的帮助和安排，八日行程三千五百公里。于庐山访白鹿洞书院、陶渊明墓、石钟山、西林寺，于修水访黄庭坚遗址，有邓星明先生陪同。赴抚州、南丰访汤显祖、曾巩遗址，有黄振林、章军华先生接待。于吉安访文天祥遗址、白鹭洲书院、□塘杨万里故里，以及到永丰访欧阳修故里，得到肖东海、刘德清先生的帮助。江西省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王琦珍先生赠阅刚出版的《江西文学史》，并陪同调阅了曾巩、杨万里的宗谱，一路上我还与他讨论宋人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的因由。到上饶、铅山寻访辛弃疾遗址和鹅湖书院，得到应子康、吴丹英、饶清华先生的帮助。尤其是驰于坎坷古道，越过泥泞田埂，进入荒芜丘陵，参谒辛弃疾墓，落得个满身泥水。图志之旅，用脚尖丈量着历史脉络，与当地的专门研究者拼装历史碎片时，每有心灵的启悟。

本图志于1996年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年后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精品项目。经过图画和文献部分的搜集清理之后，2000年底开始撰写文字部分，又过一年而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2003年初稿告成，邀请五位专家匿名评审，为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此后有七八家出版社来商谈出版事，总觉尚需大为修订才可付梓。2005年春节完成《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之后，集中九个月时间进行修改，文字由二十二万增至近四十万，图由一百八十六幅增至三百一十七幅，增加的篇幅超过原稿的百分之五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李昕先生允以最佳编辑、最佳审读、最佳美术设计来处理此书，遂与之签订出版合同，其后身历黄华女士、宁成春先生的精心高质的编校制作，殊为感动。由于天赐四面八方的心血浇灌，图志聚合了文字与图画两个异质的阐释系统，它们之间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内容形式的距离和参差，从而在丰富微妙、不拘一格的感知可能性中，敞开了一个联结着历史与文明、土地与人、具象与抽象的巨大的意义空间。图画的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古有今，若雅若俗，或绘或摄，亦中亦外，类别上包罗了出土文物、碑帖、雕塑、壁画、文人画、书法、年画、古籍插图、版本照片、外国绘画、实景拍摄。因而其功能也就多种多样，或可资考证，或可见风俗，或可点化作品精神，或可推知后世的景仰，或可从士人关注的焦点中揭示其精神认同的指向，或可从其对诗文的图解中指认其别有会心和意识偏离。甚至从一些精心绘制中，透露出王朝政治、都市景观，直至汉化、胡化的若干信息。图画与文字互动互补，可补文字叙述所未及，又可从图文对质中生发出深远的联想。这就使图志在文学史写作上独树一帜，令人在赏心悅目之时不可不承认一一图志乃是一个文化蕴涵丰厚、可激活发散性思维，同时也需要悟性来阅读的特种文本。图志在敞开一个凭借文学文本思量文明共同体的意义世界的时候，召喚我们共享文明的精彩。为此，我要感谢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心血所烘托出的性灵。

杨义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