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清官秘史》《五更寒》《柳堡的故事》《青春的脚步》《不夜城》《未完成的喜剧》《早春二月》《花好月圆》《大闹天宫》《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本书讲上述11部电影产生的过程，引起争论的历史背景，以及幕前幕后的故事，介绍特殊时期文艺批判带来的影响，披露不为人众所知的历史资料，旨在让读者在对这段历史的黑色幽默一声叹息的同时也对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有所感慨。

通过对“十七年电影”命运的研究可以透视出新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蚊终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忘记了这个时期电影的命运，实际上等于忘记了新中国建立初那一代人的命运，而那一代人的命运，又是建国初期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一个实践过程，其无论从思想、政治、教育等各个方面，对我们今人的生活，依然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本书从“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电影批判联络站，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于1968年1月印发的题为《毒草及有严重错误电影四百部》的小册子中，选取其有代表性的11部电影，讲述这电影产生的过程，引起争论的历史背景，以及幕前幕后的故事，介绍特殊时期文艺批判带来的影响，披露不为人众所知的历史资料，旨在让读者在对这段历史的黑色幽默一声叹息的同时也对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有所感慨。

序

第一章 命运多舛《武训传》

第二章 《清官秘史》——世纪冤案的导火索

第三章 “中间人物”留隐患，革命电影《五更寒》终遭禁

第四章 《柳堡的故事》——新中国电影与爱情的“初恋”

第五章 《青春的脚步》——新中国伦理道德片的探索之路

第六章 《不夜城》担重任，“资改”电影遭尴尬

第七章 东方卓别林的封箱之作——《未完成的喜剧》

第八章 最美丽的电影——《早春二月》

第九章 农业合作化时代的乡村生活篇——《花好月圆》

第十章 克隆奇迹——《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

第十一章 中国美术片的奠基之作《大闹天宫》

附录 历史藏品：《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

幕前幕后

女教师：“我们大家想一想，武训先生，一个要饭的叫花子，要了四十多年的饭，办了三个义学，让穷孩子也能念书学文化，真是了不起！今天，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政府给了穷人充分受教育的机会，翻了身的人，不再做睁眼的瞎子。今天我们纪念武训，要办好我们的冬学，扫除文盲，提高文化。”

女教师：“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你看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可是他死了之后呢，还是让地主们抢去了。所以说呀，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的。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我们要学习他的刻苦耐劳的作风，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头牛吧！”

这是电影《武训传》片头和结尾的台词。1951年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胡乔木、朱德等百余位中央首长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此片，“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中国电影时报》1986年11月29日)

缘起陶行知

这部电影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期，即1944年就开始筹拍。那个时代的中国是个有4亿人口的大国，封建王朝结束后，连年的军阀混战和外国侵略战争使中国越来越贫穷，文盲比例非常高，有志之士在奋起抗击侵略的同时，将教育视为摆脱愚昧、救亡兴国的一件大事。在教育界，当时最为推崇的是平民教育家武训。

1944年夏秋之交，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送给著名电影导演孙瑜，希望通过电影歌颂武训一生艰苦办学的事迹。但若干年后，这个提议的结果却影响到了无数人的命运和中国电影发展的方向，并波及到整个中国文艺界，这是陶行知先生在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陶行知为何想在这一年将武训事迹拍摄成电影？从当年的一则报道中，可以看到旧中国的教育现状，听到当时民主教育的呼声：1944年8月25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一个严重的教育问题”的文章，文章批评当时学校存在的问题有：学府变成衙门，教学不认真，对学生一味敷衍；学生成为学校派别彼此攻击的工具。

陶行知希望通过武训的事迹，在全国推行民主教育热潮，在以孔孟之道思想为基础的封建王朝结束后，力图为中国树立新的圣人形象。在向孙瑜谈到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时，他说：“乞丐的形象虽然不美，但是那颗比金子还宝贵的心灵，应该在全社会熠熠闪光。”

对于这样一个近世圣人，孙瑜认为正如陶先生所言，应将他这种金子一样的心灵通过银幕反映出来，但是在收集了武训的相关资料，准备筹拍时，因遇到各种困难，这部电影暂时搁浅了。

1946年，从美国出访回国后的孙瑜在经过一件小事后，对陶行知通过武训事迹推行民主教育的心情有了更加真切的体验。孙瑜在南京玄武湖畔散步时，看到警察在追赶一群“小流氓”，孩子们四散逃窜，领头的孩子被警棍打中，头上流着血。在逃跑中，这孩子看见地上有一本《三毛流浪记》，竟不顾警察追赶，跑去捡这本画册。孙瑜看他可怜，拦住他，拿出两块钱给他，这孩子却没有接，他跪在地上哭道：“好心的先生，只求你帮助出口气。我们只是家里穷得上不了学，不是坏孩子啊！”旁边十几个流浪儿心有同感，一齐跪下来请孙瑜为他们出气。孙瑜深受感动，他将孩子们扶起来说：“好的，画家张乐平画了《三毛流浪记》，为你们鸣不平。我要为你们编一部电影，奉劝世上的好心人们来扶贫济困，让穷孩子都能安心读书。”

回到上海，孙瑜马上去昆仑影业公司找挚友赵丹，向赵丹谈起在南京的见闻，希望马上将武训的事迹拍摄成电影。赵丹在江苏南通长大，他也了解到苏北高沙土一带有许多孩子因贫困而失学，有的地方接连几个村子都没有一座学堂。因此，赵丹非常赞同孙瑜拍这部电影，两个人很快将剧本初稿定了下来。剧本拿给陶行知看，陶行知认为写得非常好，在他的提议下，电影命名为《武训传》，他说，不要顾忌武训是乞丐这一身份，只要是为人民造福的，就要歌颂他，为他树碑立传。陶行知对这部电影非常有信心，他深信，有孙瑜这些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再加上名导演、名演员的加盟，电影一定会成为名片，在社会上造成轰动效应。

然而，时值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孙瑜始终无法把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尽快付诸实施。孙瑜没有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此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如果当时拍成了这部电影，它的内容也许会十分“纯净”而感人，这部电影也许会成为传世佳作。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武训传》大批判也不会由它而起，早已作古的武训也不会卷入政治的漩涡而沦为政治的祭品。不同的时机选择和把握，有时确实会产生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历史结局。P4-6

中国自1949年之后拍摄的电影统称为新中国电影，新中国电影可分为三个大阶段：

1949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共1 7年，简称“十七年”；

1966年——1976年，十年浩劫时期；

1976年——1989年，简称为“新时期”。

“十七年”也称”十七年电影”，老百姓则将这一阶段的电影统称为“红色电影”。这一批电影不仅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也是无法抹去的一笔。这批电影产生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巩固政权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又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她不仅仅是政权的交替，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次社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要求必须重新训练、培养人的意识。因此，社会历史的变革就直接影响到了作为最重要的文化实践之一的中国电影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变革。中国电影的这一变革是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十年浩劫中饱受了风雨沧桑后才分出了经纬。截止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大量文艺作品都被打成了毒草，其中尤以三个时期为烈。一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期间，二是20世纪60年代初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期间，三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

“十七年电影”是中国处于物质贫乏、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的产物，其技术力量也是极其薄弱的，但是依然产生出了许多非常优秀的作品。除了反映一般民众生活的《刘三姐》、《李双双》等影片，反映革命战争生活的《南征北战》、《英雄儿女》、《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影片以及《英雄虎胆》等扣人心弦的反特题材影片，还出现了“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甚至资本家的生活(如《不夜城》，不仅表现了他们的战斗、工作和学习，而且还表现了他们的友谊(如《情长谊深》和爱情(如《青春的脚步》。不仅一般地描写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爱情，而且把生活道德问题作为中心正面表现，谴责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如《青春的脚步劲。不仅在影片中敢于表现资本家的生活，而且敢于把一个资本家作为影片中的主角、正面人物去表现《不夜城)))。不仅正面地歌颂英维人物，表现革命斗争，而且正面地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拍摄了《新局长到来之前》这样的讽刺喜剧片。”(钟大丰、舒晓鸣：《中国电影史》，102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l版，1995年)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陈山认为，“我们看80年代初的类型片可以感受到‘十七年’(1949—1966)电影精神很好地延续下来……(刘铮，《中国电影回忆：类型片”集体灭绝”启示录》，新京报网络版，2005—04—29)80年代影片可谓“新时期”电影的高潮阶段，电影学术界给予“十七年”如此高的评价，可见这一时期电影的价值并不是政治批判和时代变革所能够抹杀的。那么“十七年电影”的精神是什么呢？有人称之为“刀刃上的舞蹈”。因为它并不是到文革时期才被打为“毒草”的。

香花和毒草的比喻，最早出现在1957年初。当时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党内那些思想僵化的人，认为放不仅要放香花，也要放毒草。他说：“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又说，“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他还特别提出：“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十七年电影”从《武训传》受到批判开始，普遍经历了被当作“香花”认可，而很快又被当作“毒草”铲除的过程，这个认可和铲除的过程恰恰反映了思想领域中的不同识见，也反映了国内政治形势随各项政策的调整以及受国内外政治事件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  我们知道，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多是从文艺界的问题发端的。整个文艺领域在建国以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实际上均受到了这种“香花”和“毒草”的“考验”。电影作为文艺战线最重要的武器，是意识形态最主要的传播工具之一，在这种考验过程中，最终演变为政治、思想“教具”，电影自身的特征也在“教具”化过程中逐日磨损、变形。既然电影是一种“教具”，对它的认识就有了“明确的”政治倾向，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对电影的认可和否定，自然也就有了“香花”和“毒草”之分。因此，那个年代的群众因观看电影而受到批判，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对“毒草”的屡次批判，都是将文艺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把政治倾向当作评判文艺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惟一依据。这导致“香花”和“毒草”这两个概念本身的涵义就很不容易捉摸，界限很不容易划清。而怎样去认识、判断“香花”和“毒草”，又主要决定于某些或某个政治权威人物的“表态”。“表态”为“香花”就一起歌颂，“表态”为“毒草”则统一进行批判。然而对同一部影片，有时不同的权威人物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香花”，有的则认为是“毒草”，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建国以来，党内存在着不同的政见和思想，由这种政见和思想的区别而划分出了左派和右派，继而引发了历次政治运动。

通过对“十七年电影”命运的研究可以透视出新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最终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忘记了这个时期电影的命运，实际上等于忘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那一代人的命运，而那一代人的命运，又是建国初期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一个实践过程，其无论从思想、政治、教育等各个方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鉴于此，本书从当年有关电影的有影响的资料之一——“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电影批判联络站、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于1968年1月印发的题为《毒草及有严重错误电影四百部》的小册子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ll部电影．讲述这些电影产生的过程，引起争论的历史背景，以及幕前幕后的故事，介绍特殊时期文艺批判带来的影响，披露不为大众所知的历史资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书旨在让读者在对这段历史的黑色幽默一声叹息的同时也对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有所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