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慈善事业家。他早年参加维新变法，民初担任国务总理，晚年投身社会慈善，救灾办赈，收养灾童，创办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并且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捐充儿童福利基金，同时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他一生爱国利民，功不可灭。

熊希龄是近代中国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从维新变法，到慈善济世，到抗日救亡，堪称爱国人士中的佼佼者。但长期以来，他却受到史学界的冷落，很少有人作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正如亡友林增平教授所曾指出：“学术界对熊希龄的评价一般偏低。其原因是他在袁世凯窃踞民国大总统时任过一年多的热河都统(1912年4月1913年7月)和八个月的国务总理。事实上，将这一年多的从政经历同他在1911午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迅即转向拥戴共和，并为创建民国也颇著劳绩的经历比较起来，毕竟只能作为大醇小疵、白璧微瑕来看待。”

序

第一章 拔起边陬之地

一 凤凰苗疆

二 军人门庭

三 寄居芷江

四 颖悟少年

五 校经求学

六 科举功成

第二章 探求改革之路

一 封闭求索

二 倡言武备

三 投笔从戎

四 著军制篇

第三章 襄办湖南新政

一 救急之见

二 江宁请械

三 筹议行轮

四 开通航运

五 奔走路矿

第四章 创设学堂报馆

一 请拨经费

二 求聘教习

三 招考学生

四 总理学堂

五 主持报馆

第五章 生死存亡之间

一 办南学会

二 文明排外

三 移风易俗

四 两派之争

五 受咎遭谤

六 步步相逼

七 性命从事

八 幸免一死

第六章 遭受革职之后

一 管束之下

二 西路办学

三 幸逢知遇

四 转注实业

五 务实沅州

第七章 解脱政治桎梏

一 醴陵建校

二 整顿治理

三 成功之路

四 边情外交

五 重新开复

第八章 重新步入政坛

一 随使出洋

二 暗中组党

三 化除畛域

四 参酌宪法

五 绸缪外交

六 奏劾王叶

七 粤汉路议

第九章 筹划东北善后

一 奉天入幕

二 东北善后

三 寻求利器

四 移民垦殖

第十章 从立宪到共和

一 奔走苏宁

二 清理财政

三 砬砬自守

四 造币总办

五 奉天盐运

六 策见三端

七 不忘湘事

八 翊赞共和

第十一章 置身民初政局

一 他派中人

二 出长财政

三 众矢之的

四 继续借款

五 热河都统

六 国务总理

第十二章 脱离官场政治

一 筹办煤油

二 离袁出京

三 宣慰湘西

四 决志退隐

第十三章 不能安于缄默

一 眷顾桑梓

二 奋力护矿

三 仍忧国事

四 阻止破裂

第十四章 希冀有裨时局

一 调停南北

二 期成和平

三 联邦政治

四 湖南制宪

第十五章 从事慈善救济

一 顺直救灾

二 筹赈五省

三 筹赈湖南

四 多方救助

五 慈善观念

第十六章 致力慈善教育

一 香山建院

二 独闯新路

三 创业维艰

四 走上发展

五 竭蹶支撑

六 慈教思想

第十七章 最后几年经历

一 改进教育

二 推广慈幼

三 奔赴国难

四 白发红颜

五 爪哇之行

六 逝世香港

后记

附录：熊希龄生平主要活动年表

一凤凰苗疆

在湖南省的西部边缘，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角，有一个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的小县，名日凤凰。该县与贵州省的松桃、铜仁两县交接，与本省的省城长沙则远隔千里。因为历史上，这里一直是苗人聚居的“五溪蛮地”，故亦称作苗疆。

历史上的苗疆从来就处于被征服的位置。历代统治者对于苗人的政策一向都是“恩威兼施”，“剿抚并用”。自汉唐以来，这里相继隶属于建昌、辰溪、渭阳、招谕各县。至宋代始建立土司，日五寨司，地置箪子坪。土司制度可以看作是封建统治者“怀柔”、“羁縻”政策的产物。在这种制度下，苗疆拥有相当自治的权力，其“田亩不在输纳之内，人丁不在徭役之中”，仅有进贡朝廷与谴子应征的义务。但是，封建统治者仍担心苗人叛乱。明隆庆三年(1569)为监视土司，在今落潮井地域设一军营，因其地有一高山形似凤凰，称凤凰营。明末清初，封建统治者为了防苗，在这里又修筑了一堵全长370公里的“边墙”，把苗疆与东西的汉区隔离，成为“化外”的“生界”，虽然，这种做法使得苗疆更形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半封闭状态，但是，也使得苗区“天高皇帝远”，客观上获得了一个休养生息的自由发展之机。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凤凰营被命名为凤凰厅。四十三年(1704)设通判。通判本为流官，但当时土司制度尚未废除，故一度曾出现“土流并存”的局面。及至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实行改土归流，由厅“专其政令”，至此，行使八百年的土司制度宣告结束。四十八年(1709)，凤凰厅治所由落潮井迁署镇箪镇。乾隆五十五年(1790)，凤凰厅通判升为同知，隶辰州府。嘉庆二年(1797)，凤凰厅复升格为直隶厅，隶辰、沅、永。靖兵备道管辖。

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可以理解为是对落后地区实行强制性的封建化改造之举。虽然在客观上也曾给苗疆带来好处，即有利于促使苗疆的经济文化摆脱落后状态，受汉文化的影响后，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同时通过文化交流，苗人学习汉语，也可以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但是，改土归流在政治上使苗人遭受的却是较之昔日更甚的压迫与控制。流官们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苗疆采取严酷的“分而治之”的军事管制措施。他们广筑城墙，遍设碉堡哨所，重兵驻扎。苗人稍有反抗，即行镇压。如今在凤凰县城尚可见到的断壁残垣，昔日都是用粗糙而坚硬的巨石砌成。环绕这座“石城”的四周，大约有碉堡五百余座，散布于各处尖顶；营、汛二百余所，位置于各处驿路要塞。所有这些，都成了历史的见证。沈从文写道：“这些东西在一百七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的满清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落日黄昏时节，站在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在这种军事控制之下，苗人的生存日见艰难。

然而任何事物都会产生出它的负面作用和影响。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总会造就出特定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人们何曾想到，就在这片山势纵横、溪流交错，一向被称作“边楚蛮荒”、“化外之区”的荒凉、闭塞、贫瘠，并且屡遭劫难的土地上，自近代以来，竟然相继涌现出许许多多神奇般的风云人物。这些人物当中，有被人们鄙视痛恶的军阀、土匪；也有受人崇敬、世所瞩目的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诗人、画家、书法家等等，熊希龄，是被崇敬者中最为突出的一位。P1-2

熊希龄是近代中国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从维新变法，到慈善济世，到抗日救亡，堪称爱国人士中的佼佼者。但长期以来，他却受到史学界的冷落，很少有人作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正如亡友林增平教授所曾指出：“学术界对熊希龄的评价一般偏低。其原因是他在袁世凯窃踞民国大总统时任过一年多的热河都统(1912年4月1913年7月)和八个月的国务总理。事实上，将这一年多的从政经历同他在1911午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迅即转向拥戴共和，并为创建民国也颇著劳绩的经历比较起来，毕竟只能作为大醇小疵、白璧微瑕来看待。”(为周秋光《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所作序言)。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失，增平与其弟子周秋光从80年代初开始，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湖南各地广泛搜求访寻相关文献资料，编成三卷共150余万字的《熊希龄集》(上册58万字已于1985年出版)，为熊希龄研究开风气之先，并且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增平病故后，秋光承其遗志，继续深入研究熊希龄，穷尽十余寒署为他撰写传记与年谱。现今《熊希龄传》即将出版，承秋光寄来全书清样，使我得以先读为快，为增平有此传人而深感欣慰。此书不仅全面、系统、翔实、平正，而且新见迭出，颇具功力。如此书以三章十八节的较大篇幅，详尽阐述熊希龄襄办湖南新政与投身戊戌变法的动人事迹，不仅补充了前此湖南地方史上的欠缺，而且还纠正了过去学术界扬谭(嗣同)、唐(才常)而抑熊(希龄)的偏见。作者在第五章“生死存亡之间”，以大量确凿史实说明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中所表现的献身精神，并不逊色于“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又如第十一章“置身民初政局”，作者亦不同意过去学界对这一时期熊希龄的全盘否定，而是本着求实存真的精神，实事求是地指出熊在国务总理任内还是颇思有所作为的，只是受到袁世凯的挟制而无从施展抱负。当袁世凯称帝阴谋渐露端倪之际，熊氏当即急流勇退，表现出他在政治上有自己信守的原则。至于慈善教育事业。更是熊希龄退出政界后全力以赴的社会公益事业，而香山慈幼院已为熊氏的一生留下无可磨灭的丰碑。过去学界动辄“以阶级斗争为纲”，往往把慈善事业视为统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与麻痹人民反抗意志的手段。殊不知在任何历史时期，慈善事业均为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应有功能。只要主持者无反动政治意图或单纯谋一己私利，就应该给以适如其分的肯定。至于像熊希龄这样捐献全部家产，把慈善与教育合为一体，殚尽心力，竭蹶支持，同时并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的社会活动家，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以历史的尊敬。

我在60年代初开始撰写张謇传稿时，深深为他的一句话所感动。这句话就是：“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心安理得地为自己生圹墓门草拟联语：“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无独有偶。熊希龄于1931年冬卜葬亡妻朱其慧于西山，同时为自己建立生圹，并于次年将全部家产捐献给中国慈幼教育事业。他发表《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说明书》以明心迹，其中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同穴之期，会当不远。国难方殷，余当以身许国，马革裹尸，或遂其志。而回念吾生，幼受祖父母、父母之教养，长受吾师之训诲，而终身又得余妻之内助，使余得以尽力于国家社会。感念前情，当倾其所有家产，以为吾父、母、师、妻之纪念，或稍尽余酬报之心，使社会平民同受幸福也。”熊希龄比张謇晚生17年，比张謇迟死11年，但大体上可看作是同一时代士大夫型的社会活动家。他们所走过的政治道路相类似，退出政界以后，或专心经营乡里，或笃志慈幼教育事业，都是不讲空话而作实事的可敬历史人物。  读完《熊希龄传》书稿之后，我深感中国过去社会菁英中说空话者太多，而做实事者太少。正如孙中山所劝诫的那样，真正的有识之士应立志做大事，不可一味想当大官。张謇所说的“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熊希龄所说的“尽力于国家社会”，内容与规模、效益或许有所差异，但“使社会平民同受幸福”的用心则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是沽名钓誉的政客，也不是利欲熏心的市侩，而是真诚爱国的大事业家。凡有志于办实事而又曾经或正在办实事者都很明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办任何利国利民的实事，都需要支付极大的心力，经历无穷无尽的磨难。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向过去的和现今的那些真正办有益于社会的实事的人们学习与致敬。

章开沅

1996年新春于桂子山之寒舍

本书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1987年批准立项的“熊希龄研究课题”成果之一，也是我研究熊希龄的第二部书稿。

本书的酝酿早在十年以前。1983年我与先师林增平教授开始编《熊希龄集》(上册58万字已于1985年10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下册100余万字早已编好，因缺经费补贴至今未出)时，就计划要为熊希龄写传和编年谱。1985年9月，中华书局陈铮先生特寄来约稿专函，将《熊希龄传》与《熊希龄年谱》列入该局近年出书计划，从那时起我就着手准备了。只是因为当时还有部分熊氏的档案和遗稿未能看到，故迟迟不敢动笔。1988年底，各方面的资料大致已经基本齐备，本是写作本书的时候了，但是来了一个插曲。其时湖南省凤凰县拟筹备召开熊希龄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出纪念文集，需要我全力支持；又熊氏的亲友和学生欲将厝于香港50余年的熊公灵骨归葬北京香山，亦需要我为之配合宣传，于是我先写了一篇近10万字的《熊希龄简传》(刊周少连主编、1990年1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维新·济世·救亡——纪念熊希龄先生诞辰120周年文集》一书)；又写了一本20万字的《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这样不知不觉地就过了三年，直到1992年年初，我才得以回到本书的写作中来。

本书从1992年2月开笔，到1995年12月28日竣稿，前后持续了整整四年。前三年进度十分缓慢，总共才写出1-9章。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写作的难度太大。熊希龄一生经历复杂，涉及的内容、范围十分宽广，为他写传确是一项大工程。特别是在书稿的构思上，尤费心力。常常为了一个标题，推敲十余天定不下来。至于章节内容的反复改动，就说不清有多少次了。二是心情不好。1992年底和1993年初，恩师、家父、家母不幸相继去世，我连续遭此打击，心力交瘁，长时间处于一种悲哀沉痛的状态，无从静下心来写作。至于说我在教学方面任务繁重，同时还兼做某些社会工作，我并不认为这是影响写作进度的主要原因(尽管1994年我因处理民主党派与麓山学院的事务也确实付出了不少时间)。因为我笃信时间总是可以挤出来的。1995年，我的社会兼职还和以前一样，教学任务甚至更重一些，然而就在这一年里，我不仅写出10余万字的一门新开校公选课的讲稿；而且还写出了本书的10—17章。本书近60万字，竟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在这一年里完成的!

本书从酝酿到写作，历时长达十余年，然而不能说就已经十分成熟完善了。限于本人学力，错误缺点在所难免，不尽人意之处也还有许多。例如受篇幅和结构的限制，某些有关传主活动的事迹，仍只能一笔带过或舍弃不记：如1925年的“善后会议”；1926年的“华昌讼案”；1937年双利公司的矿务活动等等。此外在写作上主要循着传主的生平活动脉络依次写来，其思想发展变化的一面，只能分别在传主的各个活动阶段论述，这样也就显得割裂零散。所有上述，识者正之。缺失之处，本人亦计算通过《熊希龄年谱》和《熊希龄思想研究》以为补苴。

本书参考的资料谓之丰富，而且绝大部分为未刊的熊氏档案和遗稿。公开的资料包括各种书籍文献，仅报刊一项就达数十种。原拟附录一征引资料目录于后，还拟编一大事年表与人名索引，后以此项将增加印书成本，只好略去。

本书原欲交给中华书局出版的。可是由于迟迟不能脱稿，考虑至中华书局出书的周期较长，而本书需要早出，故改由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收集资料到写作到出版，先后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关心和照应。为我提供资料查阅的单位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全国政协文史办、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室、复旦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图书室、广州中山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档案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湖南师大图书馆、湖南师大历史系资料室等等。我衷心感谢这些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

我特别要感谢熊夫人毛彦文先生，她尤为关心和支持我的研究工作，多次从台北寄来她所珍藏的熊氏资料和照片，又给本书的出版以资助!还有美国克莱蒙图书馆馆长左犹麟先生和我的美国朋友麦科德教授，亦从遥远的美国给我寄来许多有关熊氏的资料。此外，熊氏的亲友熊鼎、熊轼美、沈从文、田纪熊、田纪伦、熊秀琴、娄师白、王立坤等人；原香山慈幼院的校友张立志、雷动、杨永欣、肖岳岚、鲍熙年、王泰龄、王碧元、王春宜、韩凤昌、常锡桢等人；国内学术界的师友顾廷龙、章开沅、汤志钧、吴乾兑、施宣岑、杨康年、常志镛、于为刚、李瑚、刘望龄、蔡鸿源、孙必有、陈兴唐、韩文吕、陈铮、沈锡麟、姜义华、陈匡时、周元高、吴桂龙、吴嘉勋、杜春和、江绍贞、杨天石、王学庄、曾业英、朱宗震、郭乔贵、司马城、闵杰、虞和平、刘树发、陶宏开、王杰、汪叔子、刘志盛、刘泱泱、田伏隆、陈珠培、唐伯固、周国兴、岑生平、郭利民、郭汉民、郑焱、迟云飞等人，都曾经为我提供过资料或各有关方面的帮助。其中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中杨永欣先生与我建立联系为最早，他为我做了许许多多的资料征集与通讯联络方面的事务。张立志、雷动、肖岳岚、鲍熙年等几位先生亦助力甚多。学术界友人中曾业英先生早在1984年即把他所掌握的熊氏资料线索告诉我，助我在寻访熊氏资料的长途跋涉中迈出关键的一步。并且他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一些熊氏资料也给了我。我的好友吴桂龙、吴蓉伉俪，好几次我到上海查阅资料时，都热情地留我住其家里，生活上百般照顾不说，还为我张罗安排一切。尤为感人的是，1988年11月间，桂龙兄竟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陪着我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手抄熊氏遗稿达20余天!所有上述各个方面的惠赐，将令我永远难忘，特为志明，用表谢忱!

本书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92岁高龄的雷洁琼先生于百忙中题词祝贺；已故书法家、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李慎言先生在1987年91岁高龄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家、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拨冗为本书作序，所有这些均使本书生色不少!湖南师大出版社前任总编颜雄教授，现任总编彭丙成教授，社长龚维忠编审，总编室主任黄林先生，以及本人所在单位历史系的领导，对本书的出版皆给予了关心和支持。责任编辑郭汉民教授认真审阅了书稿，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新湘出版服务公司副总经理夏勇先生和我的好友未阳市东湖教育印刷厂厂长谢高岳先生为本书的排版印刷费心费力。本系青年教师吴仰湘君为本书做了诸多辅助性事务。研究生曾品元、黄仁国、孔纬红与本科生杨志军、李玲林、夏良伟、易杏芳、袁满林、张声顺、蒋书同、袁碧荣、涂英、郑丽华、方霞、莫小花、龙志红等人曾帮助誊抄稿件。谨此一并表示谢意!

还有我的妻子陈淑良，在我写作期间承担全部家务。本书得以顺利完成，也含有她的一份劳绩。

先师与先父、先母在世时，对于本书的写作常为关注并多勖勉，谨以此书献给他(她)们，借此寄托我对他(她)们的滦切思念!!!

周秋光谨记

1996年3月于湖南师大赫石北村之寒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