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雅克·卢梭著李兴业、熊剑秋译的《爱弥儿(论教育上下)/外国教育名著丛书》中，卢梭通过爱弥儿及其家庭教师的故事，来说明如何教育出一个理想的公民，同时阐述他的自然教育思想。卢梭主张对儿童进行适应自然发展过程的“自然教育”，听任人的身心自由发展，提出了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进行教育的原则、内容和方法。这部书不仅是卢梭论述资产阶级教育的专著，也是他阐发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名著。

让-雅克·卢梭著李兴业、熊剑秋译的《爱弥儿(论教育上下)/外国教育名著丛书》是西方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教育著作之一，它全方面的体现了卢梭的关于教育的观点，他的观点虽然是立足在法国18世纪的社会和教育教育环境，但是他的理论和观点在当今社会也不乏可取之处，比如他书中说的“教育要遵循自然规律，要发展儿童的天性”。

译者的话

序言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附录

卢梭生平大事记

译名对照表

有人对我们说，自然只不过是一种习惯而已。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不是有些被迫养成的习惯是不能扼杀天性的吗?可以举例说明，那些被人强行阻止垂直向上生长的植物，就有着这样的习性。那些自由生长的植物，尽管有人强迫它形成弯曲的形状，但其中的营养液丝毫不会为此而改变它原来输送营养的方向；而且，如果让植物继续这样生长，它仍然会向着原先垂直向上的方向生长。这就好比人的习性一样。只要人处于同样的状况，他仍旧能保持由习惯所养成的习性，尽管这些习性对我们来说是最不正常的；然而，一旦外界情况发生改变，习惯便随之消失，人又回归到他的本性。的确，教育只不过是一种习惯而已。否则，有些人不是会忘记他们曾经受过的教育，而另外有些人却能够记住他们曾经受过的教育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如果一定要把“自然”这个名词限定为“天性相同的习惯”，人们就可以省去这种混淆不清的说法。

，我们生来就有感觉，人一出生就会感受到身边各种各样事物的影响。可以说，一旦我们意识到自己有了感觉，就会寻找或者避免产生这些感觉的事物。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些感觉对我们来说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其次，我们要看它们合适还是不合适；最后，还要按照理性给予我们对于幸福或完美的看法加以判断。随着我们的感觉越来越敏锐，眼光越来越开阔，这些倾向都会得以扩展和增强；然而，我们的感觉受到习惯的限制，它们也会因为我们的观念和见解或多或少地产生变化。在产生变化之前，它们就是我所说的内在的自然。

因此，必须把这一切都归结于那些最初的状态。如果我们所说的这三种教育仅仅是有所不同的话，那倒是可以的。但是，当这三种教育相互产生冲突时，当这种培养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时，又当如何呢?显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协调一致是办不到的。由于不得不与大自然或是与社会制度进行抗争，就必须在培养人或培养公民之间做出选择；因为我们不能同时将他培养成这样的两种人。

每个小的社会，尽管它的圈子非常狭小，但圈内极为和谐融洽，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疏远那个大的社会。通常，爱国者都会表现出对外国人的冷酷；因为在爱国者的眼中，外国人仅仅就是一个人，也可以说他们什么都不是。出现这样的缺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应该是有限的。重要的是，应该对那些共同生活的人表现出友善。拿斯巴达人来说，在国外，他们雄心勃勃、贪婪吝啬、极不公正，然而在国内，他们处处表现得慷慨大方、公平正直、和谐融洽。切不可轻信那些世界主义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长期征战那些遥远的地方，寻求他们不屑于在他们周围履行的义务。这样的一群哲学家喜欢鞑靼人，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去爱他们的邻居了。

对自然人来说，他自己就是他的一切；他只是个数字单位，一个完完全全的独立体，他只同自己或者与他的同胞有关系。而公民是一个分数单位，要依据分母而定，他的价值在于和整体的关系，即跟整个社会的关系而定。好的社会制度就是这样的：它最懂得如何去改变人的天性，最懂得如何去掉他的绝对存在，以便使他成为相对存在，并把“我”融人到整个共同体之中，以至于每个人都不再自以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把自己当作整个共同体当中的一分子。对于一个罗马公民来说，他既不是凯乌斯，也不是卢西乌斯，而就是一一个罗马人，他热爱他独有的国家。雷古卢斯①自认为是迦太基人，就因为他成了主人的财产。作为一个外来者，他拒绝拥有罗马元老院的席位，除非一个迦太基人命令他这样做，他才会接受。他对于有人想挽救他的生命而感到愤怒。他打了胜仗，回来后却愿受折磨而死。在我看来，对于我们所了解的那些人，这样做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P10-11

开始写这个集子的目的是为了让一位母亲看了之后高兴，这是一位为人善良、善于思考的母亲。因此，集子里提出的那些思考和观察，可以说既没有什么顺序，似乎也不怎么连贯。起初，我只打算写一篇几页纸的短文；然而，因为所要论述的主题，我不由自主地使之变成了一本大部头的书。毫无疑问，就书中所涉及的内容而言，本书的分量太小了一点儿，而它自身又太大了一点儿。至于这本书是否要公开发表，我是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常感到，自己虽然写过几本小册子，但还不能说懂得写书。为了把这件事做好，我曾几度努力，却未见成效。不过，要是能引起公众对这方面关注的话，这无疑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确信应该像现在这样做，将这部书出版；况且，即使我的观点不正确，如果因此能使别人提出更好的办法来，也算没有白白浪费我的时间。一个深居简出之人，在将自己的文章展示给世人时，既没有为他造势的鼓吹者，也没有替他的作品说话的辩护人，甚至都不知道别人对他的文章会有些什么想法，或者会说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的文章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他也就不必担心别人会不假思索就接受他的这些错误。

以往，我很少谈论一种良好的教育有多么重要，也不会不厌其烦地证明现行教育这不好，那不对；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这样做过了，我实在不愿把那些尽人皆知的东西堆到我的书中去。我注意到，很久以来，对于现有的教法早已有不满的反对声，只是还没有人敢于无所顾虑地提出一种更好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似乎文学和科学更趋向于破坏，而不是建设。还有人往往总以那种祖师爷的口吻加以责难；至于建议，他们则是另外一番口吻，不过，若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加以审视，这种口吻显然不会令人满意。尽管以往已有许多论著问世，有人会说，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公众，然而，其中最重要的，即有关培养人的事业，却被遗忘掉了。在洛克的著作问世之后，我现在所论述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全新的；然而，让人甚为担心的是，在我这本书问世之后，以往那种情况还是会依然如旧。

有关儿童的事，我们一点儿都不了解：由于这方面的错误观念，我们会对这个问题愈来愈感到迷茫。就连最圣明的人也只热衷于研究大人们想要知道什么，而不重视正处在学习成长阶段的儿童应该学习什么。人们总是把儿童当作成人看待，殊不知他们还没有长大成人呢。这才是我最关注的问题，即使我所提出的方法是幻想，甚至是错误的，我也希望人们能从鄙人的见解中有所获益。我的这些看法对于应该如何做的方面也许有不周之处，但是，我确信我已经看到了人们应该着手解决的问题。既然如此，就开始好好研究你们的学生吧。很显然，你对于他们一点儿都不了解；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带着这种看法来读这本书的话，我不相信它对你一点儿帮助都没有。  关于人们称为分步骤进行的那部分，在这里，它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不过是自然的演进而已，这也是最能误导读者的地方；毫无疑问，有人将因此而攻击我，他们这样做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对。人们将会相信，哪怕他们少读一位空想家有关教育的幻想，也不会去读一篇有关教育方面的论文。这样一来，该怎么办呢？因为我所要论述的不是别人的思想，而是我自己有关这方面的见解。我的见解和别人的见解毫不相同；很久以来，就有人指责过我这一点。难道还想让我屈从于别人的看法，接受别人的观点吗?不，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这些人可以要求我不要固执己见，不要以为自己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聪明，也可以挑战我的观点，但是最好不要要求我改变观点：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再说我已经这样做了。如果说有时我采用了断然的口吻，那也不是我非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而只是想把我所思考的这些问题告诉他们，如此而已。至于我自己，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怀疑的方式去看待我本人并不怀疑的事呢?那是因为我想更准确地说出我头脑中的所思所想。

在毫无顾忌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时，我当然知道我并不是什么权威，只不过是想把我的理由加以说明，以便让别人去衡量，同时对我做出评价。尽管我并不固守自己的观点，然而，我还是要将它们表达出来；因为我提出这些观点的准则和别人的是不同的，而且这些准则也绝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这些准则对于辨别真伪，对于给人类造福还是带来灾难，都有着重要意义。

“还是多提些可行的办法吧。”有人不断地对我这样说。同样，还有人说：提些大家都能实施的办法吧；或者，至少能让好办法和现有的坏办法结合起来。殊不知对于有些事情而言，这种办法比我的想法要荒唐得多，因为在这种混合体中，原本好的东西都会变坏，而坏的东西却不会变好。所以我宁愿完全遵循原有的办法，而不采用哪怕仅仅一半是好的那种办法，这样也许还会使得表现在人身上的矛盾更少一些，让它不能同时趋向两个相反的目标。为人父母者呀，你们要是看到可行的办法，那就是你们喜欢采用的办法。我是不是应该表明你们的这种愿望呢?

在任何计划中，有两件事是值得考虑的：第一，计划要表现出绝对的善意；第二，要便于执行和实施。

就第一点而言，为了使计划本身切实可行，需要使计划中好的东西符合事物特征。这里举例加以说明，我们提出的教育计划，要适合于人，并且容易被人心所接受就行了。

至于第二点，应该考虑到，在某些情况下应取决于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事物来说如果是偶然的，就意味着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可以不断变化的。一种教育在瑞士可以实行，在法国也许就不能实行；这种教育适合于有产阶级，而那种教育则适用于有权势的人群。无论是哪一种教育，实行起来究竟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取决于各种条件。因此，在应用方法的时候，只有依据这样或那样的国家，这样或那样的条件，才能看出其特殊性。然而，所有这些特殊的应用，在我所论述的主题中还不是最重要的东西，而且也没有纳入我的写作计划之列。要是别的什么人愿意的话，完全可以研究他们心中所关注的地区或国家。至于本人，不管人们生在何地，只要他们接受我所提出的建议，成为我所希望的那种人，并使他们自己和其他的人都能好起来，这样就足够了。如果我不能履行这一诺言，那无疑就是我的错；但是，如果我已经这样做了，人们还要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那就是他们的错，因为我只承诺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