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长篇小说没有采取传统的创作手法，而是巧妙地糅合了议价类学，语言社会学，思想随笔，经典小说等诸种写作方式，用词典构造了马桥的文化和历史，使读者在享受到小说的巨大魅力时，领略到每个词语和词条后面的历史，贫困，奋斗和文明，看到了中国的“马桥”，世界的中国。小说主体从历史走到当代，从精神走到物质，从丰富走到单调，无不向人们揭示出深邃的思想内涵。

这是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收获。

《马桥词典》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它以词典的形式写成，每一个词条的后面，阐释的都是马桥人的生活、历史、价值观与人生观等。它们有的包含着一个完整的故事，记述一些重要人物，有的仅仅解析这一词语在马桥人日常生活中的含义。有条件的话，把全书找来读一读。

“新经典文库”序／林建法 王尧

马桥词典

《马桥词典》：敞开和囚禁／南帆

一百个出自乡村孤独的中国词条／(美)罗格·盖德曼 崔婷 译

当词语超越含义之时／(美)布莱德雷·温特顿 崔婷 译

韩少功主要作品目录

韩少功作品评论篇目索引

醒

在汉语的众多辞书里，“醒”字都没有贬义。如《辞源》(商务印书馆1989年)释以“醉解”“梦觉”“觉悟”等等，醒都是与昏乱迷惑相对立，只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聪慧的含义。

屈原的《渔父》诗中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对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

马桥人不是这样看的。恰恰相反，马桥人已经习惯了用缩鼻纠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的意思。“醒子”当然就是指蠢货。这种习惯是不是从他们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时候开始？

约在公元前278年，醒的屈原，自认为醒的屈原，不堪无边无际的举世昏醉，决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恶，投水自沉于汨罗江，也就是罗江的下游──现在那里叫做楚塘乡。他是受贬放逐而来的。他所忠诚报效的楚国，当时“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引自《战国策》)，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长歌当哭，壮志难酬，悲慨问天。如果他不能救助这个世界的话，他至少可以拒绝这个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卖和虚伪，他至少可以闭上眼睛。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江底的暗寂，在那里安顿自己苦楚的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线

P41经辰阳、溆浦等地，最后沿湘江绕达罗地。其实，这是一个楚国贬臣最不应该到达的地方。罗人曾经被强大的楚国无情地驱杀，先一步流落到这里。当楚人被更强大的秦国所驱杀时，屈原几乎循着同样的路线，随后也漂泊而至。历史在重演，只是已经换了角色。同泊异乡沦落，恩怨复何言？

屈原当过楚国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当然熟知楚国的历史，熟知楚国对罗人野蛮的驱杀。我不知道他凄然登上罗江之岸时，见到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似曾相识的语音，身历似曾相识的民风乡俗──这侥幸逃脱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里有何感想？我更难想像，当屈辱而贫弱的罗人面对侵略国的前任大臣，默默无言地迎上来，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终于援以一箪一瓢之时，大臣的双手是否有过颤抖？

历史没有记载这一切，疏漏了这一切。

我突然觉得，屈原选择这里作为长眠之地，很可能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复杂原因。罗地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他透看兴衰分合的荒诞。罗地是一剂猛药，可以让他大泻朝臣内心的矜持。江上冷冷的涛声，抽打着他的记忆，不仅仅是在拷问他对楚国的怨，也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忠贞，拷问他一直自我珍视并且毕生为之奋斗的信念。此时的他，并非第一次受贬，应该具有对付落魄的足够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已经长旅蛮地日久，对流放途中的饥寒劳顿也应该习以为常不难担当。他终于在汨罗江边消逝，留下空空的江岸，一定是他的精神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动摇，使他对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惊惧，对历史之外更大的历史感到无可解脱的迷惘，只能一脚踩空。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得到更为明亮刺目的──醒？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更能理解自己一直珍视的──醒？

  这是一种揣测。

屈原在罗地的时候，散发赤足，披戴花草，饮露餐菊，呼风

P42唤雨，与日月对话，与虫鸟同眠，想必是已经神智失常。他是醒了(他自己以及后来《辞源》之类的看法)，也确确实实是醒了(马桥人的看法)。他以自己的临江一跃，沟通了醒字的两种含义：愚昧和明智，地狱和天堂，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

罗人不大可能理解楚臣的忠贞，但他们似乎谅解了已经败落的敌手，对屈原同样给予了同样的悲怜──这就是后来每年五月初五划龙船的传统。他们抛下粽子，希望鱼虾不要吃屈原的尸骨。他们大锣大鼓的喧闹，希望唤醒沉睡江底的诗人。他们一遍遍声嘶力竭地招魂，喊得男女老幼青筋直暴，眼球圆睁，嗓门嘶哑，大汗淋漓。他们接天的声浪完全淹盖了对楚营的万世深仇，只为了救活一个人，一个陌生的诗人。

这种习俗，最早见于南朝时梁人宗懔〔懔：读lǐn。〕所著的《荆楚岁时记》。这以前并无端午纪念屈原的说法。事实上，划龙船是南方早就常见的祀神仪式，与屈原并没有可以确证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很可能是文人对历史的杜撰和幻想，为了屈原，也是为了自己。越来越隆重的追祭意味着：如果终究有一种永久的辉煌可以作为回报，作为许诺，那么文明的殉道者是否多一点安全和欣慰？

屈原没有看到辉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辉煌。相反，马桥人对“醒”字的理解和运用，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隐藏着不同历史定位之间的必然歧义。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

P43

春风文艺出版社用“新经典文库”的名义，已经出版过由蔡翔兄主编的几本书。此番我们仍然沿用这样的名称，是试图以另外的编选方式来丰富“新经典文库”的内容，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灿烂景观。这就有了现在读者诸君所见到的这套书。

毫无疑问。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厚古薄今”，也即重视“现代文学”轻忽“当代文学”的现象由来已久。“现当代文学”这一尴尬的、甚至是不伦不类的凑合在一起的命名，虽然“大度”地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组合成一个“学科”(坦率地说，我们许多研究者在谈到自己“搞”什么时，都会说“我是搞现当代文学”的，其实，在心里谁都清楚，在这个学科内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壁垒虽不森严，但界限还是在那儿的)，但是，在这个“学科”内部，学科话语、知识体系从来就是分裂的；尽管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能够打通“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优秀学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也一度避免了学术研究中的尴尬，然而，学科的整合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有些缝隙反而在逐渐扩大。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简单。曾经有人以时间的长短来论“现代”与“当代”并提出“当代文学”不能写史的理由，现在这似乎已经不是个理由。也曾经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当代文学”与现实政治过于靠近，其审美品格以及相关研究的学术品格不能不受到损害。其实文学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当代”，它始终未能离开过现实政治，而且始终面临的是相同的“中国问题”，在面对整个世纪一以贯穿的现象时，学术研究中的“政治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一样，也从来没有消除过。经历了世事历练的学者们，在对现实采取一种暧昧态度时，其实总是会果断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当我们撇开这些习惯的思考途径时，需要进一步在学理上反思“学科”之中的“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处境。在“现代文学”知识体系和学科话语中生长出来的“当代文学”，最初就是孱弱的。当“现代文学”学科话语开始形成之时，“当代文学”大概只能视为“文学批评”，“现代文学”的知识体系和学科话语启蒙了“当代文学”研究者。八十年代初期当“现代文学”学科革新时，“当代文学”的学科话语正在形成之中，所以，我们不能不看到“现代”和“当代”学科话语形式的时间差。但是，正在革新的“现代文学”和正在形成的“当代文学”学科，它们所面对的是共同的思想文化遗产和资源，也都同样被当代生活激活(新时期以来，不仅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众多学科都从日益变化了当代生活中获得了滋养，这应当是个不争的事实，奇怪的是，不少人却斜视着植根于当代生活之中的“当代文学”)，这样一个事实意味着原先因为时间差而带来的一些问题正在被“当代文学”的新锐性所克服。

显然，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因为另外一个时间差仍然存在，这就是文学“经典”的确立过程。在现代大学制度与学术制度中，“现代文学”已经获得了确立“经典”的话语权和制度保证，而一批杰出的现代作家和学者的存在又加强了“经典”的权威性。“当代文学”则相形见绌。当我们以这样的学科话语来面对当代文学史时，就必然会疏忽那些业已存在的当代文学“经典”之作。我们曾经批评过“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等话语实践，其实，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偏见和无知，不仅来自“外部”的影响，也同样受到“内部”的干扰。这些影响和干扰，使许多人不能正视这样的事实：在这二十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

“新经典文库”的出版，便试图有所改变我们所批评的那些现象。一个常识的判断是，“现代文学”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终结现代(当代)汉语写作的新可能。因此，我们把近二十年来多少给汉语写作提供了新可能和新素质的创作称为“新经典”。我们想做的当然不仅是寻找“大师”，我们还在寻找叙述文学史的另外一种方式。夸大一点说，这几年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便蕴藉着某种学术理想，也表明我们理解文学史的基本思路。譬如，林建法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系列著作，已经出了四辑，正如有的学者所论，这实际上是以文选的方式形成一种编年体式的文学史。这几本面面观的选文，不再是单一的批评家论作家作品思潮现象，而是始终坚持原初的创意——面面观，有选择地组织作家、批评家、编辑家(出版家)阐释和记录文学的发展进程，这样，选本构成了一个多边互动的叙述文学史的形式。现在出版的这套书，也想反映出一点新面貌：它不是一般的选本，而是由研究、文献和经典文本合成的综合性著作。这样的创意，或许能给当下的文坛带来一点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