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光为什么一次次扇过来？

毛泽东逝世那天，父亲牛正国突然失踪，我和姐姐牛红梅、哥哥牛青松在没有父亲的天空下慢慢成长。母亲何碧雪改嫁，牛红梅经历了几种不同爱情，牛青松在寻父过程中不幸遇难，我和姑姑牛慧继续寻找父亲。父亲找到时，我们看到了谁也想不到的结局。东西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是漫画的现实，在幽默、夸张之中再现了动荡年代的相互伤害以及相互依赖。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者的心灵史，有整整一代人在“精神父亲”消失后的迷惘……

东西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讲述的是：1976毛泽东逝世那天，少女牛红梅的父亲失踪了，紧接着母亲也改嫁了，牛红梅带着两个弟弟在没有父亲的天空下慢慢成长。十几年的光阴里，牛红梅做完了女性所有的角色——少女、姐姐、恋人、妻子、母亲、第三者。这是一部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者的心灵史，有整整一代人在“精神父亲”消失后的迷惘、夸张和变形。

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尾巴

东西创作年表

从现在开始，我倒退着行走，用后脑勺充当眼睛。那些象征时间的树木和树木下纷乱的杂草，一一扑入我的后脑勺，擦过我的双肩，最后消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看见时间的枝头，最先挂满冰雪，然后是秋天的红色叶片，然后是夏天的几堆绿色和春天的几簇鲜花。我马不停蹄地倒走着，累了就看看电视或倒在席梦思上睡觉，渴了就从冰箱里拿出易拉罐止渴。我沉醉在倒走的姿态里，走过二十年漫长的路程。一顶发黄的蚊帐拦住我的退路，它像一帧褪色的照片，虽然陈旧但亲切无比。我钻进蚊帐，躺到一张温热的床上，想好好地放松一下自己。

我睡在二十年前某个秋天的早晨，一阵哀乐声把我吵醒。我伸手摸了摸旁边的枕头，枕头上空空荡荡。我叫了一声妈妈，没有人回答，只有低沉沙哑的哀乐，像一只冒昧闯入的蝙蝠，在蚊帐顶盘旋。窗外不太明朗的光线，像是一个人的手掌，轻轻抚摸对面的床铺。我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两声哈欠，朝对面的床走去。父亲已不在床上，只有哥哥牛青松还睡在迷蒙的光线里，鼾声从他的鼻孔飞出来。

我对着门口喊牛正国，何碧雪，你们都哑巴了吗？牛正国是我父亲的名字，何碧雪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第一次直呼他们的大名。屋外静悄悄的，他们好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我抓起床头的衬衣，匆忙地穿到身上，把第五颗纽扣塞到第四颗扣眼，用第一颗扣眼套住了第三颗纽扣，胸前的衬衣乱得像一团麻，正如我乱七八糟的心情。呜呜地哭着，我走出卧室，看见母亲坐在一张矮凳上。她坐得很端正，双手伏着膝盖，两只耳朵夸张地晃动，认真地聆听收音机里的声音。收音机像一只鸟悬在她的头顶，声音如雨点浸湿她的头发和眼睫毛，仿佛有一层薄薄的烟灰慢慢地爬上她脸蛋，她的脸愈来愈难看愈来愈严肃。她轻轻地对我说：毛主席逝世了。

说这话时，她并不看我，试图从凳子上站起来，但她的身子晃了几晃，几乎又跌到凳子上。等她终于站稳，我发觉她的双腿像风中的铁丝不停地颤抖。我突然感到全身发冷，对母亲说爸爸不见了。母亲的目光扑闪一下，说他可能去学校了吧，但他从来没走得这么早。我朝窗外望了一眼，夜色在我凝望的瞬间匆匆逃走，白天的光线铺满街道，窗口下那团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依然黑沉沉的，像是夜晚脱下的一堆衣裳。

中午，朝阳广场上聚满了悼念毛主席的人群，我跟随母亲坐在兴宁国营棉纺织厂的队列里。太阳像一个快要爆炸的火球，烤干了木器厂的粉末，烧烂了路旁废弃的单车轮胎。许多人把书本和报纸盖在头上，他们的脸膛一半明亮一半阴暗，撕报纸的声音和放屁的声音混淆在一起。悼念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我站在母亲的肩膀上，看见整个广场被黑压压的人头淹没，妇女们结着辫子，男人们留着小平头，偶尔有几个光脑袋夹杂在人群中，像是浮出水面的匏瓜。会场的右角，静静地裂开一道口子，杨美一丝不挂地朝会场中央走来，用一张破烂的报纸蒙住双眼，身上的污垢像鱼的鳞片闪亮。在朝阳路、长青巷，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得这个从不说话从不穿衣服脑子里有毛病的杨美。没有人阻挡他，他所到之处人群纷纷闪开。眼看着他要走进棉纺厂女工的队列了，几个未婚的女工发出尖叫。这时，一位肥胖的公安从人群中闪出，像一座山堵在杨美的面前。杨美撞到公安的身上，就像撞到一只吹胀的气球上被弹了回去。杨美撞了几次，没有把面前的气球撞倒，便扭过身子准备改变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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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我们有幸置身于这个巨变的时代，既看到了坚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还看到了声色犬马和人心渐变。我们从关心政治到关心生活，从狂热到冷静，从集体到个体，从禁忌到放荡，从贫穷到富有，从平均到差别，从羞于谈钱到金钱万能……每一点滴的改变都曾让我们的身心紧缩，仿佛瞬间经历冰火。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历程，那种仿如“龟步蟹行”的心灵变化在此忽然提速，人心的跨度和拉扯度几乎超出了力学的限度，现实像拨弄琵琶一样无时不在拨弄着我们的心弦，刺激我们的神经。一个巨变的时代，给文学提供了足够的养分，我们理应写出更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分明坐在文学的富矿之上，却鲜有与优质材料对等的佳作，特别是直面现实的佳作。

不得不怀疑，我们已经丧失了直面现实的写作能力。下这个结论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有些不服气。但必须声明，本文所说的“直面现实的写作”不是指简单地照搬生活，不是不经过作家深思熟虑的流水账般的记录。这里所强调的“直面现实的写作”，是指经过作家观察思考之后，有提炼有概括的写作。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年轻的写作者们轻视。他们，包括我，急于恶补写作技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把西方的各种写作技法都演练了一遍。在练技法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入迷，像相信科学救国那样相信技巧能够拯救文学。然而某天，当我们从技术课里猛地抬起头来，却发现我们已经变成了“哑巴”。面对一桌桌热辣滚烫的现实，我们不仅下不了嘴，还忽然失声，好像连发言都不会了。曾经，作家是重大事件、新鲜现象的第一发言人，他们曾经那么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让读者及时明辨是非。但是，今天的作家们已经学会了沉默，他们或者说我们悄悄地背过身去，彻底地丧失了对现实发言的兴趣。

慢慢地，我们躲进小楼，闭上眼睛，对热气腾腾的生活视而不见，甘愿做个“盲人”。又渐渐地，我们干脆关上听觉器官，两耳不闻，情愿做个“聋人”。我们埋头于书本或者网络，勤奋地描写二手生活。我们有限度地与人交往，像“塞在瓶子里的蚯蚓，想从互相接触当中，从瓶子里汲取知识和养分”(海明威语)。我们从大量的外国名著那里学会了立意、结构和叙述，写出来的作品就像外国名著的胞弟，看上去都很美，但遗憾的是作品里没有中国气味，洒的都是进口香水。我们得到了技术，却没把技术用于本土，就连写作的素材也仿佛取自于外国名著们的故乡。当我们沉迷于技术，却忽略了技术主义者——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格里耶清醒的提示：“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

为什么我们羞于对现实发言？原因不是一般的复杂，所谓的“迷恋技术”也许是“冒名顶替”，也许是因为现实太令人眼花缭乱了，它所发生的一切比做梦还快。我们从前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美国有关机构做过一个关于当代人接受信息量的调查，结论是一百年前一个人一辈子接受的信息量，只相当于现在《纽约时报》一天所发布的信息量。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内存还来不及升级，难免会经常死机。我们对现象无力概括，对是非懒于判断，对读者怯于引导，从思考一个故事，降格为解释一个故事，再从解释一个故事降格到讲述一个故事。我们只是讲述者，我们只是故事的搬运工，却拿不出一个“正确的道德的态度”，因而渐渐地失去了读者的信任。所以，当务之急是升级我们的大脑硬盘，删除那些不必要的垃圾信息，腾出空间思考，以便处理一切有利于写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敢于亮出自己正确的态度，敢于直面现实，写作现实。

托尔斯泰的《复活》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素材是检察官柯尼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福楼拜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其中女主角的人物原型来自于法国的德拉马尔，她是农民的女儿，1839年嫁给法国鲁昂医院的一名丧妻外科医生，福楼拜父亲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移居古巴，认识了老渔民富恩特斯。1930年，海明威的乘船在暴风雨中沉没，富恩特斯搭救了他，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常一起出海捕鱼。1936年，富恩特斯出海很远捕到了一条大鱼，但由于这条鱼太大，在海上拖了很长时间，结果在归程中被鲨鱼袭击，回来时只剩下一副骨架。在我们过分依赖想象的今天，看看这几位大师写作素材的来源，也许会对我们的取材有所提醒。别看见作家一用新闻素材就嗤之以鼻，往往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才刚刚开始。

当然，只有一堆新闻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深入现实的细部，像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历克谢耶维奇那样，用脚步，用倾听获得一手生活，或者像杜鲁门·卡波特写《冷血》那样，无数次与被访者交谈，彻底地挖掘出人物的内心。我们不缺技术，缺的是对现实的提炼和概括，缺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缺的是舍不得放下自己的身段。当我们感叹现实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现实中要素材，偷灵感。但所谓灵感，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东西的时候，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障碍。”因此，现实虽然丰富，却绝对没有一个灵感等着我们去捡拾。  我有一个错觉，或者说一种焦虑，好像作家、评论家和读者都在等待一部伟大的中国作品，这部作品最好有点像《红楼梦》，又有点像《战争与和平》，还有点像《百年孤独》。在中国作家还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好多人都认为中国作家之所以没获得这个奖，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写出像前面三部那样伟大的作品。当莫言先生获得这个奖之后，大家似乎还觉得不过瘾，还在继续期待，总觉得在如此丰富的现实面前，没有理由不产生一部内容扎实、思想深刻、人物栩栩如生的伟大作品。

数年前，美籍华人作家哈金受“伟大的美国小说”定义启发，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正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他承认按照这个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未写成，也不会写成，就是《红楼梦》也不可能得到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的认同，至多只是那个时代的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说，作家们必须放弃历史的完结感，必须建立起伟大的小说仍待写成的信念”。

在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存在一部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完全吻合的作品。一个作家想写出一部人人满意的作品，那是绝对的空想，而读者也别指望会有这么一部作品从天而降。这部所谓的伟大作品，需要众多的作家去共同完成，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它，慢慢形成高原，最后再形成高峰。所以，每个作家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他为这个时代做出的写作贡献。

东西

2016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