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是位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他的散文冲淡处寓有深意，简约处闪烁锋芒，朴素中透着逸美。晚年的散文处处充溢着饱经风霜的老人独有的豁达和智慧。本书收集了他对往事、故人的点滴回忆，同时你也可以了解到巴金、胡乔木、林徽因、叶圣陶、聂华苓等名家的生活事迹及学术思想。

我这两辈子[1]

校门内外[13]

我的工读生涯[38]

逃难记[45]

“文革”杂忆[54]

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64]

他写，他也鼓励大家写[79]

巴金与二十世纪[85]

杨刚与包贵思[89]

纪念杨刚[102]

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106]

他是不应被遗忘的[113]

我的两位老师[118]

吾师沈从文[121]

万世师表叶圣陶[127]

一代才女林徽因[130]

湖北人聂华苓[139]

记叔华[146]

叔华死得幸福[149]

大姐的梦[152]

忆冰季[154]

想当初。胡乔木[156]

三姐常韦[159]

默默的奉献者[180]

“同派之雅”话张权[183]

老唐，我对不住你[185]

海伦·斯诺如是说[197]

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219]

从斯诺的一生看新闻记者的素质[228]

斯诺精神[240]

萧伯纳二三事[242]

北欧的斯诺[244]

记爱·摩·福斯特[249]

我在英国结交的文友[253]

悼子野[260]

怀念翱翱[262]

哭亡友曹维廉[266]

悼尊祺[269]

悼好洋姑爷：保罗·安格尔[273]

悼艾克敦[277]

也许是由于故都的吸引力，北京一向总有一些域外的名家来访。我读小学时，从印度来过一位大胡子诗人：泰戈尔。读中学时，又来过英国哲学家罗素，而且都是由诗人徐志摩陪同在全国访问。三十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来过几位，而且碰巧都是英国人，文艺理论家I·A·理查兹和八十年代故去的诗人威廉·安普森，前者在清华，后者从北大(北平沦陷后)一直疏散到昆明西南联大。还有一位更加钟情于北平的(故都沦陷几年后，为了渴望有一天能回去，他还托人在交着四合院的房租)，那就是以唯美主义者自诩的哈洛德·艾克敦。他于一九三二年应聘在北大任教，一直呆到一九三九年秋张伯伦对希特勒宣战的前夕，才为了报效祖国而赶回英国去服兵役的。

我不是北大的，但当时北平大学(尤其燕京和清华是紧邻)之间并无畛域。串门之风甚炽。家宅宽敞的朱光潜和林徽因二位又喜举行一些沙龙式的茶会，所以我常同艾克敦碰头。他个子很高，为人谦逊，跟人谈话总低下身子，声音柔和，眼神里充满着理解和赞赏。他经常在前门戏园里或说书唱大鼓的场所出现，恨不得一头扎进中国文化里。他同已故陈世骧编译了第一部英文的《中国新诗选》，又从三言二拍里选了四篇小说，译成《如胶似漆》(由英国著名版画家厄里克·吉尔插图)，还写了一本挖苦旅京洋寓公的小说《赛马与牡丹》，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当年住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和商人骄奢淫逸的生活。不同于有些在华的西方文人，他对明代的冯梦龙和民国初年的朱湘同样爱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英诗朗诵：声音那么深厚，宏远，我只有在伦敦看吉尔戈德演莎剧时才又听到过。有人说欧洲语言中，意大利语音色最美妙。也许正由于艾克敦几乎是半个意大利人，他的朗诵才那么出色。

艾克敦一生都与意大利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他生平主要著作《最后的米迪齐》是写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古老家族的。二十年代他是英国牛津的著名诗人之一，还主编过大学诗刊，虽然在三十年代文学界他的名气并不如他的同辈易沃林，沃、彼得·奎耐尔或希尔·康诺里那么响。他是个大孝子——也许正因此才终身未娶。二次世界大战初，意大利参战后，他的老母适在佛罗伦萨，当时被软禁，后逃到瑞士，战后才回意大利。艾克敦退役后，就一直住在那座中古幽宫里侍奉老母。老太太限她这位年逾半百的孝子每晚七点半前必须回家，而且不给钥匙，以防他过时溜进来。

我同艾克敦真正熟起来是在我抵英以后。记得一九四。年春间，伦敦国际笔会与英国笔会联合举行了一次以支援中国抗战为主旨的聚餐——餐费很高，是变相募捐。那天主席是《世界史纲》的作者H·G·威尔斯。他旁边坐着小说家福斯特、汉学家阿瑟·魏礼等。艾克敦也参加了。那天由我主讲战时中国文艺。在那之前，一九三九年圣诞节我从剑桥去伦敦度假时，我们就联系上了。他住在繁华的西区皮克迪理一家十分豪华的旅馆(瑞兹)里。他已穿上了军服——是空军银灰色的，肩章属校级。他告诉我由于他的语言能力(法、意、葡)，没让他参加战斗部队(正如魏礼由于会中、日文，就管检查信件)，每天只坐办公室。我们就像后来我在巴黎见到斯诺一样，从东安市场扯到大栅栏，聊起北平简直没个完。

我同艾克敦最后一次相聚是在刚从纳粹手里解放出来的巴黎。他仍旧穿着银灰色的空军服，我也穿上了军装，是棕色的。肩章上是“中国：战地记者”。照我身上的记者证说，“此人如被俘，应享受少校待遇”。

我这人既好奇，又胆小，尤其法语不灵，在巴黎不敢乱撞。倘若不是那天与艾克敦邂逅，巴黎对我很可能只是个地理名词。是他把我带到神秘的(文化兼色情)孟巴那斯去的。我们先去一家开在地窖子里的咖啡馆。穿过一道昏暗的通道，就来到一家令人难忘的咖啡馆。室内同过道一样昏暗。招呼我们的侍役都绷了脸，身着教堂神父穿的那种黑长衫。周围一些墙上挂着的镜框里尽是一幅幅骷髅。沿墙一排长桌，都是黑色，的，作棺材形。我们坐下来，真恍如来到了地狱。  忽然，铃响了，灯亮了，墙上框里的骷髅一下子都变成了美女。随后，台上表演开始了，出现在台中央的是位盛妆的美女。过一阵，灯灭了，再亮时，台上的美女的罩衫不见了，只剩下三角裤衩和半透明的乳罩，铃又响了，灯一灭，等再亮时，她身上一丝不挂了。过阵子，铃又响，灯又灭了。这回再亮时，台上站的是一副骷髅架子。

我晓得艾克敦一边看台上，一边在朝我望。他笑着用发音很不准的华语对我说，“是不是空空色色，色色空空?”

耶天他还带我去巴黎的“月亮公园”。至今我只记得在一长形玻璃罩里，直直地躺着一位裸女，就像标本一样全身一览无余，可她俨然是个躺在那里供人观赏的活人。僵直得像木乃伊，可睫毛时而像是还在悸动。

那天艾克敦问我去不去“玻璃房子”看看。二十年代我在北新书局学徒时，老板曾派我去红楼(北大)图书馆抄过吴稚晖的文章——后来出版了吴的文集。记得那老头子在北平《晨报》上就写过这种玻璃房子，就是妓院。顾客坐在沙发上，脱得精光的妓女像走马灯般在跟前走过。可是不能白看，必须挑一个，然后上楼去睡觉。尽管我十分好奇，我还是坚决地摇了头。小时看医学展览，那烂鼻子烂眼睛的石膏模型又在我脑中出现了。

那次同艾克敦分手，就未再见着了。我那两年马不停蹄地在大西洋两岸追踪着新闻。四十年后，我们才又联系上了。

八十年代初，单位人事科通知我说BBC(英国广播公司)要来我家拍电视。原来英国一家电影公司正与中国文化部合拍一部记述中国改革开放的电影，片名《龙的心》。后来此片在英美及世界许多国家放映了。我在国外的许多老友都是看了此片(其中第十二集描绘知识分子复苏的那段，有我几分钟镜头)，写信给放映此片的BBC，再经文化部与我重新联系上的。当时艾克敦正在意大利。他也是这样写信同我联系上的。他还给我寄来有关他所世袭(当时他的老母已故去)的那所宫殿的画册，表示欢迎我们去小住。我早年就从徐志摩文中读到过“翡泠翠”，也很想去看看他。只是八十年代我几乎像四十年前那样奔忙起来，挤不出时间。另外，我对去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一向发怵。所以洁若去日本作访问学者的那一年，日方愿为我提供旅费和用度，我也没为之所动。

一九九○年，他先后寄给我两本他的回忆录正续集《一个唯美主义者》。这顶帽子是他自己扣的，我看很合适。我记得一九四二年我做了一件蠢事：我请艾克敦去伦敦上海饭馆吃饭，同席的还有印度作家安那德和他的英裔夫人。请客不一定先了解被请者的政治观点。原来安那德的夫人是位激烈的共产党员。席间，她就同艾克敦这位保守的古典主义者争辩得面红耳赤。

最近几年，除了每年交换圣诞贺卡之外；我们两人只间接打过交道。一次是一九八五年纽约大学校长布赖德玛斯来京约我偕洁若去该校小住。后来才知道原来艾克敦刚立下遗嘱，把他世袭的那座宫殿捐赠给纽大了——他母亲是美国人。捐赠时，他曾表示希望该校邀请我们去校园小住。当时洁若还在日本，不久我们就去了。另外，两年前一位意大利记者突然来访。他是从艾克敦那里听说我们在译乔伊斯的，我们交谈的主要内容是西方小说在中国。

得悉艾克敦去世的消息，我在悲痛之余就想到：八十年代以来，有更多的西方学人在中国高等院校里任教，他们中间可有像艾克敦那样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人，会在中西之间起些穿针引线的作用。

(原裁《解放日报》1994年8月4日)（P277-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