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择和叙述的，是古代中国文学史上一百二十种最重要的诗词和散文的总集、别集和诗文评著作；可谓集合了我国千百年来文学圣坛上最重要的作品。通过它，我们不必再费力地寻找古典文献，我们也不必担心对古典文献的了解不够，本书已经详细地叙述并归纳概括了这一百二十种诗词散文最精华最有效用的部分。当然，将它作为对中国整体文学发展研究的参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再版序言(葛兆光)  ／1

诗经  ／1

楚 辞  ／13

玉台新咏  ／29

乐府诗集  ／34

古诗源  ／39

古谣谚  ／43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46

唐人选唐诗(十种)  ／5l

全唐诗  ／64

唐诗三百首  ／69

宋诗钞  ／73

中州集  ／78

元诗选  ／82

明诗综  ／87

晚晴移诗汇  ／92

五朝诗别裁集  ／96

敦煌曲子词集  ／104

花间集  ／107

尊前集  ／]10

花庵词选  ／113

绝妙好词  ／117

词综  ／122

词选  ／126

全宋词  ／129

全金元词  ／135

全清词钞  ／139

文选  ／143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151

文苑英华  ／156

唐文粹  ／161

全唐文  ／165

宋文鉴  ／169

南宋文范  ／172

金文最  ／176

元文类  ／179

明文衡  ／183

清文汇  ／]87

古文观止  ／191

古文辞类纂  ／196

骈体文钞  ／201

曹操集  ／205

曹植集  ／208

阮籍集  ／212

嵇康集  ／217

陶渊明集  ／222

谢灵运集  ／230

鲍照集  ／233

谢胱集  ／238

江淹集  ／241

庾信集  ／244

王勃集  ／250

陈子昂集  ／254

孟浩然集  ／257

王维集  ／261

李白集  ／270

高适集  ／281

岑参集  ／284

杜甫集  ／288

韦应物集  ／303

韩愈集  ／306

柳宗元集  ／314

刘禹锡集  ／320

李贺集  ／323

自居易集  ／331

杜牧集  ／337

李商隐集  ／343

温庭筠集  ／351

李琮李煜集  ／355

王禹僻集  ／358

梅尧臣集  ／362

欧阳修集  ／366

苏舜钦集  ／372

王安石集  ／375

苏轼集  ／382

黄庭坚集  ／393

秦观集  ／402

周邦彦集  ／405

李清照集  ／410

陆游集  ／414

范成大集  ／419

杨万里集  ／423

辛弃疾集  ／428

姜夔集  ／432

元好问集  ／436

刘因集  ／441

赵孟烦集  ／444

揭侯斯集  ／447

萨都刺集  ／450

杨维祯集  ／455

宋濂集  ／460

刘基集  ／464

高启集  ／467

李攀龙集  ／471

王世贞集  ／473

归有光集  ／476

袁宏道集  ／479

钱谦益集  ／483

吴伟业集  ／488

朱彝尊集  ／494

王士稹集  ／500

纳兰性德集  ／505

方苞集  ／507

袁枚集  ／510

姚鼐集  ／514

龚自珍集  ／516

文心雕龙  ／521

诗品  ／529

二十四诗品  ／533

诗话总龟  ／538

苕溪渔隐丛话  ／541

唐诗纪事  ／544

诗人玉屑  ／548

沧浪诗话  ／551

词 源  ／554

唐音癸签  ／557

带经堂诗话  ／561

宋诗纪事  ／565

随园诗话  ／570

白雨斋词话  ／573

人间词话  ／576

后 记  ／579

《玉台新咏》十卷，是南朝梁、陈间著名诗人徐陵所编的一部诗歌选集。它收录了汉至梁代的六百九十首诗歌，其中卷一至卷八大体按时代先后编排，均为五言诗，卷九收杂言诗，卷一。收五言二韵短诗。

这部选集为什么叫《玉台新咏》，徐陵又为什么要编这本《玉台新咏》呢?过去有人引了王逸《九思·伤时》中“登太一兮玉台”和陆机《塘上行》“发藻玉台下”二句来解释，说“玉台’’是比喻“妇人之贞”的，也就是说，这个集子是贞洁的闺阁情诗，即徐陵序文里所说的“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的那一类诗。其实这是曲加粉饰的说法，因为集中大部分是情诗，与“妇人之贞”是绝不相容的。《四库全书总目》又引了《大唐新语》说：“梁简文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为《玉台集》，以大其体。”这也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本书编纂的实际指使者梁简文帝萧纲在《临安公主集序》中有“出玉台之尊”一句，据此可知“玉台”就是指宫廷，即帝王居所，其实王逸《九思·伤时》“登太一兮玉台”的“玉台”，据王逸本人注，也是“太一，天帝所在，以玉为台”的意思。《汉书·礼乐志》“游阊阖，观玉台”句，颜师古注也说：“玉台，上帝之所居。”可见，“玉台”就是宫廷，《玉台新咏》就是宫廷歌咏的新诗选集。

《玉台新咏》的编者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梁武帝时为东宫学士，先后当过萧统(昭明太子)、萧纲(后为简文帝)两个太子的属官，太清二年(548)出使东魏，后入陈为五兵尚书，仕至尚书左仆射、中书监。这部选集虽题为“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撰”，但实际上编成于梁大同十年(544)到太清元年(547)之间，在徐陵尚未出使东魏之前。因为书内仍把梁简文帝称为“皇太子”、把梁元帝称为“湘东王”。而且本书所选诗歌与徐陵早期诗歌风格和爱好正吻合，而与徐陵晚年经受了一些世事沧桑后的诗歌风格与情趣却不大一样。

梁代中叶是诗歌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永明体”诗虽方兴未艾，但宫体诗却日趋兴盛，《文选》是前者的代表，《玉台新咏》则是后者的代表。《隋书·经籍志》说：“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文学传叙》又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丧，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都指出了这一时期文风的变化，《玉台新咏》正是这一变化的产物。所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引唐李康成语说：“昔徐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疑当作东宫——引者)，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作为这一变化的标志，《玉台新咏》与《文选》显示了不同的选录标准。

大体说来，《玉台新咏》的收录标准比《文选》要宽，《玉台新咏》虽然只比《文选》晚成书不到二十年，但风气所变，在上层士大夫中宫体艳歌已极为兴盛，所以《玉台新咏》收了大量的这类诗作，同时也采录了不少爱情诗，例如宋子侯的《董娇饶》、鲍令晖的《拟客从远方来》、《古意赠今人》等就是这样的诗。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以下两类：一类是梁代新兴的民间歌诗及文人拟作的歌诗。《文选》重典雅绚丽，而《玉台新咏》则偏于清新明白。所以，像谢灵运这样的诗人，《文选》选其作品颇多，而《玉台新咏》则只收了他两首比较明白上口的《东阳溪中赠答》。在卷十中则收了不少小巧清新的民歌，如《冬歌》：“渊冰厚三尺，素雪复千里，我心如松柏，君心复何似?”《青阳歌曲》：“青荷盖绿水，芙蓉发红鲜，下有并根藕，上生同心莲。”都很富有生活情趣，而所收文人拟作如谢脁《玉阶怨》等，也是很好的作品。另一类是质朴的叙事诗。《文选》比较不重视质朴无华的作品，因此，在它所收的十一卷诗中，以叙事见长的汉乐府和以自然朴实为特点的古叙事诗寥寥无几，而《玉台新咏》则收了不少这一类诗歌，其中一些反映妇女受欺凌、受压迫的作品很值得我们注意，如辛延年《羽林郎》、无名氏《上山采蘼芜》、《陌上桑》就属于这一类。尤其是古代第一篇长篇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又名《孔雀东南飞》)，若不是《玉台新咏》加以采录，很可能就会在漫长的岁月中湮没失传，这应该说是《玉台新咏》的价值之一。  当然，《玉台新咏》选录标准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倾向，是士族、贵族们的情趣，也反映了南朝文学浮艳轻靡的一面。例如全书共收诗六百九十首，加上后人附益也不过八百六十九首，而宫体诗的代表梁简文帝萧纲的作品却占了一百零九首之多。萧纲的诗格调不高，像《赐丽人》、《行雨》、《浮云》(见卷一o)、《妾薄命》(见卷七)等都是勉强拼凑的作品，至于像《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戏赠丽人》、《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等，则更加无聊，这是《玉台新咏》的一个主要毛病。

《玉台新咏》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保存了古代一些优秀作品，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考证古代诗歌作者、字句的线索。除了前面说过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之外，例如曹植《弃妇诗》，《曹子建集》中没有收；庾信《七夕》，《庚子山集》中也没有收，都可以根据《玉台新咏》补入。苏伯玉妻《盘中诗》，冯惟讷《诗纪》称作者为汉人，而《玉台新咏》作晋人；《饮马长城窟行》古辞，《文选》作无名氏，而《玉台新咏》作蔡邕，也都有助于考证。至于著名的《古诗十九首》，《文选》把它们归在一起，题为无名氏作品，《玉台新咏》则录其十二首，而把九首题为汉枚乘所作。这当然不见得可靠，但却启发了后人不要把这十九首古诗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应该把它们分别看待，当作东汉后期一个社会阶层的思想资料来研究。P29-31

这部《古诗文要籍叙录》原名《历代诗文要籍详解》，是当年我和金开诚先生合作的旧著，1988年曾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现在十七八年过去，很多朋友说，这部书已经很难找了。因此，中华书局要重印，重印前，让我写一篇再版序言。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回想起当年查找版本、考索文献、写作叙录的种种辛苦，好像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写这部书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时，我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读书，从本科到研究生。现在想起来，古典文献仿佛是一个枯燥的专业，不过，对于一个耽误十年才有机会读书的人来说，这个机会却是很珍贵的。每天在故纸堆里，没有觉得丝毫的辛劳，相反，倒是从已经如烟的往事中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历史隐情，于是乐此不疲。那个时候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很好，我们学生的十个普通借书卡，可以借出十函线装书，即使是到善本部去看书，虽然不能随便借回去，但不管孤本还是抄本，大体上倒也都能让人亲手翻阅。现在恐怕再也没有这样便利的图书条件了。所以，如果让我现在来写这部关于文学古典的书，尽管二十多年后的知识和阅历已经见长，但精力却远不如昔；即使精力依旧，恐怕也不太可能了，因为现在没有那么好的图书条件。记得那时，我每次从图书馆借了几函古书回到宿舍，便在日光灯下，拿了尺子比着，一行一行地读，隔了几天，把这些看完的书还回去，再借若干，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事情。  

当时，金开诚先生在古典文献专业给本科大学生开一门课，名叫“古代文学要籍介绍”，主要是讲文学古籍的一般情况，因为一直没有教材，所以总想编一本给学生参考。我是他指导的研究生，这一设想由他提出，但具体撰写的事情便落在我的头上。原本，金开诚先生有一个简略的讲义，并不很繁琐和复杂，选的书目也不算多，他只是想让我在讲义基础上稍加添补增删。可是，那时我多少有一些心高气傲，不知天高地厚，觉得与其修修补补，不如彻底重做，于是便拟定了一个书目，一一在图书馆按图索骥，从古典成书的经过，到版本的流传系统，从注释体例的好坏，到注释是否准确，从收录是否遗缺，到内容是否有伪，自己把这件事情弄得很复杂。

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不分春夏秋冬，我穿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海附近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的北图分馆之间，也曾经到过北师大图书馆、人大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记得当时我有一个近乎刻板的工作流程，先是翻检图书馆的卡片柜确定现存诸本，查阅大批藏书目录确定曾经流传的版本，借阅最典型和最容易到手的版本来对比，最后抽取若干卷的文字、注释，与可以对勘的各种资料来考察，这些繁琐的工作占去了大芈时间。不知为什么，现在记忆中留下的断片，除了夏热冬寒，挤车艰难之外，总有柏林寺图书卡片柜里让人打喷嚏的灰尘，有在北京图书馆对面朝鲜冷面馆门口蹲着吃面的情景，有在黄得发脆的旧书中发现资料的喜悦。  

             二

这部书选择和叙述的，是古代中国文学史上一百二十种最重要的诗词和散文的总集(包括选集)、别集和诗文评著作(本来还想把小说、戏曲也一并讨论，后来摊子铺得太大，越写到后来越力不从心，才只好作罢)。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定的体例，第一是梳理这些文献的成书、刊刻、流传，第二是考察这些总集、别集和诗文评的内容缺佚和真伪，第三是讨论它的选本和注本优劣。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不免要在古书堆里花大量时间反复翻检比对。

日复一日地查对、比照、阅读，总是有一些发现，也有一些心得，这些大大小小的心得被写在了这部书里。举几方面的例子：

在关于文学古籍的成书方面。如对《全唐文》所据底本的考证，我从清代人的文集和笔记中，证明清代官修《全唐文》，是因为用了陈邦彦的旧本《唐文》，才能如此速成，这一结论好像至今还被学界引用；又如在对比《文苑英华》、《唐诗纪事》以及各种笔记中宋人所引所传《河岳英灵集》佚文中，发现今本《河岳英灵集》应当是殷番天宝十二载的二次重编本，因此评论、选录、小传，都与天宝四载初编本已经有差异，反映了天宝四载以后的八年间，殷番以及当时人对诗歌和诗人评价的变化。可是现在人讨论殷皤，却多据后来的传本，这一点却至今还没有人特别注意；再如考证杜牧最成问题的《续别集》，我曾经引用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序》和《文苑英华》彭叔夏、周必大校勘记及清代《居易录》，指出今天的杜集之所以混入相当多的许浑诗，可能问题就出在宋代所刻的这个《续别集》上，而这个《续别集》由于被收入《全唐诗》，所以才造成了很多麻烦。

在对古籍的对比校勘方面。比如，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韦苏州集》，我在书中曾经指出它虽然屡经补辑，但诸本仍误收了他人的几首诗，但又漏收了《文苑英华》所载的《春雪》、《龙潭》、《超律禅师同居东斋院》等三首；又如，我曾以《q-州集》、《元文类》与金元两代各种文集的对校，指出原来以为颇全颇精的《滏水集》、《清容居士集》、《揭文安公全集》、《道园学古录》中，其实有不少文字之误和收录缺遗，这反而证明这两个总集和选集的版本价值。记得当时在撰写各种宋金元别集时，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把一些总集选集以及《永乐大典》、各种笔记、各种类书大体翻检过，所以，常常在讨论传世各种别集时一一对比。因而，很多现存别集缺收的遗文选诗，像范成大《石湖集》、赵秉文《滏水集》、赵孟烦《松雪斋文集》、刘因《静修集》、萨都刺《雁门集》等等，我都可以有所举证，这也许对研究这些文学家的人有所助益。

在关于注释的讨论方面。我曾经阅读了相当数量的1日注，也仔细地抽查了一些古人的注释，发现古注也常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穿凿附会地解释背景，像我在书中指出蒋师焓注释阮籍诗时对历史的穿凿附会，冯浩对李商隐感兴咏怀诗中牛、李党争背景的刻意求索，姚文燮注李贺诗对政治影射的迂曲说解；二是不管具体语境，一律照字面相似引证，因而不能准确解释字义，像书中说到的蒋清翊注王勃《滕王阁序》“渔舟唱晚”四句，姚文燮注李贺《塞下曲》之“席羁”，方世举注韩愈《山石》诗之“荦确”，陈元龙注周邦彦《琐窗寒》之“剪烛西窗”等等。这些都是用了很仔细的排纂对照的功夫一一发掘出来的例证，也许对于古注的理解会有好处。不过，也许是当年好胜逞强的缘故罢，对于各种注本我都要进行严格的批评，像对著名的越殿成注王维诗《过卢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中的“七圣”之误、王琦注李白诗《思边》中的“西山”之误，王嗣夷注杜甫《绝句》中的“西岭”之误等等，多少都要进行一些批评，直到几年以后我自己选注唐诗的时候，爬梳检寻，反复推敲，才知道注释之难，因而也对当年过度苛刻的评价标准有了一些反省和检讨。

可当时总觉得不能人云亦云，总觉得要说一些自家的东西，所以很努力地阅读和发掘。于是，虽然书中也参考也依傍了大量前人的研究，但毕竟也有不少可以算是我自己的发现。比如关于宋代《苕溪渔隐丛话》作者胡仔的生平，就是我自己从各种地方志和笔记中整理出来的，关于清人萨龙光对于萨都刺生平的编年，就是我自己钩辑资料来驳正的。这种发现的惊讶常常有，在对每一种书的细心阅读中，常常会让我产生莫名的错愕，因为有些听上去名气很大的著作，却常常会有常识上的毛病，一些平常不会产生疑问的地方，却在仔细地比对中被看出了错误，而稍稍深入追问，却能发现很多蹊跷。再随便举几个例子，像《全金元词》收录、校勘和小传的疏漏，像新影印本《宋诗别裁集》作者介绍的张冠李戴等等，真的让人觉得奇怪。至于在阅读比对中发现古人注释的错误，古籍中的误收和漏收，编纂体例的混乱，更是不胜枚举。这倒让我更加理解，为什么胡适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三

尽管很久以来，我的兴趣转向了禅宗史、道教史和思想史研究，没有再做这样的文献研究，不过，在读研究生期间，这一次和金开诚先生合作进行古代诗文典籍的考察和研究，却成了我后来做学问很重要的基础之一(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是读前四史，做中国史学史)。曾有老一辈学者告诉我说，大凡做古代中国学问的人，只要一出手，内行就能看出他的底子，是来自经学的训练，还是来自二十四史，是打了《说文》的基础，还是读透了《四库全书总目》，这就像学写字的人，是打小临的颜真卿，还是自幼学的柳公权，瞒是瞒不住的。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能够看到我当年在诗文集上用的功，但我自己是知道的。我后来做《唐诗选注》也好，做《中国思想史》也好，就得益于这种阅读大量文集的经验，至今，当年为查找资料而收集的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各种目录及其索书号，当年在图书馆里翻书抄录的卡片资料，还时时可以帮助我找到一些不常见的文献，它就好像是潜藏在记忆体里的资源，在激活的时候可以重新浮出水面。

年纪大了，回想起来，发现学古典文献专业还真有它的意义。据说，这个当年在北京大学特意设置、在几十年里曾经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专业，现在已经面临危机。也许学生觉得那些故纸堆很枯燥乏味，爬梳半天也未必有一点发现，缺乏激情更没有吸引力，远不如电视电影来得“爽”，甚至也比不过诗歌小说能够宣泄和轰动。确实，就连当年我在这个专业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被临近专业的同学善意地称为“出土文物”，也确实不及他们容易显露天才与展示抱负，一首诗歌就能传遍校园，一篇小说就让人红了半个中国。不过，学问的事情却不能用刺激和感性的方式评价，“爽”的不一定有用，愉悦和知识是两回事。当年的古典文献专业不仅有知识，而且还有魅力。就说那时上课的阵容吧，用现在的话说是明星云集，周祖谟先生讲音韵，读到老杜“几回轻泻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时仰面呵呵一笑的情景，至今仍然清晰；阴法鲁先生讲《诗经》，稍稍弯腰、微带口音亲切地讲述，让人想起孔子杏坛讲学；裘锡圭先生那时还是中青年教授，他讲文字学，最让学生感到敬畏的是他的不苟言笑。最是一门叫做“古代文化史常识’’的课，至今想来，那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豪华队伍，邓广铭、史树青、侯仁之、刘乃和之外，当然还有本系德高望重的王力。

学知识仿佛牛吃草，有时需要反刍才能真理解，当年想不明白学目录学和目录学史究竟有什么意义，直到自己去翻检古书才知道这门学问让人能够迅速查找资料，直到自己研究学术思想史才觉察目录学是所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门，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当年总觉得学校勘学，真是繁琐侄钉，要到自己去摸那些没有人整理过的简帛文献和线装书，才知道这种比西方“细读”还“细读”的方法，实在是在古典中发现新知的入门手段；当年觉得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枯燥乏味，也是到了阅历较多，才知道那时即使只学得一知半解，如今也不知不觉成为判断学术的本钱。学问的事情，并不像百米赛跑那样瞬间激动人心，倒像是马拉松，要到了后半程，才看出功力的深浅和速度的快慢。道理并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理解它常常需要时间。直到如今，我自己当了很久的教师，才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常常劝说学生不要先学天马行空似的宏观研究，而让学生去做那些苦功夫和笨功夫。也许有的学生并不很情愿，但我也很苦恼，因为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清楚这样做的原因，因为那只是来自我自己的经验。

               四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中华书局让我来重新校订此书，有朋友询问，是否可以作一些修订，我觉得很为难。

的确，这里面有的知识已经过时，因为二十多年来对于文学古籍已经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比如，《萨都刺集》的版本和内容，当时也许还算考察比较仔细的，但在这部书出版后一两年，我就与张旭光先生合作重新写了一篇《萨都刺集版本考》，修订了这部书中的结论，而近年来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的一个学生，又以他的博士论文，再度修订了我们的结论。这种后出转精的例子太多。可是，现在金开诚先生没有精力来订补，我也没有时间来更正，只好一仍其旧；也有的典籍已经出版了新本。，而我们二十年前列举和评论的版本可能早已不再重要，像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现在早已由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取代，吴之振编的《宋诗钞》，也已经远不如新编《全宋诗》，苏天爵《元文类》更是被新编六十册《全元文》所替代，《全唐诗》及其补辑，也早有了陈尚君的《补编》，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二十年间，中国的学术变化太多太快，我觉得没有能力和办法来追踪、来更新。好在就这样保存当年的原状，虽然留存了一些当年的疏漏和讹误，但是，它既可以让人看到二十多年前人们依据文献的实况，也可以保留一份学术史资料。因此，在这次重印时，我只是作了一些小小的文字修订，删去了一些文学史常识叙述，至于有关文献的部分则一仍其旧。

常常和朋友谈起，如今的古典文学研究好像越来越不那么让人满意。原来从基本文献中爬梳资料重建古代文学历程的基本传统，好像现在不那么受人敬畏了，本来是入门的文学史教科书加上以嚼饭喂人的文学作品选，却好像成了现成的框架被人们方便地套用。特别是，三两个被翻译的舶来洋词，好像在很堂皇地指导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思路，而貌似新潮的那些汉学家的绕路说禅，原本只是避免古文献释读困难的借口，却仿佛成了金科玉律。最近，我看了一些硕士甚至博士论文，始终搞不明白，既然有这么丰富而生动的古代中国文学世界，为何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内容却如此狭窄而陈旧，好像只有那一亩三分地似的，所有的翻新出奇，似乎都靠着“乘坐概念和名词的纸飞机”，在想象的空中一边翻滚一边俯瞰，觉得这真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于是，更感到这种悬浮在古典文献之上，仅仅凭着教科书和作品选作为指南来寻找课题的风气，实在让人感到悲哀。于是我想，在这样的时候重提古典文献的意义，也许还不是没有意义，因此，在这部书再版之际，我写下这些话，作为这部可能读来很枯燥的旧书的再版序言。

          2005年6月25日于蓝旗营寓所

这是近二十年前的旧书，原名《历代诗文要籍详解》，1988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本来是为文科大学生和研究生了解古代中国文学典籍而写的，现在稍加修改，由中华书局重印。有很多感想，已经写在再版序言里面了。

在这篇《后记》里要表示一些感谢之意。这部书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时候，责任编辑是我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同门前辈师小平女士，这些年来，我们虽然联系不多，但有时听到她的消息，接到她的电话，就会想起当年她为此书做编辑的辛苦和认真，虽然现在书改由中华书局出版，但我仍然要首先对她表示谢意。徐俊兄是这本书重印的促成者，他多次力劝，打消了我的顾虑，让我终于下定决心腾出时间，对这本旧书重新校定。他还提出以编者按语的形式，为方便读者而增加新出各种版本，以补充近十几年资料缺漏的建议，我要衷心表示感谢。最后，我也要感谢编辑樊玉兰女士，她很辛苦地找了最近出版的各种新的校本、注本，使这部旧著有了新书的意义。

                    葛兆光

                    2005年7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