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前牙医、小说家余华写出《兄弟》这样的垃圾作品，却得到如此高度的捧场与欢迎，成为超级畅销书，好比出现超女现象一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事情。因为“恶俗”成为了标准，残酷、肮脏成为了标准，这是十分可怕的灾难性精神症候。本书打出一个很深的眼，联系其生平经历借以观照其作品，“为余华拔牙”。主要针对他的长篇《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以及中短篇《1986年》《现实一种》等小说，尤其是《兄弟》中出现的问题、存在的缺陷以及产生这一虚假繁荣现象背后的文化背景及其表现出的社会时相风貌与精神实质进行深刻分析和挖掘。对与之风格相近的《生死疲劳》（莫言著）等“兄弟”小说，也有一定的批评。同时，该书还就批评家与小说家的关系，小说家如何对待正常的文学批评，小说家需要什么样的修养，他们与道德、人格、现代教育等关系问题，发表了见解独到的看法。

著名批评家、作家李敬泽、邓晓芒、郜元宝、黄唯群、苍狼、摩罗、蒋泥、谢有顺、周冰心、王晓渔、川水、金赫楠、李云雷等从业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人民文学》以及澳大利亚、美国诸大学的专业、业余“牙医”，联手打出很深的眼，为前牙医余华“拔牙”。本书系统分析了余华的中、长篇《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等小说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产生虚假繁荣畅销现象背后的文化背景，表现出的社会时相风貌与精神实质等。同时，也对他的散文和随笔中的艺术风格作出了真诚的评说和忠告。

倾听现实的脉搏——代序(苍狼)／1

第一辑 给余华拔牙

读《兄弟》·看余华(黄惟群)／3

难以置信的浅薄

几个写作上的基本问题

无处落脚的“强度叙说”

对丑恶与残暴的酷爱

余华的“窄门”

来自《兄弟》的启示

给余华“拔牙”(苍狼)／19

《兄弟》顶多也就是两行泪水——我读兄弟(李敬泽)／23

我欢迎余华的重复——评《兄弟》(上)(郜元宝)／27

《兄弟》：余华的一次“华丽转身”(王晓渔)／31

廿年之后看余华(金赫楠)／37

《兄弟》为什么这么差?(李云雷)／47

第二辑 虚伪与注水

活还是不活(邓晓芒)／53

诺贝尔“种子选手”何为(蒋泥)／55

《兄弟》是垃圾

作家需要人格吗?

批评尺度和《生死疲劳》的问题

滑稽与小丑

生活里没有的伪真实

离“诺贝尔”有多远?

迷乱的海外之音

末尾：对待批评应持的态度与未来

余华批判：虚伪而注水地活着(林童)／115

第三辑 欲望与狂欢

余华小说的细节问题(周泽雄、杜士玮、绿骄阳等) ／143

余华在国外一瞥(张玲、何爱英等)／149

为《兄弟》辩护到底(郜元宝)／156

《兄弟》里的厕所等问题讨论(如今不疑等)／161

当代中国文学载道理想断想(周冰心)／176

《兄弟》背后的余华真相(明夏科)／187

《活着》——小说与电影的比较(邓小满)／192

第四辑 幻梦中的歌吟

非人的宿命——论余华小说《一九八六年》(摩罗)／199

幻梦中的歌吟——余华作品印象记(川水)／248

“论”或“印象记”

幻梦中的歌吟——余华作品印象记

众声喧哗说余华——与谢有顺、摩罗等交流

谢有顺的余华研究及其价值

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谢有顺)／278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代后记 (蒋泥)／287

《兄弟》顶罗也就是两行泪水——我读《兄弟》

李敬泽

在《兄弟》的下半部中，宋钢死了，和其父宋凡平一样，他是善的化身，他必是死于对他的兄弟李光头的爱与责任，他将如一个圣徒或父亲，追着李光头，为后者的恶和纵欲赎罪或者买单，直到力竭，直到流尽血。

以上是我的推断。

小说家余华的神秘力量在于，他在根本上是简单的，他一直能够拎出简明、抽象、富于洞见的模式，告诉我们，此即人生_。如同真理是朴素的，余华的简单总是能够令人震撼。但是这一回，我认为，《兄弟》的简单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简单到不能成立。

《兄弟》始于欲望、耻辱和血缘的描述，父亲的窥阴癖通过某种只有作者自己才能理解的方式传给了儿子李光头，同样地，我推断，宋钢将不仅是宋凡平血缘上的儿子，也是他精神上的儿子；我不敢相信余华竟然以血统推定人类生活中的卑微和高贵、善和恶，我只能说，余华一向是冷静而决断的叙事者，现在，他的决断发展为无根据的武断，发展到蔑视人的可能性和人的选择，他把标签贴在人的身上，然后让人像数学符号一样推演他的方程式。

而《兄弟》上半部的方程式就是1+1=0，就是世界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的命运——这的确是狄更斯式的宏伟模式，但问题是狄更斯是背靠着上帝进行叙述，而余华把自己就当成了上帝，这个模式与《十八岁出门远行》不同，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不同，它与个人的、具体的生命体验无关，它不再是一个人在荒野上发出的孤独的声音，它变成了居高临下的安排、界定和审判。

于是，“文革”成为潜藏在人心中的恶的猝然发作，成为对善，对高贵，对爱、信义，对亲情人伦，对一切使人性美好的事物的疯狂虐杀，它使黑暗更黑暗，使微弱的光明在黑暗中备受考验，而显得无限珍贵动人。

我相信，很多读者因此流泪，我也曾流泪，但我从来不仅仅以眼泪判断作品，我甚至认为眼泪是廉价的、可疑的，它很可能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自欺，世界在一泡泪水中变得模糊，我们看到的正好是我们情愿看到的，就像我们听一首流行歌曲也会流泪，只不过是因为那首歌让我们忽然觉得自己就是天下最可怜的那个人，而实际上我们当然不是。

《兄弟》在更大的尺度上模糊了世界的真相，据说余华立志要“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但结果却是，过去40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被简化成了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一套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的庞大隐喻，余华头一次采用和复述并非由他发明的模式，它听起来像顺口溜一样熟悉和智慧，但也像顺口溜一样空洞无物。

我当然不认为善与恶是无效的范畴，恰恰相反，我认为过度的、习惯性的怀疑主义态度，正在支配着我们的文学，它使作家不能公正地理解和表现人性，不能公正地理解和表现我们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兄弟》的叙事信念想必会使读者感到振奋，但至少在上半部中，余华的信念难称雄辩，对小说家来说，善与恶不应是先验地给定的，而是在对人的生活、人的灵魂的追问中雄辩地榨取和展现，余华显然没有这样的耐心，他更急于操纵他的人物，去演绎现成的模式。

P23-24

倾听现宾的脉搏——代序

苍狼

直击中国文坛的又一新著，《给余华拔牙》问世了。

早在2004年春，我就和李建军、蒋泥等同仁推出了《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紧接着又推出《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这两本书曾引起很大反响。以莫言和贾平凹等作家为代表的被批评者认为，这种批评是吹毛求疵、哗众取宠，无非是借批评名作家出名。其他作家和读者，包括一大批在读的研究生则对两书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认为中国也诞生了真正的“批评家”，他们敢于仗义直言，倾听现实的脉搏，戳破作家面纱，是中国文坛的“良知”。

纵观中国文学史，历来是赞扬家多，批评家少，真正的批评家更少。根据本人的真实感受，做一个批评家太难了，除却“得罪人”、“讨人嫌”、“哗众取宠”这些世俗理解外，最关键是怎么批评，拿什么东西作为武器，否则仅仅是简单的酷评，着实没有太大价值。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批评?中国需不需要批评?作家如何面对批评?这是每一个作家和批评家都应该回答的问题。

韦勒克在《文学批评作为术语和概念》一文中写道，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批评”一词就作为“文学评判者”的意思出现了。中世纪的时候，批评是作为医学术语而出现的，意思是“危象”和“病入膏肓”。1492年的时候，一位批评家则自豪地宣称：“在古人看来，(语法家们的)判断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审查和评判作家的人都是语法学家，因此古人也将语法学家称为批评家。”到了17世纪，培根则在《学术的进步》一书中把知识的传统说成“一是批评式的，另一是学究式的”。培根认为，批评要考察下列五点：“(1)关于作者的校正及编辑；(2)关于作者的说明和解释；(3)关于写作的时代，这在很多情况下有助于对作品的正确理解；(4)关于对作者的一些简略的责难；(5)关于作品的句法及意向。”后来，有人认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或评判家”的职责就是“中肯地评判作家及其作品”。1674年，当莱默替拉宾的《对亚里士多德的沉思》写序言的时候，“批评”这个术语已是根深蒂固，批评作为一种事业也已蔚为大观了。莱默写道，“在上个世纪，意大利的批评家人满为患”，而“英国直到前几年尚无吃到批评家的苦头，正如她至今尚未受豺狼之害一样”。显然，正是这样一种对“批评”的理解，才造就西方产生了无数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和伟大的作品。

恩斯特·布洛赫在《论文学作品反映当代的问题》一文中写道：“不脱离时代而写作，并不等于按生活本身写作。因为许多看上去倾听现实脉搏的人，只接触到一些表面的事情，而没有感触到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作家描写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流行的见解，所以在读者中造成他们写了时代小说的假象。它们也许能供人消遣，但一定是短命的……在当今，东方小说中有一些更糟糕的例子，既粗糙又拙劣。”这句话虽然不是专门评论余华或莫言们的小说的，却一语中的，代表了这部《给余华拔牙》一书中的许多评论家的观点。如果按照别林斯基的观点，这些作家是“轻蔑地看待那个不值得他们感到痛苦和欢乐的社会，盘踞在自己幻想城堡的收拾得很漂亮的楼房里，透过五彩缤纷的玻璃来看世界，他们像鸟儿似的为自己唱歌……由此就繁殖了这么许多微小之极的天才，小伟人，他们确实显示出许多才能和力量，可是，他们吵呀，吵呀，吵过一阵就默不作声了，常常在盛年，力量和活动正是旺盛的时候，身未死而锋芒已经耗蚀殆尽”。那些心胸狭窄、鼠目寸光的作家自然不甘心自己的“死亡”，但历史确实太残酷了，当这些作家们正兴高采烈地在家里点着巨额的版税时，他们的脉搏已停止了跳动。

中国的作家之所以一个个无法超越自己，关键在于缺乏信仰和知识分子情怀，正如犹太哲学家阿多诺所强调的，“美学必然以真理性为目标，否则就会被贬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或者更糟，即被贬为一种烹饪观”。试想，如果一个作家能够有坚定的信仰和知识分子情怀，他就会以追求真理为乐趣，不惧怕和反感任何批评，而是勇敢真诚地站出来与批评家进行对话和交流。当年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国民经济及其赋税原理》出版后，曾遭致许多朋友的激烈批评，李嘉图不仅没生气，而且真诚接受批评意见并修改著作，最后成为传世经典。经济学家哈耶克当年和凯恩斯的大论战名震英国，双方虽然各自都不屑一顾，但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尤其是哈耶克坦然承认自己治学方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终于写出旷世巨著——《通往奴役之路》。我多么渴望中国的这些作家们也能有这样的胸怀和境界啊。

美国著名批评家阿尔伯特·莫德尔在《文学中的色情动机》。一书中指出，“色情幻想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很重要”。关键是“如何升华为感人的艺术作品”，并“导入爱情轨道”，且不致“使人堕落”，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位作家严肃探讨的问题。可怕的是，许多文学家宣称自己和科学家一样自由，但结果却是为了赚钱而借此大写淫秽作品。

我再一次真诚地提醒以余华和莫言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当你们倾听现实脉搏时，千万不要堕落成为一名“地摊文学”作家。

是为序，与读者共勉。

2006年5月25日于北京

凌晨1时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代后记

蒋泥

主编说，既然你是《与魔鬼下棋》的主要作者，那么现在这本带有一定延续性的批评之书，还是由你来写篇后记吧。恭敬不如从命，我交代几句。

本书涉及的话题，我觉得无意中指向了一个现象，正如朋友们看到我批评《生死疲劳》和《兄弟》的作者莫言、余华先生的文章。后，来信说他们在耶鲁大学，也刚刚提起两位，推出了这么粗糙的急就章，却如此出人意外地畅销，动辄十几、几十、上百万册，媒体又那样步一调一致地进行哄传与炒作，其背后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他们讨论的结果和我文章里表达的意见一样，那就是“不在于他们写了坏的小说，而在于恶俗成为标准——残酷、肮脏成为了标准”。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不幸，很应该有所警示，及时得到扭转、纠正。所以主编策划，并决意要把这本书推出去，打一个眼，借以观照我们的时相风貌与精神实质时，我觉得此事很有价值。倡议也得到支持，李敬泽、邓晓芒、摩罗、谢有顺、郜元宝、苍狼、李云雷以及远在澳洲的黄惟群等先生，都贡献出自己的新作旧文。

苍狼先生还建议了一个绝妙的书名——“给余华拔牙”，也算是学习余华、莫言二先生，“触目惊心”了一把。

倒不是由于我们就那样好做牙医。捏住老虎钳子只管往下拔，我在小时候见得很多。我10岁之前，三天两日牙疼，常常出虎牙，这边出了那边长，双颊轮着来，肿起好高一块，痛苦得吃不下、睡不了；拔下来，也就舒服，一劳永逸了。真所谓“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

我们的社会目前正是出了点牙病，虽然不是致命的，却也是疼痛难当，大意不得的，不拔怎么行?

于是乎正经科班出身的李敬泽、邓晓芒、郜元宝、周冰心、林童、川水芙蓉、王晓渔、黄惟群、李云雷、谢有顺诸牙医磨刀霍霍；也还有类似余华先生那样的“土牙医”噶噶举钳，皆是原始记录，出于我们的批评文章发表并在博客上贴出后，朋友们的热情留言之选粹。其中“土牙医”周泽雄、周实、张颐武、如今不疑、绿骄阳、童志刚、张玲、中国老农民、栀子花的香气等，都是我们的忘年交、老朋友或者是新相识，属于网上聊天经常扯耳朵、对骂，热乎得狗血喷头也能视死如归的文张飞，他们功底扎实，虽两针三言，亦不比前面科班的牙医们逊色。

闹闹哄哄，经过双料牙医们争吵不休的会诊，疼牙大体可以拔掉了吧?

尚请读者诸君诊断，在此，我们也算是尽了一回地主之谊。

2006年5月10日凌晨3点，北京

友情提示：本书尚有个别作者无法寻得近址，请与出版社责任编辑联系，告知电话和地址，以便核实后，按规定奉寄样书与稿费。

我先来给这个“消化不良”的、不合格的“牙医”拔掉四颗病牙：第一颗“黄牙”，第二颗“假牙”，第三颗“杂牙”，第四颗“黑牙”。

——著名批评家、犹太学学者 仓狼

余华的神秘在于，他在根本上是简单的，一直能够拎出简明、抽象、富于洞见的模式，告诉我们，此即人生，令人震撼。《兄弟》的简单却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

——著名批评家 李敬泽

为引人发笑、满足玩丑癖，余华好像马戏团的小丑，不惜顽固捏造大量怪异的、出人意料的、毫无水准的动作、人物、话语。同时，经典作家刻画细节是为了立住人物性格，余华等老兄刻画细节却全是“逗”读者。我们笑过苦过后，回头一想，假得很厉害。他实在是一个“堆砌”凶残、丑恶内容和细节的，玩噱头、玩视觉冲击力的高手，玩晕了全世界。

——青年作家 蒋泥

一部小说分上下与先后推出，无疑是“行为艺术”，却肯定和文学无关，而是绝对的愚蠢。作为普通读者，我希望这种文学以外的“诡异”，不要影响正常阅读，虽然实际上这种影响恐怕已经发生。

——著名评论家 郜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