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山东分体文学史》丛书中的一卷，先秦齐鲁故地，人文荟萃，像管仲、齐桓公这样的政治家和孔子、孟子这样的思想家皆出于此，在齐鲁区域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本套丛书是对山东地区古代文学创作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资料，对地域文化研究者和文学类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都有较大参考价值。

今山东省辖区，大致为先秦齐鲁故地。齐鲁自古为文学之邦，是中国文化学术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中国诗歌理论的发源地。如被朱自清先生称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的“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虞书》，是舜任命夔做乐官时说的话。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①诸冯就是今山东诸城市②，东夷人是上古时期今山东地区的土著居民。舜号有虞氏，是传说中的古代圣王，实则为东夷族的领袖。东夷族既是生活在今山东境内的先民，舜也就是东夷文化的代表。

中国诗歌理论发轫于《尚书·虞书》，而奠基于孔子。孔子论诗，重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强调诗歌为礼教政治服务。他精通音律，曾整理《诗经》，他把这部文学作品当作进行礼乐教育的教科书。因此，孔子指导弟子学《诗》，要求他们着眼于诗歌的政治效用。他认为学《诗》可以提高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可以作为从事政事活动的依据。他说学《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①，“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②在他看来，诗是礼乐的基础，彼此不可分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⑧孔子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提出“兴”、“观”、“群”、“怨”说④。所谓“兴”，是指诗歌的联想能力和感染力量，即朱熹所谓“感发志意’⑤；“观”，是观察社会，即“观风俗之盛衰”⑥、“考见得失”⑦，亦即认识社会的作用；“群”则是“群居切磋”⑧，互相切磋，互相砥砺，是互相感发、互相影响的作用。“怨”为“怨刺上政”⑨，即对现行政治得失进行有限度的批评。孔子上述有关诗歌本质特征及其社会功用的论述，奠定了我国古代传统诗学理论的基础。孔子论诗的精神，使后世文学理论家和诗文作家关注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反对形式主义文风，其影响基本上是积极的。在孔子以后的年代，经过儒家学派的发挥，在先秦两汉时期形成儒家“诗教”。“温柔敦厚，《诗》教也。”⑩本谓《诗》教人“温柔敦厚”，是思想道德方面的要求，而后却成为创作诗歌的原则。因此，两汉经学家以政治眼光看待文学作品，忽略了文艺自身特征和规律，也对文学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魏晋以降，从曹丕到刘勰，反映了我国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之后文学批评的实绩，而刘勰的《文心雕龙》标志着中国早期文学理论的形成。其间籍出山东的刘桢、左思、颜延之、檀道鸾、王筠、任畴、徐陵、颜之推等，都有文学批评的言论。刘桢的有关论述已经散佚，就现存几条零碎材料来看，他重视作家独特的个性和文章的气势①。颜延之论诗主张以《诗经》为典范，有关诗歌的论述，见于其训诫子弟的《庭诰》，对后来的刘勰诗学有一定影响。与颜延之大约同时的檀道鸾著有《续晋阳秋》，对自汉及晋的文学发展过程进行了具体描述，其中关于后世文学“皆体则《诗》、《骚》”的提法，关于玄言诗兴衰过程和代表作家的论述②，都对研究这一段文学史和诗歌史具有重要意义。有意思的是，上述诸人，除徐陵外，其论诗宗旨大致与刘勰相一致，有的观点就为刘勰直接吸收。

唐宋时期，山东籍崔融、任华、王禹傅、穆修、石介、晁补之、李之仪、李清照、辛弃疾等诗文大家关于诗歌的言论，在当时及其后都有重要影响。《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有《唐朝新定诗体》一卷，今人考证，认为是崔融所作①。此书涉及诗的风格、修辞与具体表现手法，当是近体诗作法指导一类的书，为近体诗形成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宋代山东籍作家诗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反对浮艳文风，主张恢复重视诗文思想内容的传统，并形成宋代诗文特色的主流。王禹傅是宋初大家，他上承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下启欧阳修、苏轼，其有关诗文的论述对宋代诗文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穆修继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初柳开之后，提倡儒道与古文，为宋代欧阳修所领导的古文运动的前驱。石介及泰山学派主张继承和发扬儒家道统，开宋代理学的先河；文学则极力反对西昆体为代表的浮艳文风，主张文以载道，经世致用。晁补之强调重质轻文，辛弃疾主张重视诗文的内容和感情，都与王、石等一脉相承。

明清时期，李开先、李攀龙、谢榛、宋琬、王士稹、赵执信等有关诗文创作的论述，对当时及其后都有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都有崇高地位。李攀龙、谢榛为明“后七子”领袖，他们倡导诗文复古运动，主张继承汉唐诗文传统，试图激发起正宗诗文的创作活力。李攀龙没有专门的诗论，而其要求诗文“达于政”，强调“悯时政得失，主文而谲谏”②，强调诗歌“言情”的特点和“移情”的感化作用⑧，并重视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谢榛著有《四溟诗话》，提出较为完备的诗歌主张。谢榛论诗主取法盛唐，与前后“七子”诸人并无不同，而在如何取法古人的方法上，则有所不同。同时，谢榛论诗，以格调为主，并十分重视感兴，蹊径独辟，已开性灵、神韵之渐。王士稹为一代文宗，论诗主神韵，创神韵诗派。王士稹主盟康熙诗坛，山东多王派诗人。与王氏论诗持不同意见的是他的甥婿、益都赵执信。王、赵关于诗歌理论的论争，在当时曾引起诸多议论，而从其论争的内容看，他们是很认真的，涉及诗歌与诗人、诗歌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赵执信反对诗人脱离现实，强调诗歌的思想品格和教育作用，对于维护中国诗歌注重反映现实的传统具有积极意义。

通观齐鲁故地的文学批评，大致以传统儒家的文学观为依归，重视诗文与现实的联系，重视文质关系；宋元明清时期，王禹傅、李攀龙、王士稹等人的创作及其文学思想也都影响一代文风。

齐鲁故地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诗人辈出，代有名家。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收集的诗歌，今属山东地区的有《小雅·大东》、《鲁颂》、《齐风》、《曹风》等。《大东》是谭国(今济南东部)大夫抱怨周人赋税繁重、搜刮谭入的诗，体现了雅诗“怨而不怒”的精神；《鲁颂》是歌颂祖先功德的庙堂文学的代表作品，其中《羽》的末章中的“思无邪”，被孔子当作理解《诗经》思想内容的“总纲”①。《齐风》写齐地婚恋、尚武，讽刺齐上层淫乱，都富有生活气息；《曹风》存诗不多，或讽刺贵游子弟，或关心国事，或目睹丧乱而表达对太平盛世的向往，与现实联系也十分密切。总之，《鲁颂》为典雅的庙堂乐章，在赞美祖先方面，与《周颂》、《商颂》并无不同，而风格却较为活泼，内容上也表现出鲁文化重视传承的价值取向。《齐风》、《鲁颂》对齐鲁诗风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人对现实的深切关注，一是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

齐鲁两地的文化，在战国中期之后即开始融合，秦汉之后，齐、鲁文化又进入与其他地域文化的融会过程。汉武帝时代，封建中央集权制得以确立，文化思想渐趋统一，地域文化的界限亦渐趋消亡。但作为文化积淀，齐鲁文化精神仍然表现在齐鲁人生活风貌之中，使两地风习仍然存在差别，两地诗风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鲁地诗人韦孟、韦玄成继承《诗经》传统，虽受赋体影响而仍为四言；齐地东方朔的《据地歌》则较为活泼而为杂言，反映了齐人变通适时的性格。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危机加深，齐鲁经学失去固结人心的力量，经过以“汉末三子”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潮的冲击，社会思想活跃，传统儒学吸收道家思想，呈现出向魏晋玄学转变的趋势，从而使齐鲁文风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地域文化的影响逐渐淡化。山阳高平仲长统是“汉末三子”之一，所著《昌言》已脱离经学樊篱，表现出道家思想倾向，代表了汉末士人由避害遁世向老庄思想的过渡，而其生活情趣和审美追求，已开魏晋先声。他曾作《明志诗》二首，第二首云：“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翱翔太清，纵意游冶。”可见仲长统追求一种优游自适的生活，要求尊重个人意志，表现出独立不移的品格。生长在鲁地、深受儒学熏染的仲长统，其美学理想及其批判精神，更接近于道家；他已冲出群体价值观念，而追求自我价值。仲长统的思想情趣，在当时的儒生中颇有代表性。

汉魏之际，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诗歌文人化是其突出表现。在诗歌文人化的进程中，“建安七子”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诗人。而“建安七子”中，鲁国孔融、高平王粲、北海徐斡、东平刘桢都是山东籍人。孔融以散文著称，而其《杂诗》之二是较早抒发个人情志的诗篇；刘桢五言诗《赠从弟》的抒情化、个性化倾向，反映出诗歌发展的总趋势；王粲被誉称为“七子之冠冕”，其《七哀诗》反映汉末动乱，直抒胸臆，表现出冲破经学藩篱之后个性鲜明的特色；徐斡是位淡泊名利的学者，也有《情诗》那样情致缠绵、为人传诵的名篇。因此，可以说孔、王、刘、徐的诗歌创作基本上代表了建安时期的创作倾向和创作成就。其他如东海郯的缪袭、济阴吴质、琅邪诸葛恪、东郡东阿的程晓也都有诗歌传世。

晋南北朝时期，今山东地区人才济济，有众多诗文名家。与其他时代不同的是，这些诗文名家大都出自世家大族。从这些世家大族的渊源看，他们大都是由汉代经学世家演化而来。如曲阜孔氏、平昌伏氏、琅邪王氏和颜氏、清河崔氏、泰山羊氏等等。晋室南迁，今山东全境成为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区，境内的世家大族大部追随晋室南迁。在南迁之后，他们在江南的侨居郡县，仍然沿用原籍的名称。称籍贯仍称原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的称谓问题，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