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影响颇大的历史人物，他是新文化的战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思想历久而弥新，他的影响在海峡两岸十分深远。本书易竹贤教授以史家之思、作家之笔为胡适立传，使读者对胡适的一生有深入的了解，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

题辞[3]

三版序[4]

修订版序[8]

初版前记[10]

第一章 少年时代（1891--1904）

l 家乡口家庭[1]

2 年轻守寡的母亲[9]

3 入家塾，拜孔夫子[15]

4 "□先生"讲故事[20]

5 从拜神到打菩萨[24]

第二章 上海求"新学"（1904--1910）

6 乡巴佬变成"新人物"[29]

7 读《天演论》、《新民说》[34]

8 作者、编者、记者[40]

9 脚气病与做诗[46]

10 浪荡子痛改前非[51]

第三章 西乞医国术（1910--1917）

11 弃农学文[58]

12 几乎做了基督徒[63]

13 对美国生活和政治的兴趣[68]

14 共和与帝制问题[73]

15 从杜威攻实用主义哲学[78]

16 真博士，还是假博士?[83]

第四章 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1917--1921）

17 《新青年》、北大、陈胡[91]

18 娶了一位小脚夫人[99]

19 打孔家店[112]

20 教"中国哲学史"[119]

2l 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126]

22 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132]

第五章 文学革命（1917--1922）

23 首举义旗[137]

24 文学观念的革新 [143]

25 最先"尝试?"白话新诗[149]

26 翻译有功，创作无力[158]

27 造一个中国的"娜B拉"[162]

28 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 [167]

第六章 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

29 "国粹"与"国渣"[173]

30 疑古精神[179]

31 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小说[183]

32 对金圣叹"一分为二"[187]

33 开创""新红学"[193]

34 与鲁迅的交往[204]

35 "考据癖"的乐趣[208]

第七章 在歧路上（1919--1926）

36 "问题与主义"之争[212]

37 《努力》谈"好政府主义"[218]

38 "不想替帝国主义辩护"?[223]

39 二进宫[227]

40 在孙、陈、段之间[233]

41 女师大风潮前后[239]

第八章 欧美之行（1926--1930）

42 在莫斯科[246]

43 海外读敦煌卷子[250]

44 往西去！[255]

45 经日本返国途中 [259]

第九章 《新月》、人权及其他（1927--1930）

46 在上海重整新月社[262]

47 中公校长偶作冰人[267]

48 "人权运动"始末[274]

49 "五鬼乱中华"[285]

50 "传记热"与《四十自述》[289]

第十章 "独立"的诤臣（1930--1937）

51 "人权"余波[294]

52 《独立评论》的"独立精神"[300]

53 与民权保障同盟的分歧[306]

54 他所希望的蒋介石[3 11]

55 唱对日不抵抗低调[316]

56 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的遭遇[323]

第十一章 新文化余晖

57 白话文与"大众语"[327]

58 孔子的再评价[331]

59 南游的风波一[336]

60 "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342]

6l "一二·九"运动[348]

62 与苏雪林论鲁迅[352]

第十二章 过河卒子（1937--1949）

63 由低调到抗战[356]

64 赴美欧作国民外交[361]

65 书生大使[365]

66 旧金山--伦敦--北平[374]

67 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379)

第十三章 飘零的晚年（1949--1962）

68 纽约寓公[389]

69 《自由中国》的风波[398]

70 热闹背后的孤寂[406]

71 学者与小贩[415]

72 在"围剿"与欢会中倒下[418]

第十四章 传余

73 丧葬[427]

74 遗著[431]

跋[433]

几乎做了基督徒

胡适去国赴美，虽是浪子回头，抱有很大的决心和希望；但毕竟又是摔过跤的人，意气仍旧相当颓唐悲观，旧染一时也难以尽除。酒虽然一口也不喝了，却还时常打牌，纸烟也屡戒屡抽；偶然在《小说月报》上看到旧日上海相好妓女的小影，犹割不断怀恋之情。胡适自己也慨叹说：“吾年来意志力薄弱极矣，即戒纸烟一事，屡戒屡复为之，真是懦夫无志之为!”①为此，他下过多回决心，写过多回“自誓”与“座右铭”；又逐渐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专门写了“提倡禁嫖”一则札记，其中说：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②胡适改过的决心是大的；然而洗心革面，改造恶习，又是多么不容易啊!

为了改过，胡适也开始接触西方的基督教，读《圣经》，常出入于美国基督教家庭，对基督教竞大感兴趣。

1911年夏天，学年大考结束，基督教学生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孛可诺松林区(Pocono Pines)举办夏令会。中国学生到会者35人，美国学生约200人。胡适虽不是基督教徒，也应邀参加了这一活动。连日听耶教会的名人演说，讲《马太福音》，并开讨论会。同来的留美学生中有一位陈绍唐君，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同班同学，后来受洗为基督徒。他们分别三年了，这次在孛可诺山相见，自然格外亲热。这位陈君笃信教义，令人可惊，学问见识也很不错。胡适觉得他简直“如程朱学者，令人望而敬爱”。一天下午，他对胡适大谈耶教教义，谈了三个多小时，胡适大为感动，竞决心要做耶教信徒了。他在6月17日给朋友章希吕的信中写道：连日聆诸名人演说，又观旧日友人受耶教感化，其变化气质之功，真令人可惊。适亦有奉行耶氏之意，现尚未能真心奉行，惟日读Bible(按，即《圣经》)，冀有所得耳。当时的胡适，远在异乡，第一学年课程结束，终日无事，又得知好友程乐亭病故，思想正处在一种愁苦悲观的境地。他这次到孛可诺山来参加夏令会，正是想“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杀吾悲怀耳”。因此，胡适便很容易被耶教的宣传所打动，希望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

这天晚上，耶教会又安排了一个美国教徒名叫梅西(Mercer)的为中国留学生演讲，述说他一生的经历。梅氏在大学时曾染有种种恶习，无所不为，被父亲逐出家门，从此流落在外，身无分文，无以为生，便投河自尽，被水上巡警救起。后来当了基督教徒，从此改恶从善。数年之后，他又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经历，宣传耶教教义，事迹登在报纸上。他的父亲看到报纸，知道儿子果然能改过，便恢复了父子关系，和好如初。梅西的演说很会以感情打动人。当讲到他们父子重见时，更大加渲染，父子如何抱头痛哭。讲演者声泪俱下，胡适这些青年人听了，也都被感动得流下泪来。当场即有七个中国留学生感情冲动，站起来说自己愿意当耶教信徒，其中之一就是胡适。6月21日，他写信告诉他的好友许怡荪，说“昨日之夜，弟遂为耶氏之徒矣”!

然而，胡适并没有成为“耶氏之徒”。他后来冷静了，觉悟了，看透了耶教会用“感情的”手段俘虏青年人，‘探恨其玩这种‘把戏’，故起一种反动”，对耶教会很反感，当然就不会再上当，不再信洋迷信，当耶教徒了。③

胡适虽然没有当基督教徒，但基督教的‘圣经”却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和不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

原来，胡适早年就已经深受老子“不争”哲学的影响。这位中国古代哲学家一生主张不争，认为弱能胜强，柔能克刚。这些思想对胡适影响很深。前面说过，1907年，他曾作过一首小诗，题为《秋柳》，便正是老子“弱能胜强，柔能克刚”的写照。④P63—64

《胡适传》出版已经七年多了。犹记1987年4月，一万部精装本《胡适传》已整整齐齐、静静地躺在了书库里，却不得与广大读者见面。几经周折，终于这年10月21日获准发行。至年底2个月零10天便销售一空。反响也颇为强烈，有北京、香港、澳门、台北、纽约等地共40余家中外报刊发表评论或介绍文字。现中国大陆出版的胡适传记，我所见到的已有五本；胡适著作也有多种重印，且不断有研究胡适的论著问世。这就说明，“胡适”这个名字在读者中还是有影响的，受欢迎的。

正如本书初版《前记》所说，现在海内外对胡适的评价，通过逐步讨论交流，正在“逐步接近”，多次有关胡适的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学者聚晤交谈的融洽气氛和友谊，便是明证。诚然，数十年的分离与阻隔，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见仁见智，亦在所难免。而随着海峡两岸及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展，学者们互相切磋，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胡适研究定会有更深人的发展，更丰硕的收获。

胡适曾经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他的学术思想和著作，在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有过巨大影响。这是一笔迄今仍值得研究和借鉴的重要遗产。应该高兴的是，较之七年前，胡适研究已有相当成绩。特别是一批中青年学人，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前景无可限量。同他们一起论胡适，谈学术，获益良多，尤使我觉得似乎也年轻几许。数年来与台湾友人陈宏正先生通讯，晤谈，多获助益，并承他惠赠台版胡适著作多种，更增添研究的兴味与方便。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吕实强先生曾撰专册评论本书，于我亦多有启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耿云志先生看过本书，也曾细心地提出11处修改意见(个别处系排印错误)，多数已采纳在这次的修改稿内。若非胡适先生的因缘，哪得结交这许多良朋好友?稍感遗感的是，研究胡适的队伍尚嫌薄弱一点，阵势也不够齐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这与胡适学术思想业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还很不相称，离改革开放和建设民族新文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愿海内外学界友人共勉，携手再创新局面。

这次再版，修改整理的时间相当紧，赖历年积存的修改意向与资料皆注于自存本上，进展颇为顺利，除校正排印舛错，增添某些材料之外，好几节改动亦颇多，有的节几乎是重写；并抽出原“附记”，改题‘传余’’，含“丧葬”、“遗著’二节，为第14章，全书评断或许更客观公允一些，而基本构架则一仍旧贯。此书一版、再版，多得友朋帮助。湖北辞书出版社社长刘道清先生和湖北人民出版社董玮先生为赶出本书，都付出过紧张而辛苦的劳动；而在紧张写作与修改的日子里，我的夫人张英吾女士，协助查抄资料，整理书稿，议论题旨，间亦指正错漏字句，内务的操劳与照顾更不待言，所以她实在是本书未露面的一位作者。

1994年9月14日晚，作者记

《胡适传》终于完稿，即将付印。欣喜之余，还想在这里补叙一点写作的经过和甘苦。

我也许孤陋寡闻，总觉得中国现代文化思想领域，像胡适先生这样一位名震一时的风云人物，至今没有一部较详尽而完整的传记，实为憾事。曾见过台湾学者毛子水先生撰写的几篇胡适传，包举一生，文字简约，却也难免粗略。李敖先生的《胡适评传》，规划十大册，写的颇为详尽生动，可惜只见到第一册，其中偶有戏谑笔墨，难免轻浮之诮。胡颂平先生所编胡适年谱(简编和长编)，收集整理了相当详尽的资料，为我们作传记的人提供了许多方便。至于胡适本人的《四十自述》、《我的信仰》和口述自传，也都是没有完成的自传。于是，我便决心来写一本完整叙述胡适生平思想事业并且比较详尽的传记。经过几年的资料准备，访问胡适的故里亲朋，为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开设胡适研究课程，并编写了年谱、书目及几本专题资料之后，于去年炎夏动笔，今年炎夏杀青，预计在胡适诞辰95周年的时候，大约可以奉献给读者这一本《胡适传》。

我国从来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一些优秀的传记，往往也是上等的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史传文学的一个好传统。这本《胡适传》，也把文学性作为追求的目标之一，力求写得具体一点、生动一点、可读一点。成绩如何，当由读者来评判。

作为史传，我所追求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真实性。一切以事实为准的，力求据事直书，作一信史。材料主要采自胡适本人的著作、日记、书信、自传，及当时报刊和当事人的记载。至于亲朋、故旧、门生的传闻、回忆和纪念文字，则准情酌理，旁稽参校，务必令人确信可靠者，方才选用；一切溢美、谀颂、应酬及诬谤、诋毁等不实之词，自当摒弃勿用。然而，做到一个信字，并非容易。即以胡适晚年亡命美国，客死台湾的一段来说，海峡两岸隔绝30余年，近来书刊资料虽间接有所流通，毕竟难于齐集，因而事多疑阙，便只好从简以求信。至于笔者识见受的限制，必须努力去克服，就更不待说了。

史传之有褒贬评赞，自古而然，也是今日史学工作者的职责。评论的关键，在于“出以公心，实事求是”八个字。须以传主行实为脉络肌肤，做到理由事生，浑然一体，不谀不诬，公允精当。笔者有志于此，对胡适一生的思想业绩，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惟求按实而论，析理居正，作客观公允的评价。但实际做起来，也绝非易事。这本《胡适传》与公允精当的要求肯定还有不小距离。这不仅与笔者的识见和能力相关，也说明克服忌讳和偏见的不容易。像台湾的某些胡适传记及论胡文字，满纸褒扬，而无一字之贬，难称公论；尤其是政治的偏见，更显出长期僻处孤岛的某种小家器识。我泱泱五千年文化的中华学人自应具有更恢宏的气度。

传记正文共72节，与胡适先生享年之数偶合。每节正文后的注脚，有的文字颇多。除注明史料来源之外，大多是为了避免正文过于沉闷，而将可资参证的各种史料、异闻、掌故，必要的考证辨析，及疑阙备考诸项，移在注文里，以供研究者的参考。一般读者如嫌烦复，也可略而不读。

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居然写成了这本《胡适传》。趁付印的机会，谨向支持我、指导我、帮助我的师长和朋友们，向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而在艰难的条件下担当这件为胡适作传的艰难工作，自己实在感到识见和能力均不相称，粗疏和错误定所难免，衷心希望批评指正。

1986年9月19日，易竹贤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