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20世纪结束之时，中国的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转型之间空前同步，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对抗在中国已经趋向最后的冲刺阶段，因而新时期文学运动中的文学再启蒙，也就需要融入审美现代性特具的双重自我否定，以促进人道主义复兴，来推进文学批评的全面展开与文学理论的学科建构。

导论 欧洲人道主义与中国民本传统/1

 第一节 “人本”与“民本”/1

 第二节人文主义与人伦主义/15

 第三节人道主义的中国语境/35

第一章 国民文学的个人倡导(1901—1926)/53

 第一节人道主义与思想解放/53

 第二节 “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63

 第三节 “显示灵魂的深”/74

第二章大众文学的团体提倡(1926—1949)/87

 第一节新人文主义与文学发展/87

 第二节 “无产阶级文学”/99

 第三节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112

第三章农民文学的政策鼓吹(1949—1976)/128

 第一节 工农兵方向与路线裁决/128

 第二节 “文学是人学”/139

 第三节 “可以有各种典型”/153

第四章公民文学的学理追求(1976—2000)/164

 第一节 “共同美”与人的复归/164

 第二节 “文学的主体性”/175

 第三节 “人类本体”的文学/186

余论人文精神与审美现代性/199

主要参考文献/210

跋/215

第一节 “人本”与“民本”

人道主义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既是欧洲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规范，又是欧洲现代社会中产生的一种文化观念，因而成为欧洲文化现代转型中的主要思潮之一，是文化现代性的一种集中体现，并且与文化现代性的“歧义”之间形成内在的对应。①

如果从文化现代性这一步明史阶段的现代性，在“分裂”之后所形成的“两种现代性”的角度来看，一种现代性与欧洲的社会现代化直接相关，因而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它大体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问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一种可以买卖从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的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并在中P1产阶级建立的胜利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存活力，得到弘扬。”在这里，如果把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中产阶级，视为推动欧洲社会迈向现代的主导力量，那么，也就可以说“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不仅是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性，而且更是现代观念的启蒙现代性。①显然，人道主义与启蒙现代性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另一种现代性与对欧洲现代社会的艺术否定紧密相关，因而被视为“美学现代性”——“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放。因此，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它们往往各不相同)，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然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这样，如果从艺术与现代性的关系来看，“美学现代性”作为文化现代性的批判性表现，就应该是审美现代性——“‘为艺术而艺术’是审美现代性反抗市侩现代性的头一个产儿”，而“市侩主义，这是中产阶级虚伪的一种典型形式”。②由此可见，人道主义将遭到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性质疑。

问题在于，从现代性的当下来看，无论是解构性质的“重写P2

尽管有人认为人道主义算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尤其是将人道主义置于狭义概念之下来讨论，更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不过，依照古希腊哲人所说，太阳底下没有常新的东西，因而从人道主义的广义概念之上来看，的确可以追溯到镌刻下古希腊神谕“认识你自己”的两千多年之前，这样，人道主义至少是一个关于人及其发展的古老命题，其历久弥新而超越了时空的无形限制，显然也就不应是一个仅仅一度轰轰烈烈过的陈旧话题。即使是两千多年之后，在关于后现代性的言说中出现了类似人权终结的种种预言，可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古老思想，仍然如同太阳普照一样，在全球熠熠生辉，因为人道主义始终是人及其发展所向往与追求的理想。

于是，在这古老而恒昌的理想激励下，开始不揣冒昧地试图为人道主义与20世纪的中国文论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初步的个人勾勒，从文学批评的施行方式与文学理论的建构形态如何从传统向着现代转换的立足点，来速写这一影响关系演进的世纪过程，以便能够为今后进行有关人道主义与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全面而深入的影响研究提供一幅颇为简陋的线路图。

于是乎，从欧洲的神人分离到中国的君民分离，尽管出现了时间差，但是，在文化交流之中本土传统文化与外来现代文化之间，毕竟存在着文化融通的契合点。这就使得人道主义的中国传播，以其所体现的启蒙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念，从一开始就直接影响着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转型。在文学与政治的疏离状态中，新文学运动在人的发现中展开了人道主义的第一次吸纳，形成了文学启蒙的人道主义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论由此而获得现代转型的起点。

随着新文学运动中政治化愈演愈烈，从国民文学到大众文学，在失去了文学多元发展条件下中国文论自成一体的可能性之后，逐渐向满足政治需要的文论工具蜕化。这样，从大众文学到农民文学，新文学运动的人道主义传统在面对人道主义一再遭到政治拒斥之中，屡经制裁而难以为继，文学启蒙的人学诉求，最终被扭曲为政治革命的神学演绎，导致文论的自由思考沦为政策的按图索骥，人的文学蜕变为神的文学。

只有当人在从政治到与思想的双重解放之中完成了从神到人的复归，新时期文学运动也随之从政治本位重返文学本位，在公民文学的自主发展中进行了人道主义的再度吸纳，新时期文学运动由此接续上新文学运动的人道主义传统。在临近20世纪结束之时，中国的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转型之间空前同步，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对抗在中国已经趋向最后的冲刺阶段，因而新时期文学运动中的文学再启蒙，也就需要融入审美现代性特具的双重自我否定，以促进人道主义复兴，来推进文学批评的全面展开与文学理论的学科建构。

人道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波三折，不仅证实了人的主体地位在20世纪中国的升降，而且也印证了文学的自由创造在20世纪中国的兴衰，由此而显现出人与文学的关系围绕着国民文学、大众文学、农民文学、公民文学，不断波动、交互、扭结、更替的全过程，实际上协同限定着20世纪的中国文论向着现代转型的历史轨迹。

郝明工

  2004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