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特洛伊战争的神话故事与传说在古希腊各地广为传诵。许许多多游荡于希腊世界的说唱艺人、游咏诗人都乐此不疲，从而使之代代相传，古希腊伟大诗人荷马的两部光辉诗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便取材于此。它既是古老的民间流传的史诗，又是达到高度艺术水平的文学作品。

编选者序 /陈中梅(1)

伊利亚特 /陈中梅译(1)

奥德赛 /陈中梅译(623)

荷马生平轶闻 /陈中梅编(1091)

第一卷

歌唱吧，女神①!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愤怒，他的暴怒招致了这场凶险的灾祸，给阿开亚人②带来了受之不尽的苦难，将许多豪杰强健的魂魄打入了哀地斯，而把他们的躯体，作为美食，扔给了狗和兀鸟，从而实践了宙斯的意志，从初时的一场争执开始，当事的双方是阿特柔斯之子、民众的王者阿伽门农和卓越的阿基琉斯。

是哪位神祗挑起了二者间的这场争斗?是宙斯和莱托之子阿波罗，后者因阿特柔斯之子侮辱了克鲁塞斯，他的祭司，而对这位王者大发其火。他在兵群中降下可怕的瘟疫，吞噬众人的生命。为了赎回女儿，克鲁塞斯曾身临阿开亚人的快船，带着难以数计的财礼，手握黄金节杖，杖上系着远射手阿波罗的条带⑧，恳求所有的阿开亚人，首先是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军队的统帅：“阿特柔斯之子，其他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但愿家住俄林波斯的众神答应让你们洗劫普里阿摩斯的城堡，然后平安回返家园。请你们接受赎礼，交还我的女儿，我的宝贝，以示对宙斯之子、远射手阿波罗的宠爱。”

其他阿开亚人全都发出赞同的呼声，表示应该尊重祭司，收下这份光灿灿的赎礼；然而，此事却没有给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带来愉悦，他用严厉的命令粗暴地赶走了老人：“老家伙，不要再让我见到你的出现，在这深旷的海船边!现在不许徜留，以后也不要再来，否则，你的节杖和神的条带将不再为你保平佑安!我不会交还姑娘；在此之前，岁月会把她磨得人老珠黄，在远离故乡的阿耳戈斯，我的房居，她将往返穿梭，和布机作伴，随我同床!走吧，不要惹我生气，也好保住你的性命!”

他如此一顿咒骂，老人害怕，不敢抗违。他默默地行进在涛声震响的滩沿，走出一段路后，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向王者阿波罗、美发莱托的儿子祈愿：“听我说，卫护克鲁塞和神圣的基拉的银弓之神，强有力地统领着忒奈多斯的王者，史鸣修斯①，如果，为了欢悦你的心胸，我曾立过你的庙宇，烧过裹着油脂的腿件，公牛或山羊的腿骨，那就请你兑现我的祷告，我的心愿：让达奈人①赔报我的眼泪，用你的神箭!”

他如此一番祈祷，福伊波斯·阿波罗听到了他的声音。身背弯弓和带盖的箭壶，他从俄林波斯山巅直奔而下，怒满胸膛，气冲冲地一路疾行，箭枝在背上铿锵作响，他来了，像黑夜降临一般，遥对着战船蹲下，放出一枝飞箭，银弓发出的声响使人心惊胆战。他先射骡子和迅跑的狗，然后，放出一枝锋快的利箭，对着人群，射倒了他们；焚尸的烈火熊熊燃烧，经久不灭。

一连九天，神的箭雨横扫着联军。及至第十天，阿基琉斯出面召聚集会——白臂女神赫拉眼见着达奈人成片地倒下，生发了怜悯之情，把集会的念头送进他的心坎。当众人走向会场，聚合完毕后，捷足的阿基琉斯站立起来，在人群中放声说道：“阿特柔斯之子，由于战事不顺，我以为，倘若尚能幸免一死，倘若战争和瘟疫正联手毁灭阿开亚人，我们必须撤兵回返。不过，让我们先就此问问某位通神的人，某位先知，哪怕是一位释梦者——因为梦也来自宙斯的神力，让他告诉我们福伊波斯·阿波罗为何盛怒至此，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某次还愿，还是某次丰盛的祀祭。P3-5

荷马的身世向来扑朔迷离。有西方学者甚至怀疑历史上是否确有荷马其人。英国诗人兼文论家马修·阿诺德曾用不多的词汇概括过荷马的文风，其中之一便是“简明”(simplicity)。然而，这位文风庄重、快捷和简朴的希腊史诗诗人却有着不简明的身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其“庐山真面目”的疑团。首先是他的名字。Homeros不是个普通的希腊人名。至少在希腊化时期以前，史料中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以此为名的人物。Homeros被认为是homera(中性复数形式)的同根词，可作“人质”解。HomerosF亦可拆解作ho me(h)oron，意为“看不见(事物)的人”，亦即“盲人”。这一解析同样显得勉强，也许是根据《奥德赛》里的盲诗人德摩道科斯所作的类推，把荷马想当然地同比为古代歌手中不乏其人的瞽者。细读史诗，我们会发现荷马有着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对色彩的分辨尤为细腻。荷马的名字还被解作短诗的合成者。有学者试图从Homeridai(荷马的儿子们，荷马的后代们)倒推homeros的成因，所作的努力值得嘉许。然而，此类研究也可能走得过远。比如，历史上曾有某位英国学者，此君突发奇想，竞将Homeros倒读为Soremo，而后者是Soromon的另一种叫法，由此将荷马史诗归属到了一位希伯莱国王的名下。应该指出的是，从字面推导含义是西方学者惯用的符合语文学(philology)常规的做法，即便尝试倒读人名，也算不得十分荒唐，只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事实不符乃至南辕北辙，这是我们应该予以注意的。

即便承认荷马确有其人，他的生活年代也充满变数，让人难以准确定位。学者们所能做的，只是提出并满足于自以为能够自圆其说的设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评估)。从特洛伊战争时期(一般认为，战争的开打时段在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之间)到战争结束以后不久，从伊俄尼亚人的大迁徙到公元前九世纪中叶或特洛伊战争之后五百年(一说一六八年)，都被古人设想为荷马生活和从艺的年代。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荷马的在世时间“距今不超过四百年”，换言之，大约在公元前八五。年左右(《历史》2．53)；而他的同行修昔底德则倾向于前推荷马的创作时间，将其定位于特洛伊战争之后，“其间不会有太远的年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3)。荷马到底是哪个“朝代”的人氏?我们所能找到的“外部”文献资料似乎不能确切回答这个问题。另一个办法是从荷马史诗，即从“内部”寻找解题的答案。大量文本事实表明，荷马不生活在迈锡尼时期，因此不可能是战争的同时代人。从史诗中众多失真以及充斥着臆想和猜测的表述来看，荷马也不像是一位生活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久的“追述者”。由此可见，希罗多德的意见或许可资参考。但是，考古发现和对文本的细读表明，希罗多德的推测或许也有追求“古旧”之虞。《伊利亚特》6．302一-303所描述的塑像坐姿似乎暗示相关诗行的创编年代不太可能早于公元前八世纪；11．19以下关于阿伽门农盾牌的细述，似乎表明这是一种公元前七世纪以后的兵器；而13．13l以下的讲述更给人“后期”的感觉，因为以大规模齐整编队持枪阵战的打法有可能盛行于公元前七世纪末以后。著名学者沃尔特．布尔克特(Walter Burkert)将《伊利亚特》的成诗年代推迟到公元前六六。年的做法①，似乎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赞同。荷马史诗自有他的得之于历史和文学传统的古朴性，零星出现的后世资证和著名学者的“靠后”评论，都不能轻易改变这一点。综观“全局”，我们认为，把荷马史诗的成篇年代定设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或稍后比较适宜，其中《奥德赛》的成诗或许稍迟一些，可能在公元前八世纪末或前七世纪初。事实上，这也是许多当代学者所持的共识。大致确定了荷马史诗的成诗时期，也就等于大致确定了荷马的生活和活动年代。如果古希腊确实出现过一位名叫荷马的史诗奇才，那么他的在世时间当在公元前八世纪——这一时段定位或许比别的推测更接近于合理，更少一些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可信史料的匮缺(以及误读史料)所造成的很难完全避免的草率。

荷马的出生地在哪儿?这个问题同样不好准确回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均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七世纪也没有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作为信史引证的第一手资料。据说为了确知荷马的出生地和父母是谁，罗马皇帝哈德里安还专门求咨过德尔菲的神谕①。在古代，至少有七个城镇竞相宣称为荷马的出生地，并且似乎都有各自的理由。它们是斯慕耳纳(现名伊兹米尔)、罗德斯、科罗丰、(塞浦路斯的)萨拉弥斯、基俄斯、阿耳戈斯和雅典。能够成为荷马的乡亲，自然是个莫大的荣誉，尤其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后，诗人的名望鼎盛，如日中天。但是，荷马的出生地毕竟不可能多达七处，否则我们将很难把他当做一介凡人(只有神才可能有那样的“分身术”)。希腊文化的传统倾向于把荷马的故乡划定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的伊俄尼亚希腊人的移民区。任何传统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荷马对伯罗奔尼撒的多里斯人所知甚少，表明他不是从小在那个地域土生土长的。此外，《伊利亚特》中的某些行段(比如9．4—5，11．305—308)暗示他的构诗位置可能“面向”希腊大陆(或本土)，即以小亚细亚沿海为“基点”。荷马所用的明显带有埃俄利亚方言色彩的伊俄尼亚希腊语，也从一个侧面佐证着他的出生地不在希腊本土或罗德斯等地。再者，作为一个生长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荷马或许会比生活在希腊本土的同胞们更多一些“国际主义”精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叙事的中性程度以及不时流露出来的对敌人(即特洛伊人)的同情心里看出来。

……

四、“成文”是口头文学的天敌。

帕里和洛德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他们有时或许稍嫌过多强调了格律的决定性作用，而对诗人的表义需要关注不多。奥德修斯浴血战场，战争结束后又经历千辛万苦，回返故乡，“历经磨难的”(polutlas)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点，在许多上下文里(比如参考《奥德赛》6．1)也显得极为协调。奥德修斯是“足智多谋的”(polumetis)，这是他区别于阿伽门农和阿基琉斯等将领的“特点”之一，在众多上下文里读来甚是贴切。涛人经常会根据表义的需要选用不同的饰词。在说到奥德修斯忍受的苦难时，海伦选用了“心志坚忍的”(talasiphronos，《奥德赛》4．241)一语；在需要突出奥德修斯的战力和强健时，诗人所用的饰词是非常贴切的“荡劫城堡的”(ptoliporthos，《伊利亚特》2．278，另参考《奥德赛》8．3)。抵达王者阿尔基努斯宫居前的奥德修斯自然是“卓著和历经磨难的”(《奥德赛》7．1)。但是，当他即将说出一番睿智的言谈以开导阿尔基努斯的心智时，诗人肯定会觉得诸如“历经磨难的”一类的饰词不能体现奥德修斯的明智(因此不合“时宜”)，所以转而选用了“足智多谋的”(《奥德赛》7．207)，使之与语境相协调。荷马不是总能这样做的，但他在选用饰词时会考虑表义与上下文相配称的需要，则是不争的事实。

过分强调口诵史诗的文化传统和程式(formulae)特点(有学者比如Norman Austin和David Shive认为帕里和洛德“走得太远”)，无疑会导致对诗家个人才华和创造性的贬低或否定。综观史料，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公元前七世纪起荷马便被认为是一个有天分的诗人。赫拉克利特说过，荷马是最聪明的希腊人(片断56DK)。如果说赫拉克利特是从负面角度出发说这番话的，那么亚里士多德对荷马的天分和才华的肯定(参考《诗学》8．145lal8—24)则可以被理解为纯粹的赞扬。亚历山大·波普翻译过荷马史诗，本身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对荷马的评价极高，认为这位希腊歌手的天分远在罗马诗圣维吉尔之上，是有史以来最具原创力的诗人①。即便同样以神话和传说为材料，史诗的质量仍然可以相去甚远(详见《诗学》23)，足见诗家个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显然，我们在足够重视帕里一洛德理论的同时，不应忽略其他各方对荷马及其史诗的评价，否则将很可能导致走极端的危险，见木不见林，失去客观的评审维度。今天，荷马史诗是一种由传统积淀而成的口诵史诗的观点在西方学界几乎已成定论。大多数学者已不再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出自同一位诗人的构组。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强调程式作用的口诵史诗理论和肯定荷马的作用以及诗才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仍然是一个需要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毕竟，荷马不会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退出历史舞台，历史既然造就了荷马和归在他名下的史诗，也就会坚持它的一如既往的一贯性，直到人们找到确切的证据，表明把荷马尊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是一个确凿的历史性错误。只要这一天没有到来(它会到来吗?)，世人就还会依循常规，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划归在荷马的名下，使他继续享领此份实际上无人可以顶替接受的荣誉。历史经常是不能复原的。在源远流长和同时极为需要最大限度的学力和想像力的荷马(史诗)研究领域，人们同样也只能容忍历史的出于“本能”的自我“遮蔽”，无可奈何地直面由此造成的不得不凭借人的有限智慧应对棘手问题的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