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萧乾亲自撰写的回忆录，书里再现了当年作者生活、文学创作等方面的点点滴滴。作者用文字向世人袒露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心迹，让后人认识到一颗真诚的灵魂！

生活会议录

卷首语/3

第一章/5 黎明曲(1910--1928)

第二章/41冲出去(1928--1935)

第三章/58我与《大公报》(1935—1939)

第四章/84旅英七载 (1939---1946)

第五章/196大十字路口(1946---1949)

第六章/201我回来落户了(1949一1979)

第七章/280重见阳光(1979-一1988)

回顾我的创作道路~297

第一章/315在十字架的阴影下

第二章/334透过活物看人生

第三章/347我当过文学保姆——七年报纸文艺副刊编辑的甘与苦

第四章/369跑江湖采访人生——我的旅行记者生涯

第五章/401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

第六章/436当人民的吹鼓手

第七章/480封箱之前

八十自省

八十自省/517

在色彩当中，我更喜欢素淡，讨厌大红大绿。在政治运动中，我倾向于站得远一些。我诅咒“文革”，不仅由于他们打砸抢杀，我也厌恶他们用的语言。对不顺眼的，动不动就“炮轰”、“油煎”、“千刀万剐”，对拥护的，一个“万岁”还不够，要喊“万万万岁”。我一直想从文字及逻辑上分析一下所谓“文革语言”。然而革命家要的就是旗帜鲜明。我能理解革命小将那时的激情。1925年北平学生抗议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上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时，我何尝不也那么激烈过。可是经过这几十年对人世的体验，我对人对事宁愿冷静地分析，而不喜贸然下结论。像这样强调冷静客观，注定了我不是个革命家的材料。

就是在文学上，我对自己的才具也还有点自知之明。30年代一直想写写长篇。1938年《梦之谷》脱稿之后，我就发誓不再写长篇了。我自知在一块小天地里还能用心经营，却驾驭不了大场面。但我总尽力把自己的职业文字写好。我高兴1935年踏访鲁西水灾时写的《流民图》至今犹有人看，有的还被选人教科书。十五年间(1935—1950)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大量通讯特写，尽管不少是在鸡毛小店的油灯下或大军行进中赶出来的，但那都灌注了自己的心血。

我平素喜读讽刺小说。1946年至1948年在上海时，试写过一些。1949年以后，我翻译了讽刺小说《好兵帅克》、《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以及加拿大里柯克的一些小品。但每当我手痒想自己写写时，我总立刻把它管住。然而至今我仍认为一个没有讽刺文学的社会，犹如一位闺秀手里没有一面镜子。那样，尽管她的脂粉可以抹得老厚，却看不到鼻间耳际的污垢。

写讽刺文学经常要冒为新社会抹黑的危险，正如寓言难免有影射的嫌疑。我原希望自己的一个孩子学地质勘探，但他还是选上了文学。我说，非要搞文学不可，就搞古典文学。

我很尊崇诗歌，认为那是文学的精髓。然而我很早就发现自己缺乏诗才。我喜欢读诗，但平生没写过一行。我认为诗应比小说散文更高深洗练，更有余味，绝不是分了行就成为诗。从一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要使自己的抒情文字多些诗味，可千万不要用分行来冒充诗。

我曾对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下过点傻工夫，但有些尖端，依我看是死胡同。我是三十年代在文学研究会的影响下开始写作的。在文学上，我是个保守派，但我希望永不做顽固派。我不赞成设禁区，主张允许一切新的探索。

我最引以自豪的，就是自从走上创作道路，我就彻底否定了自己有什么天才，懂得一切都只能靠呕心沥血，凭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我经历过十分恶劣的社会环境，但1935年走入社会后，尚懂得洁身自好。单身汉时，宿舍里颇有些吃喝嫖赌的风气。当时我们四个大学毕业生却抱作一团，业余只踢踢足球，沿着马场道散散步。麻将我不会打——1939年在赴英的轮船上，一位热心的法国乘客怎么教也没把我教会。

当然，我也有不少癖好。自1942年起，我就迷上了西洋古典音乐。“文革”浩劫中，最伤心是我从国外辛辛苦苦搜集来的数百张唱片被一股脑儿抄走。现在，我的枕畔，书桌前，饭桌旁，均放着收录机。我也有几盘欧洲歌剧的录像带。闲时还敲敲洁若三年前从东京给我带回来的电子琴。

说起这些癖好，我不能不感谢1978年以还这里所发生的巨变。“文革”十年中，听外国音乐就是洋奴，养花草就是修正主义，打太极拳更是活命哲学。当然，1978年的巨变还远远不仅在准许养花听音乐上。对我来说，尽管失去的年华找不回来了，我却恢复了人的尊严，重新获得了艺术生命。同时，三十年来被当做毒草踩在脚下的全部作品，都重见天日。对一个搞了一辈子文字工作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次翻身解放。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塞翁失马。倘若我没从1949年就被打入冷宫，而也成了红人，想必也会奉命写下不少捧这个批那个，歌颂三面红旗等使自己今天看了都会脸红的货色。在这方面，我是幸运的。

常有人用假定的语气问我：平生有什么可悔恨的。我这人太讲实际，一向认为悔恨是一种徒然的——甚至是没出息的情绪。人生就是在白纸上写黑字。若用铅笔写，还可以擦掉，然而不可能老用铅笔写，而且那样的人生也太乏味了。总有些场合非用毛笔写不可。一经写下，就再也擦不掉，拙劣地糊上一层纸，痕迹也依然留在那里。有些人喜欢往上糊纸，左一层右一层地糊。我不。因此，我对于一生在十字路口上所做的选择，从不反悔。

青少年时，我也有过“大同世界”的理想，仿佛一旦把地球上一切反动阶级、反动势力都打倒之后，一个人人丰衣足食、个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就将出现在地平线上。从此，地球就变成了乐园。那时也曾以为地球尽头有像佛教的极乐世界那样一座乐园，那里再也没有剥削与压迫，煎熬与流血。人人都无忧无虑，自由平等。

人到老年，幻梦少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淡了。然而我仍坚决相信这个世界总的趋向是会前进，不会倒退。它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有时或局部上还会倒退。但整个人类历史向我们表明，社会总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从少数独裁走向多数的民主。凡迫使世界倒退的，终必一败涂地。

我就是靠这一信念活下来的。

1990年元旦P.521-523

1956年初冬，一位素昧平生的仁兄光临寒舍。此公满面春风，仪态万方。他死说活说把我推入深渊。及至我落难后，他却在人前大谈“萧乾是个什么人”。

感谢这位仁兄的鞭策。1979年又能重新拿起笔来之后，我就立志也来交代一下自己。最初采用书写“代序”的方式，这回索性整个写了一下。

我比许多人倒霉，又比另外许多人幸运。我一生受过罪，吃过苦头，可也有过好日子。我做过后来十分悔恨的事，也做过至今仍认为自己做对了的事。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又曾有机缘在地球上一些角落闯荡过一阵子。我一生崎岖坎坷，然而心目中始终有所追求。人活到将近八旬，通盘回顾一下，对人对己，也许不无裨益。

在广义上，我也是个记者。我一直把人生当作采访的对象和场地。尤其近几十年，人情世态的千变万化，倘若站在外面，是怎样也体会不到的。有些事现在谈起来好笑，当时身临其境，一点也不好笑。让这些并不好笑的事再现一下，我看颇有必要。

浩劫之后，才悟出“身外之物”的含义。1966年“红八月”中，我的日记、书信、文稿以及所收藏的书籍、唱片、版画，都荡然无存了。还能不心疼!然而风暴过后，听到一些朋友自杀的自杀，被害的被害，而摸摸自己的脑袋，居然还安然无恙，甚至胳膊腿儿也不曾少一条，没像有些朋友那样给打成残疾。这时，才懂得其他一切均属身外之物了。

可是动笔写此回忆录时，才不断慨叹：倘若那几本日记，那些信还在，该有多好!如今只好有时自我抄袭了。然而即便以前写过的某些事情，这回我也努力重新认识一下。

这本回忆录在一个方面也许会使有些读者大失所望，感到不如李辉的那本《浪迹天涯——萧乾传》有味道：我有意地淡化自己在感情生活上的折腾和遭际，仅仅随手点了一下。

首先，这里有个实际的考虑：有的当事人或其家属还在。我从没为写东西打过官司，如今这把年纪，更不准备那样。

其次，我喜欢西方传记文学的坦率，但厌恶他们在这方面的过分渲染。我曾读过一本长达一千多页的《罗素传》，原想了解一下他晚年的哲学观点以及在反越战中他的政治活动，然而全书谈的净是他的频繁的恋爱、结婚与离婚。我不希望中国传记文学朝这一方向发展，也无意带这个头。

写此书的过程中，得到不少朋友的鼓励和帮助。我谨向范用、戴厚英、鲍霁、李辉、孙达先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各位朋友深表谢忱。

1949年以后，不作兴把自己的书献给谁了。这回我要破个例，把这本书献给和我共过患难的文洁若。整整二十二年，她为我遭到白眼，陪我扛过枷。我流徙期间，三个孩子都还幼小。她毫不犹豫地挑起生活担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从未对我丧失过信心。倘若没有她，我绝活不到今天来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其中很长一段是同她一道度过的。

1988年5月1日于北京

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文学创作上，他是个多面手，他会创作、会翻译、会报道……像他这样的什么都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冰心  我从小生活在宗教家庭，自从嫁给萧乾后，他就成了我的宗教。多年帮他抄抄写写，我的文字变得比过去洒脱了，摆脱了年轻时存在的文艺腔，我庆幸嫁给了他。——文洁若  他愿意用文字向世人袒露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迹，让后人认识二十世纪一颗真诚的灵魂。——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