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必有新资料、新观点。比起一般著作来，它的字数有限，一事一议，言简意赅，“干货”多，“水分”少。本书以作者亲历西夏学、民族史学、民族古文字学40多年的发展，所撰写的论文与这些学科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等起到能使读者看到民族研究部分领域的进展历程之作用。

目序/1

西夏学百年回顾/1

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23

也谈西夏文字/54

西夏语构词中的几个问题/64

西夏语的存在动词/73

西夏文概述/98

西夏语的“买”“卖”和“嫁”“娶”/124

西夏、党项史料正误三则/138

《类林》西夏文译本和西夏语研究/149

西夏古籍略说/167

西夏文写本《文海宝韵》/180

西夏名号杂考/200

蒙元时期党项上层人物的活动/213

西夏“秦晋国王”考论/245

西夏党项人的亲属称谓和婚姻/254

西夏境内民族考/274

西夏·宁夏·华夏/292

《西夏译经图》解/298

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312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332

西夏佛教制度探考/347

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371

西夏文《官阶封号表》考释/397

西夏的职官制度/414

西夏刑法试析/428

西夏《天盛律令》及其法律文献价值/452

凉州感应塔碑西夏文校译补正/479

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488

略论西夏文物的学术价值/503

西夏官印姓氏考/525

要重视和加强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543

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558

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概说/573

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字改革刍议/588

中国民族古文字和中华民族文化/597

女书与中国民族文字/619

主要著作目录/625

于北京太阳宫寓所

20世纪人文科学有令人瞩目的长足发展，一些学科拓宽领域，钩深致远；一些新的学科悄然兴起，发展成熟。在新兴的学科中除人们已经熟知的甲骨学、敦煌学等学科外，还有过去鲜为人知、近来又渐受关注的西夏学。

西夏自称大夏国，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王朝，以党项羌为主体，统治西北地区近两个世纪，前期与北宋、辽抗衡，后期与南宋、金鼎立。西夏历十代帝王，设官立爵，创制文字，备一代典章制度，最后亡于蒙古。党项羌在元代被称为唐兀，属色目人，经明、清而消失。在中国正史中西夏史仅作为附传列于宋、辽、金三史之末，记载简略，难以反映西夏历史全豹。后西夏典籍渐被湮没，西夏历史文化模糊不清。西夏汉文史料的匮乏使后世治西夏史者深感困难。

19世纪初，西北史地学家张澍在武威打开了砌封多年的西夏凉州感通塔碑，该碑记录了西夏时期一次重要的佛教庆典活动，一面西夏文、一面汉文。这一发现使世人见到死亡多年的西夏文，从而拉开了获取新的西夏资料的序幕。①可惜当时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此后鹤龄筚路蓝缕，对西夏文《妙法莲华经》作了部分对译，此举应是近代翻译西夏文文献之始。②19世纪末，英、法学者为考证北P1京居庸关过街塔门洞壁上六体文字石刻中的一种文字是否西夏文竟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

在著名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不久，1908年以科兹洛夫(?．K．?)为首的一支俄国探险队，于中国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了一些西夏文献，当时俄国科学院认为价值很高，让他们继续在那里寻找。1909年科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城城外的古塔中发现了大量文献和文物，仅文献就有数千卷，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文及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献。俄国探险队将我国这批珍贵遗物席卷而走，至今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爱尔米塔什)。这次发现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以后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使西夏研究由此渐入科学殿堂。英人斯坦因步科兹洛夫后尘，1914年也到黑水城寻找发掘，得到不少西夏遗物，藏于大英博物馆。1917年在灵武县(今属宁夏灵武)也发现了不少西夏文佛经，使西夏文文献更加丰富。这些文献大部分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使该馆成为国内入藏西夏文文献最多的地方。一部分藏于宁夏、甘肃，一部分流失日本。

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中国黑水城出土文献，卷帙浩繁，有八千多个编号，内容丰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文献系中国中古时期宋、西夏、金、元时期的写本和刻本，距今已有’700—900年的历史，堪称珍本、善本。作为多学科研究对象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不仅从多方面体现出西夏历史文化的内涵，还反映出西夏文化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内在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表明了西夏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其学术价值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西夏文是一种死亡的、无人可识的文字。面对浩如烟海、难以释读的文献，决心去认识、熟悉、介绍、研究它，这需要有数十年如一日坚韧不拔的巨大勇气和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西夏文字的解读经过了艰难的历程，开始从个别字的对译、试解文义，到析求语音、P2

当出版这本个人文集之际，似应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作一番回顾。我是一名民族历史、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者，研究范围侧重于边远民族地区，主学古代西夏文史，则更显边缘、遥远。我从一个农村出身大学生步人西夏研究行列，纯属偶然。

我祖籍河北省涿州市，自幼生长在涿州以南的高碑店。这里属华北平原北端，是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大地，民风朴实，豁达仗义。战国时荆轲刺秦王之前与燕丹辞别的易水，在我家西部。我家北面是三国刘备、张飞的故乡。踏遍千山万水撰写《水经注》的郦道元、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唐朝著名诗人卢照邻、佛教禅宗南宗祖师慧能、陈桥兵变后做了皇帝的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籍都离我家乡很近。这里是宋、辽边界，我家北面祁沟一带还有当时因双方对峙而挖掘的地道。元代高碑店是大都通往保定的必经之路，著名宰相安童和拜住祖孙皆葬于此，记述他们事迹的高大墓碑民国时被毁，但由此而叫响的高碑店名称却遗留至今。这里虽远离西夏，但南面保定郊区的寺庙遗址中还发现了明代西夏文石经幢，那是西夏后裔消亡前最后的历史见证。清王朝的西陵离高碑店仅几十公里，埋葬着清代四位皇帝和他们的后妃。清末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高碑店是中心之一，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就是高碑店人。我就从这块土地上求学并走向人生之路。

一、求学之路

我生长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都勤劳、朴实、正直，特别是在解放前后当地群众还不太重视教育、家里生活很困难的时候，父母执着地供我们五子女上学，在当地甚为少见。因解放前夕的战乱，我上学较晚。1948年解放后才在高碑店小学读书，1952年考上南面邻县定兴县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北面涿州第一中学读高中。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学习彝语。我在学校学习成绩总在前列。因家庭生活困难，6年的中学都由国家给予助学金，解决伙食费的大部开销。读大学时学校管吃、管住，有时还补助棉衣。若无家长支撑、政府照顾，我难以持续求学。

在大学期间，主课是彝语，在李民(汉族)老师和倮伍阿什(彝族)老师口传笔授的辛勤教导下，天天朗读、背诵彝语单词、句子和课文，常读得嗓音沙哑，嘴角流白沫。可喜的是这种强化学习使我们进步很快。1961年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实习快结束时，我已说得一口流利的凉山彝语，并能为当地召开的县人代会作翻译。

凉山实习使我最难忘却。在学校就知彝族地区生活条件差，那里直至1957年还保留着世界上少有的奴隶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1957年实行民主改革后，残酷的奴隶制已被废除，奴隶翻身成为主人，但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则非朝夕所能为。我们1961年到大凉山实习时，那里的艰难困苦之情连我这农村出身不畏吃苦的人也大出意料。

凉山腹地山高路险，群众以洋芋(土豆)为主食，每日两餐，皆为煮土豆蘸辣椒汤，除非婚丧嫁娶和年节，天天如此。包谷、燕麦等都属细粮之类。住房多是土打墙，房顶铺设木板，上压石块以固定。房中靠右是火塘，旁有三块石头支锅做饭，火塘旁是主人睡眠处。他们多无被无褥，和衣而卧。屋左边关养牲畜，用栅栏使人畜隔开，实际上人畜仍同住一室。牲畜之上用木棍搭起一平台，称之为“楼”，楼上存放杂物并备客人居住。我的房东是兄弟俩，我在他们住房的楼上蜗居半年，每晚身下有十数只羊与我同眠，不时能听到咩咩的叫声和咳嗽声。冬天很冷，屋里屋外几乎同一温度，时常在零度以下，雪花能从屋顶木板缝隙中飘落到脸上。天热时则腥臊并起，气味难闻。那里虱子之多令人咋舌。晚上身痒难耐便和主人一起把衣服脱掉，在尚有余火的火塘上抖搂，能听到群虱掉落于火塘中吧吧的爆裂声。当地贫困老乡往往一件披衫或披毡都要穿若干年，甚至穿一辈子。他们一般没有鞋子，天寒地冻也赤脚行路，有的脚底冻出大裂口。在这里我的心灵受到震撼，也得到净化，让我了解到中国还有这样贫穷落后的地区，强烈感受到一个民族工作者的责任。

当时我们参加农田劳动，参与乡村基层工作，同时在劳动、工作中学习语言，记录语言资料。记得一次背着几十斤洋芋爬山过涧帮助老乡去交公粮，一路上向一位老人学习彝族格言(尔比)时，老人边走边教我，不小心滑倒，筐里的洋芋滚了一坡，大家都帮助他满山遍野地拣洋芋。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低，实习结束时，所有人都因营养不良而浮肿。这里的彝族老乡非常淳朴、勤劳、聪明。他们翻身后由衷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尽管他们有的人以为共产党也是一个人名。这里特殊的经历使我萌生了与少数民族割舍不断的情结，在此后的岁月中，在调查研究工作中我未敢忘怀处在困难之中的少数民族同胞。

1962年大学毕业前我面临着一次选择。当时语文系主任、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教授和系秘书易先培老师动员我们彝语班的同学报考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西夏文研究生，只招收1名。当时我年纪较小，很想继续深造，但上学难以挣钱养家，而家庭确需我帮助，思前想后，难下决心，便征求家里老人意见。家里回信说只要国家需要，你愿意上学就继续上，家里生活不要担心。老人虽然没有文化，但这样全力支持的态度扫除了我报考研究生的顾虑。最后我有幸成了中国第一名西夏文研究生，从此步人西夏研究行列，竞与西夏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二、走进西夏

如今报考研究生皆预作准备，对专业、导师、前景摸得一清二楚。当时我报考研究生是响应号召，对导师和西夏文专业浑然不知。入学后得知导师王静如先生是国内外著名西夏文专家。后了解到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一重要王朝，但元代修史时只修《宋史》、《辽史》、《金史》，而独未修西夏史，所留汉文资料甚少，而近代出土的大批西夏文文献因西夏文是死亡文字，尚难以解读，且大部流失海外。于是暗下决心，一定克服困难，学好已经死亡并失传几百年的西夏文，为继承和弘扬这份文化遗产贡献力量。

我始学西夏文时，西夏学专家们在六千多西夏字中能知晓字义的不超过一半，西夏语语法也有很多关键问题未得解决，国内外尚无人翻译西夏人撰著的长篇作品。在导师王静如先生的指导下，我从抄写西夏文书籍人手，学习、记忆西夏字的形、音、义。王先生让我抄写一本有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书，是在西夏黑水城遗址发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第一学期就熟记了书中1000多西夏字，同时还利用有限的资料揣度西夏语语法，完成了《从<番汉合时掌中珠>看西夏文语法》的论文。学习死文字需付出极大精力，当时我每天都用大部分时间琢磨这些繁难的符号。后对西夏文字逐渐熟悉，死亡的西夏文字慢慢变得鲜活起来。我对西夏文字及相关的知识产生了更大兴趣，渐渐接近国内最好水平。

过去一般认为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仅有七八个西夏洞窟。20世纪6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被称为敦煌保护神的常书鸿先生和王静如先生交换意见，认为西夏占据敦煌近两个世纪，敦煌的西夏洞窟可能不止这几个。于是1964年他们共同组织敦煌西夏洞窟考察组，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两位先生负责，北京大学宿白教授为顾问，常夫人李承先先生负责具体组织。我作为研究生有幸参加了这次难忘的实地考察，王先生的助手白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万庚育、刘玉权，甘肃省博物馆的陈炳应同志也参加了考察。这是一次由艺术研究部门与民族研究部门开创性的合作考察。考察组用了3个月的时间，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有关洞窟进行综合调查。我负责抄录、翻译洞窟中的西夏文题记。那时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合作关系良好，我们每天拿着大串的洞窟钥匙，想看哪个洞窟便打开哪个洞窟。现回想当时情景，确实受到特殊礼遇。那时我终日徜徉在敦煌艺术殿堂之中，领略千年艺术风采，并为其艺术魅力所陶醉。我在各洞窟中仔细寻找，认真抄录题款，对发现的近百处西夏文题款翻译后得知，有些是确定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据。考察组利用西夏文、汉文题记进行分析，从壁画的艺术风格和特点进行比较，得出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结论：两窟群共有80多个西夏洞窟!这一惊人的结论把大批西夏洞窟及其壁画、塑像呈现给世人，大大改变了对敦煌洞窟布局的认识。这些成果不仅为敦煌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使西夏学增加了重要内容。

1965年正当我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所里派我参加“四清”工作队。“四清”尚未结束，“文革”席卷而来。西夏研究被迫停止，本来中国已落后于国外的西夏研究，差距越拉越大。1970年在下放到河南“干校”期间，我当了一年泥瓦匠。林彪折戟沉沙后，我料到中国一定会由乱到治，学术研究迟早会开展起来。因此1971年便乘探亲之机，将过去北京图书馆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和一套《辞源》，带到干校。《西夏文专号》中有西夏重要文献的介绍和研究，有西夏文献的原件和录文。我每晚在二层床上落下蚊帐，躲在里面悄悄学习，抓紧时间恢复业务。1972年回京后，我即开始西夏资料的搜集和研究。一面查找了解苏联和日本专家出版的西夏研究著作，缩短与国外的差距；一面裁剪普通纸制成卡片，抄录汇集资料，编辑西夏文字典。国内藏西夏文文献以北京图书馆为最富。那时到北京图书馆看书要有参加“批林批孔”的介绍信。我便从所军宣队那里开具介绍信，在北图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系统地阅读、整理馆藏100余部西夏文文献，全部作了卡片，并抄录、拍照了部分资料，扩大了识读西夏文的范围，进一步熟悉了西夏语语法。当时我还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科学院图书馆等单位搜集西夏资料。1974年在当时仅存的两三种学术刊物之一的《考古》杂志上发表了我第一篇考释西夏文文献的学术论文，得到夏鼐先生的支持和好评。那几年的“地下”工作，为后来西夏研究打下一定基础。“文革”耽误了一段学术青春，甚为可惜，我从中找回四五年的学术光阴，也是不幸中之幸运。

1975年遭遇“文革”重创的学部恢复业务工作。我在协助老主任组织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工作的同时，正式与同事白滨从事列入计划的西夏研究工作。当时听说保定发现了西夏石刻，便和白滨一起到保定调查，勘查出土西夏文经幢的寺庙遗址，访问当地群众，在莲花池公园为经幢拍摄照片，回京后翻译、考证。原来该经幢是西夏灭亡200多年后部分居住在保定的西夏后裔所建。这一考察和研究成果将西夏党项族后裔的历史延续到明代中期。

1976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极不平凡。1月周总理去世，举国哀悼。不久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和白滨本有全面考察西夏故地之计划，此时乘机外出，走向西夏。我们从北京出发，路经山西太原，发现了西夏钱币；入陕西，在西安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西夏传递皇帝命令的御用“敕燃马牌”和皇帝御制的泥金写经等珍贵文物。从铜川入陕北，自延安向北进入西夏故地，一县一县地考察。我们在米脂县访问了西夏第一代皇帝元吴的祖父李继迁的出生地——李继迁寨，这里也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家乡；在靖边县踏察了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第一个政治中心夏州遗址，史载这里的城墙是糯米汁夯土筑成，劲弩不入；在横山县观摩了小小的博物馆，里面竟有不少西夏文物。我们从定边过盐池，进入宁夏，这里到处都有西夏的遗迹。银川市是古代西夏首都兴庆府，城内存西夏早期建筑的承天寺塔，西郊有规模宏大的西夏陵园，贺兰山下有形影相吊的拜寺沟双塔，黄河青铜峡岸边有一百零八塔阵，北部有出土很多文物的省嵬城遗址……这些都是西夏历史的见证。

河西走廊是西夏重要的一翼，走进甘肃以后，在兰州参观了富藏西夏文物的省博物馆，在武威进山考察了曾存储多种西夏文物的下西沟岘山洞，在张掖瞻仰了西夏始建的西北地区最大的卧佛，在酒泉发现了已经成为垫脚石的西夏后裔镌刻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后来我们到了久已向往的西夏黑水城遗址，这里不仅有动人的神秘传说，有荒凉寂静的风情，还曾出土过震惊学坛的大批西夏文献、文物。

我们除在西夏遗址、博物馆、文管所、图书馆考察文物、查阅资料外，还经常出入各地的废品收购站，翻找废品麻袋，搜集、拣拾有关文物。在“破四旧”的氛围下，那时的废品中常能见到文物精品。我们在宁夏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中曾发现一件精美的唐代铜镜，后交给了博物馆。偶尔也能从废铜烂铁堆里拣出西夏钱币。有时半天扒几麻袋碎铜器，手指都磨出血来。

一路上我们充实着西夏的知识，为得到这样多有形无形的第一手资料而兴奋异常，为华夏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激动不已。在西夏王国跋涉3个月有余，心情复杂。继周总理去世后，小平同志遭到批判，6月朱老总辞世，9月毛主席撒手人寰。7月唐山大地震，我妻子和女儿在离震中不远的河北省三河县，妻子所在的学校被震得房倒屋塌，一位女教师被砸死。我当时远在西北，为近距离触摸西夏、搜集到大量历史资料而感到充实，同时也为国家的命运担忧，为亲人的安危揪心。

三、学海求知

研究西夏有两大难题。一是历史留下的资料稀少，二是西夏文文献难以解读。这使西夏王朝的历史若明若暗，蒙上神秘色彩。西夏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一部分，是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研究西夏对完善中国多民族的历史知识，对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都具重要意义。我接触西夏，从认识模糊到自觉，再到全身心投入，兴趣逐渐浓厚，感情逐步升华。西夏学是一多学科研究对象，我的研究经历是从西夏文字、语言人手，涉及范围不断扩充的过程，因此也是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进步的过程。

“文革”末期，在科学院图书馆看到苏联西夏文专家们出版的《文海》，书中有西夏文刻本《文海》全部影印件。《文海》是一部兼有《说文解字》和《广韵》特点的西夏文韵书，对每一西夏字的形、音、义都有具体解释。认识到这部书在释读西夏文方面的巨大科学价值，我便开始了艰难的翻译工作。经过几年才完成译文初稿。后来两位同事白滨、黄振华陆续参加工作。我们将译稿油印三十份，按条裁剪，做成数万张卡片，以字系条，分字排列。这样同一西夏字在《文海》中出现多少次，就会有多少张相关卡片汇集一处。这有助于校勘字形，更有利于确定字义，使西夏文字绝大部分得到解释，提高了西夏文的释读水平。1983年《文海研究》出版。

西夏文字构造是国内外学者着力探讨的课题。自20世纪初有关学者首倡“偏旁”说以来，很多研究者试图从“偏旁，，人手分析西夏字。此说对认识西夏字构造有一定作用，但又有局限性，它难以概括西夏字的解析。在全面分析《文海》资料的基础上，我对数千西夏字进行分析和归纳，得出60多种文字构成方法，综合出西夏字构成基本为合成法，拟建出西夏文字构造体系。后在很多涉及西夏文的著作中，在一些重要西夏展览中都采纳了合成法构字体系。

我注重西夏语法的探讨，因为只懂得字义，不谙悉语法，仍难翻译西夏文文献。我发表了数篇研究西夏语语法的论文，提高了自己翻译西夏文文献的能力。在《西夏语的存在动词》论文中提出西夏语多个“存在动词”的区分和使用方法。原来西夏语表示存在的“有”非只一个，在西夏文献中与汉语“有”对应的词很多，在未弄清楚它们的特点和用处之前，显得杂乱无章。我从积累的上千西夏例句中反复琢磨，并借助有丰富存在动词的彝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总结出西夏语中有表示固定的“有”，表示内中的“有”，表示附着的“有”，表示并列中部分的“有”，表示所属的“有”，表示珍贵的。。有，，等，使很难理解的语法现象得到梳理、解释。由于西夏文字和西夏语法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我开始翻译和考释没有现成译文对照的长篇西夏文文献，并陆续发表论文，如《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干佛名经>发愿文译证》、《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在一段时间内，我对西夏语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渐有心得，并撰写论文。可惜关于西夏语言研究的计划因研究方向逐渐侧重文献而未能达到预期。

我以为在研究西夏文字和语言的同时，利用可翻译西夏文的能力，译释有价值的西夏文文献，对促进西夏历史和文化研究更具重要意义。

我利用研究西夏文献所得新资料，结合汉文史料和出土文物，于1986年出版了《西夏文化》一书，对西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儒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习惯分类探讨，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并归纳西夏文化特点，目的是尽可能利用西夏人自己记录的资料，使读者简明地了解真实的西夏文化。

西夏信奉佛教，佛教对西夏历史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佛学是一门博大精深之学问。为探究西夏佛教，我在研究生期间就自习佛教知识，阅读佛教发展史、佛教思想史书籍，还诵读数部佛典。我登门向佛学专家王森先生、郭朋先生请教，把所写文稿请他们审阅、修改。后来利用丰富的西夏文献资料，写成《西夏佛教史略》，于1988年出版。佛学泰斗赵朴初先生欣然题写书名，使拙著增色。但当时未能全见俄藏西夏佛教文献，唯恐挂一漏万，谨以“略”名，俟以后补详。书中将西夏法典中管理道教机构“护法功德司”，理解为管理佛教机构，后此书在台湾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时更正，并由此始知西夏有道教管理机构。

由于西夏史料匮乏，西夏文物在西夏研究中占居重要地位，但学术界对新发现的西夏文物并不熟悉，我和同行白滨、吴峰云利用多次考察所得图片，于1988年出版《西夏文物》一书，分建筑、绘画、金石、铸造、木竹器、陶瓷器、世俗文献、佛教文献八类，刊布了4()()多种重要西夏文物图版，各图版都作解释说明，此书可能使更多的读者看到了形象的西夏。

我注意把西夏语言中的材料利用来研究西夏社会现象。比如我撰写的《西夏语中的“买”“卖”和“嫁”“娶”》一文，考证西夏语中的“卖”和“嫁”是同一个字，“嫁”由“卖”转变而来，佐证西夏盛行买卖婚姻。而这些词在西夏语和彝缅语言之间还有语音对应关系。夏语中的“结婚”二字，在字形构造上分别由“男”、“娶”和“女”、“嫁”合成，表示了西夏文字构成的合成特点。此二字在语音上和“舅”、“甥”二字完全相同，反映了西夏历史上舅甥之间的关系为婚姻关系，即姑舅表亲优先通婚。这种婚制在一些民族中一直保留到近代。

西夏时期很多重要汉文典籍译成西夏文，后来汉文典籍竟失传绝世，但可庆幸的是西夏文译本却意外地出土。重要唐代类书《类林》即是这样一部著作。我与同事黄振华、聂鸿音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本译成汉文。1993年《类林研究》的出版，恢复了失传已久的汉文本《类林》。

西夏文文献中有西夏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存600多页，内容十分丰富，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苏联刊布了法典原文后，我们将其译成汉文。翻译法典不仅需要西夏文翻译能力，还需要良好的法学知识。我一面学习中国法制史，一面研读《唐律疏义》、《宋刑统》、《大元通制条格》等中国传统法律典籍，同时向法学所的专家们请教，逐渐补学法学课程，同时与同事一起翻译西夏法典原文并作注释，1994年出版了汉文译本《西夏天盛律令》。该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又经我们修订补充，由法律出版社再版。一些专家利用这部书中的资料研究西夏，写出了很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在翻译这部书时，因西夏文翻译水平的限制，仍留下一些疑难之处待解。另原拟作一详细西夏文索引，以便于读者查检，但很遗憾，此议终未变成现实。

西夏学不仅涉及文字、语言、历史、文化、宗教、法律等学科，还关系到很多其他学科。随着西夏文献大量面世和西夏学的深入进展，我又陆续学习印刷史、出版史、历法史，并结合西夏文献撰写有关著述。我们在俄罗斯整理西夏文文献时发现了多种活字版文献，国内也陆续发现西夏文活字版文献，这些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认识到这些文献的特殊意义，我便着力探讨，综合研究，先后发表数篇论文。后与本所同事雅森·吾守尔(维吾尔族)承担社科院下达的重点课题，2000年合作出版《中国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一书，以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实物结合汉文文献记载，展示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印刷术发展上的重大贡献和传承播远，客观上维护了我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

2000年我在俄国又发现了几页表格式汉文历书残片，经反复观摩，发现是活字版印刷，但因残缺年代标志，其时代未能遽定。回国后查阅资料，学习繁难的历法知识，登门请教多位历法史专家，学得利用残历书中有限条件确定具体年代之方法，考证这些历书残片，发表《现存最早的汉文活字印本刍证》的论文，确认其为现存最早的汉文活字印本实物。

西夏灭亡后主体民族党项族逐步消亡，西夏后裔成了西夏学界探讨的另一热点，但始终难以寻到有确切依据的西夏后裔。元代党项后裔余阙进士出身，诗文俱佳，曾自述党项风俗，后率兵对抗义军而死，《元史》有传。他具有寻踪西夏后裔的典型性。于是我自《元史》而文集，自文集而方志，多方查找，终于发现余阙后代在清光绪年间仍居住在合肥的线索。便于1980年与同事吴峰云到安徽等地调查，几经周折，终于在合肥和安庆找到数以千计的西夏后裔，并在两地发现两部余氏宗谱，著文考其宗谱传承来龙去脉，是为首次发现有确切依据的西夏后裔。

科研的基础是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认真思考方可不断创新；而后又会有新的研究课题，又要学习新知识，作更艰难的钻研，才会有更多的进取。在漫游西夏各领域时，感到有更多的问题需要研讨，有更多的领域需要开辟，真是任重道远，难有尽头。在学习各门知识时所获虽多，但往往限于应用，并未循序渐进而达深入，甚至有仍在门外的感觉。可算是收之桑榆，失之东隅吧。

四、苏俄寻宝

1909年以科兹洛夫为首的沙俄探险队，自中国的黑水城遗址发现大量西夏文献、文物，载运而归，使存世的绝大部分西夏文文献流失至俄国。1987年我去苏联作短期访问，主要在入藏西夏文献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逗留，这是中国西夏研究者第一次接触这批西夏文献，心情之激动难以名状。每天从上班至下班时间都在该所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览西夏文献。这里用十二个高大、宽厚的书柜储藏着西夏典籍，有八千多个编号，皆为难得的珍本，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很高。这些文献中过去面世的仅占极少部分，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仍长期不为世人所知。我白天阅读、抄录资料，晚上在寓所整理笔记，短短的十个工作日收获颇丰。然而在那里只能摘录，不能照相、复印，加之时间短暂，所能见到、摘录的文献极为有限。我还参观了闻名世界的冬宫博物馆，馆中展示了世界各地的珍贵艺术品，其中中国馆包括敦煌吐鲁番展厅和黑水城展厅。我仔细观摩了黑水城出土的各种西夏艺术品，其中有精美的绘画、稀见的泥塑、珍贵的雕版等，使我流连忘返。我带着有限的满足和无限的遗憾离开了圣彼得堡。

由此我产生了一个强烈愿望，就是要使俄藏黑水城文献公诸于世，让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西夏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印刷版本专家们都能足不出户即可直接查阅、研究、利用这些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胡绳院长，王忍之、汝信副院长对流失到俄国的敦煌和黑水城文献十分重视，希望这些文献能早日整理出版。1992年院领导委托我与俄方联系，得到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所长彼得罗斯扬、副所长克卡诺夫的联名正式答复，同意与我所合作，共同整理、出版该所所藏黑水城出土的全部文献。1993年春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人在合作协议上签字。

根据协议，我于1993年至2000年4次率团赴俄进行整理、注录和拍摄工作，每次约工作两三个月。参加工作的有民族所的白滨、聂鸿音，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蒋维崧、严克勤同志。我们对文献认真阅览、审读，并详细登录，拍摄了大量照片。登录卡片上列有包括题目、内容、装帧、版本、形制、字体、特点在内的40余项目。我们的工作紧张有序，为早日完成这一意义特殊、任务繁重的工作，每日延长两小时工作时问，早出晚归。在整理时，对每一部文献都爱不释手，反复琢磨，尽量加深对文献内容和形式的认识。但因文献数量大，工作计划安排紧，我们又不得不抓紧时间看阅下一部文献。经过艰苦的国外工作和繁重的国内编辑工作，现已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11册。全部出齐共30册。这批古籍的出版，使流失海外的珍贵典籍魂归故土，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实现了几代学人的梦想。在出版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新文献，匡正了部分书名，考证了文献年代。在1997年出版此书的首发式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等国家领导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和60多位知名学者出席。

在俄国整理西夏文献时，又在未登录的110盒文献中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计有1 000余号，包括户籍、账籍、军抄状、契约、诉讼状、告牒、书信等。这是一项新的意外收获。但因这些文献多用难以辨识的西夏文草书写成，翻译、研究困难重重。于是我又开始摸索西夏文草书释读，在反复阅读文书时，不断积累各类西夏文草体字形，排比特点，寻找规律，日积月累，草书识别能力逐渐提高。研究社会文书又是一新领域，不仅需重新学习包括户籍、租税、典贷、商业等中国经济史以及相关的研究著述，还要对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及研究情况有较多的了解。经过近七年的释读，现已编出西夏文社会文书目录稿，并利用这些新资料，开始撰写论文，探究西夏社会经济。

五、民族情愫

在科研工作中，我感到文献资料积累和实地调查研究都不可偏废。多年来，我先后到很多省区调查西夏、彝族、藏族、女书等，每次都有很大收获。

在多次到条件艰苦的少数民族地区作调查研究工作中，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民有了深厚感情。早年我曾和彝族地区的群众同甘共苦，30多年后的1992年至1994年，我又到大凉山作彝族社会调查。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现状和发展调查”的一个课题。在凉山，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提升，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显现出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滞后。我在那里有亲情，有兴奋，有困惑。我主持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研究丛书·昭觉县彝族卷》，1999年出版；还撰写了《略论凉山彝族地区人口和社会发展》、《重视家支问题吸收德古参政议政》、《凉山地区吸毒贩毒问题》等反映凉山彝族现实的文章。坦率地说，这些文章主要写的是问题，但它是我的心声，是我对彝族同胞的真情挚感。

近些年西藏人权成为人们注视的一个焦点。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把西藏人权研究作为院重点项目，我作为课题组组长主持这一项目。课题组多由藏学家组成，大家一齐学习人权理论，查阅人权文献，召开座谈会，并先后两次深入西藏农村、牧区、工厂、寺庙、机关调查，用了几年的时间研讨问题，既为西藏人权的巨大进步，人民生活的迅速改善欢欣鼓舞，又感到完善人权任重道远。先后出版了《西藏人权研究》和《西藏人权研究参考文献汇编》两部著作。

我对一些事关民族文化和现状问题也留意调查，撰写报告，提供建议，其中有《关于重视少数民族文字文物保护和鉴定的建议》、《近年出土的西夏泥活字佛经是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建议尽快组织专家作出鉴定》、《建议加强对西藏人权立法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在对外交流中要注意保护我国文化遗产的产权》等。

在科研工作中，我认为既要脚踏实地地作具体的微观研究，也应尽量作些宏观研究和理论探讨。我因较长时间主管民族所的历史研究室，并先后协助翁独健会长、白寿彝会长主持中国民族史学会工作，便力图对民族史学作一些理论上的思考，倡导加强一些薄弱环节，使民族史研究更好地发挥其学术功能。陆续发表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四十年的重要贡献》、《中国民族史学的社会功能》、《要重视和加强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论少数民族近代史研究》、《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振奋精神，勇于探索，开创民族史研究的新局面》等十多篇论文。我曾参加组建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并长期担任研究会副会长、会长，于民族古文字研究也尝试作些综述性和研究性论述，如《中国民族古文字概说》、《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史料价值》、《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整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字改革刍议》、《中国民族古文字和中华民族文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字印刷考略》等。还作为副主编之一协助傅懋劫主编编辑、出版《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此书对中国古代30种民族古文字介绍原委，搜罗图片3()(】余幅，成为了解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还与同事黄润华合作出版《少数民族古籍版本》，作为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之一种。

既然要出版个人论文集，自然应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清理一番。先后共出版20种著作，其中有个人撰著，也有合作成果。先后参加编辑字典、辞书、论文集等23种。发表文章180余篇，包括西夏学、民族历史和文化、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以及书评、序言、杂写等，约有200余万字。其中有些可算学术论文，有的则是与学术有关的综述性、介绍性文章。本论文集收36篇论文，皆选自2000年前之作。论文中或因本人或因印刷疏忽而出现的错字，径直改正；内容上有需要说明、更改者，加“作者按”注释。

学术论文必有新资料、新观点。比起一般著作来，它的字数有限，一事一议，言简意赅，“干货”多，“水分”少。我愿意拜读别人的论文，以充实自己，同时也自求每年写两三篇或更多一些学术论文，以期能尽量搜集、掌握新资料，努力思考、探究一些新问题。

回眸审视自己的论文，有的因后来资料增多，学术进展，当时的新鲜资料，已成昨日黄花；当时可能还有新意的观点，现已是尽人皆知的普通知识。有的论文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尽管如此，我想这次出版论文集至少起到便于查阅、方便交流的作用。我亲历西夏学、民族史学、民族古文字学40多年的发展，所撰写的论文与这些学科发展历程密切相关。以小见大，管中窥豹，也许通过这些论文，能使读者看到民族研究部分领域的进展历程。若果如此，则不枉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有关部门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论文集之苦心矣。

在学术道路上，离不开家人的理解、支持，也离不开同事们的合作、帮助，更离不开师长的教诲和指导。引导我进入西夏学殿堂的是我的研究生授业导师王静如先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还得到了众多师长的关心和教导，本所翁独健、傅懋勋、陈述、王森、刘荣俊先生，院内夏鼐、熊德基、郭朋、蔡美彪先生，京内季羡林、任继愈、白寿彝、马学良、史树青、邓广铭、宿白、金启拣先生，京外常书鸿、吴天墀、方国瑜、江应梁、马耀、方龄贵、林斡先生等，或启发指导，或耳提面命。藉此论文集出版之际，对前辈们的关怀、帮助，对同事们的真诚合作铭记于心，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史金波

2004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