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自1927年8月汉口八七会议相识起，共同走过了近50年的风风雨雨。他们既共过患难，亲密无问，充满深情厚谊；又有过分歧，若即若离，存有恩恩怨怨。可谓铁马谊笃，恩怨情长！本书以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为背景，以毛泽东、邓小平交往的一个个珍贵的历史瞬间或片断为素材，全面、系统、准确、生动地叙述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岁月中所结下的深厚的同志情、战友情，也客观地记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疏离，让你感受他们独具魅力的人格、气质、胆略和才华。

卷首语 铁马谊笃 恩怨情长：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不解之缘

第一章 苏区聚首风雨同舟(1927．8—1932．9)

1．汉口初识/3

2．毛泽东开创中央苏区 /6

3．红七军千里转战，“汇合朱毛红军” /10

4．邓小平主政瑞金 / 12

5．毛、邓叶坪聚首，共商国是 / 17

6．苏区“开国大典”：苏区人民首次称呼“毛主席” /20

7．首任红都“京官”——邓小平/ 26

8．毛泽东的军事韬略：从赣州撤围到漳州大捷/ 29

9．邓小平在会、寻、安/33

第二章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1932．10——1936)

10．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赋闲汀州卧龙山 /4l

11．反“罗明路线”的由来/43

12．所谓“寻乌事件”/47

13．“毛派”头子：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50

14．苏区党内健康力量的鼎力相助 /55

15．邓小平主编《红星》报/59

16．毛、邓相忍为党：逆境中的伟人风采 /63

17．遵义会议前后相继“出山”：邓小平出任党中央秘书长，毛泽东进入军事统帅部/66

18．长征到陕北后，红军主帅毛泽东派邓小平向红二、四方面军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 /72

第三章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1937—1945)

19．毛泽东一年之内三次荐举邓小平出任要职 81

20．34岁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 /83

21．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土窑前喜结良缘 /86

22．毛泽东说：“邓毛谢古死了三个，希望邓要为党争气”/89

23．邓小平立马太行，治军有方 91

24．邓小平说：抗日根据地奇迹的“秘诀”，是“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 / 94

25．1943年邓小平在北方局整风时就使用了“中国化的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98

26．毛泽东亲自致电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

第四章 决战决胜龙吟虎啸(1946—1949)

27．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邓小平发出命令：“打好上党战役，支援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 /107

28．从平汉战役到陇海鏖战 /112

29．中原逐鹿：毛泽东指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115

30．毛泽东称赞：“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119

31．邓小平说：“这一套战略思想是毛主席定下来的”/124

32．毛泽东“完全同意”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请示报告 128

33．军委和毛泽东确定淮海战役以“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刘陈邓三人为常委”处置一切 /13l

34．毛泽东盛赞“淮海战役打得好” /134

35．邓小平说：“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137

36．邓小平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143

37．百万雄师渡江前，毛泽东将指挥权交给了邓小平/146

38．邓小平纵谈南进战况，参加开国大典 150

39．毛泽东电令“小平准备入川”，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154

第五章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1950．．1965)

40．毛泽东称赞邓小平坐镇西南“路线正确”、“成绩极大”/ 159

41．“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毛泽东罕见的六个“毛注”/ 163

42．毛泽东1951年就说：“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166

43．八大前夕，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党中央总书记/169

44．邓小平在八大后的治国创见/175

45．毛泽东在莫斯科盛赞邓是“难得的一个领导

人才”179

46．1959年毛泽东透露：我为正帅，邓为副帅/182

47．邓小平告诫全党：不要“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化了”/188

48．邓小平纠“左”的不懈努力/192

49．“我们党有五好”：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得到毛泽东的赞赏/195

50．邓小平的“猫论”令毛不快/199

51．莫大的殊荣：毛泽东破例亲赴机场迎接邓小平访苏归来/205

52．山雨欲来/208

第六章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1966_一1971)

53．毛泽东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217

54．毛泽东的惊世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219

55．全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落/222

56．毛泽东不同意开除邓的党籍，提出“把刘、邓

拆开来”/224

57．放逐江西：羁居“将军楼” 227

58．沉思与劳动：“邓小平小道” /231

59．邓小平说：“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234

60．邓小平两次致信毛泽东，请求“做点事” /236

61．禁锢解冻：邓小平六年磨难生活的终结 /240

第七章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1972一1974)

62．林彪身亡后，毛泽东在巨痛中把视线投向邓小平/245

63．邓小平解禁后在江西老区参观时说：“毛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 /250

64．邓小平入京 /257

65．“文革”分离近七年后，毛泽东会见邓小平 /258

66．韶山行：邓小平“为毛主席干杯” 263

67．毛泽东请来“军师”邓小平/266

68．毛斥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 272

69．长沙决策：邓小平主政的关键 /276

70．毛泽东下决心重用邓小平的深层原因 281

第八章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1975)

71．邓小平主政，迎击“四人帮” /289

72．全面整顿，力挽狂澜——中国改革的预演 /292

73．毛泽东当着“四人帮”的面，指着邓说：“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 298

74．毛泽东对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邓小平是“壮丁”/30l

75．姚文元利用“评《水浒》”演了一场闹剧 /305

76．康生进谗，奏了邓小平一本 /308

77．联络员告“御状” /311

78．江青颐指气使，煽风点火 /315

79．张春桥老谋深算，推波助澜 /317

80．王洪文咒骂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 /319

81．周恩来在病重时称赞邓小平：“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 32l

82．要不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325

第九章 逆风又起山重水复(1976)

83．周恩来逝世，毛泽东圈阅同意邓小平为总理致悼词/333

84．逆风突起，席卷全国的“批邓反右运动” /337

85．天安门怒吼：悼念周总理，呼唤邓小平 340

86．邓小平激愤地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无非是第二次打倒” / 344

87．在邓小平危难时，毛泽东托付汪东兴采取措施保护邓小平/346

88．“天安门事件”的误断：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落/348

89．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垮台后，邓小平仍处于被软禁状态/35l

第十章 复出举旗反对“非毛"(1977一1981)

90．邓小平复出，狠批“两个凡是” /357

91．“一个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361

92．邓小平复出后的高风亮节：不当党主席，就任军委主席/367

93．反对和批驳“非毛化”，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369

94．邓小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376

95．邓小平：“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379

96．邓小平：“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381

97．邓小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 383

98．邓小平：“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386

99．邓小平：不要“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 /389

第十一章 世纪伟人光照中天

100．两颗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和“富起来”的福星/397

101．两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401

102．两个设计和开创具有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大师/405

103．两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碑/ 409

104．两位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巨人 /414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423

后记/426

怎么办?邓小平陷入沉思。

“必须让这场政治迫害停止下来!”邓小平思忖再三，终于下定了决心，随即采取了两手方针：一手抓调查，深入实际了解于群被杀真相；一手抓稳定，制订紧急措施稳定事态。他派阿金(即金维映)带队，率五六个得力干部组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一个多月后，邓小平洞察事实真相，方知：李添富错误极为严重，几乎是草菅人命，所谓肃“社会民主党”完全是假案、冤案!于是，邓小平下令拘捕了民愤极大的李添富等人，释放了300多名在押的干部群众，使之免成刀下之鬼。随后，在锦江中学主持召开了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纠正了“肃反”错误，公审了李添富等人，选举了县苏维埃政府，健全了县苏机构，并选出了出席“全苏一大”的代表。会后，严厉处置了李添富等人，为蒙受冤屈的一大批干部平了反。

邓小平的举措深得人心。自这次大会后，瑞金全县的形势由人心惶恐、动荡不安转向秩序井然、稳定发展。全县的广大干部群众喜笑颜开，交口称赞：“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一大害!如果不是他来了，瑞金不知道要杀害多少革命同志!邓书记真是包公再世啊!”

邓小平在力纠肃“社会民主党”错误的同时，又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地方政权的建设工作中。

一是纠正分田中的“左”倾政策。邓小平就任时，正值瑞金第二次分田。他深知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可没料到瑞金的土地斗争中同样也存在着“左”倾错误的影响，即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常言道：民以食为天，农以田为本。P14

邓小平是个很坦诚、很实在的人。他从不居功，从不诿过，严于律己，敢担责任，多次谈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失误，甚至给自己“四六开”、“对半开”的评价。

邓小平有一句“九字名言”：“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

早在太行山的时候，邓小平在1943年1月《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括总结》中，就谈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说：“在经济上，一九三九年我们仍然是忽视的，民生凋敝，军队供给极端困难，在敌占区只有需索而无工作，故征集资财亦无成绩，这是我们(主要是太行区)最穷困时期。”

1954年2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时，专谈克服党内的骄傲情绪，说：“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二十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

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上，犯了一些“左”的错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更是犯了全局性的长时期的严重错误。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总是把自己也摆了进去，认为自己“也有一份”。P386

铁马谊笃 恩怨情长：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不解之缘

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代天骄，盖世伟人；两代核心，同一伟业。

他们两个伟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既有不同的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又有类似的大落大起的坎坷经历；他们既共过患难，亲密无间，充满深情厚谊，又有过分歧，若即若离，存有恩恩怨怨；他们既有伟人高风惊世之举，又有令人扼腕而叹之事。他们两个伟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奇特而又微妙的传奇色彩，闪耀着传统而又亮丽的真理之光。

毛泽东年长邓小平11岁。

从1927年毛、邓相识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整整七十年。让我们以简短的文字，勾勒一下毛泽东与邓小平七十年来不同历史阶段走过的风风雨雨的人生轨迹吧。

苏区时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风云激荡、英雄竞出的年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哪里?怀着坚定的信念，肩负神圣的使命，两个年轻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与邓小平，从大山中走出来了!他们审时度势，殊途同归，径自都来到了他们共同的祖籍地——江西，从此登上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舞台。他们从汉口初识到苏区重聚，共同战斗在火热的中央苏区。岂料，正当毛泽东、邓小平雄姿英发，为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竭智尽力的时候，“左”倾阴霾笼罩中央苏区上空。一股恶浪汹涌袭来，两人竟双双“落难宁都”：毛泽东于1932年10月在宁都小源村被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职，在汀州赋闲三个月；邓小平于：1933年5月在宁都七里村被罢免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并承受了生活上的种种痛苦。“自古雄才多磨难。”凭借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历经种种坎坷和曲折，他们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终于走出了困境，直到遵义会议前后相继“出山”。

抗战时期

“抗日旌旗战局开，大军东去薄燕台。”在狼烟四起、硝烟滚滚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大批革命家经过战火的洗礼，显得愈加坚强、成熟!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个在延安窑洞运筹帷幄，一个在抗日前线驰骋纵横。毛泽东说：“邓毛谢古死了三个，希望邓要为党争气。”身为毛泽东麾下的一员大将，邓小平偕同刘伯承统率八路军一二九师，一文一武，轻重自如，从血战晋冀豫，到立马太行山，演绎出抗战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邓小平说：抗日根据地“奇迹的秘诀”，是“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邓小平在：1943年北方局整风时就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多次推举邓小平担任重职，七大后又亲自致电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

解放战争时期

邓小平曾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中原逐鹿，鹿死谁手?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睿智，确定“出击中原”的决策，刘邓大军衔命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决定中国革命最后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以他过人的胆识启用了三员四川虎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构建成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核心领导班子(三常委)。刘、邓、陈偕同粟裕、谭震林一道，指挥中野、华野千军万马，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了国民党军55万精锐主力，随即挥师渡江，直捣南京蒋家王朝。“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毛泽东称赞“淮海战役打得好”。总前委书记邓小平说：“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建国前夕，毛泽东电令“小平准备人川”，刘邓大军千里进军大西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十余年间，毛泽东与邓小平相知相亲，铁马情深。

建国后十七年

打江山易，坐江山难，此乃中国古训。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党、军队和国家的领袖。邓小平当了两年西南局第一书记，五年副总理，十年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他们是核心与成员的关系。他们之间合作共事，亲密无间，配合默契，携手走过了治国安民的风雨十七年。邓小平后来谈到“十年总书记”这段工作经历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可谓“日理万机”。毛泽东1951年就对人说：“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党的“八大”前夕提议邓小平出任党中央总书记；1957年在莫斯科称赞邓是“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1959年透露说，“我为正帅，邓为副帅”。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我们党有五好”的讲话，得到毛泽东的赞赏。然而，在这以后纠“左”的进程中，毛泽东同邓子恢、邓小平等人在农村“包产到户”等问题上意见相悖。邓小平的“猫论”更是令毛不快。总书记与党主席的分歧，种下了邓小平“文革”厄运的根苗。

“文化大革命”前期

历史常常是在曲折、反复甚至是痛苦中不断前进的。“文革”初期，毛泽东已逾古稀。他对外宾说：“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于是，晚年毛泽东抛出了《炮打司令部》的惊世大字报，演绎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大悲剧。在灾难性的“文革”狂飙中，刘少奇含冤去世，邓小平也落难了。由于毛、邓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意见相左，加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敢于负责、雷厉风行的一贯作风，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觉得邓小平不大听话，很少请示报告，以致产生不满。·“文革”前夕，毛泽东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忿懑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邓小平终于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毛抛弃了邓，却不同意开除邓的党籍，提出“把刘、邓拆开来”。于是，邓小平被放逐江西，羁居三年。邓小平曾沉重地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林彪事件后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心力交瘁。古人云：“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面临国家危难，毛泽东大病一场后，在巨痛中思考，究竟谁来担纲治国?74岁高龄的周恩来已于1972年5月18日被确认“患有不治之症”，“四人帮”又难以担当治国大任，这样，年富力强的68岁的邓小平被毛选定为“接班人”。是天降机缘，还是水到渠成，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不过，邓小平在江西中央苏区时被打成“毛派”头子，是毛泽东启用邓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在江西上书毛泽东请求“做点事”后仅10天，毛即批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的批示，是邓的福音。随后，在周恩来的运作下，邓小平入京。毛、邓“文革”分离近7年后重聚首。为了国家利益，毛泽东毅然请出“军师”邓小平，治国理政，支撑危局。

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

1975年的政局是乍暖还寒，喜中有忧。其时，中央高层斗争十分激烈。一方邓小平复出主政，大刀阔斧，全面整顿，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四人帮”却虎视眈眈，拼命搅局，伺机夺权。年已82岁的毛泽东，思虑天下社稷和身后之事时，面临两难：他既要维系国家经济，又要维护“文革”声誉。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中国改革的预演。毛泽东对此颇为赞赏，但一触及对“文革”的评价，又疑虑重重。这时，“四人帮”一伙奸佞小人大进谗言，动摇了毛泽东对邓的信任。围绕着要不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邓发生了生前最后一次政治碰撞，邓小平义无反顾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1976年“批邓反右”期间

、

1976年是个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多事之秋。由于此前邓小平婉拒毛泽东关于“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冲决了政治上“毛邓合作”的最后底线，毛泽东不能容忍，始下决心“倒邓”，并提议华国锋为“接班人”。毛、邓终于最后分手了，令世人扼腕而叹!然而，“天安门事件”后，毛又手下留情，再次保留了邓的党籍。其中原委及其历史作用，耐人寻味。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在邓小平危难之际，毛泽东托付汪东兴采取措施，将邓的住地从宽街转移到东交民巷予以保护，免遭不测。

改革开放新时期

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后，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人民的呼唤和党内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鼎力相助下，邓小平又奇迹般地“东山再起”，重返政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理论界十分活跃。可是，就在这时，党内外、国内外出现一股“非毛”思潮。邓小平高瞻远瞩，豁达大度，高举旗帜，反对“非毛”，以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和高风亮节，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精心指导起草《决议》，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一代天骄，盖世伟人。他们走过了一个世纪，矗立起两座丰碑。邓小平没有走到21世纪，却为中国打开了通向21世纪的大门，实践了毛泽东的夙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业“始于毛，成于邓”。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两座雄伟的高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光辉的形象，永远的旗帜!斯人已去，伟绩长存!

七十多年来，邓小平同毛泽东确实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战争年代，铁马谊笃；建设时期，恩怨情长。论年龄，毛泽东比邓小平大11岁，邓小平视毛为领袖、兄长。论情分，邓小平在江西中央苏区被打成“毛派”头子，毛泽东对此念念不忘，刻骨铭心。论友谊，邓小平从立马太行到挺进大别山，从淮海决战到进军大西南，都是遵循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取得大胜、立下大功的，这种战火、硝烟中结下的战友深情是极为坚笃、牢不可破的。论恩怨，毛泽东有恩于邓，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赞赏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多次提携、荐举邓出任要职，甚至一度确定其为自己的“接班人”；同时，毛又抱怨邓不大听话，“耳朵聋，听不见”，对自己“敬鬼神而远之”，而同刘少奇却走得很近，尤其让毛不满的是，邓小平再度复出主政时，怎么也不肯顺从他老人家的最后一个心愿，维护“毛邓合作”的最后一道底线，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于是，毛不得不将邓罢黜。因为他不允许在他在世时或身后对“文革”存有非议，更不允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但毛泽东在两次将邓“打倒”的同时，又顾念旧谊，留有余地，两次刻意保留了邓的党籍。

邓小平历来对毛泽东极为尊重、佩服，忠诚不二，竭诚拥戴，但他又是一个同毛一样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肯让步的人。十年“文革”，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本人也靠边了六七年，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制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对毛泽东有看法，觉得毛过于专断、家长制、一言堂，认为“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当他第二次被毛“打倒”又奇迹般地复出主政时，又高瞻远瞩，豁达大度，高举旗帜，反对“非毛”，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以一个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和博大胸怀，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这就是“恩怨情长”!这就是伟人风范!这就是实事求是!恩也罢，怨也罢，在伟人眼中，都不是什么个人之问的事情，而是一切以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利益为准绳，一切为了党的事业和国家利益。

最后，再说几句话。

伟人也是人。伟人也是性情中人。伟人是伟大的，但也会有失误；伟人很高尚，看得很远，想得很深，但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伟人的心难以揣摩，但也不是深不可测的；伟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也不是不可探索的。在我们党力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今天，研究和探索伟人之间的关系、交往和情感，应该不再是什么“禁区”，而恰恰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很有兴味的话题。

“以史为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资政传统。本书的探索尽管都是言之有据、据必加考，但不可能是完备无误的。倘若本书能在某些方面给读者提供一点政论启示，吸纳一些思想资源，将是作者莫大的欣慰!

本书稿历时七年，披阅数载，终于付梓出版了。

研究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伟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新而又重大的课题，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诸如：第一手文献资料的拥有，中央高层内情的了解，宏观的驾驭，观点韵把握等等，都是让人困惑、惶恐的。但好在史料在不断地披露，不会永远封闭下去；况且，历史不管怎样纷纭复杂，总是要有人探索、涉足的。只要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原则，尊重客观事实，认真研究查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许多事情总是可以求证弄清、立准立好的。

作为一个学者，咬住“信史”的理念，恪守严谨的学风，掌握科学的方法，开展深层的研究，是我们在史海的探索中求真务实、避免失误、有所前进、有所突破的根本途径。

上述只是作者的初衷，是否在著作中得到体现，体现的程度如何，尚祈老同志、各方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稿最初写作的缘由；源于1998年《求是》杂志社周溯源等同志构想的一部关于毛泽东与接班人的丛书约稿计划，因某种原因该丛书未能出版，我的书稿《邓小平卷》搁置数年后适逢良机，方得以充实、修改出版。

本书的出版得到江西省新闻出版局邓光东等领导同志、江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林学勤等人的鼎力支持，以及江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助理、总编室主任游道勤编审的具体帮助。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龚育之、邓榕等许多同志编著的有关邓小平思想生平方面的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吸纳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最新出版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和冷溶、汪作玲主编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的一些判断和史实，书中已一一列出主要参考书目。赣州和瑞金市的党史同仁凌步机、严帆同志为本书提供了不少照片。在此，谨向上述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本书稿经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有博士、教授审阅后，报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审批时，承蒙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和专家在百忙中拨冗审稿，他们不仅提出了十分重要、中肯的意见，而且动手作了有关内容的修改，并于2004年9月底签发了修改后“同意出版”的复函。作者获悉后立即遵嘱作了认真的修改。在此，谨向上述领导、专家诚致特别鸣谢。

本书算是“七年磨一剑”，如若能在某些方面给读者带来教益与启迪，将是作者莫大的欣慰!

 余伯流

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2004年4月28日完稿

 2004年10月28日修改

  2005年1月25日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