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中国文艺学学科反思，本书突出思想史的研究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作者注重对对资料的详细钩沉与历史线索的具体梳理不够，力求把各个文化批评流派的来龙去脉以及变化轨迹勾勒出来，同时也保持了思想史研究的视角。作者通过对大众文化批评、后殖民批评以及女性主义批评等研究，对各类社会文化现象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本书作者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中国文艺学学科反思，文化研究与文艺学的关系，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出现的社会历史语境、基本特征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分别考察了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批评、后殖民批评以及女性主义批评。此外，本书还选择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大话文化”等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作了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

与作者的其他文化批评著述一样，本书突出思想史的研究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当代的文化——文艺思潮(包括创作和理论批评)作为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征候，更把作者对于这些思潮的评论与思考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切入口。作者试图通过文化研究的方法勾勒一种与精英思想史(思想家的思想史)不同的、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特别是日常生活层面)的“活”的思想史。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与重建

一文艺学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

二历史地理解文学艺术的自主性

三跨时空拼凑：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民族性的丧失

四历史化与地方化：文艺学知识的重建思路

第一章 试论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

一文化批评出现的语境

二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三文化批评与文学的自主性问题

四文化批评与传统社会学批评的区别

五赛伊德的启示

六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

第二章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

一什么是大众文化?如何理解大众文化?

二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四“新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五对一些误解的澄清

六西方文化研究中阶级分析与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回归

第三章 当代中国的后殖民批评

一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发生及其社会文化语境

二《东方学》冲击波

三关于“中华性”问题的论争

四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论争

五关于张艺谋的电影以及其他几个文本的批评与争鸣

六背景与错位：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七结语：几点思考

第四章 关于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

一“失语”与“重建”问题的提出

二从话语学层面到存在论层面

三对“失语”、“重建”论的一些批评意见

四几个核心问题

第五章 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

一女性主义批评及其两种类型

二女性与主体性

三女性经验

四文学立场与文化倾向

第六章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消费主义批判

一西方理论界的相关论述

二消费方式、权力与身份认同

三后全权社会的消费主义

四文化媒介人：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

五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

第七章 “大话文艺”与当代中国的犬儒主义思潮

一经典的消费化与“大话文艺”的兴起

二“大话文艺”的文体特征与快感类型

三“大话文艺”流行的原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

四“大话文艺”与犬儒主义

五“大话文艺”与后全权社会

后记

三、“大话文艺”流行的原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

“大话文艺”与“大话文化”表现了一种极度的、同时也是无奈的颠覆权威和偶像的态度，它的流行可以看作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心态：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不但文学的权威、传统文化的权威、宗教的权威可以冒犯，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文化权威、机构权威也同样如此。对此学术界似乎争议不大，但是对它的流行原因的分析及政治文化功能的评价却分歧很大。

“大话文艺”冒犯和颠覆的首先是教育的权威，包括教科书、教师以及教育制度。这点与中世纪的狂欢文化稍有差别。中世纪狂欢文化的戏仿对象主要是宗教权威，但由于当代中国的国情与中世纪西方的差异，“大话文艺”戏仿的对象虽然也涉及宗教，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官方教育。

“大话一代”之所以选择教育特别是教科书进行戏仿，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大多出生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应试教育是他们体验最深、最痛恨也最无奈的压迫性权威。戏仿教科书、冒犯教育体制，最能够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建立相关性。因此，当被改写、戏拟的作品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而且是直接控制他们的思想、在课堂上根本不能进行自由阐释的课文时，冒犯的快感就更加强烈了。在这方面，《Q版语文》最有代表性，因为它整个就是对于学校教育体制和规范的冒犯，不仅语文课本，而且教学的其他方面也是它滑稽模仿的对象。比如，它的封面宣传广告写道：“全球神经康复医院推荐读物”。神经康复医院是治疗神经病的医院，它的“推荐”意味着：学校是把人变成疯人、白痴、神经病的地方，而《Q版语文》则是治疗这种神经病的良药。书中还夹有一张怪诞而不乏“声色犬马”内容的“妄想爱情课程表”(比如周一上午的课程是去巴黎玩，下午是坐飞机到英国某地等等)，可谓对呆板划一的校园课程的戏仿。而正文里的戏仿对象则包括完整的31篇古今中外的经典文章，如鲁迅、朱自清的作品，《儒林外史》、《水浒传》、《史记》、《韩非子》、白居易诗歌，以及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等。最后，教科书中的“思考与练习”部分也被戏仿，它的习题出得滑稽而荒诞。戏仿对象还包括许多话语现象等，指向教材之外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如广告、报刊审查、赵本山小品、周星驰电影、流行歌曲、答记者问、韩乔生语录、电视竞猜游戏等。

正是由于《Q版语文》的实质是戏仿、颠覆和冒犯中国当前的教育权威，所以它在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而对于过惯了紧张、快节奏却不免枯燥甚至压抑的日常生活的读者来说，《Q版语文》无疑提供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和狂欢节的想象空间，是在现实生活彼岸建立起的另一种生活、“第二种现实”。

当然，除了官方教育以外，其他带有官方色彩的文学、文化甚至制度，也是“大话文艺”戏仿和冒犯的对象。比如革命文学就是“大话文艺”戏仿的重要对象，这方面的作品有《宝黛相会之样板戏版》、《新版白毛女》、《慈禧同志先进事迹》等，它们直接拿曾经神圣不可一世的革命文学经典或“样板戏”开刀：在《宝黛相会之样板戏版》中，焦大成为地主被批斗，而贾母、王熙凤等反而成为造反派，是对“文革”批斗场景的滑稽模仿；在《新版白毛女》中，白毛女成了一个具有洋学历的商界巾帼英雄并利用自己的商业机巧为父报仇……

另外，像“全国网恋等级考试(ELT)大纲样卷”，不仅对官方机构中宣部、而且对官方的公文形式进行了滑稽模仿。请看“试卷”说明：“21世纪的钟声就要响起，21世纪的爱情也该有它独特的形式吧!在这如丝的雨夜，我在灯下细阅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顾湘的(1999--2000网恋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得知网恋之花已在中华大地迎风怒放，暗吐芳香；结合自身实际，深感网恋阶层龙蛇混杂，已经到了非用法律法规限定等级的地步。为此，我网恋部不甘落后，成立了全国网恋等级考试专家小组，特拟此样卷，请各级部门反馈。”署名为“中共中央网恋部部长：萧萧”。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所谓的考试大纲居然先是登载在2000年12月21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后来又由官方的“人民网”转载。

关于“大话文艺”流行的原因及它的文化、道德、政治功能，无论是评论家、学生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是见仁见智。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1.否定派。持这种意见的人或者是文化守成主义者，或者是道德理想主义与审美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经典承载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经典进行嬉皮笑脸式的滑稽改写，满足的只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将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建设。以戏说、搞笑的方式对传统经典进行改编，破坏了经典作品建立在人间真情基础上的永恒美感，是对经典的亵渎和玷污。其中激进者认为“大话文化”完全是糟粕，是对传统文化与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亵渎，“应该加以禁止”。持此观点的人多为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及一些教育工作者，还有一些坚守精英知识分子立场的所谓“专家”。

2.理解宽容派。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多元论价值取向的论者对“大话文艺”持既不热烈赞赏也不恨之入骨的宽容态度，他们认为，“戏说”文本所具有的幽默滑稽、嘲弄一切的文体风格，不过是特定社会群体的搞笑生活态度的写照，并不会对社会的整体道德与文化秩序产生实际的破坏性，并且其轻松调侃的方式有助于当代人缓解生活压力。还有一些论者认为，“戏说”经典所代表的“无厘头”搞笑文化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病因，因此不能简单地予以褒贬，应该在深入分析当代教育以及其他社会体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3.心理分析派。这派观点主要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解释“大话文艺”出现与流行的原因。比如，有人从青少年心理角度解释大话文化，把它纳入青年亚文化范畴进行解释。殷建光认为，中小学生热读《Q版语文》，首先是因为这种读物读起来轻松、活泼。由于陷入沉重的学习、作业与考试沉荷中的学生，很想有一种轻松的读物以排遣心中的疲劳、获得片刻的轻松与欢乐。《Q版语文》把经典改变成了爆笑故事，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学生轻松一下的心情。这种读物也满足了学生内心深处的潜在叛逆心理。“叛逆心理是中小学生的一种正常的心态，也是青少年成长中的正常现象，《Q版语文》对经典的篡改，实际上是对所谓经典的一种嘲弄，这恰好满足了学生的潜在心理的叛逆需求。”也有人把这种心理学的解释扩大到青少年以外的所有成人读者，认为“大话文艺”可以缓解成年人的心理压力。有专家指出，从某种角度来说，“戏说”、“大话”、“胡写”是一种成人的故意“童稚化”。“大话”就是吹牛说瞎话，而说瞎话常常是儿童天真烂漫、想象力丰富的表现。当今社会紧张的节奏和激烈的竞争环境给一些成年人和正在走向成年的人造成了过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可以通过创作、阅读这种“戏说”、“大话”、“胡写”来缓解生活中的压力感，重温自己幼时无忧无虑的时光，获得愉快轻松的心态。

《Q版语文》作者林长治自己也持这种观点：“无厘头文化是一种让人轻松并爆笑的文化，它在压力如此大的社会很有发展前景”，“《Q版语文》本来就是写给那些压力大的人看的，想让他们在紧张工作、学习之余身心能得到放松”。

这种诉诸青少年普遍心理的解释一样有自己的道理，但依然不能抓住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的特殊性而流于抽象，是一种抽象的心理学解释。著名的知识分子研究专家刘易斯·科塞在他的《理念人》一书的《平装版前言》中谈到不能用抽象的心理学解释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大学生的抗议运动(以反对越战和大学制度为核心)时指出：用俄狄普斯情结把大学生运动解释为轼父行为“几乎没有多少意义”，因为“两代人之间的斗争就像山峦一样古老，很难用恒久不变的心理学观点来解释有着明确时间和地点的一系列事件，恒定因素解释不了多变的事物，仅用青年人所宣称的动机分析学术造反是行不通的”。科塞的观点对我们这里的分析也完全适用：如果所说的“叛逆”是青少年的普遍心理，为什么这种心理在今天才突出地冒出来?特别是：它为什么采取后现代式的消费经典、调侃经典的形式，而不是“五四”时期或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的形式?

同样，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当然是紧张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反问：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同样非常紧张，为什么没有生产出中国特色的“大话文艺”呢?或者即使有类似“大话文艺”的东西，也不能像在中国这样风行呢?可见这样的解释没有能够切中当代中国的特殊性。P.258-261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回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宪法性”口号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急于摆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我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或之前，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化与自然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人们已经对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和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文论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以隔绝的眼光关注文本自身，就艺术谈艺术，就形式谈形式，完全脱离社会与现实，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的紧迫问题。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文学大众对“文本自足”的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东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女权主义”批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审美”的狂欢、“主体”的狂欢和“语言”的狂欢，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

但是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问题。文学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国自身的现实。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出现了不少可喜的新变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冲破了许多原本是封建刻板的条条框框。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毋庸讳言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总起来看，主要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物”、“金”、“商业”都是好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惟”这些东西为圭臬，为上帝，为神明，那么物欲、金钱欲、情欲、交换欲等人的生物性欲望就主宰了人的精神世界，人文理想就受到了侵蚀、压迫和消解，道德水准下降，腐败现象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上述种种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满，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取向的作品不满，要求理论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同时也不满过分专注于作品形式的“内部研究”和过分关注于诗情画意的审美批评，希望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并回答人的生存境遇问题，例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问题、都市与乡村问题、东西部问题、廉政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古今问题、中西问题、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读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以便帮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国人是如何来解答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学理论学科中强调文化视角和文化语境，乃是根植于我们自身现实的土壤中，并非完全从外国搬过来的。

文学理论学科要发展，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要求做出新的应对。目前开始受到重视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文化研究的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过分政治化的话语，过分“社会学”化的话语，也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面临学科体系受到冲击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面临的挑战。但是，文化研究如果不一味滑向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不一味坚持其二元对立的僵硬的方法，那么由于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使文学理论原有格局发生变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发展自已的绝好的机遇吗?

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带有真理性的观点和做法，如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适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过来，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但我们有我们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要从我们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文化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对于西方那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对于“反诗意”的文化研究，我们认为是不足取的。我们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种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路子。文学理论的建设应该是累积性的，如“文革”前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批评经验，在经历过“文革”的教训之后，在新时期开始那些年代所取得的关于文学审美特性的成果，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成果，还有其他一些成果，只要是好的，具有真理性的，不但要继承下来，而且要继续研究下去。在审美、主体、语言和其他方面，仍然有发展的广阔的空间。

对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怎么能把“诗意”“反”掉呢?我们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不值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文学是诗情画意的，但我们又说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这样，“文化诗学”就不能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我们不必照搬西方的文化研究。外国的文化研究与我们的文化研究究竟有什么异同?一般认为，国外的文化研究是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主要特色是一种政治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到了晚期，早期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已经被文化的渗透所代替，是让人异化，舒舒服服地变成奴隶，成了奴隶还感觉不到。文化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它关键的词语是种族问题和东方主义、性别问题和女性主义、地域问题和社群主义、阶级问题和社会主义、古今问题和新历史主义等。其研究是从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出发，而选取了这样一些话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批批的文艺学流派。我们的文化研究则要走自己的路，或者说要按照中国自身的文化实际来确定我们自身的文化诗学的思路。

我现在所想到的是，文化诗学研究就其基本原则说可以有五点：

第一是历史优先原则。文化语境的研究，不论我们是研究现代的文学问题还是古代的文学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放置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尽管绝对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往往难以追寻，但是无论如何难，我们还是要自觉地去做。过去我们的研究也常这样做，但我们常常不够自觉。更多的时候，就理论问题谈理论问题，注意的是观点和形式逻辑，所以别的专业的人士常说我们搞理论的人所写的文章比较空。文化诗学应该自觉改变这种状况，使我们讨论的问题进入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我们所讨论问题的针对性自然会凸现出来，自然会摆脱那种脱离现实的状况。

第二是对话原则。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还是研究前人的文学理论，都是对于作家、作品或原有理论家、理论作品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不是独语，而是一种对话。我一直主张古今要对话，古和今是两个主体，要进行对话，要把古代的东西激活，然后进行对话。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其次是中西的问题。与古今问题一样，哪些可以全球化，哪些不可以全球化。实际上这也是文化研究中很热的一个问题，这里面问题很多。我认为，中西问题是一个对话和共享的问题。另外，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或理论家的一种对话。对话要真正的平等才能深入地展开。就像我们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一定要平等相待，十分地恳切和真诚，彼此才能敞开心扉，通过交谈，做到双3-都受到教益。我们在对作家(作品)、理论家(理论著作)的研究中也应该是如此。把对象也当成一个值得尊崇的主体，想尽一切办法激活它，让它似乎也真的成为一个鲜活的主体，能够袒露自己的真意；而作为研究者也自然是一个主体，能以商榷的态度，而不是以强加于人的态度，与对象实现真实的对话。只有在这种对话中，研究才是比较客观的和可靠的，而不是主观的、随意的。

第三是自洽原则。文化诗学的研究，应该是圆融的，能够自圆其说的。例如其中的阐释、比较，不能自相矛盾或前后矛盾，应该在观点和方法上一以贯之，逻辑上能自洽而圆通。你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和新的比较，但必须合情合理。所有片面的论述，其中弱点之一，就是不能逻辑自洽。

第四是联系现实问题原则。学术研究完全可以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的独立性是应该受到尊重的。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初的杰出学者王国维就说得很清楚。但文化诗学的思路则如上面所述，应该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研究，提炼出某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来。这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正好是现实所缺失的东西，因此我们通过文化诗学所获得的成果可以弥补现实的不足，是对现实的一种回馈。当然，我们的研究可能不是对现实社会文化问题的正面研究，不可能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研究那样正面解决社会问题。但我们从诗学的视野出发的研究，可以以间接方式回应社会，不也很好吗!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累积的问题很多。文化诗学应该有问题意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的文化研究应该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对诗意的追求。文化视角无论如何不要摒弃诗意视角。我们要文化，但也要诗意、语言等等。大可不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是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守望者。

在我所有的书当中，要数这本写的时间最长了，大约从2000年开始一直拖到现在。非常令自己汗颜的是：拖拉的原因不是我对这本书特别厚爱，一再精打细磨；而是因为我本人——我相信也包括其他许多与我境况相似的高校教师——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都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我在《高校改革和填表教授》一文中曾经描述过自己近几年来的生存尴尬：一年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精力花费在填表上，什么博士点申报表、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如此等等，当然也包括每学年一次的本单位考核聘任表。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上半年为了报各种计划而填表，下半年则为报销而填表，研究的时间反而所剩无几。这样的描述虽然有些夸张，却是绝对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发现不只我一个人在围着表格转，几乎所有的同事与朋友也都在忙于“表格大战”。是我喜欢填表吗?不是，我是一个最讨厌填表的人，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同事与朋友们也都不是表格迷恋者。我们不得不忙于填表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这种尴尬的处境根源于近年来普遍在全国实行的高校体制改革。在我不准确的记忆中，大概2000年前后，中国的高校开始进入了比较深刻的体制改革阶段。这一改革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其中与教师关系最为切近的是聘任制的推行。聘任的标准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一系列量化的科研与教学指标(主要是科研指标，因为教学质量存在相当的弹性，不好量化)。这个堪称精细繁复的标准详细地规定了每年或若干年中特定职称的教师必须在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多少文章、获得多少政府的奖励及获奖等级、得到多少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以及项目的级别，等等。-达不到规定标准者解聘或降级，超出这个标准者奖励。这个标准也适用于对教师而言性命攸关的职称晋升。有不少学校甚至明文规定在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文章几篇即可晋升教授，或争取到什么级别的国家项目即可进入工资等级的哪个档次。其间可谓铁面无私，一点也不含糊。

已经有许多人撰文指陈这套量化考核制度的弊端(比如鼓励浮躁，机械地把自然科学的标准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等等)，我这里不再重复。但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在我看来是内在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与学术方向。它把对于教师学术水平的评定完全等同于对于学术刊物、学术奖励以及学术项目的级别的评定，同时更把对于学术刊物、学术项目、学术奖励的评定完全等同于对于刊物／奖励／项目的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的评定。具体而言，它把直属中央的刊物看作是国家级刊物或所谓“权威核心刊物”，在这样的刊物发表文章不仅可以获得数量可观的经济奖励，还可以用作评定职称和提高学校地位(如学位点、研究基地、重点学科等等)的最有力的依据。而那些在地方性的所谓“一般刊物”发表的文章则意义甚微或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它把各种学术项目同样分为国家级(又分为“重大”与“一般”)、省部级，分别依据不同的级别给予数额不同的配套奖励，同样这也是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有些学校明文规定没有国家级的项目不能评教授或不能进入工资等级中的某级)。如果你的项目既不是国家级的又不是省部级的(比如国外的或民间的)，那么对不起，没有配套奖励，也不能用作评职称的依据(哪怕这个项目的效益远远超过国家级的项目)。最后，它把学术奖励也依据颁奖者的行政级别，分为国家级、省部级等，并依次给予不同的再奖励(民间的——比如各种学术协会的——奖是不算数的)。获得这种奖励的人，不仅可以获得单位赋予的经济补助，而且在考核评聘、职称晋升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先性。所以，这些学术资源的获取对于一个教师的生存与发展就变得性命攸关，它获得了其他民间性质的学术资源所无法比拟的附加权力。

这就是目前各个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操作方式——人人都把眼睛盯着如何在中央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如何获得国家级别的项目与奖励。问题是：国家的学术资源不是可以随便获得的，也不只是通过纯粹的学术水平获得的。这些奖项有自己的遴选标准与游戏规则，除了政治正确以外，还特别突出具体的政策导向性与实用功利性。当然，我不是说具有强烈政策导向性与实用功利性的研究项目都没有学术意义，但是，这样的标准绝对不能完全等同于学术的标准。我也不认为只有中国这样，其实西方也是如此。真正重要的区别或许在于：在西方国家，存在大量非官方的学术基金与奖励。这些基金与奖励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学术声望上都不亚于官方的基金与奖励。学术资源的多元化保证了学者们可以发表一些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有益于社会却未必能够迅速转化为现实的学术成果。

那么，为什么各个高等院校的改革方案都大同小异甚至如出一辙?众所周知，国家对于高校的评估，最主要的是以该校的学位点、重点研究基地的数量及是否进入211和985等等为标志的，这些评估体系的重要性不但体现在学校的荣誉方面，更体现在政府对学校的研究经费的投入上。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教育资源的极度垄断性，各个高校大多只能从政府获得经济上的资助。这就决定了几乎所有高校的领导都把增加或创立学位点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竞争的规则与我们上面说到的各个高校的教师考核聘任的那一套标准也几乎如出一辙：同样是关于各种级别的论文、项目、奖励数量的统计，只是量化程度更高、更繁琐而已。各种级别的论文、项目与奖励都有具体的打分标准，而所谓“评审专家”所做的工作差不多就是按照标准记分、加分而已。

这样，为了增加学位点，各个高校一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时间进行繁琐的填表工作，并且，为了刺激本校教师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拿高级别的奖与项目，各高校领导制定各种制度把所有与教师切身利益相关的一切——特别是工资与职称晋升——与大大小小的所谓“学术”评估标准紧密结合起来，下发各种各样的表格统计“成果”(实际上就是高级别的论文、项目与奖励的数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高校教师都忙于填表的根本原因。“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本来就已经是著名学者的教师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先地位，不得不更加起劲地把眼睛盯着所谓的“一级刊物”、国家级的项目与奖励，而那些还在为副教授、教授而苦苦挣扎的后来者，更是集中一切精力把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与获得高级别的项目与奖励当作自己的敲门砖。

那些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地在高级别的刊物发表文章或获得高级别的项目与奖励的教师，就立刻成为学校的宠儿，也成为各个学校争夺的“人才”，他们可以成功地把自己的学术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与权力资本，名利双收。他们心里尽管可能对于“表格大战”极为反感，但也根本没有办法摆脱表格的统治，就像孙悟空无法跳出如来佛的掌心一样。对比一下1980年代知识分子与学者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讨论、追求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批判性的情况，现在的学术精英们大多在忙于填表，忙于把自己的学术资本转化为金钱与权力，忙于买车买别墅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现象：几乎所有教师都在为各种项目、高级别的刊物等等而奋斗，真正花在科研上的时间反而少得可怜。有些人在为得到项目而奋斗，有些人在为得到更高级别、更多数量的项目而奋斗。在一次开会的时候，一位资深学者戏言：现在有些学者同时烧着三四壶甚至五六壶水(意为同时在进行多项科研项目)，结果是一壶也没有烧开。

我是一个俗人，不能跳出体制的天罗地网。我的尴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也在这个体制中苦苦挣扎，不得脱身。这造成我总是处在忙乱不堪的状态：无法有一段完整的时间潜心某个学术课题的研究，总是不断地被各种各样的事务性工作——主要是填表——打断。

这是本书所以“难产”的主要原因。

难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本书涉及的内容虽然是我原先已经不同程度地涉及的(比如大众文化批评、后殖民批评等)，但是这本书对它们的重新思考与处理与以前相比却有了很大变化。我原先对于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关注常常偏重思想层面，而对资料的详细钩沉与历史线索的具体梳理不够。这次我主要在资料与史实方面下了比较大的工夫，力求把某个文化批评流派的来龙去脉以及变化轨迹勾勒出来，同时当然也保持了思想史研究的视角。

本书留下的一个遗憾是：尽管收入了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话文艺”的文章，但是我的考察对象基本上是文化批评的各种言论和著述，而对于文艺创作思潮方面的资料涉及很少。我的文化批评一直突出思想史的视角，即把当代的文化一文艺思潮(包括创作和理论批评)作为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征候，更把我对于这些思潮的评论与思考作为我的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切人口。我心中想写的思想史不是精英理论家的思想史，而是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特别是日常生活层面)的活的思想史。它在材料的取舍上应该是非常自由的，尤其不局限在精英思想家的言论和著述；举凡流行歌曲中的一句歌词，广告中的一个画面或广告词，商场中的一件时装等等，都可以成为时代精神的反映，都可以作为思想史的资料。

我心目中的这种类型的著作大概要数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霍加特的《识字能力的用途》。此书已成文化研究的重要经典，是无法归入任何学科的一本奇书。霍加特后来回忆说：“我所遇到的英文系的许多老师对此书保持沉默，好像议政厅的边门跑出一只讨厌的老鼠而带入了奇怪难闻的东西。”而社会学家则认为它不法地闯入了自己的跑马场，对作者极为个人化的自传式写法颇不以为然。此书的上半部分写二战以后英国里兹周围的工人阶级生活，第二部分则对包括拳击、流行音乐、流行杂志、性与暴力小说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新现象进行了广泛批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夹杂了许多个人的童年经验，所以既不合乎当时社会学的规范(包括题材与方法)，也与正统文学批评相去甚远。我觉得这正是我心目中的思想史著作。我这本书较之这样的目标当然相差甚远。我希望以后能够一步步地接近这个目标。

本书第五章“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由徐艳蕊执笔。除此之外全部为我所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艾英女士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花费了很大的心血，特此致谢。

陶东风

2004年9月粗稿，2005年10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