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再现了抗战时期东江纵队的诞生和发展、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组织大营救、钳制日军占用铁路及为盟军搜集日军海上情报等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本书作家经过精心策划，深入采访了一些东纵老战士，阅读了大量回忆录一类的书籍、文章等史料，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复原历史真迹，真实感人，读来让人回味。

东纵——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孩提的时候，听上辈说过这支抗日的队伍，可那些记忆好比雨水，落地就化成了乌有。如今寻找60多年前的记忆，活着的老战士越来越少，怎么现在才想起?也许是因为自己也成了有年纪的人，才感到寻找的迫切。

东纵从无到有，即使抗战胜利的时刻，它也只有1.1万多人，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它的规模或许很小，可为什么被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华南战场的主力……

引 子

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

第二章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第三章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第四章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第五章 一九四零年三月八日

第六章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一日

第七章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第八章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

第九章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

第十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尾 声(代后记)

参考史料、文献、文章

在东北，1940年2月22日，杨靖宇踏着没膝的白雪，寻找失散的抗联部队。一连5天都没有吃到一粒粮食的他，在山上遇到了4名农民，他相信这些中国农民，请他们进城买点吃穿用品。他相信这些中国人是自己人，结果被出卖了。杨靖宇三面受敌，仍然挥舞着双枪向日伪军警猛烈射击，终因寡不敌众，胸部中了3枪、腿部中了2枪。杨靖宇牺牲后，半个多小时日本鬼子都不敢靠前。他的头颅被日本人挂在通化展示3天，铡下他头颅的是伪警，归根是中国人。

中国人出卖中国人，中国人打中国人。一位抗联领袖被自己人出卖，被围，被铡，痛，不能叫喊不能哭泣，锥心的痛。

东移，1940年3月8日，曾生和王作尧的抗日游击队向东(广东海陆丰)突围转移。

几乎和杨靖宇将军牺牲是同一时间。

为什么包围这样一支抗日的队伍?简单说，这是共产党的队伍。在华南，刚刚诞生的抗日游击队被迫东移，曾生和王作尧的部队被赶尽杀绝……包围曾生和王作尧抗日部队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广东国民党当局纠集调动的三个师兵力。

同样的中国人打中国人，这样的记忆很痛。

除了曾生、王作尧游击队，国民党也向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下手。总部设在惠州，四处下乡宣传抗日，发放棉衣、大米和药品的华侨回乡服务团，连县政府只有一部自行车，回乡服务团有十多部!这也成了罪证。惠阳县县长刘秉刚私下说：他们有7个团和几个独立队，我只有1个保安团，这还了得?

服务团的言行作为和共产党太像了，这才是心头大患。1940年2月，国民党武装逮捕博罗队，6月逮捕惠阳队，7月逮捕两才队。1940年冬天，服务团被迫停止活动。

P102-103

《记忆的刻度——东纵的抗战岁月》就要付梓了。作家经过精心策划，深入采访了一些东纵老战士，阅读了大量回忆录一类的书籍、文章等史料，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复原历史真迹，真实感人，读来让人回味。而更为难得的是，本书作者张黎明同志是一位东纵老战士的女儿。由东纵老战士的后代写他们父辈的战斗历史，我作为一名东纵老战士，感到由衷高兴，欣然为之作序。

本书记录了从1938年到1945年东纵抗战时期的我们。它真实而形象地描绘了我们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患难相交，生死与共，共同保家卫国，成长为一支人民抗日武装，独当一面开辟华南战场，在全国抗日战场上作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的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从曾生司令员为筹建武装队伍而动员母亲卖田的感人一幕，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九沦陷、队伍潜入市区、配合盟军作战以及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组织实施了震撼中外的胜利大营救等重大事件，书中都有生动细腻的描述。这里，有许多英勇动人的事迹。凡是当年的老战士，每个人都有一部亲身经历，或者一些鲜为人知的传奇式的故事。作家将那些各自不同的刻骨铭心的事件一一详细地实录了下来。翻开它，就是翻开了我们曾经的年代——我们曾经的青春，翻开了我们自己，翻开了我那些曾经战斗在一起的战友们。他们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展现在眼前，读了使人难以忘怀，仿佛时光倒流到了当年。

我至今难以忘怀那些壮烈牺牲了的战友们。记得在大王岑战场上，受伤的颜金榜被担架抬下来，我扶着担架送他走了一段路，鼓励他到医院治好伤后重返战场，不料翻过山还未到医院，他人就不行了，他才22岁呀!此外，上下门民运队长陈现，被敌人围在炮楼里放火烧死；高个子的陈剑雄在东莞北栅一个村工作，拂晓时被敌人包围，冲出来后在田间与追捕他的敌人火拼时牺牲了；东莞武工队队长黄志强也是在战斗中牺牲的……他们都是从南洋回国的华侨青年，一个个用热血染红了祖国的山河。他们为了什么?为的是救乡救国，为的是不当亡国奴。

我还难以忘怀老区人民与子弟兵的鱼水之情。当翻开兰姐送伤员到山上炭窑那一页，我脑海里立即浮现了那些动人的情景：村中妇女提来热水给兰姐、给伤员洗伤口换药，晚上又有人挑稀饭来喂伤员；有的妇女索性把伤员接回家去养伤，军民团结如一家人。东纵就是在老区人民的支持下生存和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能忘记老区人民。

一位晚辈为我们这些经历过生死的长辈们写书，她集中了一群有血有肉的我们，让我们重温那些震撼心弦的昨天的故事。本书出版前在《南方日报》连载，引起了老战士们的强烈反响，争相阅读。为什么?因为，那是心灵的共鸣。

因此，本书的出版，无疑对我们东纵老战士来说是一份厚礼，让我们借此回顾我们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勤勤恳恳努力奋斗的一生。我们扪心自问：今生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我也希望我们的后辈能从这本书中理解我们当年的选择，理解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为祖国、为人民创建更美好的未来。

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这部书?如果从动笔的2005年初算起，那是不准确的。其实在更早的七八年前，有意无意间，我看到有关东纵的资料都会存放起来。都说三年内不用的东西都丢，这些年我搬了一次又一次的家，该丢的都丢了，而这些分量不轻的东西还依旧跟着我，总感到有用。

从2005年初动笔开始，我的桌面有很长的时间非常凌乱。我摊开了一本又一本东纵史料，每天阅读，每天做笔记，每天在那些触动我的段落上标记号。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从几十人到1．1万人的抗日游击队，一本又一本的资料汇编，一篇又一篇的回忆文章，一部又一部的回忆录……它们到底有多少?今天，我数了数，大概有70多本，估计有几百万字。

从一开始就和往日的小说创作不一样，我不能不打开这些关于逝去已久的年代的各种记忆，每每都是一个人的叙述，一个人的视角，我必须在这许多个人视角中寻找他们的共同事件，然后反复对比和相互参照。

从1938年到1945年的他们，曾经的年代，曾经的青春，曾经的东纵一一参与大营救的东纵，奋战在广九铁路两侧的东纵，为盟军搜集沿海日军情报的东纵……当年这都是秘密，不说别人不知道，即使他们一起共同战斗过的东纵战友和同志，也只知道同在一起的某一段历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而我，必须知道全部。我阅读，我追问，我寻找答案。

如何写?从哪里开始?这无疑像在海里捕捞一尾鱼那样令人惘然和困惑。在很长的时间，我生活在东纵的年月日里。

这东纵到底是如何起来的?写作和阅读几乎同时进行，时而是我的视角，充溢着读者的疑问：时而是曾生的视角，穿透着建立一支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奔波和焦虑；时而是南洋华侨的视角，沸腾着对家乡对同胞的痴情；时而是游击队战士的视角，储含着对和平与战争的爱恨；时而是美国飞行员的视角，交织着身陷困境的惊恐和获救的欣喜……

就这样穿插来穿插去，我是我，也是每一个他们。

为什么是一个年表式的章节和题目?为什么以时间的刻度作为这部书的线索?

面对珍贵的历史材料，也许是角度不同，也许是年代久远，也许是当年就无法校核，它们相互之间有矛盾，有遗漏，有无从考证的困难。可我从一个又一个打开的记忆中，从1938年到1945年这些和中国抗日战争同步的东纵年月日里，好比时间刻度一样精确，都得到了公认。

忽略那些我或许永远无法澄清的枝节藤蔓，以年为刻度，东江纵队一目了然。

我一直写到日本投降到1945年8月15日，画上句号了。当稿子交给出版社，当《南方日报》的连载、深圳《晶报》的选载结束后，编辑李晓敏在电话里问：作品没有一个尾声吗?

尾声?

东江纵队牵制了多少日军?这是关键问题。或许，所有人都会这样直接和感觉敏锐，我竟然没想到。走进森林的人，有时会被一棵树木湮没而忘记了一片森林。

1944，年6月22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延安对中外记者说过：“华南敌军约三个半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合计四个半师团八万人，其中五十七师团在广九铁路沿线，由我游击队抗击其百分之七十。第一零四师团，在广州、从化、三水地区，共产党的游击队抗击其百分之三十。”

华南敌后战场何以成为全国抗战的第三战场，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互相配合，牵制华南日军，令其既不能“南进”，也不能“北上”，如《东江纵队之歌》唱的：我们是广东人民的游击队，我们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兄弟……

尾声，这算尾声吗?尾声，像每一部书每一部电影的结尾，要令所有人都满意，比登天还难。

结尾这一刻，被俘虏的日军士兵高举“千人针”的画面一直挥之不去，那小小的日军护身符，那一片小小的布，一片经过1000个日本妇女每人缝一针的布，日军士兵把它拴在腰上或头上，说能逢凶化吉。

日本军人有父母有妻儿，有逢凶化吉的“千人针”。把架在中国人父母妻儿脑袋上的刀放下，结束战争，那小小的“千人针”就真的逢凶化吉……

东纵的后来呢?北撤山东的部队，1947年扩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编人第三野战军。留在广东未参加北撤的部分，逐渐扩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1949年3月，两广纵队改属第四野战军指挥，南下和粤赣湘边纵队并肩作战，担负解放广东战役一翼的任务……

我应该如何结尾?如果可以用一句话结束，那就是心存感激。感激所有保存着记忆的人，感激他们。许多人已经不在人间了，可他们的亲属交给我了有关的珍贵材料、照片及书籍等，甚至还有生前者一笔一画的手写记忆，第一份来自曾坚，然后是黄冠芳、潘清、杨彩萍、古梅、练铁……

曾世平领我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刻在历史上的小村子——它们曾滋养了他父亲曾生和那支游击队，在一个倾盘大雨的夜晚，他交给了我几大本如枕头厚却比枕头沉甸的照片；叶青茂和女儿叶凌都曾经参与深圳东纵纪念馆的筹建，叶凌也交给了我她复制的东纵图片资料：高英全、高英源整理了父亲高松的自传和一盘高松生前的录像；我与郑群的媳妇刘卓明仅一面缘，她为我安排香港乌蛟藤村的采访……

我写作的时候渐渐沉人一种被等待的氛围。每当电话铃响，我就在想：是他不是她?某天《南方日报》连载暂停，电话来了：为什么今天没有了?何瑛每天看连载，一发现差错就会说应该是这名字那地点；程跃群说把连载篇章中有关回乡服务团的章节，复制了300份分送给亲友，谁和谁收到了有回音了；黄秀的女儿说她寻到某天的《南方日报》，一连走了几个零售点，买走了所有能买到的连载；一个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找来了，提供当年一个又一个小的细节，或询问当年失散的战友和亲人……

2005年9月20日那天东纵老战士彭球交给我一份刘宣亲自写的材料，彭球说已经为刘宣保存了10多年，那天我想这应该是最后的一份，算尾声吗?

没想到2005年10月，这样的最后依旧源源不断。东纵老战士何瑛、杨彩萍、张婉华等等相继来电话：还可以补充吗?刘黑仔还有许多事情没写，张平也有很多材料，黄道宽也很值得一写……我说已经结束了，可他们依旧说，每一位老战士都有他们各自的结尾，各自的后来。后来还有什么?

还有许多人没有写，谁和谁，还有谁。是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我知道，我的笔记有做了准备却没完成的采访人物：郑群、余慧、陈达明、李谭桂、李东明、游杨、杨奇、罗欧锋、罗喜月、黄秉、王春红、李静、叶梅……我清楚欠下他们许多，我清楚写不完他们。东纵的每一位战士都有自己的结尾。

我刚刚动笔的时候，以为自己在“写”，写一群曾经岁月的人，后来渐渐明白并非我在写，而是他们“写”，我不可能用我的方式写，不可能仅仅用我的视角看。

他们的眼睛记录了他们的年代，我仅仅连接着他们的年月日，一个一个地连接，一年一年地连接，一块砖一块砖连接了城墙一般的记忆。见多了日常的鸡零狗碎般的失意和高亢，面对这些经历过腥风血雨的战争记忆的人，面对竖起的这堵城墙，才恍悟感到什么是无法轻蔑的宏大。

我感激一切保存着记忆的人。

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展厅里，镌刻着5508个烈士的名单，常有老战士拿着战友名单来核对，从内地从香港从泰国从新加坡从北美赶来。有报道说这些老战士看到名字，一次又一次地擦拭眼泪，泣不成声，令在场所有人为之动容。  这样写下去，我不可能结束，事实上这是一部写不尽的书。

适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我们和幸存者一起纪念。记忆，集体的记忆，深圳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协，深圳、广州、东莞、惠州的东纵老战士联谊会和深圳史志办，他们全力魂我进行这样的记忆。

尾声，尾声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陈达明、曾发等作为那个年月的代表上北京参加了纪念活动，所有幸存的老战士都参加了各地的纪念活动。

60周年以后呢?100周年呢?200周年?还有幸存者吗?不会，可这些记忆消失了吗?或者说不再记忆了?

这结尾已经非我所能写了。

                     2005年10月19日

袁庚(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

……我们联络处先后向美军提供过日军在广州天河、香港启德、深圳西乡南头机场的图例和说明，日军太古船坞计划图，日军华南舰队密码，日军神风攻击队K2飞机图纸，广九沿线日军工事图，香港日军海防图等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

——摘自《解放军报》敦纳尔．克尔(Lt．Donald．W．kerr)中尉(中美联合空军飞行员)：

……我带着日益增长的奇异(眼光)来看你们这庞大组织的力量，机巧、认真、精明和勇敢。

中国的抗战已贏得了全世界的景仰，而我们美国人也能以能与你们如同兄弟一般一同作战而自豪，在战争与和平的时候，我们永远是你们的朋友。

——摘自香港《华商报》威廉．列夫柯(Lstlfr．Willian．Lefkoe)中尉(美国十四航空队飞行员)：

我们美国人曾经读过、研究过历史上伟大的军队。但是在所有历史土，在我们所有的见闻中，我们从未见过一支像你们游击队一样勇敢的军队。有一天整个世界都会知道你们伟大的工作。

——摘自香港《华商报》美国《亚美杂志》：

东江游击队甚少为人所知……香港沦陷后，逃到大后方来的中国人与英美人士。应感谢这些游击队员们，因他们曾引导这些人经过他们控制下的道路安全到达大后方……

——摘自延安《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