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关于从不同角度体现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操作的理论著作。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主要通过一系列的研究个案，展示了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的可能性空间。全书文字严谨，结构清晰，旨在推动修辞学研究走出技巧论发研究格局，重返多学科的学科背景，并介入社会。

了解西方修辞研究学术走向的学者，不管怎样评价“他者化”的学科经验，有一点大概是明确的：西方一些走出了国界的修辞学著作，关注的焦点不限于修辞技巧，研究领域也不限于语言学——尼采的《古修辞学描述》，瑞恰兹的《修辞哲学》，布思的《小说修辞学》，博克的《宗教修辞学》、《动机修辞学》，都走出了修辞技巧，也都有着超越语言学的学科背景，并且接受多学科的学术评价，在不同的学科被引用、被研究。用现在的学术评价话语说，这类修辞学成果，在不同的学科，都有较高的显示度。至于福柯的《疯狂史》、《事物的秩序》、《权力／知识》，更是让人们看到，修辞学如何介入多学科的学术前沿。

同样，熟悉中国学术史的学者也很清楚：早自先秦时代起，修辞学就广泛进入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从个人修言修身，到言语交往、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乃至国家政治，都有修辞的介入。诸子关于修辞问题的丰富论述，更一直是中国修辞学重要的理论资源。

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发展，是由一大批“多栖”性的人物共同推动的，古代修辞学家中的很多大家，往往同时是文艺学家、美学家、哲学家。因此，中国古代修辞理论，关注的焦点不限于修辞技巧，研究领域也不限于语言学——《周易》、《毛诗序》、《文心雕龙》以及历代的诗话词话等，一直是中国修辞学、诗学、文艺美学乃至哲学共同开发的学术富矿。

由陈望道先生奠基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并没有完全限定在语言学的学科框架之内，陈望道本人的知识结构就是多学科的。上个世纪，商务印书馆出过两本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一本是1923年出版的《修辞格》，作者唐钺是心理学家；另一本是197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作者郭绍虞是文学批评家。这些，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修辞学的多学科性质。

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

唐钺的《修辞格》、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奉献了经典，同时也成为后世修辞研究中“辞格论”、“技巧论”的学术范本。《修辞学发凡》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第一座高峰，昭示着后人研究的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后人的研究思路。《修辞学发凡》出版七十多年来，国内修辞学界更习惯于“照着说”，而少有“接着说”、“对着说”、“换一种思路说”的学术勇气和理论准备。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语言学诞生之后，参照前苏联的学科分类，修辞学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修辞学有了明确的学科归属，同时也筑起了修辞学的学科之墙。因此，虽然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学界的“修辞学转向”有一些出手大气的产出(当然也存在部分研究者知识结构中语言学知识不足的问题)，但是似乎没有被国内修辞学的主流所接受。这种学科之墙，对于有着多学科的学科背景和交叉学科性质的修辞学来说，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我在《修辞学研究突围——从倾斜的学科平台到共享学术空间》一文中有过较详的论析，此处不赘。

学术界很强调在相同的学术层次与国外同类研究对话，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关注焦点主要限于修辞技巧，研究领域主要限于语言学的中国现代修辞学，也许会在不知不觉中拉开与国外修辞学研究前沿对话的距离。

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有一个能够与国外同类研究进行前沿对话的基础平台。这个平台需要中国修辞学研究走出技巧论的研究格局，重返多学科的学科背景，并介入相关学科、相关领域的研究前沿——通过介入相关学科、相关领域，让修辞学研究广泛地介入社会。

这里的关键是走出技巧论。因为，技巧论的核心，是把修辞定性为一种言语技巧，这决定了修辞学的学科归属、学科评价都在语言学。在国内语言学教科书的知识谱系中，关于修辞的解说，以“技巧论”为认识基点。国内大量的修辞学著作，论述重心也比较多地集中在言语技巧层面，以至在很多读者心目中，“修辞”成了“言语技巧”的同义语——修辞，好像只是把话说得更好、写得更好的一种技术性包装。

本书取名《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正是看到，走出技巧论，才能走出以追求言语效果的优化为唯一指归的认识坐标，才能走出“就语言谈语言”的修辞研究格局，走向多元化的学术之境。

如果说，我们在此前出版的《广义修辞学》中，更多地是从修辞学体系建构的意义上冲击了“技巧论”的修辞研究，那么本书则通过一系列研究个案，展示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的可能性空间。

全书主体内容分上下两篇。

上篇是走出技巧论的修辞话语和修辞理论研究。

《“郎才女貌”／“郎财女貌”：社会婚恋心态话语分析》把修辞技巧意义上的阐释终点当做新一轮阐释的起点。以“郎才女貌”为话语原型，修辞化生成的“郎财女貌”，只是技巧层面的表象，从中可以透视社会婚恋心态的变化轨迹。探讨这一变化过程中重新建构的修辞话语怎样以新的“说法”影响人们的“活法”，是本文的写作重心。从“郎才女貌”到“郎财女貌”的修辞置换，宣告了社会婚恋心态中价值取向的物质升级。20世纪红色革命中受冷落的财神，在商品经济的现代语境中复活。经济杠杆的启动，击碎了传统意义上才子佳人的乌托邦幻象。“新意识形态”的“成功男人”定位，正在接近“郎财”、疏远“郎才”。当社会评价开始用“郎财”的价值标准，世俗化地解读“郎才”时，人们对“郎才”的价值期待，增加了经济份额。结论是：从“郎才女貌”到“郎财女貌”所体现的话语权力，既是人的修辞创造，也是修辞对人的模塑。

《“遗传”的定义：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分析全国高考语文试题为“遗传”下定义的答题思路，据此探讨主体认知世界的两种路径：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前者概念化地锁定对象，后者审美化地展开对象。文章认为，当主体进入贴近生命的交谈时，僵硬的概念每每被鲜活的修辞话语所替代。由此延伸出对语言教育理念的探讨，重申“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对主体认知的影响。

《汉字“赋”：语义系统和赋体语言的美学建构》的关注焦点，不在作为修辞技巧的赋体语言，而在赋体语言的美学建构过程。从这一观察点出发，可以把汉字“赋”的语义分别归入“政治经济”和“文艺创作”两个语义场，据此讨论赋体语言与作为政治经济手段的赋之间的关学关联，进而分析：(一)贡赋之“赋”，作为体现政治权力的经济手段，在发生过程中的大面积铺布形式，影响了后世赋的创作心理和审美基调。(二)礼乐之“赋”，作为对神圣而繁复的祭祀内容和形式的规范铺陈，规定了后世赋的庄严铺排的审美倾向。(三)贡士和赋诗之“赋”，作为进献能言之士和进言的手段，促成了献赋之风。从文体的生态环境说，经历了东周以后的长期战争和秦的暴政，汉代的赋作家们真诚热情地歌颂大一统的汉帝国，夸饰安定政治带来的辉煌物质文明，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为人们建构起一个堂皇富丽、盛世永存的帝国幻象，这种修辞幻象终于在汉末以后被连年战乱击碎，抒情小赋的出现，意味着对于帝国文明的歌唱将替换成对于个人人生的吟味，激情四射的赋于是充当了抒发复杂的人生感受的文体样式。

《汉字“大”：审美范畴和修辞原型》把“大”视为广泛分布于政治、经济、哲学、伦理等领域的元编码，探讨“大”作为审美范畴和修辞原型的意义。指出：汉字“大”是以正面直立于天地间的人的形象，指称天地人的属性。天地与人互为映照，中国古人的审美探寻目光就这样通过一个汉字的象征性造型，从天地万物流动到人，又从作为类属物的人流转到个体的人及其现实生存。我们的祖先对宇宙、对人和周围世界的审美关注，通过“大”奇妙地关联在一起，以大为美的华夏审美活动在天地人这一巨系统中开始和延续。

《“水”和“月”：修辞语象及其审美文化溯源》从“水”和“月”作为指向婚恋、思念、沧桑体味与人生感慨的修辞语象入手，追溯它与中国古代神话、哲学和民俗互相映衬的审美文化关系。本文与《“郎才女貌”／“郎财女貌”：社会婚恋心态话语分析》一样，容易在修辞技巧层面搁浅，但是两文都在修辞技巧之外的多维理论空间进行了价值开发。

《话本小说中诗体话语的修辞功能》从四个方面分析诗体话语在话本小说文体建构中的意义及其所承担的修辞功能：(一)进行叙述铺垫；(二)制造修辞幻象；(三)完成结构转换；(四)承担警世劝诫的教谕使命。以此观照诗体话语在话本小说中的修辞功用，把修辞技巧延伸到了修辞诗学层面。

《小说语言的阐释空间》认为小说语言研究的阐释起点在语言，落点不能仍然在语言。小说语言研究的许多重要命题，不是单纯的语言学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而是处在语言学和文学的交叉地带。语言工具论和语言本体论，是小说语言研究的两个不同的理论平台，得出的也是不同的结论。本文可以在走出技巧论的意义上，与《话本小说中诗体话语的修辞功能》参照阅读。

《修辞幻象：一个修辞哲学概念及一组跨学科相关术语辨》在跨学科的语境中，辨析修辞幻象与语言乌托邦、乌托邦语言、话语兴奋剂、审美幻象等相关概念的联系和区别，意在减少跨学科对话的话语阻隔。作为修辞哲学概念的修辞幻象，以语言制造的幻觉改造世界的真实图像，本文的理论起点即走出了技巧论。

下篇对文本修辞的个案研究，是走出修辞技巧，进入多元语境的修辞阅读。

《(红高梁)：战争修辞话语的另类书写》从四个角度分析这篇小说战争修辞话语的“另类”倾向：(一)小说中的非宏大、非高调叙事，引导了关于战争的另类想像；(二)对强悍生命的修辞书写，召唤着民族的刚健之魂，并接续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尚“力”传统；(三)莫言的时间修辞为他本人所擅长，也被其他文本效仿；(四)作家在战争现实之外，重建了一个关于战争的审美现场，同时重建了战争修辞话语的审美价值尺度。

《(减去十岁)：非组织传播中的“语言驱动”》分析小说中的语言传闻，怎样以弱势的非组织传播，激起了人们的集体狂欢。现实生存的不完满，怎样在语言制造的幻觉中被象征性地摆平，借此重建生命安顿的心理平台，改变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在主体方面，美好的幻象诱控着自我的虚假“在场”；在对象方面，语言虚构的世界幻化成了世界本身。现实世界通过话语的权力重建了一种秩序，但这不是主体的混茫，也不是现实本身的变形，而是修辞幻象的魔力。

《(警察与赞美诗)：修辞设计和批评指向》一方面让苏比以“本我”形象出场，狂欢化的叙事和喜剧性误会，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显得滑稽。另一方面让苏比以“超我”形象退场，小说收束前的冷峻叙事和悲剧性结局，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紧张。双重修辞设计合成共同的批评指向：社会控制机制失灵。社会控制一方面约束人性本恶，另一方面引导人性向善。在前一种状态下，警察代表了社会干预的强制性力量。在后一种状态下，赞美诗象征了社会和谐的审美话语。因此，小说标题《警察与赞美诗》，可以看做一种隐喻：警察是社会控制的刚性力量，赞美诗是社会和谐的柔性力量，二者共同支持社会运作。然而，作为社会控制刚性力量的警察和体现社会和谐柔性力量的赞美诗，惩恶扬善的社会功能错位了，小说的审美张力由此产生。

《(和余光中面对面)：平等对话和心灵互动》分析平等对话在施受双方心灵互动过程中的良性运作，包括：(一)平等对话通过心灵互动交换彼此的感觉；(二)对话角色如何在互动过程中直面对话的平等；(三)如何在互动过程中把握平等对话时机；(四)心灵互动伴随着对话角色开放性的精神建构过程。

《(致切西尔的父亲克林顿先生的信)：对话角色和对话策略》分析对话角色的复杂性和对话策略的有效性。写信人对收信人克林顿的角色身份进行的是多重预设：即切西尔的父亲、北约空袭行动的最高决策者、一贯主张人权的人。写信人作为异国公民，能够与收信人进行有效对话的角色预设，是“切西尔的父亲”——这个角色身份，使对话双方暂时地处在同样的角色位置上。这样的角色预设，悬搁了意识形态冲突，设定了一个按照美国人的价值观念比较容易接受的对话语境，也体现了高明的对话策略：让他人用他的方式理解我的原则。

下篇最后3篇分别从真与幻、狂与醒、爱与怨的叙事处理，解析《红楼梦》的对立修辞。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最高成就的《红楼梦》，聚焦了历代哲士文人的苦恼与思索，困惑与解脱，在小说展现出的纷纭复杂的修辞情境中，作者对人生矛盾的痛苦体验得到哲理化提升，并化为推动叙事进展的对立统一的辩证修辞。

附录所收一组文章，作为正文的补充，也从不同角度体现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操作。

最后说明一下，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不等于修辞技巧没有研究价值。我在《修辞学大视野·序》中非常明确地肯定：修辞技巧，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话语集散地。同时，我也希望，修辞研究的目光不要锁定在言语技巧上，希望“修辞学”的学术含量，不要被误读为“修辞术”的技术含量，不要让国内语言学教科书中关于修辞的简单化解说，屏蔽了修辞世界的纵深风景。

中国的修辞学者，既要立足汉语修辞经验，也要瞄准国外当代修辞学研究平台，并能够在这样的平台上进行自由的学术漫步，所以，我们不能光用自己的“修辞术”与别人的“修辞学”对话——那毕竞不是同一层次的对话。

谭学纯

2004年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