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茶座》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杂志型图书。这本小册子由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教授主编，内容轻松、休闲、高雅，目的是让法学走出超凡脱俗的“象牙塔”，步入寻常百姓家。《茶座》主张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谈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讲老百姓生活中的法理，但是可不要因此而小瞧了这本小册子，《茶座》的文章作者大多是国内一流的法学家，这也让《法学家茶座》有了“法学界的院士普及丛书”的美名。

《法学家茶座》是一本杂志型图书，每3个月出版一辑。她继承了《经济学家茶座》“轻松、休闲、高雅”的风格特点，一方面强调作者的权威性，文章作者大多为国内第一流的法学家；另一方面强调图书的通俗性，力求内容贴近读者、贴近生活。她市场定位明确，读者意识强烈；注重品位，但不盲目学术；贴近生活，但不盲目追求热点；强调通俗，但绝不追求庸俗。为了进一步强化可读性，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法学家茶座》还精心选配了漫画、插图30多幅。在《茶座》里，众多法学家抱着轻松的心态，用尽量通俗的文笔将百姓生活中的法理娓娓道来，这种将理论性与通俗性糅合贯通的风格，在当前众多的法律类书刊中可谓独树一帜。

【卷首语】何家弘 别茶与“别法”／001

【法治漫谈】江平 欣慰与担忧／004

郝铁川 法治二题／007

赵万一 法律为什么会受到非议／012

李 强 关于如何缓解社会冲突的理论与对策／017

杨宗辉  对刑事司法改革价值趋向的反思

——从世界杯“齐达内撞人事件”谈起／021

柳经纬 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条文化问题／026

【法学札记】邓正来 邹立君由“中国理想图景”引发的思考与言说

——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谈起／030

侯欣一 中国需要精英

——写在2006级新生入校之前／035

杨小强 寻找法律的思想源泉／039

【法苑随笔】王欣新  闲话法院判决书的上网公开1044

张军 也谈上访与“闹事”1048

张进德  “面子”本不只是一张皮

——写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决赛后／053

【身边法事】 王明锁  电子眼与中西生命权法文化视点／056

高峰 餐桌上的司法文化／06l

李琦 宪法·投票·结社·舆论：为什么和用什么代替枪／063

【名家访谈】楚 卫 人生何处不选择

——赵秉志教授访谈录／067

【史海钩沉】刘笃才 海瑞应无恙／080

吴丹红 中国证据法学第一人／086

周大伟 走近中国：美国总统的奥德赛／09l

【法林逸事】徐国栋 哦!黄包餐／101

任东来 塔夫脱与美国最高法院办公楼的建设／107

【域外法制】朱伟一 “轻舟已过万重山”

——美国律考感想二三／113

尹曙生 道不尽的拉斯维加斯／119

【茶客论剑】郭敬波 法律该不该阻止“网络追杀”／124

熊红文 废除死缓，刻不容缓／128

傅达林 “命案必破”是对实体正义的虚幻追求／132

路见 论“茶座”的功能／136

【聊斋闲话】吕岩峰 教授的魅力／139

杨涛 法学家挂职高检的昭示／143

何家弘 我的“挂职”心态／146

【书城夜话】徐雨衡 建构农村问题的法学，150

米健  我信仰，因我敬畏

——拉德布鲁赫《社会主义文化论》译序／153

【何博士信箱】 读者来信四封／157

公司法修改的顺利通过的确令人欣慰。欣慰之一是公司法修改在两年左右就完成了，不像物权法七年了仍是一锅夹生饭；欣慰之二是公司法修改也涉及多方利益群体，在今天不同利益群体都争相要在立法中反映和表现其意志时，公司法能很好地协调各方利益并得到各方的认可，这是很不容易的；欣慰之三是公司法修改之际正逢有关我国改革开放反思和争论之时，以及对于未来要不要继续改革以及如何改革颇多分歧之时，能够继续坚持改革大方向，本着自由和效率的精神，逐步与国际接轨，这是很难得的。

欣慰之际又感到担忧。立法和执法本来就有差距和鸿沟，我国立法脚步之快与执法相对滞后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公司法修改后法律条文之先进与中国公司成长的土壤和环境之恶劣的矛盾，不能不令人担忧。公司立法的完善相对容易，公司制度的完善则要困难得多。把法律条文中的公司(应然的公司)变成实际上的公司(实然的公司)，是要求我们法律人，或者说要求我们法律学者和经济学家、企业家、律师、法官等共同努力去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

新中国的公司实践到今天只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而西方国家仅从第一个股份公司(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出现时算起，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西方四百多年的公司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曲折，从股市的泡沫到公司的丑闻，公司制度的健全和法律的完善也是从经济危机中走过来的。一种制度的完善不仅是法律完善的结果，同时也是制度理念以及文化积累和沉淀的结果。将公司的法律制度变成公司自觉的价值观念和行动准则、道德理念和社会责任，就是把理念和文化融合在企业经营中。中国公司的实践只有二十年，当然也就缺少公司理念与文化的积累和沉淀。只有公司理念与文化的长期积累与沉淀才能结出健康、丰硕的公司之果；公司理念与文化缺失的土壤上所结的果实，必然是弱小的。要使公司法得到认真贯彻，不是公司违法违规以后法院如何依法去处理，而是如何把公司法的理念融入公司管理层的头脑和血液，使公司违法违规现象大大减少，使我国市场经济步人正轨。这是第一个担忧和希望。

中国的公司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国企改制的实践，这是转轨型国家必然的走向，而国有企业固有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与公司法要求的差距是很大的。已经实行了五十多年的传统不是仅靠一纸法律就能够改变的，传统力量是强大的，也是根深蒂固的。国有企业的领导机制、决策机制、财产机制、人事机制和监督机制都不同于公司法的机制。市场转轨本身就很不容易，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主体转轨(公司转轨)当然就更不容易了。因此，没有市场的真正转轨也难有公司的真正转轨。市场经济中国家力量控制范围的大小必然决定公司经营中国家力量控制的大小。国有企业改制后仍然保持强大的国家干预和决策力量，也就不可能造就一个真正的公司法的公司机制，就犹如嫁接后的果实必然保留原来的基因一样。嫁接后也可能创造一个新的更优越的果实，但也可能是一种变味的、四不像的果实。要使公司法得到认真贯彻，只有真正完善国企的改制，而不要虚有改制之名而无改制之实。这是第二个担忧和希望。

中国公司实践的二十年历史是在很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走过来的，一个不成熟的借贷市场、证券市场和交易市场是不能造就成熟的公司的。诚信的缺失和商业贿赂的盛行则是中国市场肌体上的两个毒瘤。当公司法修改高唱降低公司设立门槛，更加自由地准入时，商业信用和交易信用的缺失会使其失去立法的原有宗旨。资本信用要求的降低恰恰需要商业信用、交易信用的提高。如果两者同时降低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当公司法修改高唱公司必须遵守法律、商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时，如果公司到处都用商业贿赂来打开市场之门、获取机会，那么再好的公司法也只能是纸面上的法律。不切除中国市场肌体上的这两个毒瘤，公司是不可能健康成长的，公司法也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贯彻实施。在被毒害污染的土壤上结出来的果实只能是畸形的、变态的，甚至是有毒的。这是第三个担忧和希望。

三喜三忧归纳为一个感想：法律不是万能的，公司法也不是万能的，只有公司法理念融入企业、企业家的大脑和血液中，公司法才有生命力。立法不是万能的，修改后的新公司法也不是万能的，纸面上的法律只有付诸实施才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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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南的普洱茶流行京城。一时间，市场上出售的普洱茶多达数百种，因缺乏专门的知识和经验，不仅茶客难辨优次，一些茶商也难分等级。其实自古以来，辨别茶的品质优次和等级就是茶行的一种专门技艺，而且是颇难掌握的。在唐朝时，这种技艺称为“别茶”。大诗人自居易就是别茶的高手，有其诗为证：“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宋朝时，“别茶”又称为“分茶”，已成为文人雅士之间品茶评茶的一种游戏。陆游就曾写下了“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的诗句。

茶有别，法亦有别。茶需分，法亦需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制定颁布了许多法律，其中既有“良法”、“善法”，也有“恶法”、“劣法”。诚然，后者往往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或者说是法治进步过程中难免出现的疏漏或瑕疵，但是，认真考察现行法律的品质，以便养护良法，弘扬善法，铲除恶法，修补劣法，诚为法律界同仁的一项神圣使命。另外，还有一些法律缺乏生命力，这也是应该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虽然就内容而言，这些法律可能属于良法、善法，但是就社会效能来说，它们却属于“死法”或“半死不活之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当前的社会法治环境不佳，人们没有养成“按规则做游戏”的法治行为习惯；另一方面是我国的立法工作也存在一种倾向，即主要考虑社会是否需要这样的法律，而没有认真考虑实施这些法律的条件和人力物力资源，于是法律就变成了一种口号或一种号召，一种只能约束老实人或胆小者行为的规范。对于法治来说，这样的“死法”莫如无法，因为身边的“死法”多了，会使人们丧失对“法”的信仰和尊重。由此可见，我们在“别法”时，既要努力去寻找恶法、劣法，也要注意去发现“死法”。能够“救活”，自然很好，倘若实在没有办法“救活”，那就只好忍痛割爱，待条件成熟之时再说。这也算得“别法”的一项功德。

何家弘

于北京世纪城痴醒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