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伴随我》向读者传达的是什么?纳丁·戈迪默回答说:“我希望他们能些许了解南非的真实现状，这个国家在短短数月内为自由所取得的成就，它的人民所面临的艰巨任务，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帮助。” 是的，读者能从本书中读出这些，并为之感动。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的作品文笔优美，技巧精湛，见解深刻，字里行间闪烁的不仅是文学的艺术魅力，更是大师的人格魅力。

《无人伴随我》向读者传达的是什么?当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问纳丁·戈迪默这个问题时，她回答说：“我希望他们能些许了解南非的真实现状，这个国家在短短数月内为自由所取得的成就，它的人民所面临的艰巨任务，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帮助。”

是的，读者能从本书中读出这些，并为戈迪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感动。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的作品文笔优美，技巧精湛，见解深刻。《无人伴随我》中的人物丰满而细腻，他们的命运在历史的背景下浮沉。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之下，人性的诸多方面才能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无人伴随我》的字里行间闪烁的不仅是文学的艺术魅力，更是大师的人格魅力。

包袱

转运

到达的人们

还有那是谁?

总有某个谁也想不起来的人。在这张集体照片里，只有那些成就卓越或声名狼藉的人，那些依靠曾经共有的经历可以辨认出脸庞的人，才占有那个场所与时间，压得扁平光滑的场所与时间。

那可能是谁呢?为了照相两手悬垂，双脚整齐地合并在一起，勉强微笑着的侧面转向那个大人物，他即将要成为这一被保存时刻的中心，他的图像尤其清晰。在这焦点人物的边缘存在着一个依附的人，或许可以剪掉，因为在这张照片所唤起的认可与特殊的记忆中，这个边缘人物从未出现过。

但是，如果有谁走过来——等一等——并认出了那个谁也想不起来的人，立刻就会产生另外一种对这张照片的阅读，它将会变成另外的一回事情，另外的意思，在此过程中将会出现增添的内容。或许是某个秘密，在如此微不足道的事情里给逮着了。

维拉‘斯塔克，受过训练的律师，具有对秩序的冲动(这种冲动随着衰老会带来整洁)，偶然找到了一张她一直以为早已扔掉的照片，与那些很多年前当她开始新的生活时丢弃的东西一起被扔掉的照片。不过它并不是她所忽略的普通照片，而是一张她在战争期间寄给她第一位丈夫的照片，那时他住在埃及的军官居住区——那是一场他们的战争，决定性的战争，不是那种随之祸害滋生而没有胜利阅兵的战争。当时他肯定保存了这张照片，肯定把它放进他的个人装备里带了回来。它是一张明信片——就是那一次她去山区游玩时寄出的明信片，拍下的是一小组一起出去度假的朋友们的照片。她在背面写的内容(此刻翻转过来，石头一样沉重)是通常购买邮票时草草写下的电报似的几行字：天气好极了：她每天去爬山、步行一英里、在清澈的池里游泳，旅店仍是他记得的那家，但很破旧了；还有这个人和那个人送上的最好祝愿——因为这些手挽着手的人大多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只有一张新面孔：站在她左边的一个男子。他的头上有一个圆圈，在沿着她叙述天气的地方垂直地挤进去的一行文字里，他的身份用名字得到了辨认。

这张照片背面写的内容并不是她想传达的真正信息，真正的信息是绕着陌生人的那张脸、用钢笔画出的那个圆圈：这就是我的情人，我爱上了他，我与站在我身边的这个男人一起睡觉；你瞧，我对你一直很坦诚。

她的丈夫只读到了背面的文字。当他回家的时候，他并不明白对她来说一切将不是那么一回事情了。她感到惊讶，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辩护：我给你看过，我在他的照片上画过圆圈，他在我身边。我以为至少我们彼此有足够的了解……你怎么可能会不明白!你就是不肯理解人。

不过，是的，他肯定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把它和其他作为纪念品的小玩意儿一起带回来的，它们是他参战的证据。他把它带回了家，现在就摆放在这里。当时在他们离婚时，在实际分手的过程中分割财产时，不知何故没有把它撕掉或扔掉。45年后她再次看着这张照片并且发现它就活生生地摆在那里，回到了她身边，躺在书架上，压在一些旧唱片套子的下面。情况确实如此，因为他是一无所知，永远也不会知道。P2-3

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 )是当代南非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一位卓越的小说家。她不仅是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且也获得过多种其他国际大奖。她担任美国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和国际笔会副主席，曾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讲授非洲文学。与此同时，她还是一位重要的政论家，是南非作家代表大会执行委员。瑞典学院常任秘书斯蒂尤尔·艾伦教授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纳丁·戈迪默在她的一篇散文中说:艺术站在被压迫者那一边。她敦促我们在抛弃这个关于艺术自由的异端思想之前思考一下。如果艺术就是自由，她质问道，它怎么可能在那些压迫者内部存在?纳丁·戈迪默与去年的获奖者奥克塔维奥·帕斯意见一致，强调重新获得文字的意义作为关键的过程中的第一步，那是很重要的。她有写作的勇气，似乎审查制度并不存在，因此，她目睹了她的书一次又一次地被禁止。……正是通过她的人物整个历史过程被定形。通过给读者传达一种强有力的真实感，以及带着广泛的人类的相关性，她把那种族隔离世界中极其复杂的和完全没有人性的生活状况展示在世人眼前。她具有政治责任感，并且不逃避它的各种后果，但是她不会允许它影响作为一个作家的她:她的文本不是鼓动性的，不是政治宣传。尽管如此，她的作品以及她所提供的深刻的见解有助于塑造现实。”显然，她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目的，它们是为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争取民主自由等政治目的服务的。但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是一位艺术家，她是在通过艺术的方式、按照艺术的规律展现她所生活的那个特殊国家和特殊时代。

《无人伴随我》是戈迪默于1994年发表的一部十分感人的小说，是继《我儿子的故事》后的又一部力作。从故事层面看，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它主要围绕女主人公维拉·斯塔克展开，描述了白人斯塔克一家以及他们的黑人朋友迪迪穆斯·马库马一家在南非从种族隔离制度到白人统治即将灭亡的历史过渡时期的命运，充分展示了人物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从社会属性看，维拉是一名资深的白人律师，她不仅同情黑人，支持他们的解放运动，而且她经常通过法律的手段为黑人们争取土地和生存的权利。在种族隔离期间，她曾冒着被逮捕的危险藏匿过黑人解放运动的骨干，帮助他递送过信件。在黑人解放运动获胜、新政府即将成立的时期，她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是国家宪法问题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部宪法是一种权利法在法律上的实践”。她说:“是的，我已经发现实际上公正的意思是聆听那些人的主意，他们想要继续抓住权力、欺骗的权力，为了得到合法性他们会不择手段。他们多么善于运用漂亮的法律阐述!我们陷入了我们自己谈判语言的丛林之中。”由此可见，她在政治上十分敏锐，并且坚持公正的立场和原则，是深受他人尊重的律师。

但是，从生物的属性看，她又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在她第一个丈夫出去打仗期间，她被另一个英俊的男子贝内特(简称本)引诱，在山区度假时开始与他做爱。等她的丈夫征战回家时，他发现原本的那个家已经不属于他。离婚后，维拉保留了前任丈夫的房屋。但在与她第一个丈夫最后一次在深夜会面时，她又克制不住自己的情欲，与他做爱，结果她与第二个丈夫贝内特正式结婚时，腹中怀的却是第一个丈夫的孩子。贝内特原本想当一名雕塑艺术家，但终究未能如愿以偿。为了给他心爱的女人维拉提供钱财，他放弃了对艺术的追求，转向经商，开办了一家箱包公司，销售高档皮箱等商品，但最后也以破产告终。  斯塔克夫妇生有一男一女。第一个是儿子伊凡，他实际上是维拉第一个丈夫的孩子;第二个是女儿，取名阿尼克。由于阿尼克少年时期得不到真正的母爱(那时候她母亲正忙着与别的男人做爱)，她对男人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这最终导致她成为一名女同性恋者。儿子伊凡去英国伦敦发展，成为一名很成功的银行家，但在个人生活上，也因感情问题而离异。可以说，斯塔克一家并不是一个幸福的家庭。贝内特早就知道维拉一直与别的男人有性关系，但由于他深爱着妻子，他一直无法离开她。他反复强调，没有她，他无法生活。直到最后，在他经商以破产而宣告失败后，他才真正意识到维拉对他其实没有多少感情，他终于在孤独中离开了维拉，到伦敦去找儿子(其实伊凡并不是他的儿子)。讽刺、谎言、悖论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在贝内特离开后，维拉卖掉了那幢伴随了她几十年的房子，搬到一位黑人朋友家中。这个黑人名叫泽夫·拉皮尤拉纳，是她业务上的朋友，也是黑人擅自占地者的头领。他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银行家，以理性、宁静为主要特征。

小说描述的另一个家庭是迪迪穆斯·马库马之家。迪迪穆斯(简称迪迪)是黑人为争取政治权利而开展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和妻子西邦贾伊尔(简称赛莉)长期在国外流亡。迪迪从事的地下工作连他的妻子都不十分清楚。他们可以说是一对同志加伴侣的夫妻，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他们的女儿姆福出生在英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她“既不会说她母亲的祖鲁族语，也不会说她父亲的科萨人使用的班图语”。

在黑人解放运动取得胜利后，他们一家凯旋。父亲迪迪穆斯担任了国家行政高级官员，母亲西邦贾伊尔也开始在政府部门工作，女儿姆福上的是当地一所好学校。夫妻之间生活上互相关心体贴，事业上互相信赖支持。“在所有人中，她和迪迪穆斯是同志们中最好的一对，相互之间关系最好。过去那几个月她在伦敦从事她的工作并照料他们的那个孩子，不知道也不去询问他在何处，那些信件——突然地，有时候，一封情书——经过某个国家来到她的手里。他不在那个国家里，没有签名。他的归来唤起奇怪而纯洁的感情——一个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关系可以产生这样的信任?对多数的夫妇来说的‘信任’意味着自制不去通奸，与之相比较，那显得很渺小。这是一个重大的契约，超越了那些只为了自己而生活的人的器量”。在婚姻生活和个人情感方面，黑人马库马夫妇与白人斯塔克夫妇似乎是鲜明的对比。同时，马库马一家似乎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在解放运动获得胜利后的选举中，迪迪穆斯落选了，而西邦贾伊尔却进入了高层领导之中。这是因为时间和场所改变了，现在解放运动需要的不是渗透和破坏，而是谈判、重建以及获得国际承认和资助。这样的角色，迪迪穆斯已不再胜任，而西邦贾伊尔以她的热情和能力，正好大有用武之地。此时，迪迪穆斯不仅有种失落感，而且解放组织处于政治需要，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对过去所做的事情进行反省和自我谴责，竟然要求迪迪穆斯公开为自己过去在拘留营中当审讯官时所做的事情认罪，他成了政治斗争所需要的牺牲品。在丈夫遇到困难的时候，妻子西邦贾伊尔非但没有十分体贴地去安慰丈夫，反而对他表示出某种嫌恶的情绪，因为她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十分敏感。“不，不是感到羞耻。她对她的政治地位很警惕。他推测由于他的密码名字未被列入那份公开的报告中，因此，在领导层需要翻旧账时或出于某种需要想把所有参与者开除出这个组织时，她没有因为与他的关系而受到不良的影响。对西邦贾伊尔来说，甚至这个话题，都不能说。即使在私下，她也不要任何来自他那里的、让人回忆起此事的东西，任何熟悉的名字。她有她思考的立场。他独自一人在厨房里，头脑中出现了被他莫名奇妙地记住的一幕——她踩到了狗屎，疯狂而厌恶地要从她的鞋后跟上擦掉一切痕迹。”当然，西邦贾伊尔最终担任了政府部门的要职，但她同时被一些白人极端组织列入暗杀名单，一直处于有生命危险的状态。

女儿姆福也遇到了麻烦，在斯塔克太太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她认识了维拉在法律基金会的一位名叫奥帕的同事，他是一个黑人青年。姆福瞒着父母与这位已有妻子和孩子的年轻黑人交往，并怀上他的孩子。事发后，这对青年男女被强迫分开。维拉与赛莉的关系也因此一度冷却了下来，直到维拉与奥帕在一次活动中遭遇抢劫受伤后，她们才开始恢复交往。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决没有停留在好与坏、正面与反面这样一种机械的、片面的、二元对立的判断上，而是充分挖掘了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人，不仅有他的社会属性，而且还有他的生物属性、自然属性。按照作者的话说，人有不同的自我的版本，这些版本只会因处境的变化而改变，但永远不会消失，它们永远存在于人的自我之中。自我的版本这样的字眼在小说中出现过很多次。换句话说，温和与凶暴、忠实与欺骗、自私与奉献、宽容与苛刻等均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之中。在机缘成熟的时候，它们就会显现出来。“斯塔克太太又一次舒适地保持沉默，如果她注意到了的话，她没有对他(奥帕)刚才天真地确认了的事情加以评论:那个在监狱里诞生的、他所没有承认的自我中的某些东西依然在他身上存在着，一种高傲与无视，执意与任何一个有胆量蔑视白人权利、不管是通过政治反叛或是歹徒们的枪来夺走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的人表现出认同;保持沉默，这是因为依照她的天性，这是她多种自我中所没有的自我”。由此可见，自我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认识自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斯蒂尤尔·艾伦教授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引用了一首诗来说明人有多重性，并不总是黑白分明、好坏对照的。他说:“以这种方式，艺术与道德融合在一起。//人们比原理更加重要。/一个真正活着的人不可能中立。/没有谁完全拥有善，/也没有谁把恶垄断。/讽刺不需要任何提示。/都是一些孩子，他们相遇，高兴地在半路上相遇。/爱的力量使高山颤抖。”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把小说取名为《无人伴随我》?这是有道理的。作品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人是复杂的，具有多种版本。但更重要的一个主题思想是:每个人的自我是独立的、无人伴随的，人的一生是从自我到自我的独自行走。年轻时，维拉以为通过做爱，她可以把自我的负担递交给对方，使他为她分担。当然，她的放荡也曾使她感到内疚，她曾照着镜子骂自己是荡妇，但她的性本能始终占上风。只有45年后，等她真的老了，她才开始反省，明白通过做爱来把自我的负担交给对方，这是徒劳的，只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首先，那个女生忏悔室离她而去，然后，离去的是与男子和妇女们的友谊，在这种友谊中，那种意识来了，后悔说出了秘密的话，它们等于是交给别人的武器。把自我的负担放到心爱的人身上而感到快乐，结果发现这负担是无法递交的。在任何地址心爱的人都是未知的，一个自我，不像一张床，是无法分享的，而且也是无法抛弃的。”“——你无法属于别的人。那是做爱给你的幻觉!你也许渴望要，但你无法。”

年老时候的维拉是孤独的，她孑然一身，无人伴随。“喝过第二杯酒后，当新闻让位给某件从过去中翻新出的通俗音乐作品时，年纪已大的维拉找不到一个伙伴，独自一人跳着舞，没人目睹。在她房子的客厅里，她跳这摇滚乐和帕塔帕塔舞.她的身体仍记得它们来自战时的舞会和50年代马库马在蔡厄韦洛的家。正是那个时候，她承认，她对自己年轻的自我很宽容。她所有其他的判断功能被性欲蒙蔽了。她会停下来，眩晕中嘲笑自己。但是跳舞是过程中的一个仪式。一种孤独的兴奋会使她激动不已。……本认为他们的婚姻是一次失败。维拉把它看做是在旅途中的一个阶段，与其他人一起的、与许多人和不同的人一起的旅途。每个人的结局都是朝着自我独自行走”。

维拉与贝内特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一种孤独的兴奋会使她激动不已”，而后者则始终停留在对情人的依恋上，认为没有她他无法生活下去。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始终发现贝内特非常孤独，很可怜。“他正低着头，面对着他的盘子。他黑色的头垂下，肩膀弯曲着，他独自一人。见到他的身影，她感到抑制不住的凄凉，那种预兆像一个人快要晕过去时的恶心。他怎么会看上去如此孤独?难道所有在一起的岁月意味着一无所有?一种孩子般放任的恐惧渐渐把她耗尽。他低着的头和弯曲的肩膀无意识地知道他不再是她的情人。他的孤独感是属于她的。不在此地，不在此时，但在某个地方等候着。”“他在沉默中细察着她，在这房间里，虽然与别人在一起，但他孑然一身。”“本和他另一个亲爱的人，伊凡，作为在一起的单身汉，在伦敦正玩得很开心。本处于一阵剧烈的悲哀之中，但谁也不知道。由于维拉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的一阵剧烈的悲哀，这一切维拉将永远也不会知道。”从以上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贝内特的内心是多么孤独与悲哀。

除了对个人、对自我的深刻认识外，作家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有她独到的见解。在戈迪默看来，意义(包括各种意义——社会意义、历史意义、种族意义等)不是孤立地存在的。意义存在于关系(社会关系、历史关系、种族关系)之中。换言之，离开了关系，意义并不存在。

意义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具体的时间和场所紧密相连。随着时间和场所的变化，随着新的要素的加入，意义将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人的社会关系，它是十分复杂的，而且往往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在维拉与前夫最后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她与他在地板上做爱。这里作者写道:“此刻假如她的情人走进来的话，会怎么样?他肯定有门钥匙。那样的话，方向将会如何改变?”

在自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之中，生命很脆弱，也很渺小。在小说的故事中，维拉与她法律基金会的青年黑人办事员奥帕在黑人区的一条公路上遭遇歹徒的抢劫后，他们被枪击中，躺在地上。“在浩瀚无际的天空下他们是被抛弃之物。他们被遗弃在一条空寂的泥土路逐渐远去的景色里，他们变成一颗斑点，像犀鸟降落在豇豆上一样，等待着别人的降临。”

同时，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认识到生命与死亡、现实与虚幻、常态与非常态之间的差别是十分微妙的。可以说，戈迪默对人生的感悟是极其深刻的，它决不是停留在表面的现象上面，而是透过现象看到更深刻的东西，并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出她对生命、对人生的真实感悟。

在艺术手法上，戈迪默也有极其独特之处。她早期作品的特点是，内容上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形式上结构严谨，文笔简洁优美。在她中期和后期的作品中，她的写作技巧日趋精湛，内容更加具有深度，作品常具有复杂的叙述结构和象征体系。自她的力作《伯格的女儿》开始，她注意吸收西方现代小说的艺术技巧，往往把人物的行为、对话和内心的意识流相互交织，叙述的视角在不同的人物之间不断地转换。对话也抛弃了传统的引号，而是用破折号来导入。因此，读者必须非常细心地阅读，才能领会作者的意图。同时，戈迪默是一位语言大师，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诗一般的描写、绘画一般的情景。

作为南非文坛的巨擘，戈迪默展示给读者的是一个处于特殊的时间与场所中的复杂世界，其中的人物也是复杂的、多样的。由于各种政治、种族、信仰等原因，他们似乎无法真正地沟通，彼此信任与关爱。政治斗争、种族偏见、信仰危机始终伴随着小说中的人物，使他们感到孤独与绝望。他们中不少人都是在孤独中走完他们的生命之旅，这就是这部小说展现给我们的那个世界中的人间故事。显然，戈迪默在这部小说中流露出的悲观色彩与她生活的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它是她生活其中的那个特殊国家和时代的艺术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