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综合介绍和分析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本书内容共分两大块：第一、第三部分论述美国公益事业的历史渊源，现代基金会兴起的社会背景及其特点，相关的政府政策和法律，对其所代表的思想理念以及动机和效果的探讨；第二部分是各类基金会的实例，列举了20世纪初、中、后期约20家各种类型有代表性基金会的发展历程、思想理念和运作方式。此外，作者还集中论述了美国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概述了近年来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状况。本书视角独特、内容丰富，是研究当代公益基金会的一面镜子。

从卡耐基到洛克菲勒，从福特到凯洛格，从索罗斯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美国的各大基金会的影响进入了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当中。基金会在社区服务、教育、社会福利、科学研究、医药卫生以及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等多个领域，不但对美国社会有深刻影响，而且其影响遍及全世界。

本书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和珍贵的图片，在书中评述了美国现代公益事业的历史渊源、兴起的社会背景及其特点，探讨了基金会所代表的思想理念、基金会的动机和效果。书中列举了20世纪初、中、后期约20家各种类型有代表性基金会的发展历程、思想理念和运作方式。作者还集中论述了美国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概述了近年来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状况。

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公益”这个极具美国精神的词，与财富、社会风气、公众观念、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自助互帮精神一起，渐渐进入了国人所关注的视野。

本书系《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3)一书的第二版。

再版序

序言

第一部 历史与概况

第一章 概论

第二章 慈善公益事业源远流长

第三章 现代基金会的兴起与发展

第四章 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

第二部 各类基金会剪影

第五章 20世纪初期三大先驱

第六章 20世纪中后期的后起之秀

第七章 社区基金会

第八章 运作型基金会

第九章 国际工作

第十章 与中国的关系

第三部 思想动机与效果

第十一章 捐赠的动机与哲学理念

第十二章 客观效果评估

后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附录一 美国基金会百年大事记

附录二 曾走访与采访过的部分基金会机构与人物

参考书目

索引

2.董事会

与企业一样，基金会的决策权力机构是董事会。最初一届董事的产生多半就是注册人，也就是捐款人和他的家人或极少数亲密朋友，通常包括一名法律顾问和一名财务实际负责人。在章程中要先确定董事会人数和填补空位的规则，以后再由历届董事会聘请新的董事。必要时，董事会也可以扩大人数。董事会成员也可以兼部门或项目负责人。一般说来，初建时捐款人或其家人在董事会中掌握实权较多，过了几代以后，大的基金会的各部门实际负责人与董事会日益分离，其中只有个别是董事会成员。董事会每年只开一次或两次会议听取会长报告工作，批准下年预算以及作出一些重大决定。这种运作方式与大公司差不多。不同的是，由于董事并非财产拥有者，多数是以名气和地位受聘，所以往往并不掌握基金会的实权，只是在法律上代表基金会。像卡耐基、洛克菲勒、罗森瓦尔德、福特、凯特林等等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公司基金会大多数董事会的成员来自母公司，如果该基金会的工作与其职工福利关系较大，则也有职工代表。但是有些公司基金会为取信于公众，避免被指责为借基金会之名变相为本公司谋福利，特别注意董事会中包括公司以外人士，这种做法日益普遍。

社区基金会则情况有所不同。其资金来源是本社区居民集资，委托某个银行代为经营，银行再定期以收入(有时包括部分本金)交还给社区基金会使用。为此，基金会需要一个管理委员会决定资金的用途。该委员会多半是由具广泛代表性的社区居民组成。以最早成立的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为例，其章程规定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为：克利夫兰的居民，对福利工作感兴趣，了解本社区公民、教育、物质以及精神等方面的需要；不得有两人属于同一教派，准备竞选公职者没有资格参加。关于产生的办法，该基金会章程规定：2人由克利夫兰信托公司(即基金的管理机构)指定，最好就是该公司人员；1人由克利夫兰市市长或市政办公室主任指定；1人由目前库亚霍加县(基金会所在地)辖区的最高法官指定；1人由美国管理北俄亥俄州地区的区法院院长或高级法官指定。

这种模式在早期成立的社区基金会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产生的办法，由谁指派，各有不同。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指定的办法日益不能反映广泛的社区需要，也不足以吸引居民的关心和信任，而且容易产生谋私的弊病。所以成功的社区基金会大多有一个扩大范围的过程。第五章所举代顿基金会的例子就有典型意义。克利夫兰实际上也差不多。此处不再重复。

董事的人数除纯粹家庭基金会外，一般规定不少于3人，最多则不等。任期从一年一选到终身都有，即使规定定期改选，实际大多为无限期，只有死亡或因故自动辞职才会终止其任期。罗森瓦尔德是少数例外，从一开始就规定，除董事长和会长外，董事的任期为3年，只能连任两届，即6年，以便经常有新的思想进来。

关于董事会成员是应该无偿还是有偿，也有不同的做法。多数基金会的做法是没有津贴，只有开会或为基金会执行任务的旅差补助。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有意在地区上使董事会分散化，为鼓励全国各地的董事参加会议，规定可以带家属，由基金会报销费用。有的基金会按当年收入的一定比例付给董事津贴。福特基金会付给董事每年固定5OOO美元。对于董事是否应有报酬，反对者认为基金会本来就是志愿公益事业，董事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社会义务，如果给报酬，容易使公众认为有人利用免税的钱给其亲友好处；另一种说法是基金会的工作占去董事们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如果都是无偿的，那么只能在富人中遴选董事。目前主张无偿或极有限的补助的还是占上风。

P33-34

如初版前言中所说，本书原意是作为美国研究的一部分，着眼在帮助国人从更宽广的视角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如果有所启发，也是原则上的，比较遥远，并没有想到在当下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因为我认为国情相差太远。出乎意料的是，本书于2003年问世后，不但在学术界，而且在广泛的社会各界也引起了注意。不少报刊登载了评论文章，本人也应邀接受了许多采访，并在不同场合就这个问题作演讲。特别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因此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过去完全陌生的领域，就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和以不同方式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非营利组织。他们告诉我，这本书来得很及时，因为除了少量翻译著作外，这是第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综合介绍和分析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而当前正是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和公益家茅于轼在本书的书评中写道(大意)：20年前我国开始引进市场机制的时候，大家对于“赚钱”之说极不习惯，因为完全违反了我们过去30年所受的教育；现在又是180度大转弯，全国上下都在讨论生财致富之道，这本书却讨论“散财之道”，告诉大家怎样花钱以服务社会，再一次引起大家的惊奇。回顾这20多年的改革，变化之大，进步之快，恐怕都是空前的。

在他们的评论发表的同时，我国这方面的形势正经历着迅速的发展。其原因是当前我国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至少有以下一些因素与本书的主旨有关：

(1)两极分化加剧的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焦点。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太量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亿万富翁，而另外的亿万人却生活在贫困之中，缺乏最低社会保障。贫富差距已成为全社会公开讨论的热门话题。

(2)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对社会公益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除了刚才提到的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大量新的社会问题也随着社会变化而涌现出来，例如：由于人口老龄化、传统家庭解体以及“空巢”现象等因素同时出现而日益严重的家庭问题，流动人口的权益与福利问题，环保问题，毒品问题，卖淫问题，艾滋病与其他流行病问题等等。其中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和失学问题尤其显得尖锐突出而影响深远。单靠政府力量是不够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亟待社会公益力量的介入。

(3)旧的福利制度难以为继。显然，所有这些问题不可能都由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和团体来解决。旧的所谓“从摇篮到坟墓”全靠党和政府的体制早已失效，何况即使在那个时期实际上也没有全包，城市中没有“单位”的人口不在该体制内，更不用说农村。现在政府财政正在从各种以前的福利领域退出，更遑论如此大量的新的需求。因此，需要填补的真空相当大。再者，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和期待在不断提高，有了与国际的横向比较，也就更容易增长不满情绪。

(4)私有部类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稳步增长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实际上存在已久的事物终于在1999年修改的宪法中获得了合法地位。2004年修正的宪法中又进一步承认了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应该说是带有划时代性质的。这一举措除了带来其他效应之外，更鼓励了私人对公益的捐赠，从而促进私人公益事业的发展。

(5)社会各阶层的社会责任感有所提高。尽管当前社会和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发展，但就全社会而言，人们意识到社会问题需要除政府以外的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特别是公益事业进入了企业的关注范围，积极公益的企业家也日益增长。另外，志愿服务也开始提上一般人的日程。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批热心的公益事业活动家和组织者。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根据多年这方面实际工作的经验，称本书为“研究当代公益基金会的一面镜子”，他读本书后提出六点与我国现实有关的体会，最后集中提出三点意见。  (1)政府应加速制定非营利组织以及基金会管理的法规和条例，创造一个有利于非营利组织以及基金会发展的良好法律环境，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慈善事业中的作用。

(2)弘扬中国扶贫济困的传统理念，坚持“授人以渔”的方法，建设非营利组织步人自我管理、自我制约和专业化运营的发展轨道。

(3)非营利组织必须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与他的文章发表的同时，我国这方面的形势有迅速的发展，慈善公益事业不仅是媒体和学者的呼声，而且进一步为政府公开承认和面对。2005年“两会”政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并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以后，各级政府都纷纷对此有所关注，有所行动。

现在本书得以重版，令我欣慰。此书初版于2003年，资料截止于2002年。这几年美国当然又有许多新情况，作者不可能重新收集补充。不过本书主要是评述这样一种事物的起因、背景、作用、理念、规则，事例的多少不足以改变其本质。

2002年末，本书临近出版之际，我偶遇美国凯特林基金会主席马休斯先生，他得知我写了这样一本书之后，大感兴趣，立即主动提出愿由他们基金会主持翻译出版此书的英文版，以便美国读者了解一位中国学者对这一他们司空见惯的事物是如何分析的。在为英文版而修订本书时，我感到有必要加一章有关中国的概况，因此又对自己本不熟悉的中国的情况作了一些了解，并试图作一概括的介绍。同时，关于这些情况我也在国内报刊上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现在借本书重印之机，我把对国内有关这一领域的所见和所思附加于书后，以飨读者，题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必须说明的是，我对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前后断断续续收集材料有10年的跨度，认识也是逐步深人。又因为过去国内对这一领域研究者较少(现在已开始多起来)，所以本书或许有一定的抛砖引玉的价值。但是对中国这一领域，我是后来者，涉足较浅，在这里说三道四对于真正的业内人士有班门弄斧之嫌。不过社会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而事物是多面的，从研究他山之所得也许可以助我多一面镜子，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照见一个方面。当然，为英文版所写的中国情况需要包括许多背景介绍和案例资料，在这里除为说明观点举例外，基本略去。

2005年9月，作者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如“再版序”中所述，由于本书的出版，使笔者开始对我国的公益慈善领域有所关注。当然中美两国国情迥异，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美国的公益是先从民间发展，再到政府担负起主要责任；而我国是先从政府原则上全包，再到逐步改革引进私人财力。其二，美国民间结社是不成问题的，政府要管的只是涉及税收部分，即享受免税待遇的组织和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所以公益组织归税务部门管；而我国原无完全独立的民间社团，对社会团体的管理首先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在当前社会转型期，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本章就笔者对这一领域的粗浅了解作一概述，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特色的公益组织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极少真正的纯民间组织，因为正规的合法组织必须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属于政府的“主管单位”，所以国际上对此起了一个有趣的名称叫GONGO(政府所有的非政府组织)。本书只涉及公益性的组织，一般的非政府组织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群众团体”，如全国总工会、青联、妇联等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联系各界群众的桥梁，其主要功能一是宣传教育，二是向上反映情况，三是国际统战。福利工作当然也包括在内，但主要是执行政府的政策和各种规定，而不是慈善性质。随着改革开放，自80年代初开始，在这些群众团体之下成立了一系列与其专业范围有关的公益慈善组织。在最初10年的过渡时期，若干此类组织由于完全依赖政府财政以及官僚主义的管理，一旦政府财源减少就难以为继，遂逐步消失。另外有一批组织能够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的条件，及时调整运营方式，拓宽经济来源，改进工作项目，在新的形势下显示了活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国公益事业的骨干，在当前慈善领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不但财力基础雄厚，并享有在国内和国际进行大规模公募的权利。现在政府对它们的支持主要不是财政上的拨款，而是政策上的优惠。

以下简单列举几个在过去2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而兴起的最著名的、有代表性的组织：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成立于1981年，由全国妇联、总工会、共青团等17个组织联合发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接近现代基金会观念的公募基金会，主要是为少年儿童(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福利和教育服务。著名的为贫困地区失学女童服务的“春蕾”工程就是它和妇联一起举办的。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于1982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一周年之际。它是唯一以国家领导人命名的公益组织，又有邓小平为其第一届名誉主席。其宗旨是“促进儿童福利、国际友谊与和平”。从历史上讲，该组织最早是宋庆龄于1938年创建的“保卫中国联盟”，主要为抗战提供医药并保护儿童。新中国成立以后，该组织先后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在上海主持一家医院和几家幼儿园。现在的宋庆龄基金会延续了宋庆龄关心儿童福利的事业，但是与旧的“中国福利会”不是一回事。其工作规模要大得多，海外捐赠十分踊跃。其有特色的项目之一是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合作在边远贫困地区为儿童建立流动图书馆。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1988年由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创建。它的独特之处是能接受独立会员，在全国设立分会，并享受政府特殊优惠政策。它也是国际知名非营利组织，得到国际上的大力支持，并曾获联合国奖项。根据其宗旨，它下设一系列的企业，为残疾人创造就业机会，并且是最早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现在它可以成为各种残疾人自己开办的企业的主管单位。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89年由共青团、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和全国青年工作委员会创办。其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项目是“希望工程”。

中国扶贫基金会——1989成立。主要发起者是一些离休高干，他们利用自身影响在国内外募款。最初的工作只是济贫，后来逐步转向扶助穷人“自助”，包括传播科技知识、设立各种培训班，以及为生产自救提供小额贷款等等。根据其2003年的工作报告，收支都已超过1亿人民币。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1988年由全国妇联创办。它成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于1992年创办中国女子学院。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独立的女子学院，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将其作为会场之一。近年来的重要项目有“热爱大地，母亲水窖”，为中国西部十省解决缺水问题，成绩斐然。

中国红十字会——创立于1904年，1950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定性为关心人民健康社团，属卫生部。1993年全国人大专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定性为从事“人道主义社会救济工作”的组织。1998年之前，其资金主要来自国外，2001年国内资金第一次超过海外来源。

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创立于1993年。其创办资金来自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所获“笸川国际环境奖”lO万美元。其主要工作是支持和奖励为环保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属公募性质。

中华慈善总会——1994年由前民政部副部长崔乃夫发起成立，主管单位为民政部。其成立背景正是在全社会对公益事业的觉悟迅速提高、各种活动蓬勃发展之时。该组织的工作内容虽然与其他公益组织大同小异，其特点在于其“总会”性质，是联系其他公益组织的纽带，下属有90余家各省市的会员组织，每年向它交纳会费。它也是公募性质，在全国有由专业和志愿人员组成的特殊网络。

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端，以见一斑，绝非全面介绍。在全国以及地方省市还有许多类似的组织，其知名度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这些组织尽管都隶属于政府，但总的趋向是更加独立，与主管单位的联系日益松散，资金来源中政府财政的比例日益减少，而更多依靠向社会募集。在目前中国的形势下，相当长时期内，此类组织在发展现代公益事业中将起骨干作用。

二、“灰色地带"

按照正常的逻辑，根据目前的规章制度，似乎很少有私人公益组织能有存在和开展活动的空间。但是在现实中有许多事情并非黑白分明，非此即彼。我国现在正经历空前的特殊转型期。令人鼓舞的、推动进步的强大动力与来自传统势力、传统观念以及滞后的规章的阻力并存。不过具体到公益事业领域，还存在另一“中国特色”的因素足以平衡规章的束缚，那就是灵活性。在严格禁止和完全合法之间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没有正式名称，可暂称之日“灰色地带”，也就是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公营与私营之间的地带。正是在这一区域内，近年来各种民间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对教育、扶贫、救助妇女儿童、关心老弱病残、环境保护以及学术研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一现象也说明一方面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对公益事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孕育着丰厚的财源和善心的潜力，二者汇成不可抗拒的潮流。

此类非营利组织形式多样：有些名义上隶属于某个政府机构或官办组织，但实际上是由私人运作，很少受到政府关注。有些是民营企业家或公司出资，在工商部门注册，根据条例的规定有一个本专业的主管部门，但联系比较松散。它们都被称作“民办非企业单位”。尽管这一称号有些古怪且不合逻辑，但已有不少这类组织在这样的安排下存在多年，并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它们所面临的最大的不便是作为事实上的非营利组织，它们不享受自动免税的待遇，而在实践中这个问题可以在有关组织和税务以及其他行政部门之间通过个案协商用变通办法部分地解决。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个人和小规模的草根组织活跃在公益事业的领域内，几乎每一个省都有，特别是在边远贫困地区。这是最有潜力和值得关注的部类，但对它们又难以认定，难以统计，也难以作概括的描述。甚至以“民间”、“草根”来形容也不确切，因为有许多组织名义上由当地政府与个人合作运营，实际上政府的作用很小，只是给予某种准许或默许。不过这一默许也很重要。有一些组织在严格意义上讲可能不算“合法”，因为没有主管单位，也不能正式注册，但也并未被指为“非法”。只要地方当局认为它为当地带来好处，并无冒犯之处，就可以存在下去，并可能受到欢迎。民间的公益活动大体上又可分为个人的和企业的。以下就这两类各举数例以见一斑，当然是挂一漏万的。

……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讨论集资、生财、创造财富，资中筠的这本书却讨论“散财之道”，她发出了一个极其不同一般的声音，这声音提醒我们，除了发财致富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钱并不是一切，光有钱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些别的，所以我们应该看一看资中筠写的达本书。它讨论的是一个使社会更趋于完美的公益性事业。

——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

本书视角独特、内容丰富，是研究当代公益基金会的一面镜子。

——黄浩明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本书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在探讨构建所谓“市民社会”、如何充分利用政府和企业外的第三方即民间组织或类似的非政府组织(NGO)填平社会鸿沟的问题，希望中国借鉴美国的经验，发展造福社会的公益事业。

——李犁 原《公益时报》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