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敲开侵华日军老兵嘴巴的人，一个全面记录抗战亲历者口述历史的人，一个向残酷的真相提问的人，讲述战争与国家、民族、历史、人生。《我认识的鬼子兵》作者方军15年采写精华，首次全部面世，展现全民族抗战的悲壮全景。

如果说《我认识的鬼子兵》是对在世的侵华日军老兵心灵的无情解剖，博起了我们对侵略战争的无比愤怒，那么《最后一批人》则把这种解剖对准了亲历过战争磨难的中国人：面对长达15年的屈辱和苦难，我们如何反思?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又应做些什么?

序 方军

八路英雄黄廷廉1

把戴安澜将军背回国的二百师百岁老兵21

侵华曰军军官田岛寿嗣和他的儿子39

八路军老战士杨仲山最后的人生夙愿55

世间已无杨云峰69

生命横跨三个世纪的抗战老兵91

最后的南侨机工107

台儿庄战役最后的指挥官125

60年前血与泪60年后悲与情149

卢沟桥事变最后的老战士171

侵华战争中的性暴力受害者李连春183

第十三个是亲爹195

老八路崔大爷和他的大款儿子崔哥的故事203

谢谢，伊桥彰一215

永远放不下的98颗心223

1944年7月，山西省平遥县抗日游击大队宣传干事黄廷廉和通信员阎引则，到离城10里的庄则村去看望本队伤员。因天色已晚，就住在伤员家。第二天一早，村里的乡亲下地干活时，看见日本鬼子已经包围了村子。黄廷廉和通信员撤退时，不幸被四面包围的日本鬼子抓住了。因为，通信员身上有八路军日军反战同盟的一卷传单，所以，暴露了身份。日军问黄廷廉叫什么?什么职务?黄廷廉回答：“我叫李国喜，是士兵。”通信员阎引则心领神会，回答：“我叫郭守义，是士兵。”日本鬼子看抓到的八路军拿的传单，还是日文的，就五花大绑把他们往平遥县城押送。

到了平遥县城的孔庙里，日本鬼子把他们俩人捆在孔庙院内，不给吃喝，让太阳暴晒他们。当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圣地孔庙成了侵华日军的兵营，来往的日本鬼子任意侮辱、毒打他俩。有的鬼子路过就用皮鞋狠踢他们，有的鬼子路过就用棍棒乱打，有的鬼子用砖头猛砸他们。天下雨了，他俩泡在雨水里，日本鬼子把他们两个的鞋子拽下来，舀上树坑里的脏水往他俩嘴里灌……日本鬼子的意思是让中国的八路军求饶。可两个八路咬紧牙关，死不开口。

第三天，日本鬼子见两个八路死不求饶，就把他们押送到平遥县政府看守所。一路上，日本鬼子对他俩还是拳打脚踢，用枪托子砸。

一进看守所，他俩就被套上十几斤重的脚镣和手铐。这时，一阵沉重而杂乱的脚镣声传来，黄廷廉抬头望去，是一群难友在放风。令黄廷廉吃惊的是日本鬼子大规模、大面积的搜捕行动!而且，好几名战士被俘了!这不，四区游击队的崔得虎、张自成、李金珠、王学名和王正中等人都被抓来了。这些同志也看见了黄廷廉和阎引则。黄廷廉连忙向他们摇头、示意：我们都不认识。看到大家默许的表情，黄廷廉放了心。P4

一幅照片

我家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摄于1895年。照片所表现的是中国清政府北洋水师对日作战失败后的某一瞬间：刘公岛上，日军押送俘虏的北洋水师官兵正蜿蜒行进，长长的队伍，颇为壮观。日本军人在旁一副胜者的模样。

照片是侵华日军老兵送我的，他的爷爷刚好是当年的日本海军。

记录北洋水师大败的历史文献多得不胜枚举，我不想在此赘述。只是深深记得曾在一篇报道中读到，多为江浙籍贯的北洋水师官兵，1960年竟有不少人还活着。计算一下，假设1895年最年轻的水手20岁，那么1960年他们应该是85岁。如果北洋水师共计3000人，按85岁的人生存几率占总人数1％计算的话，1960年还应该有30人在世。只可惜，中国竟然没有一位记者、作家采访过北洋水师的幸存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我心目中，败军之军士也是英雄。因为，甲午海战中的北洋水师官兵毕竟经历了血和火的战斗。1960年的他们，对已经久远的甲午海战是什么印象?他们在1960年的生存状态怎样?他们在1960年怎么看中日关系?他们是否又参加了1931年至1945年间长达15年的中日战争?他们的儿子、孙子在干什么?向不向周围的人们讲述他们所目睹的横跨两个世纪的日本对于中国的两次侵略战争?怕不怕生性好斗的日本人?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先生记录过著名作家冰心讲她父亲的故事。大意是：谢葆璋是冰心的父亲，他参加了甲午海战，当时，是在来远舰上当水手。在刘公岛周边的海战打响之后，冰心的妈妈就把大烟挂在门框上，搬椅子端坐门前，不吃不喝等丈夫回来，家人怎么劝都不行。冰心的母亲说，只要丈夫不回来，她就服大烟自尽。中国军舰和日本军舰的战斗在刘公岛附近海面打了几天，中国北洋水师大败，来远舰被日本军舰击沉。可是，冰心的父亲、来远舰水手谢葆璋，生生从海面游回岸边，这才有后来的作家冰心。据说，冰心一说起此段历史就放声大哭。  谢葆璋、谢冰心对于我们，这一段故事很容易让人接受：“炮火纷飞，震耳欲聋、弹片飞溅、浓烟呛人，舰船左翼中弹，整个军舰都在摇晃。有个弹药手的肠子被炸出来了，他拖着炮弹送至大炮前，直至牺牲……”可是，我想知道的是，看完这张照片的人会说些什么?

这张1895年甲午海战的照片和我又有何关系?

实际上，这张照片是我的动力，是对我的鞭策，是对我的指令。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了，经历过1931年至1945年抗日的中国老兵、战争受害者、战争目击者已经少之又少了。现在，他们的人数占曾经的抗战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太多投身战斗的战争亲历者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关照，但从来无怨无悔。有的抗战老兵一生没见到任何作家、记者的来访，有的“慰安妇”一生一世就把屈辱埋藏在心间，有的细菌弹受害者至今还在伤痛之中，有的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至今还以残疾之体度日，而没得到过来自于日本方面任何歉意的问候……他们怎么看中日关系?他们怎么看这段惨绝人寰的磨难?

——我应该去记录他们。不是为了看他们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样子，不是为了去扮演一个给予风烛残年的人临终慰藉的角色。

因为1895年的这张照片总在催促自己：快采访他们，快记录他们。

我常常这样想：今后，我们的祖国还会遇到来自外国的侵略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文化所固有的思想。可是，“苟且偷生”又是哪个民族的传统习惯?抗战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有像潮水一样退却的时候，几个鬼子，几条枪，居然赶着一个县的乡亲仓皇奔逃!为什么?卢沟桥事变之后不到一年，侵华日军就占领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为什么?是不是战争的胜败与老百姓的涣散无关呢?

有的老战士告诉我：“整个师，整个团，整个营，整个连的官兵都打没了，但是，打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坚决不投降!宁当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有跑的，更有打的。历史的记录不能回避英雄与屈辱之间的关系。

“前方紧打，后方紧吃”是抗战的记录。

贪官污吏的横行和抗战前期的惨败难道就是当然的历史进程?

日本就不腐败啦?日本兵为什么能打仗?

腐败现象会不会预示着我们将来又一次失败?

有很多人记录过“昨天的腐败”和“抓壮丁逃跑”的故事。

我作为一个作家，如果不记录他们，不思考落后和腐败就深感惭愧。

我作为一个八路军的儿子，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感情纠缠——激动、骄傲、悲痛、矛盾、无奈和责任。2．另一幅照片和漫画

我是1991年开始在日本的漂泊生涯中去访问侵华日军老兵的。为什么使用“漂泊”这个词汇呢，我感觉我在日本国留学的生活有一点像欧洲吉卜赛人一样的“漂泊流浪”，日本语叫“放浪”。后来听说日本赫赫有名的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在欧洲“放浪”过，日本首相小泉在英国也“放浪”过。那么，我也就不以为然了，我也可以使用这个词汇来形容我自己了。

我为什么要“漂泊”，或者是“放浪”呢?

因为，我喜欢采访和写作；因为，我的两个叔叔在日本对中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被曰军杀害了，所以，我对去过中国作战的原侵华日军老兵有极大的采访兴趣。我深深地相信，杀害我叔叔的，杀害我们家乡村民的，杀害无数中国人的，就是眼前那些接受采访的侵华日军老兵们。只不过时过境迁，他们变成了善良的老人，时代的舞台让他们扮演过“恶魔”，又成了面前这些“和蔼的人”。

那时我是留学生，同时在饭馆里送外卖打工，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日本人。在日本国学习期间，侵华日军老兵的平均年龄是70—80岁。我回国以后，又有几次机会去日本国访旧。有6名侵华日军老兵和我有长期的直接接触和信笺来往。

1991年在静冈县，我认识一位姓小林的侵华日军老兵，我常住在他的家中，他给我看了几张当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照片中，有他和中国小孩一起照的，可以看得出来，孩子们都很紧张；一张是他们行军在一片桃树下吃饭的情景，小林说，看见桃花盛开的景象，就想起日本的樱花。可我并不关心曰本兵看花的思乡心情，我只是惊讶地发现，日本军长官和士兵吃的不一样，坐的位置也不同。我是中国的退役军人，起码，我们的连长吃饭时和我们完全一样。——还有一张照片是两个拿大枪的日本兵，中间站着一位无助而羞涩、恐惧而惊慌的中国妇女，女人一丝不挂。她体态丰盈、面目端庄，日本兵在两边嬉笑着。我当时带了一架FM2的Nikon相机，还有变焦头，翻拍完全可以。小林绝对不会说“不行”。可是，我当时竟然鬼使神差地把这些照片都还给小林老人!

最重要的是，“嘿、嘿”笑着的小林给我一张战败后的日本剪报。这张剪报上有一张双幅的漫画，画家是法国人。画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日本兵和一个身高马大的中国人拳击的场面：

第一幅漫画，小个子日本兵把中国巨人打得歪七扭八，中国人似乎只能招架。第二幅漫画，中国巨人的下巴被狠狠地击中!他歪七扭八地躺下去——哇呀!他倒把日本兵给压死了。

小林老人非常喜欢这张保留多年的剪报，他戏称他眼中的日中关系就是如此。

14年了，我一直希望找到小林老人，希望找到这幅漫画。

——结果，听说小林早已不在了。

我也慢慢同意了侵华日军老兵小林的观点：中日关系就是这样的。3．一本书和另一本书

我曾经写过的那本书叫《我认识的鬼子兵》，非常荣幸的是，该书扉页上的题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的；该书的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前铁道兵政委吕正操将军写的。事隔八年，我至今还不能相信这是事实，感到无比的荣幸。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的退役士兵，我和将军差多少级呢?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到军区、兵种，才到将军，到国防部长，我和将军们相差十万八干里呢。时至今日，张爱萍将军已经离我们而去，吕正操将军也已经年龄过百了。听说，现在活着的抗日将军中，上将军衔的还有洪学智将军和萧克将军，也都是年龄近百的老人了。

现在这本书请谁写序?我不敢奢望。能不能试一试自己写序呢?

首先，我想明确这样一个思想：《我认识的鬼子兵》是强调“我”认识的，是“我”的所见所闻和我的感受。《最后一批人》也是这样，是我的采访，我的思考，我的记录和我见到的参加过伟大抗日战争的芸芸众生们。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抗战亲历者、经历者、目睹者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采访他们实际上就是采访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站在今天、回顾昨天、展望明天的文化维度。今天的现实中，除了有激励人们奋勇前进的滚滚洪流之外，也有污泥浊水。我反映各种层面的人物、事物，其中难免碰到灰暗的令人不快的东西。我从不回避什么，而是完整记录采访对象对人生，对战争，还有对现实的思考。我如果回避了，或者这一切无法真实呈现，那就不是我记录的历史和心灵，那种写作也不属于我。我实际上要对我的文字负责，甚至非常愿意承担引来的各方面的责任，因为我相信这个社会在一天一天地进步。

有人详细记录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最后岁月。其实，应该记录的人还有很多。在我心目中，领袖和普通人、将军和普通人都是一样。

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931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出了四大伪政权——溥仪、德王、殷汝耕、汪精卫和300万伪军。我认为中国的成败与否与当时的政治腐败有密切的关联。当然，毋庸讳言，今天也有腐败现象。许多朋友对我好言相劝：“腐败的事情咱们管不了，那是国家的事情。”我不同意。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我们能说那是国家的事情与我们无关吗?所以说，在我眼里，“日本侵华”和“腐败”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敌人。——我为什么不记录呢?我为什么回避呢?

几年前，我到日本国去访问，参加出版社召开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日文版书籍见面会，日本学者在学术交流会上问我：

“是贵国的政府指使你，还是贵国什么党派指示你写这本书?”

我回答：“完全是我自己的感受、采访和记录。”

看看，日本人也在追查责任。他们在分析一本书的构成和其他因素。

他们在指责和批评中国不应该有爱国主义教育!

又如其人，我是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写作不是为了教育谁。

多年来，由于我不断在媒体上发表我的报告文学，所以，研究我的日本学者告诉我：“你不但是中国最没有背景的人，而且，是一个下岗人。”我笑了，我喜欢他们的调杏。

人与人的经历是不同的，所以，认识世界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我1980年开始学习日语，1984．年开始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之后，又在日本国驻北京大使馆领事部工作。再以后，去日本国留学。我接触过很多日本人，也采访过很多位侵华日军老兵。很多侵华日军老兵都习惯地说：

“你们中国军队……”

在他们眼中，不太划分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地方武装、民团和舞刀弄枪浑身涂彩高呼“刀枪不入”奋勇冲杀的村民们。我在日本国工作、学习多年，可能是受那里的影响，在我笔下对他们的身份也分不太清楚了。我想，我是在浓墨重彩抗战“众生相”，我记录的是中国民众的抗战及人生命运：和侵华日军打过仗的，我都想访；亲历过抗战的我都想写。如果能出版的话，我首先希望我的读者是侵华曰军老兵们，因为，他们总向我打听中国抗战军民命运的同时，也希望看到中国人民事隔60年后，怎么看待他们曾经在战争中的暴行。

其次，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翻翻这本书。因为，我所记录的，正是中国老一辈亲历抗战岁月的人们要告诉未来的“历史见闻”和“思考”。

除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志士，8年来，我还采访了很多当年参加抗战的国民党军队的将士，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和他们一起放羊、种田，并仔细描写了他们。我认为，这些人虽然阻止过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在抗日战争中，面对武装到牙齿四处烧杀淫掠的日寇，他们的战斗、他们的流血牺牲、他们的英勇顽强应该永垂史册。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满城县方顺桥村，1937年侵华日军杀到了我的家乡，我父亲的哥哥和弟弟都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了。我父亲的哥哥是八路军的区长，日本鬼子抓住他后，五花大绑，逼迫他说出八路军情报，我这位叔叔宁死不屈，日本鬼子用枪刺割下他的舌头。我父亲的弟弟也是八路军，他在同日寇的拼杀中牺牲。我父亲兄弟三人参加八路军投身抗日战争的年龄刚好是16岁、17岁和18岁。在大街上看见边走边吃糖葫芦，如花似玉的少年男女们，我常问自己：“战争到底是过去了。可是，战争还会再来吗?如果再有战争，年轻人，你会为国忧愤，毫不迟疑地为国牺牲吗?”

今天，战争亲历者、经历者都垂垂老矣。

在我们中华大地上，除去西北，都让鬼子占领过，都有“最后一批人”。

他们怎么回忆当年的战斗?怎么回味人生的曲折?怎么回想中国亡国时的悲惨?怎么想念在战争中阵亡的战友?怎么分析今天的中日关系?怎么预测未来战争的可能性?他们今天怎么生活?

侵华日军老鬼子现在生活的怎么样?怎么看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怎么看已往参加过的侵华战争?

以上这些，都是我采访的动机和内容。

在“博物馆学”中有三个名词“人证、物证、口述史”。

对“最后一批人”的采访重点是：“收集对史实的分析、思维的沉淀、对未来的推论。”

从1997年开始，我萌发了采访“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念头，8年过去了，我大约采访和记录了十几种人，他们是：

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

内地和台湾省的原国民党军抗日将士

原侵华日军老鬼子

被侵华日军强掳日本幸存至今的原劳工

在爱国侨领陈嘉庚支持下回国参战的华侨

援助中国抗战的美国飞虎队、驼峰航线的老飞行员

被侵华日军强掳为性奴隶的所谓“慰安妇”

曰本侵华战争的战争受害平民

战火中降生的侵华日军子女、国民党将领子女

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

抗战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几年的采访当中，我受到各地抗战老兵、各地政府、团体和民众的大力支持，比方说东北抗日烈士纪念馆的同志；比方说云南保山市政府及滇西抗战地区的同志们。我真是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肯定采访不到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抗战英雄们。

由于各种原因，我只记录了一小部分人。我也感到非常可惜，非常内疚。

解放后，我的父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我家有许多书是各个出版社赠阅的。其中有两部书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一套是《红旗飘飘》，一套是《星火燎原》。这两套书各有几十本，有数百亲历战争的作者。它记录了中国革命进程中整整一个时代人的命运和思想。抗日战争也是一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鸿篇巨制，亲历抗战的最后一批人也是国人命运的缩写和启示。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一起写《最后一批人》。如果更多的战争亲历者、经历者和众多作家、记者、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一起拿起笔来记录这段历史的话，该有多么好啊。中国有句老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真能那样的话，那么，《最后一批人》当然会是一套值得珍藏的“口述历史”的珍贵资料。4．我与媒体

我1997年回国后就开始陆续采访、写作，发表关于亲历抗战最后一批人的报道。这本书应该说是许多发表过的文学作品的汇总。我曾经在《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团结报》、《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和人民网等媒体上陆续发表过我的采访和报道。《最后一批人》已经被媒体广泛关注。

《第十三个是亲爹》讲的是一个6岁的孩子和他的父亲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国当苦力。父亲受伤后，就让他四处磕头认爹，认一个死一个，第十三个死的是他的亲爹。这个故事引得日本驻京记者马上就去采访了他。

《台儿庄战役最后的指挥官》讲的是一个经历卢沟桥事变、台儿庄战役、武汉战役的国民党军少将师长的人生经历。发表以后，国内几十家媒体去采访，香港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专门给他做了一期节目。全世界的华人给他寄钱，使他翻修了旧房。地方政府给他修了一条路，安装了一部电话。

《卢沟桥事变最后的老战士》讲的是29军机枪手的付锡庆先生。他亲眼看见赵登禹将军被炸死在汽车里。他连中5弹，爬回北平。多年来，付先生一直在天津扫大街。我的报道发表之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天津电视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网等媒体都对88岁的付老爷子进行了追踪报道。

《永远放不下的98颗心》讲的是医学专家凤仪萍14岁时，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当劳工。一年时间，他们一起被抓去的300位上海人被日本人打死、饿死、在煤矿砸死共98人!凤仪萍悄悄用小本子记下这98人的姓名、住址。该报道在《北京青年报》报道后，中央电视台“面对面”做了一期节目。

我写的关于云南滇西抗战的报道引起了北京摇滚乐爱好者的注意，由他们起头，资助了几十名曾经参加滇西抗战的老兵。紧跟着，上海、深圳、云南方面陆陆续续也有人资助，现在，参加滇西抗战的老兵开始被许多人关注了。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抗战。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他的相关著作中阐明：“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重温毛主席在抗战初期写下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备感亲切。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的话，侵华战争距离今天已经有75年了。1945年日本投降距离今天有60年，当时的抗日战争亲历者20岁的话，今年他也有80岁了。他们不久就会全部地离开我们，走进历史长河的深处。

但是，亲历抗战的最后一批人的思想无疑应该留下，这一抹抹永远不会消散的光芒，不但构成了历史，也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该研究、借鉴的珍贵精神财富。

方军

2005／3／19

提到方军这个人，不能不提1997年底出版的《我认识的鬼子兵》这本书。这本书不但被评为1997年度中国十大畅销书，而且获得了“中国图书奖”和“1998年新闻出版署第四届优秀图书奖”。还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书名是前国防部长抗日名将张爱萍将军题写的，书的《序》是由抗日名将吕正操将军亲写的。再有，自这本书之后，“老鬼子”变成了仍然在世的侵华日军老兵的代名词，那些侵华老兵不得不接受了这种称呼，他们中的几位从此深刻反思，甚至多次到中国公开谢罪。那是侵华日军老兵第一次放下芥蒂和顾虑，向世人吐露心声。作为一个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其言也真，其行也善。这部书在中日两国书市的畅销反映了它在中国和日本两国读者中引起的关注和影响力，也充分说明日本侵华的历史的确不可能被人忽视甚至否认。

《我认识的鬼子兵》表现了方军的写作立场：坦率和民族正义。他赴日留学6年，借送外卖打工之机采访了十几位侵华日军老兵，幸运地“敲开”了这些老人的嘴巴。面对昔日恶魔，他以一个平民个体的视角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中国人痛苦和复杂的心理感受。这样的立场和角度在之后的7年之间，并没有改变。他制订了庞大的采访计划——针对亲身经历抗战的10种人进行采访。这10种人在本书的序言中已有交待。但是读者可能很难想到，这些采访完全是方军的个人行为，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机构的授意、安排或者资助。因而这种采访和后期写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是80多岁甚至90岁、100岁的老人，垂暮之年，难期明日，对这些抗战“活见证”的采访完全属于抢救性质。这些老人很多生活在边远的乡村，只能通过邮政信件才能联系，但是无论跋山涉水，无论历尽周折，这些无法估价的口述历史资料最终被方军留下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尘封的记忆和历史的见证必然会公诸于世，从个人史的角度，从广泛的人证的角度，为抗战史又增添了极具感染力的一笔。

“人证、物证、口述史”，这是作家方军研究抗战历史的口头禅，他不但在说，而且身体力行地去采访搜集。但是，战争毕竟过去了60年了，亲历战争的人物已经屈指可数。

日本侵华战争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共计15年。《最后一批人》中每一个被采访的人物的年轻时代都跨越了这个时期。战争的磨难和创伤在每个人的身上产生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每一个人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民族国家统一富强的希望完全相同。不管是八路军还是二十九军，不管是被强掳到日本的劳工还是在地狱中顽强活下来的“慰安妇”，都怀着一颗同样的心，那就是抵抗外辱，永不屈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的抗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每一个亲历者的抗战史加起来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抗战史。只要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胜利终究会属于人民。

本丛书的出版放在2005年，这有着特殊的用意——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在方军多年的采访记录和研究工作中，很多受访者都曾表示，希望能活到抗战胜利60周年这一天。因为60年是一个坎儿，没有人能永远活着，历史的这一页会无情地翻过去。任何敏感的政治家、教育家、学者、作家都应该捉住机遇，留下“最后一批人”对于战争的思考。因为思想是永存的，思想才是一个民族赖以延承的根基。60年，这时候举国上下都会重新回顾历史，思故省今，着眼未来。打过鬼子的没有人居功，受过磨难的没有人抱怨，亲历战争的人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和幸福，老一辈经历的故事本身难道不正是影响下一代的最鲜活的最令人感动的“教材”吗?

《最后一批人》是系列图书的总名称，最先面世的几册虽然可能是方军的作品，但是作者一再表示，《最后一批人》不属于作者个人，而属于所有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人和所有铭记这段历史的国人。方军和出版社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战争的亲历者或者了解战争经历者的人们，如果你们仍然健在，请尽快与我们联系。请您加入“最后一批人”的队伍，讲述您的故事——有关战争、国家、历史、民族和人生。

沉淀60年的思想不就是警世恒言吗?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和奉献。

我们将把这些稿件汇编成书，并把这些图书留给未来的人们，留给未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