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什么？人应如何?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问题，这就是人学。而中国古代的审美，实际上又是对自己的理想人格的欣赏。本书把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结合起来，从各种不同的人学思潮探索各种不同的美学思潮，从人学发展的轨迹 探索美学发展的轨迹，揭示了审美意识与人的觉醒的内在联系。从人的类意识的觉醒到个体意识的觉醒，再到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的共同历程，也是贯穿本书的基本线索。

社会是个有机体，是多种因素的辩证统一。它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以直接推动生产的发展，而且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以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和人自身，提高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学社会科学的最主要作用，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修、齐、治、平。而其中，人文学科无论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对人自身的思想修养和道德境界的提高都是无可替代的。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们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可应该并不等于事实。

在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中，人文学科处于教育的主导地位。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迅速推进，人文学科由于它的非生产性、非赢利性和非直接实用性，它的主导地位逐步被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所取代。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人文学科研究和教学缺乏职业吸引力，而且往往是人文学者的个人兴趣和价值追求。人文学科发生危机是必然的。在我看来，西方思想领域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所谓人文精神的危机，并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并不排斥人文精神，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市场经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表现。在西方，随着所谓“人类困境”问题的提出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人们逐步认识到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因此，人文学科在危机中逐渐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我可以断言，在资本主义现代制度的范围内，他们先辈们所曾创立的人文主义的高峰，如水东去，不可再回。当哲学家说人死了，就是在悲观的眼神中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文精神锐退的预言和感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要发展科学技术，提倡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但我们决不能轻视人文学科，不能忽视人文精神的教育。西方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重理工轻人文，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对立的历史教训应该吸取。可无庸讳言，在我们确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人文学科危机在我们这里已初露苗头。这很值得注意。人文学科之所以受到冷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市场导向引起的反面效应。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我们对人文学科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关系的看法。我们有的论者太过于强调人文学科的非 科学性，认为人文学科只是学者们的个人意见、观点、看法，是个人特殊的生命体悟，是不可重复的。

所以人文学科不是科学，也无所谓科学与不科学的问题，它只属于价值判断。如果的确如此，人文学科对于人类有什么价值?国家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办人文学科，出版社为什么花钱出版人文图书，难道仅仅为了请一些专家学者来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个人的生命体悟吗?如果根本不管这些见解的是非对错，高下优劣，岂不是在基本理论和价值观念方面制造混乱和发生导向错误吗?

把人文学科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绝对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人文学科的价值性，这实际上是重复新康德主义以及西方当代解释学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当然，人文学科不同于实证科学。不能用自然科学标准来要求人文学科，要求它数学化、公式化、定量化。人文学科的科学．精神，我以为最主要的是反对认识主体的“理解”、“重读”、“破译”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强调人文学科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使人文学科成为坚持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学科。

人文学科的功能最根本的是对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培养和塑造。人文学科直接面对的是本系科的学生，这是有限的；而它间接面对的是整个社会，是整个青年的人文知识的教育。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伟大的革命。它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社会的改造，而且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同时改造人自身，即培养一代新人。这种人不仅要有很高的政治思想素质，而且要有很高的文化素质。我们要使年轻一代不变为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者、狭隘的功利主义者，甚至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者，就必须进行人文知识的教育。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学人不善于哲学思维，对历史尤其是我们近百年的历史的认识一团漆黑，缺乏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缺乏较好的语言文字能力，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可能有突出的成就。即使掌握某种科学技能，也只能是工匠而不可能成为卓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我们的各级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如果缺乏人文学科知识，就不可能成为好的工作者，更不用说成为卓越的政治家。人文学科的投资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它的功效是逐步的长期起作用的。它通过对国民素质，尤其是青年一代学人素质的培养，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文学科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它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和吸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对于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对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中国的哲学就不完全相同于西方哲学。我们没有明显经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重点转移，也不像西方那样出现单独以本体或以认识、方法为对象的哲学家。尽管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丰富的有关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但它最突出的是对人生和人的人格道德理想的培育，是对天人之际与人际和谐的追求。在中国，文史哲是融为一体的。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中的千古绝唱，不朽之作。可《史记》的不朽，不仅在于它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而且在于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哲学价值。《史记>中不少名篇佳作集中表现了作者的历史哲学。同样，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刘禹锡的《天论>既是文学又是哲学。苏轼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深沉忧郁，充满庄子的哲学思想。毛泽东《沁园春》咏雪中的名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讲述历史，品评人物，肯定英雄，歌颂人民，是历史文学哲学的完美结合。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认真发掘吸取。

当然，人文精神具有时代特性，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精神，而不是超时代的抽象原则。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以个性解放为目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人文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社会为本位，以仁爱为核心，以修身、治心。睦人、亲亲、尊尊为目的的人文精神是有区别的。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当然包含吸取东西文化中人文精神的积极成果，但不能混同。我们讲的人文精神是要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的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决不把人文精神与所谓世俗精神对立起来。我们并不提倡永恒不变的人文精神、提倡抽象的人和人性，而是用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仰，用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用对人类共同富裕的追求来教育人民，并纠正和防止市场行为中出现的某些道德滑坡和价值失落现象。鼓吹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联手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来“解构”所谓“宗教和准宗教教条”，实际上是用抽象人道主义与拜金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意义上，任何关于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召唤，都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在人文学科的建设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澄清人文学科中以及环绕人文精神问题的某些理论混乱。否则人文学科就很难出精品力作，很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它的应有作用。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国家中人文学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部分，人文科学不等于政治但决不能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我们要反对“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文科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等等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文学科只能走入死胡同。

我们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人文学科中的指导地位，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人文学科而言，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进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在历史学科中史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历史观。如果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片面强调历史事实是价值判断；否认历史的规律性，片面强调主体的选择，那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历史学。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学者不是从既成的历史事实出发来研究历史，探究历史的动因和规律，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建立在一连串假设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沿着维新变法的路子走中国早就富强了。” 何以证明?没有事实，只有如果。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面对的是既成事实，正因为在封建制度框架内变法行不通，才发生辛亥革命；正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彻底的革命，才发生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事实，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在这些事实背后潜伏着历史的必然性。可见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把历史学变成科学。我们的文学研究，无论是搞文艺评论还是创作，都必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文学不能离开人，但要正确描述人，必须理解人，这是个哲学问题。现在文学领域中存在的某种性泛滥，把以两性为基础的爱情描述变为在“爱”的幌子下的性展览、性发掘、性泛化，从艺术的天堂坠入黄色的魔窟。

为了提倡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的人文精神，充分发挥人文学科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我们编辑和出版这套《人文丛书》，以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人文学科的建设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热诚希望得到校内外学者专家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支持，请惠赐佳作，共同办好《人文丛书》。

陈先达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