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鲁迅是思想家，杂文大家，一流的小说家，小说史家，但本书希望从翻译家的鲁迅入手，讨论他的翻译活动、翻译作品、翻译思想、翻译路线、翻译实绩，以及他一生翻译活动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外文化关系史、中外关系史上的独特地位……

鲁迅一生翻译，创下了好些个“第一”。譬如在近现代中国最早提倡严格的直译，最先将波兰文学介绍到中国，最先同周作人、茅盾一道将芬兰、荷兰、罗马尼亚等国文学译介到中国，最早关注翻译域外短篇小说，最早编选域外多国别作家短篇小说合集，中国第一个策划出版“翻译文学丛书”，最早将文学翻译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家之一，等等。  鲁迅通日文，能够使用德文，除此之外，他学过的其他外国语，基本派不上用场。然而，他却以这样一种外语构成，翻译了大量俄苏文学作品，经他之手翻译的俄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同时，他倾注了惊人热情翻译的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也成为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一大模式，一道独特的风景。  此外，本书尝试从特定的角度看鲁迅，描述通常国内的鲁迅研究不大提起的这位文化人之若干侧面，如“浪漫的鲁迅”、“白心的鲁迅”、“人类主义者的鲁迅”、“呆子鲁迅”等等。这些尝试性的描述，或许可以算是对鲁迅研究的一个补充，同时也在已经十分丰富的鲁迅画廊里，增添几个有趣的、或许不那么沉重的鲁迅画像。

内容提要 1

 序 1

第一章 世界意识与梦者鲁迅 1

第一节 科学之梦--上天入地造人术：《月界旅行》、《地底旅行》(1903)和《造人术》(1905)1

第二节 奇怪的留学：鲁迅的外语构成14

第三节 开一代译风：《域外小说集》(1909)22

第二章 你播种，我锄草：兄弟翻译"作坊" 36

第一节 鲁迅的读书兴趣与周作人的书包36

第二节 大哥译诗，二弟译小说40

第三节 太炎先生与鲁迅："直译"背后的译经意识44

第三章 现代意识与现代性 50

第一节 《域外小说集》与现代性50

第二节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1920)与《现代日本小说集》(1923)60

第三节 历史相与现实相："被侮辱被损害的"民族文学71

第四章  浪漫的鲁迅 86

第一节 燃烧的乌托邦：《一个青年的梦》(1919)86

第二节 未泯的童心：翻译《爱罗先珂童话集》(1922)97

第三节 童话剧《桃色的云》(1922)106

第五章 苦闷的鲁迅 114

第一节 《苦闷的象征》(1924)114

第二节 "呆子"鲁迅：《出了象牙之塔》(r925)122

第三节 《壁下译丛》(1929)：艺术与革命130

第六章 意识形态与翻译模式 135

第一节 理论假说135

第二节 意识形态与翻译模式137

第七章 鲁迅翻译模式 148

第一节 20世纪翻译新传统：鲁迅模式148

第二节 从鲁迅译论说起：鲁梁之争的别一面154

第三节 "归化"、"异化"与翻译的政治："硬译"与弱国文学171

第八章 童心的鲁迅 176

第一节 过屠门而大嚼：译童话诗《小约翰》(1928)176

第二节 新俄国的新一代：中篇童话《表》(1935)--兼谈童话《小彼得》(1929)185

第三节 俄罗斯国民性种种相：《俄罗斯的童话》(19、34～1935)189

第九章 苏联革命文学和俄国文学的翻译 195

第一节 请看"同路人"：译《十月》(1933)195

第二节 "拿货色来"：译《毁灭》(1931)201

第三节 "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竖琴》与《一天的工作》

(1933)207

第四节 国民性再拷问：果戈理的《死魂灵》(1935)212

第十章 想象苏联：翻译苏联文艺理论 225

第一节 译介苏联文艺批评和文艺政策(1929～1930)225

第二节 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1929)234

第三节 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1930)239

第十一章 翻译的"催生婆" 243

第一节 已经绝迹的精神：校改青年译者的译作243

第二节 从《语丝》(1924)到《奔流》(1928)253

第三节 "只有一个条件：全是译文"：《译文》月刊(1934～1936)263

第十二章 长衫与燕尾服 270

第一节 别一种翻译：草鞋脚走向世界(1934)270

第二节 广义的翻译：中外文化关系坤的鲁迅283

第三节 鲁迅翻译全图："谦而勤"的翻译家300

主要参考书目文献 316

后记 321

《斯巴达之魂》截取古希腊抗击波斯的一段史实，敷衍成一篇斯巴达人在公元前480年配合同盟军，以少搏多，誓死保卫祖国，英勇抗击波斯侵略军的故事。小说颂扬了斯巴达男人和女人为国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个篇幅不长的编译产品，成为1919年之后鲁迅翻译模式的一次最初尝试，即译者不通原作国家的语文，而是通过转译来选择翻译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作品。

《哀尘》译文前边附有译者作的“解题”，后来的本子又把它写作《译者附记》①。这篇译文甚短，述惠克德尔·嚣俄两日前被推举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一目他前往席拉覃夫人府邸晚餐，与将军球歌特同席，二人谈到法 国对外关系时意见相左。他辞别席拉覃夫人走到街上，适值隆冬，天空飘大雪，见一少年用雪球投掷一贫贱女子，女子惊叫，奔恶少而击之，二人扭斗，巡查至，只捉女子，不问少年绅士。女子抵抗，再三分辩绅士先动手，自己无罪，然巡查将她强行扭送至警署，遭冤枉的女子啼哭喊冤。嚣俄初始犹豫，是否应当出面解救，继而上前为之作证。可是，开始他的证明并不生效，惟有他在报出自家身份之后，惟有他答应亲笔在证言上签字后，女子似乎才有了得救希望。小说终篇时，女子惊讶之余，不住地说：“此绅士如何之善人乎?”②雨果这篇作品，意在揭露因贫富差异而导致的社会不公。P3

翻阅《鲁迅年谱》①，发现这部忠实记录鲁迅一生著译的年谱，差不多近一半篇幅记录着鲁迅的翻译活动和译作发表情况，且谱主年龄愈增，翻译的比重愈大。相信每一位阅者，读后一定对此印象殊深。鲁迅的日记一般不录作文、译事，不过我们想象一下，倘若他细录自己一生著译，他的日记，尤其是寓居上海时期，恐怕也免不了隔日便有译事：或是翻译某篇小说，或是某篇译作发表，或是为他人校阅译稿，或是校阅之后撰写一则短短的后记。即便日日有译事，在鲁迅生活里，亦属家常便饭。许广平说鲁迅毕生从事著述，刚好30载②，可倘若从他最初的翻译算起，则应该是33个寒暑。即从1903年到1936年，鲁迅手里那支译笔，除了1909年归国后约十年埋首抄古碑帖外，上面的墨汁很少干过③。

以蔡元培先生为总主编的中国第一套《鲁迅全集》，真实地反映了鲁迅著译各半的文学家和翻译家生涯。蔡元培先生在《全集序》里说：“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但彼既博览而又虚衷，对于世界文学家之作品，有所见略同者，尽量的移译。”蔡元培说鲁迅一生的工作，为后世开了无数法门，而我们可以补充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为中国20世纪翻译开了好些法门。

众所周知，鲁迅是思想家，杂文大家，一流的小说家，小说史家，但本书希望从翻译家鲁迅人手，从他的翻译活动、翻译作品、翻译思想、翻译路线、翻译实绩在中国翻译史上之地位诸层面来讨论鲁迅。所用的材料，除了通常的鲁迅研究常用的鲁迅著作、书信、日记之外，主要的是他全部的翻译作品，特别是围绕这些译品所写的序跋，专论翻译的文章，有关翻译的书信，以及中外人士从不同侧面，不同时期观察、走进翻译家鲁迅之生活和工作的文章或回忆。

鲁迅通日文，能够使用德文，除此之外的外国语，虽然学过一点英文和俄文，也曾起心要弄点世界语，却基本派不上用场。然而，一个引人注目的翻译事实，是他一生对俄苏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翻译，大约有142万字的数量，在他全部译作中领有近59．5％的最大份额，而日本近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翻译位居第二，占了大约28．3％。他直接从德文翻译的德国作品，主要是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又译《苏鲁支语录》)，汉译数量不过7400言左右，这在鲁迅大约239万字的译作总量里，可谓区区小数，占的比例很小。此外，他同样倾注了很大翻译热情的东欧等当时所谓“弱小民族”文学，也领有约8．5％的份额②。而我们知道，作为译家，他根本不识波兰语，不通荷兰语，亦不通他的翻译所涉及的所有欧洲诸小国语言。他的翻译方式，大面积地依靠转译(当时称“重译”)，这样一种翻译事实，用传统的翻译研究方法，所能探究的空间，可能比较仄狭；若一部一部译著深究下去，甚至可能失去意义。因为，本书希望考察鲁迅全部的译作，可转译在鲁迅的翻译生涯里是“主流”，而面对这样大量依靠转译的翻译现象，一部一部考察的传统方式，很可能最终流于机械、单调的对比。

鲁迅一生从事翻译，创下了好些个“第一”。譬如，在现代意义上最早提倡用严格的直译；最先将波兰文学介绍到中国；同周作人、茅盾一道最早将芬兰、荷兰、罗马尼亚等国文学译介到中国；最先将很多域外作家介绍到中国；最早注意翻译域外短篇小说；最早编选域外多国别作家短篇小说合集；最早策划出版翻译丛书；最早将文学翻译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译家之一，也是早期将文学救国的思想付诸翻译实践的先驱之一，等等。鲁迅的不少首创，倘若仅仅用传统的、偏于技术性的研究方式来考察，则研究的视野、空间皆比较有限。换言之，倘若要从传统翻译研究范式来作翻译家鲁迅，恐怕只能限于考察、分析某一部或某几部译作，在原本、中译本、转译本之间反复对比与分析，试图寻找出在一次又一次翻译过程中原本所发生的改变，推测改变的原因，以及改变所造成的后果，等等。然而，本书的目的，是期望考察鲁迅的全部翻译，考察翻译家鲁迅的一生。因此，传统的翻译研究范式，显然已无法适用于本书。

因此，本书沿用在《翻译家周作人》一书里所采用的“以译文为本”(translation—oriented)的研究范式，尝试尽可能全面地梳理鲁迅约二百三十九万字的翻译作品。通过阅读鲁迅的全部译作、创作，尤其是鲁迅在翻译作品前后写下的大量“译者前记”、“后记”或“小引”，以及鲁迅数量不算少的翻译专论，试图采用描述性语言(Descriptive Approach)，避免使用或者少用规定性语言(Prescriptive Approach)，来考察中国现代翻译史上一位极为独特的译家，考察其译作和翻译活动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外文学关系史、中外关系史、国民教育史上，产生过哪些重要影响?对于上述各领域本身的建设、发展产生过哪些作用?

譬如，《域外小说集》这部差点成为“绝响”的翻译文学丛书的“头生子”，原本可能寄托着鲁迅假此发动一场“翻译革命”的希望，以及假翻译域外文学而引发中国的“文学革命”、“社会变革”的梦想。它虽然没能像鲁迅计划那样最终形成一整套翻译文学丛书，而是夭折了，但译者最初赋予它的那些崭新的翻译理念、翻译目的、翻译模式、翻译政治等内涵，以及这些内容背后所蕴涵的颠覆性质，以及建设功能，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下也就具备了“翻译革命，，的潜质。人们看到，它在沉寂了十年之后，并不像鲁迅在新版《域外小说集．序》中所喟叹的那样“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事实上，它还是慢慢地荡起阵阵涟漪，引发了一些震荡，且最终还是开了花、结了果。

同样，倘若将翻译家鲁迅置于20世纪中外关系的大背景下，他的全部翻译，连带他围绕翻译撰写的文字，再透过他数量惊人的译者“前记”、“后记，，所直接或间接传达的思想碎片，我们期望可以看到，他以翻译家身份在中外关系上所起到的独特作用。这种特殊作用，纯粹的文学家往往未必能够如此充分地发挥，尤其是从民间中外文化交流的层面，发展了中国与某些原本没有文学关系的民族或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说小了是文字关系、翻译关系，说大了就是中外关系。譬如中俄关系，他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到1909年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他对俄国的“发现”，他那种试图超越语言障碍、持续不断地把俄国文学介绍进来的韧性，那种浪漫的俄罗斯想象，对于20世纪中俄、中苏关系后来达到高潮，是起到奠基作用的。而这种奠基作用的翻译关系的建立，反过来又推动前苏联的翻译家和汉学家关注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说，在众多修筑20世纪中俄、中苏亲密大厦的功臣中间，鲁迅是最早伸出手，坚定而热情地播撒中俄友谊的一个。

因此，从翻译关系的特定角度看，不仅可以说鲁迅“发现”了俄国，他还“发现”了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将这个思路推开去，我们会清楚地看到，20世纪的中捷关系、中波关系、中芬关系、中荷关系、中罗(马尼亚)关系、中亚(美尼亚)关系、中菲(律宾)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东欧、中欧、南欧和北欧民族的关系，皆程度不同地因了鲁迅的翻译，以及一批追随鲁迅的译者的翻译活动，而有了实质性的改变：有的是从无到有，有的是大大推进。而中国在20世纪之前，与上述不少国家或民族之间的民间的文学交往，几乎就是零记录。

今天，人们常常说起多元文化关系，多元的中外交往格局。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似乎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多元中外文字关系，早先那个极为独特的中国多元对外关系，多多少少始于翻译家鲁迅，虽然他本身也有“厚此薄彼”之嫌。因为他从20世纪初、民元之前就开始了民间的文字外交。最初，他的用力方向与当时的主潮逆反，可又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即他不在翻译英法德美等强国文学上用力，而是将目光与译笔投向东欧等“弱小民族”文学。他的翻译工作是要开拓中国与“弱小民族”间的关系。他的这种翻译路线，往小里说是走“冷门”，避免“撞车”，往大处讲就是“发现”了东欧等“弱小 民族”。有趣的是，我们知道，虽然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必然影响到民间的交往，但其(指民间对外关系)生命力在于，倘若国家间没有正式关系，或者已有的国家关系一度中断，这种民间的对外交往，是可以像一条河那样，默默地继续不停地向前流淌的。

当然，从翻译史的角度，描述鲁迅译作的出版情形、鲁迅翻译某作家某作品在译介史上的意义和地位、译者实际翻译情况、所据源语本或原文本、主要译作的内容概要等，也是本书的写作的目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哪些作家、哪些作品乃鲁迅首次介绍到中国。尤其是后一层，本书花费一些篇幅来概述鲁迅主要译作的内容，希望藉此对那些对鲁迅有兴趣、对鲁迅翻译有兴趣的读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若一时找不齐这些译作，若一时找不到丰足的时间，不妨参看本书。然而要想真正领略鲁迅翻译的独有风貌，完整地了解其译作里的内容，最佳的办法，自然还是直接读鲁迅的译文。这也是鲁迅对他译作的读者一贯的劝告，当然，他是劝告他的读者，最好的办法是读原作。

本书还从20世纪中国翻译史的角度出发，尝试描述鲁迅的翻译言论，以及其翻译选择、翻译实践所开创的一个新的翻译传统。这个传统无意中演进成为一种翻译模式。因此，本书还尝试对翻译家鲁迅在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他对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贡献诸问题，尝试作一个宏观的描述。

此外，从本书特定的角度看鲁迅，似乎还希望描述通常的鲁迅研究不大提起的这位文化人之若干侧面，如浪漫的鲁迅，“白心”的鲁迅，人类主义者的鲁迅，“呆子”鲁迅，等等。这些尝试性的描述，或许可以算是对鲁迅研究的一点补充，同时也在现有的已经十分丰富的鲁迅画廊里，增添几个有趣的、或许不那么沉重的鲁迅画像吧?

站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来谈说翻译家鲁迅，自己觉得有一种滑稽之感。这固然是因为自己太矮小，但另一方面，头脑里又不时浮现出文学界对于这两人的许许多多的评说，特别想到的是早期那些截然相反的评说。在我看来，翻译家的鲁迅和周作人，相同之处甚多，尤其是他俩骨子里的那种“非圣无法”的精神，使得我看他们，往往更多地看到他俩的同，而不是异。作为第一代现代白话文文学大家的周氏伯仲，他俩对翻译的重视，那种独有的“译经意识”，那种屈指可数的罕见的译者主体意识，不惟在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上开了好些先河，而且对于那个空前的“翻译的世纪”，对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也都作出了极富个性的、不可或缺的贡献。

以鲁迅的博大精深，鲁迅研究本身的长期积累与研究成果的深入同厚重，使得这样一本小书格外单薄，格外幼稚。它自身存在的问题一定不少。不过，专门讨论翻译家鲁迅的著作，除了斯德哥尔摩大学中国学系的伦德伯格博士(Lennart Lundberg)撰写过一篇博士论文①，中国国内迄未得见，虽然相关的文章或论文，陆续发表过一些。这是本书作者决定做这个题目的缘起。

本书作者尝试用一种平常心，用一种平常的态度，尝试用一种尽可能客观的描述语言，从一个自以为虽然幼稚、却也不乏新鲜的角度，借助于翻译家本人异常丰富的翻译活动与著译，来描述翻译家的一生。作者相信，这是一个开始，而远远不是结束。

作者

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