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曾于20世纪90年代在香港创办、出版、发行过两年时间，在海内外学人间留下很深的印象和影响。从今天来看，可以说是为了中国的学术规范化运动；而《中国书评》于21世纪的继续出版，则是为了把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推进至第二个阶段。以“弘扬学术批判、提升中国学术”为宗旨并以知识批判和制度批判为基本手段的《中国书评》的编辑与出版，在学术批判机制尚未形成的中国学术界，无疑会具有重大的意义。书中作者都是学术大腕，兼有血性与学术的双重身份，内容多为大家欲一探其究竟而未有深入解读之话题，相信对读者定能有些许启发。

《中国书评》暂定设置如下栏目：除主题书评/学术书评/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学术评论/中文论著简介/西文论著简介/序跋随笔/推荐书目以外，又依照具体的实际需求增加新的栏目：批评与回应/焦点讨论等，以期使《中国书评》越出越好。

本书为第3辑，它的出版，对推动“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是其应有之义，为对知识增量具有重要意义的从批判角度进行的书评提供高水准的平台，更为对关涉到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提供自由探究的学术场域。

关注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的问题

——《中国书评》(第三辑)代序／邓正来

主题书评

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诸问题

——对《岳村政治》的学术反思／贺东航

实证研究的范式转换和路径选择

——从《岳村政治》谈乡村政治的研究方法问题／刘义强

解读乡村政治的方法

——《岳村政治》方法论略谈／彭正德

个案结论的普适性与实证研究的科学性

——农村政治研究方法两题兼评《岳村政治》／徐增阳

学术书评

20世纪的“神学大全”

——评巴特的《教会教义学》／张旭

异邦的想像与想像的异邦

——对陈维纲《文化·边缘正义·马克思主义的公共霸权理论》一文的几点商榷／董国强

苏力就这样“面对中国的法学”？

——兼谈批评规则／萧瀚

笔谈：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三)

问题意识与课题意识／何怀宏

学术腐败与两种学术生产机制／雷颐

关于学风问题的更多思考／钱乘旦

寻求具有全球意义的本土性／郁建兴

国家、机构与生产者：三边关系与知识生产／任剑涛

重构中国学术环境的一线生机

——对社会科学ISBN类图书的评论／于洋

批评与回应

社会学何以可能：论布尔迪厄社会理论的构建

——兼评《实践与反思》一书的理论视野／刘拥华

反思何以实现？

——也评《实践与反思》／刘晖

中文论著简介

现实主义的法律权利观

——《权利的成本》简介／姚建宗

网络关系与空间场所中的个体社会身份

——评萧邦奇的《血路》／凌金良

宪政三重奏：(权力)分立、对抗与合作／韩秀义

“尊严”为体，“效率”为用

——读白芝浩《英国宪法》／陈友良

超脱政治、研究规范：建立真正的法律“科学”

——《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简评／王家国 张红梅

西文论著简介

《新多元主义：政治过程理论的演进》／张小劲

《色泽斑驳的名誉：对邪恶之徒、无能之辈和有争议者的集体记忆》／陈心想

《文化创伤与集体身份认同》／房琴

《内嵌的自主性：国家和工业转型》／卢春龙

《治理经济：英国和法国政府干预的政治》／卢春龙

《国家与社会：比较视野中的秘鲁》／卢春龙

序跋随笔

关于文明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的通信／王元化 林毓生

中立和审议民主的绞结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译后／宋华琳 毕竞悦

书店荐书

如前所述，当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学者带着理想来到农村研究领域进行试探性耕耘，他们发现这里早有学者在努力。此时进入农村研究领域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史的学者已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研究者均以乡村社会为对象，从微观的、历时的、过程的视角讨论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以人类学为例，对农村社会和民间文化的强烈兴趣以及从草根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是人类学一贯的学术关怀，围绕这一问题，人类学者在华北地区以及山东、福建等省的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研究，王铭铭教授在对福建南部溪村社区历史的叙述与分析中，揭示了“社区文化的记忆”与“国家发明历史”的复杂权力结构关系，审视了国家力量向农村社会渗透以及民间力量的能动性，从生活世界和民众的视角来认识和解释国家的形象与本质。黄树民在厦门岛上的“林村”通过参与观察，搜集该村的历史、风俗、内部摩擦、宗教信仰和当时现状等种种资料，实现了以地方叙事涵盖国家叙事。人类学长期深入的田野作业的特点，使它能够关照具体“事件过程”背后更大的社区构建过程，提升了对于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解释力，以至政治学者进入此研究领域之后，完全被这个学科的学术积累所折服，出现了政治学著作的“人类学化”。

在《岳村政治》中，于建嵘也试图仿照人类学的写法——“小社区、大历史”，以一个小村庄为载体分析经国大事在村庄的反应与运作，即“以小见大”的研究范式，但我读后却感到并不成功。有批评者针对作者讲述《岳村政治》而岳村在本书中所占较少篇幅为例，发出疑问：岳村在哪里?在于建嵘的书中，我们看到他所研究的对象——岳村边界模糊，为了应研究需求，岳村的范围、内容都在不断变化延伸。

然而，这并非作者在介绍庄村的调查深度不够，而是受制于学科特点而陷入两难。前已述及，受意识形态化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学至今仍没有形成自己清晰的学术边界。关于学科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对一个学科研究领域的清晰界定是这一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是发展涵盖整个学科领域体系理论的前设条件。尽管国外学界对政治学有明确的界定，但在我国却仍然混沌不清。为了避免在进入农村研究领域时，政治学研究“人类学化”的倾向，作者只好多次把视野从以岳村为个案的微观研究中拉出来，采取在区级与县级空间展开论述的方法。因为在这个层面上，至少还可以看到国家机构的存在，而在村庄层面上却没有。

但是，批评者的见解也很容易理解，作者的确在研究中缺乏将国家叙事与地方叙事有效衔接，使得研究中的对象交织和转换比较零乱。不过，包括《岳村政治》在内的乡村政治学实证方法的缺陷却给笔者提供了将区域性研究与村庄政治研究契合起来的思考。

        P6-P7

    关注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的问题

      ——《中国书评》(第三辑)代序

       邓正来

中国学术欲发展，就必须构建起中国学术自己的自主性。而关于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强调中国学术研究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而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的界分，这可以说是学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因而也是每个国家的学术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到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除了存在上述一般性的一面以外，在当下这个复杂的世界结构中还存在着本土性的一面。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学术自主性在一定意义上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因而在根本上它会涉及中国学术研究场域在当下世界结构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这是学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因此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中国学术当下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即论者们在研究中往往未经批判性的审视就把西方的一些概念或理论框架套用于中国社会的分析。但是，我们知道：首先，中国知识分子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也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的示范下，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的做法，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再者，这种实践的展开，还会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在中国学术界颇为盛行的我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

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学术构建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学术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只会引发与这些制度原本旨在达到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

一如我们所知，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一般都规定有一种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要求，即相关人员必须在年度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的设置甚至是与聘用制度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晚近以来，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将这种制度移植了进来，但是他们在引进这种制度之前却并没有对这种制度安排做认真的分析和研究，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仰赖于其他学术制度的支援或配合。

比如说，我们知道：第一，一些学术项目的立项乃至获得，通常情况下是为某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所垄断的，因为批准项目的人员主要来自这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第二，同时我们还知道，项目的获得意味着项目承担者肯定能够获得一定的出版经费或补贴；第三，因此面对当今中国出版社因企业化而出现的一种重赚钱而轻质量的取向，那些能够获得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与那些因所在单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际关系而得不到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相比，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更容易发表或出版他们的论著，亦即更容易满足上述有关年度发表论文或论著之“数量”制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许多知识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都为了获得每年的研究项目经费而大搞社会“公关”活动。结果，一方面，知识分子用以这种“公关”的精力和时间，大大超出了他们可以用来研究的精力和时间，而另一方面，获得项目的研究者也往往因为时间和精力不够而只得“对付”这些项目，进而致使研究水平下降。

可见，那种原本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制度，在相当的程度上经由在中国未加批判的移植而变成了一种激励知识分子去“争夺”项目经费的制度。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制度在中国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与知识分子职称评定相勾连，而另一方面则与强调数量甚于质量的倾向紧密相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采取剽窃、抄袭和拼凑的手段来满足这种制度所规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据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知识实践活动中，对中国学术场域在当下世界结构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这个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回应。或许我们的回应不会很有效，但是只要我们开始对这个问题做出我们的回应，那么我们的这种努力便能够标示出我们对中国学术自主性的意识已然确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