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运用经济学思想解读企业家与企业文化的演讲集。重要的是，这部演讲集不仅告诉人们：在一些具体命题上，演讲者是怎样思考的，而且在提示着人们去进一步思考，如何认识经济学？或许演讲者并不是自觉地、系统地表达其对经济学的认识，但他的“言说”的确为我们理解经济学提供了别样的角度。

　　金钱、感情，或者各种“招数”和“权术”，真的能解决企业管理中的危机吗？做大做强的后面，如果失去了做久，企业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实践证明：最优秀的企业家，往往也是思想家。当企业家自身的思想力具备了包容性、普适性、科学性、深刻性和前瞻性之后，凝聚人心、所向披靡才有可能。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企业家实现其自身更大价值和梦想的唯一途径。思想统治企业！

企业家的“道”与‘术’

北京康铭大厦(2005年7月8日)

从MBA到企业家有多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4年11月10日)

从企业家看企业文化

北京国宏宾馆(2004年10月23日)

如何正确看待民营企业?

北京中南海(2004年4月6日)

企业文化的泛化和企业家的作用

北京华润饭店(2004年3月21日)

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13日)

企业家的企业文化

北京智慧谷企业家俱乐部(2003年6月3日)

企业文化与企业家的人文思想

北京大学(2001年6月19日)

摇出一个企业家的梦想

东北财经大学(2001年4月14日)

企业家、企业文化与企业内刊

沈阳新华集团(2000年10月11日)

面向新世纪的企业文化

江西财经大学(1999年11月13日)

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

北京新大都饭店(1998年6月18日)

老实说，我来给各位读MBA的同学讲课，心里是有点儿惶恐的。为什么惶恐呢？现在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7因为这是我的底牌，最后我会告诉大家。既然惶恐，那为什么我还敢来呢？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好题目——“从MBA到企业家有多远？”

我相信用这个题目与大家进行交流，会吊起大家的胃口。演讲者找到一个好题目，就像企业家找到一个好项目一样，距离成功就比较近了。只要是好项目，你的能力差一点，资源少一点，还是能够成功的；如果是臭项目，你再努力，投入再多的钱，最后还是要赔钱。这就是战略与战术的关系。

MBA在我们国家的历史很短。1984年4月27日，美国总统里根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我很高兴地宣布，两国已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新的特别训练班，毕业生将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这一学位将由纽约州立大学授予。”1987年12月2日的上午，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头版的长篇通讯：《命运备忘录——38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境遇剖析》。这篇通讯写的是第一批从美国回来的38名MBA学非所用的故事。该文结尾是这样写的：“我们终于醒悟，中国的人才浪费不是观念性浪费，而是结构性浪费，不突破旧的人才结构机制的森严壁垒，任何新的观念都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决定：不再做这种徒劳的努力，只留下一篇MBA在中国的命运备忘录。备忘录的扉页注上两组字母：MBA——SOS。“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MBA，以及MBA最初在中国的命运。1987年的《中国青年报》发行量是很大的，有120多万份，所以MBA这个概念为中国人所了解，《中国青年报》是功不可没的。

P35-36

梓林的又一部新作即将出版。这是一部运用经济学思想解读企业家与企业文化的演讲集。付梓之前，我拿到了他送来的样稿，并应邀作序。

我和梓林虽说已是有过多年思想交流的朋友，但我们各自从事的工作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梓林不仅是一位著述颇丰的学者，且长期坚持企业实践。以企业家的身份研究经济学，以经济学者的目光观察企业，梓林何其幸哉，能够拥有如此便利的“双重身份”，既结合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又非一般学者对实践的调研，而是以其切身的利益和责任，融入丰富多彩而且惊心动魄的企业现实生活，使得他对企业与市场感受之深刻，以及对周边现象观察之细微等等，都是我所不能比的；又加之，梓林在运用经济学工具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同时，其思考的范围和兴趣所及又是非常的广泛，从而使他能够从多角度、多领域观察社会，并提出一些看似片面却蕴义深刻的见解，这也是我所不及的。

梓林在大学学的是中文，其后又多年担任国有大型企业团委书记。这样的学历和经历，为他运用鲜活和生动的语言，“说”出自己对经济学的理解、对企业家和企业文化的认识，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些年来，梓林借助他在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双重身份”，丰富了自己对外界的感性与理性认识，从而使他在两界的边缘上获得了特有的比较优势。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特别，才凸显了这部“以经济学的视角解读企业家”和“用经理人的思维领悟经济学”演讲集的特殊。

更重要的是，这部演讲集不仅告诉人们：在一些具体命题上，演讲者是怎样思考的，而且在提示着人们去进一步思考：如何认识经济学?或许演讲者并不是自觉地系统地表达其对经济学的认识，但他的“言说”的确为我们理解经济学提供了别样的角度。

首先，经济学重科学主义，还是更重人文精神?对于经济学的理解，相当时尚的解释是强调它的经验性，并在这种对经验的实证分析基础上的科学主义，人们强调经济学是科学，这或许不错，但毕竟经济学是关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因而总还是需要特殊的人文精神，经济学家本身也不可能更不应当缺失人文关怀。当一门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科中的人文关怀越来越淡薄时，恐怕也就是社会历史彻底折旧这一门学科的时候了。科学的魅力在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梓林的这一部演讲集，非常突出的特点在于，强调了经济学应有的人文精神。这一方面的思想，在他的演讲中随处可见。尤其是那些关于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的本质等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是旗帜鲜明，掷地有声。这是我们应当予以特别关注的。尤其是人们开始将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割裂开来的时候。

其次，经济学是重阶级意识，还是更重逻辑解析?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其历史性和阶级性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经济学者，任何一种经济学思想流派，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规定，否定这种客观性便是否定经济学的灵魂。问题还在于，任何体现阶级意识的经济思想和价值取向的强调，都必须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都必须具有逻辑的说服力量，尽管这种社会科学本身的科学性是历史的、相对的．尽管这种思想逻辑的说服力必须符合历史逻辑本身。真正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说，必定是这种阶级意识和逻辑解析能力的统一，缺少了鲜明的阶级价值取向，经济学说便失去了根本，缺少了逻辑分析力量，经济学说便失去了本身存在的特殊价值。梓林的这部演讲集在价值取向上的张扬，以及对这一价值取向的解释是相当明确的，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又一方面，尤其是当人们开始将经济学的阶级意识和逻辑分析对立起来的时候。

其三，经济学是重思想内容，还是更重表达形式?尤其是更重数学表达?按说表达形式应当服从思想内容的要求，数学分析和表达上的充分及完美，是为了使思想更科学同时更具冲击力，一定的数学语言和方法当然可能提高经济思想的完善度，因此，有人曾说，一定的学科的成熟度，取决于数学在其中的应用程度，问题在于，一定学科的死亡程度，恐怕也取决于数学在其中的应用程度，即是说，当一个学科本身的思想特殊性越来越苍白，越来越仰仗于漂亮的数学表达形式证明自身的存在，那么，这一学科本身大可不必存在了。真正作为科学的经济思想．应当是思想的深邃性和表达方式的完美性的统一，而思想的多样性又要求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梓林的这部演讲集，不仅是一种经济思想方面的讨论，同时也是一种对经济思想表述方式的探索，这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尤其是人们开始在经济学的思想内容与表达方式之间顾此失彼的时候。

以上是读了梓林送来的样稿之后的一点想法。就用他说过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序吧：“来自实践的思考，只有赋予理论的意义，才能同时具备历史和逻辑的力量；基于理论的知识，只要能演绎出可观测的现象，就能激发解释世界的灵感。”

               2005年7月15日